我曾是個伴遊,我的第一個「約會」對象只有一隻腳。
他說冬天公寓太冷,他習慣去澡堂「取暖」,一次在蒸氣浴間睡著,躺在熱氣出口失去知覺,許久等有人發現,左大腿的肉已被蒸熟。
他行動不便,他媽從威斯康辛州來看他,安寧所需要有人載他們去附近走走。如果你不是醫生、護士或廚師,伴遊是你所能志願的唯一工作。
這安寧所專收容沒有健保的年輕臨終病患。
它其實是一間平常的老舊兩層大住宅,門口沒有任何標示,安寧所要你進出盡量低調,因為鄰居並不知情。
即使在這樣的破落區,仍沒人願意和死亡為鄰。
許多死亡:客廳四床,飯廳兩床,樓上每房各兩床。
至少半數以上艾滋病,但這裡一視同仁。你可以死於任何疾病。
我來此當伴遊是因為我的工作。我是汽車廠工人。
整天躺在兩百磅重的卡車下安裝傳動系統,一天八小時二十六輛,我必須手腳迅速及時完成,生產線正慢慢將卡車及車下的我推向數呎外的噴漆烤爐。
我新聞系的大學文憑只能拿到每小時五元工資。同病相憐的不止我一個,我們常自嘲大學文科系至少應教授焊接,廠里的焊工比我們多領兩元。
在這樣鬱郁不得志的心情下,一天我竟意外地接受邀請參加教堂聚會。
教堂入口有棵奉獻樹,綴滿紙飾,每個紙飾求一個善行。
我的寫著:跟個安寧所病患約會。
「約會」真是紙上用語,後面還附個電話號碼。
我帶單腿男子及他媽走遍附近觀光點,市中心購物區、海灘、摩特諾瑪瀑布,他的輪椅折放在我汽車的行李箱。
他母親吸著煙,沉默。兒子三十歲,她有兩周假期。
晚上我載她回高速公路旁的廉價小旅館,她坐在引擎蓋上抽煙,說起她兒子。
她的敘述已經用過去式了。
他從小彈鋼琴。他的大學文憑是音樂,後來卻在商場當展示員彈奏電子琴。
這些是情感乾涸后的囈語。
兩周後母親走了,再三個月,兒子也走了。
之後,我載癌症病患去跟大海道別;載艾滋病患上胡德山,看這世界最後一眼。
我坐在病榻,監視器每隔五到十秒嗶叫一聲,將嗎啡注入病患。
護士教我如何辨識死亡到來的跡象,當腎功能衰竭到肺臟進水,病人開始無意識地喘氣掙扎,雙眼翻白,突出。
數個小時你握著他們冰冷的手,等下一伴遊來接替,或者等到沒有必要。
當他們已抵達終點,不再需要伴遊。
那單腿男子的母親從威斯康辛寄來一條她親手織的毛線毯,紫紅交錯的鮮艷圖案。另一母親或祖母寄來另一藍綠白織毯。
漸漸沙發上堆滿各色圖案織毯,每條一個死去的兒子或女兒,一個破滅的希望。直到一天室友問我能否將這些毯子存放到閣樓。
我的第一個伴遊,那單腿男子,在喪失意識前他求我去他的舊公寓。
衣櫥里有一抽屜成人玩意兒,他希望他母親可以不必面對。
於是我去了,小小的單間公寓,塵封了幾個月,像個千年墓穴。靜靜等待。
衣櫥里的雜誌性玩只讓我感到悲哀欲淚。
那一年我二十五歲。第二天回到卡車下,我突然非常驚嘆自己健壯有力的四肢。
我的人生不再是個失敗,它彷佛一個才將盛放的奇迹。
(注)譯寫自Escort by
Chuck Palahni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