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冰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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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

作者：黃冰楠於 2014-10-15 16:5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劉曉波|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關鍵詞：劉曉波

1986年九月初，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在京召開了全國範圍的「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1976——1986）。

1·中國文壇缺少具有挑戰姿態的人物

我不是名人，但我比名人高明。名人有了名，說話就左顧右盼。中國人就願意不動腦子仰望名人，所以，萬事總是一哄而起。偶爾有一個站出來大喊一聲，往往便語驚四座。這就是說，有理想、有頭腦的人太少了。

對一個國家的十年文學的評價，說法不一，毀譽不一，應該是完全正常的。萬口一聲，千文一詞，才是一種悲劇。九月初，我參加「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感到失望！我看不出眼前的人人們們都是兩千多年前百家爭鳴的春秋之士的後代！堂堂大國，浩浩大年，沒有人站出來做一番宏觀的批判的評價。我之所以忍不住「跳出來」，僅僅是由於內心期望與會場氣氛的強烈反差，實現毫無準備。我痛感中國人！缺少具有挑戰姿態的人物，包括我自己。我不算個什麼。

2·以北島為代表的「朦朧詩」和以「朦朧詩」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藝術，是微弱的希望之光。

我需要強調的是：新時期文學中不應該懷疑地存在有反封建反傳統的因素，只是太微弱了。在時間上甚至早於《班主任》的《今天》雜誌為核心的一批青年詩人，以及接受《今天》影響的某些青年作家，就走在一條與尋根文學完全相反的道路上。他們在否定「文革」的同時不是作為一名普通的讀者。

3·我也曾在內心為新時期文學唱過讚美詩，但我現在不想再唱了。

我早時為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從心底唱過由衷的讚美詩，然而，現在我不想唱了！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趨向，需要進行冷靜的反思。這不僅關係到文學藝術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更關係的整個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關係到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能不能繼承「五四」傳統，擔負起進行旨在改造國民劣根性、掃除千年封建傳統的廣泛而深入的思想啟蒙運動的歷史重負。

4·對十年文學的盲目樂觀的評價，是因為中國人愛吃「憶苦飯」。

既是談，我就希望隨意而零碎，我不想每時每刻都表示理論的深刻。怎樣評價新時期文學，這不單純是一種文學評價，我覺得我們之所以把新時期文學捧到一種什麼「光輝燦爛的十年」啦，「繼『五·四』之後中國文學有一個高峰」啦，之所以評價這麼高，我覺得在這種評價背後潛含著一種陳舊的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即評價歷史時的單一縱向眼光。他衡量一個東西發展與否，總是拿自己的過去和現在相比，僅僅參照自己來比較，而不是一種面向世界，不是將自己置於一個宏大的體系中進行橫向比較。有些人一談起新時期文學和「文革」前十七年比，尤其是「文革」十年比，說「文革」時期的文壇是一張白紙，是一片荒蕪，現在不管怎麼說總是百花齊放啦，這樣一種比較方式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吃「憶苦飯」那種方式。

一種觀念上的差別。對人的認識和表現上的差別。有些差別是歷史造成的既定差別，並不是一兩個人人為的努力就能趕上的。

5·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超越魯迅這個人。

中國人現在這樣的心理文化結構以及思維模式和文化素質，你就根本無法把自己與世界最先進的文化擺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即使退一步說，僅僅參照自己，從縱向的角度看，新時期文學在整體上誰也不敢說超越了魯迅，超越了「五·四」文學。比如說對中國國民性的揭示上，高曉生是近年有成就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只是魯迅所揭示的國民性的一種簡單的翻版，實質觀念上並沒有超越魯迅。再比如寫性的問題，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顯然比郁達夫的《沉淪》差，而一些借鑒西方現代派藝術手法的作家作品，如王蒙的所謂「意識流」小說，也沒法向四十年代的施蟄存、穆木天等人的小說相比。

6·中國人的悲劇就在於——缺乏「危機感」和「幻滅感」。

知足常樂是中國人保持精神平衡的法寶。只和過去相比，於是滿足，滿足的心理必然導致缺乏「危機感」和「幻滅感」。

7·現在談文學根本就沒法就文學談文學，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眾更深厚。

有人會說，你談的這些更多還是從文學以外的角度，你能否就文學本身的危機何在談談？

我認為，現在談文學你根本就沒法僅僅站在文學里談文學，有些問題根本就是一種民族性的問題。比如我在《無法迴避的反思》中談到的知識分子題材作品存在的「人格神」問題，類似的還有很多，這不是理論研究本身的偏差，根本就是積澱在一大批知識分子包括作家身上的民族劣根性在作怪，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積澱的民族惰性遠比一般大眾更深更厚。而且往往採取一種非常自覺的道德、自覺的形式表現出來。下面我比較具體地談談新時期文學自身的危機。

8·新時期文學以「尋根」為代表，表現出一種「向後看」的意識。這就是我說的危機。

一說「危機」，中國人就害怕，兩股戰戰。其實，不直面視危機，或乾脆看不到危機的，從來沒有好下場。

我之所以覺得新時期文學存有危機，不是「五·四」文學的繼續，而是古典文學拙劣的翻版，有兩條路得出這個結論。一是從縱向考察，新時期文學以「尋根」文學為代表，表現出一種向後看的意識，有一種觀念上的倒退趨勢；另一方面從橫向的角度看，大多數作家的作品受理性束縛太甚，呈現出藝術想象力的貧弱，缺乏發自生命本體衝動的藝術創造力，儘管模仿了西方藝術的技巧，但由於不是出自切身體驗，顯得不倫不類。

9·從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劉心武的《班主任》開始，文學到50年代去尋找凈界。步步向後看，他的追尋軌跡是：50年代民主革命——明清怪志——古樸遺風 ——庄禪境界——盤古炎帝。

向後看，從以往歷史中尋找新的支點來否定「文革」的意識，一開始就蘊含在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劉心武的《班主任》中，大多數作家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干預現實的同時，幾乎都回過頭去，到五十年代，民主革命時期的老根據地和中國古代傳統中去尋找靈魂的歸宿。「尋根」思潮遍及新時期文學的各種題材、各種手法之中。《班主任》和《傷痕》雖然是新時期文學的良好起點，但這起點中已蘊含了一種走向傳統的尋根意識，它們對文革的否定是以回到「文革」前的傳統為特徵的。《班主任》從兩個角度揭示了青少年對傳統文化的無知、愚昧和麻木，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傷痕在否定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同時喚起人們對傳統血緣人倫的珍視。稍後出現的許多作品也表現出濃厚的對十七年的懷戀。但隨著對「反右」運動的重新評價，五十年代也不那麼純潔了，於是著種向後尋就到了革命戰爭年代，比如王蒙的許多作品《布禮》，《蝴蝶》等以及李國文的《月食》，還有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等一大批作品都把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黨風民俗的墮落歸結為五十年代和民主革命的傳統的喪失。於是乎，電影，電視中出現了一大批類似傾向的作品，幾乎所有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的老幹部都要回一趟故鄉和老區。憑弔戰友，接近老鄉，來一番良心懺悔。許多作品表露了對革命戰爭年代黨和人民之間的血肉相連之情，建國初期上下級之間那種親密關係的甜蜜追憶，並努力揭示往昔美好的喪失與斷裂，再梢后，這種追尋更深入地指向傳統文化所蘊涵的美好人情和人性，在新的層次上試圖更有力地否定「文革」，並尋找出在「文革」中失落的美好的東西。張賢亮作品中的「右派」知識份子門非但沒有在非人的勞改中喪失人的尊嚴和價值，反而在艱苦的體力勞動中，在與下層人民心心相印的結合中，在善良，樸素，粗魯，勤勞的村姑門的擁抱，愛撫之中，竟重新獲得了馬列主義世界觀和無產階級感情，得到了靈魂的凈化和道德的升華。鄧友梅的《煙壺》，劉心武的《鐘鼓樓》都用濃墨重彩塗抹了古城的風俗習慣，人情冷暖，其根本傾向是召喚人與人之間純樸的沒有競爭的人際關係的復歸。賈平凹的系列小說《商州》探索著如何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保持該古樸的遺風和傳統的倫理人情。劉紹棠的更是古樸得已經生鏽的男耕女織的田園牧歌的讚美者，而韓少功的爸爸爸上伸溯盤古，炎帝，黃帝，王安憶的《小鮑庄》從大禹的傳說寫起「仁義」成為鮑庄人的道德象徵，張辛欣也走出了一自我為起點通過競爭來達到的地平線進入了《北京人》的行列，真摯地為中國的普通人身上的傳統美德作詩意的描寫，讓我不能理解的是一大批知青作家也加入了這個向後看的行列，最初被否定的知青運動，從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等作品開始被梁曉聲一系列作品推向懷戀的高潮，重新評價甚至瀰漫著一片感天地泣鬼神的悲壯讚美之神，似乎上山下鄉不是一場大悲劇，而是可歌可泣的必由之途。

而在這股「尋根」潮流中走的最遠的應是汪曾琪開其端，阿城等推向高峰的對傳統文化中慶蟬境界的推崇，這是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復歸。阿城的「三王」所具有的忘乎天忘乎地忘乎人的精神和虛靜的超風脫俗，把老莊和佛教中對中國人毒害很深的「無為而治」的傳統重新發揚光大。似乎中國的阿Q太少了。這不是對傳統文化的深入，而是歷史的倒轉。在歷史上，老莊精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一直是在儒家傳統的制約下發生，儘管很大，但大多是老莊哲學中最沒價值的，可以補充儒家的「獨善其身」的部分。而道家思想中與儒家相對立的最有價值的部分———對現實的徹底批判，懷疑主義，相對論和反抗性，都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於是，出現了山水詩和山水畫的和諧靜溢，出現了虛幻的自我安慰。中國當代作家也在發揚被儒化了的老莊精神，並把它抬到民族文化的頂峰，這難道不是歷史悲劇的重演嗎？

就這樣，新時期的文學由對五十年代的懷戀到對建國初期的肯定再到對民主革命的嚮往，漸漸地走向對知青生活和勞改生活的重新肯定，最後達到了對傳統文化的頂禮和回歸趨勢。

10．西方文學的復歸表現為反傳統——而我們是復古和認同

你會說，西方不也有過向後追尋的文藝復興運動嗎？但我認為，外在表現形式的一致不等於實質的相似，比如「尋根」文學的一支是走向自然的，這種走向自然尋求的是沒有靈魂騷動的，沒有痛苦的，凈化過的平靜而純潔的東西，與西方走向自然的作家如盧梭筆下的自然是不一致的，盧梭追求的是一種野性的，代表人的原始情慾的衝動的自然，再如康拉德這位以寫大海著稱的英國作家，他筆下的大海充滿原始的神秘氣氛和力量，寫人與海的搏鬥，籠罩著一種恐怖的東西，這在鄧剛的迷人的海中根本就不會有，西方文藝復興是以古希臘的人道主義精神反對基督教的文化，是一種反傳統，盧梭的走向自然是對法國古典主義理性思想的叛逆，而我們尋根文學的復歸和認同，這不是一種倒退是什麼？

11．「尋根」的目的應該是用利斧砍斷它。而且前的尋根思潮則是一種文學的「振興新儒學」趨之若騖，成了一股歪風。

我並不是籠統地反對「尋根」，而是堅決否定由尋根而倒退。問題的關鍵在於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是最早的尋根者，但他是在尋找支撐著中國封建社會這棵參天大樹千年不倒之根，他時刻琢磨著用利斧砍斷它。魯迅在西方先進文化的影響下，站在現代意識的高度對傳統進行了冷靜的剖析、深入地批判和徹底的否定，他使國人第一次直面可憐可悲可恨可憎的民族劣根性，正視億萬麻木將死的靈魂。魯迅以及全部「五·四」文學已經為今天提供了進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光輝起點。只要中國當代許多作家繼續走下去，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便大有希望。遺憾的是，中國當代許多作家非但沒有向前走，反而向後退，陶醉於民族傳統文化之中，令人驚異的是，鍾阿城、何新最近明確提出回到由皇帝、孔子創建的中國傳統文化上，那麼，中國應該重新從周天子時期起步了。他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次大斷裂，已經近於毀滅了四千年文明古國的傳統，是國人喪失了古樸的心靈、統一的信念、溫文爾雅的禮儀、脈脈含情的價值標準、屈原杜甫式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老莊的超脫曠達的人生態度。中國正在迷茫與彷徨之中。他們認為現在是重建被「五· 四」新文化所否定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了。這種思潮與當前哲學文化領域裡出現的「振興新儒學」的傾向是一致的。這種傾向的存在難道還不足以顯示新時期文學潛含的巨大危機嗎？這不應該是返回傳統尋求舊夢，而應該是否定傳統，開拓未來。這是一般在本質上與「五·四」文學傾向基本一致的審美思潮：在徹底否定封建傳統的同時絕對肯定個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價值。雖然難免偏激，但正是這種「五四」式的偏激形成了對中國當代文壇和傳統的封建文化的駭世驚俗的衝突。北島的「我不相信」喊出一代覺醒的個性和要求獨立的自我的心聲，它決不同於《班主任》的救救孩子。這是一種真誠的迷茫，徹底的懷疑，而迷茫與懷疑正是走向真理的起點。同時，也正是在這種對封建傳統走向極端的否定中，保持了老莊傳統中的真正精華，對中國落後現狀的強烈不滿和大膽的懷疑精神。「朦朧詩」的傳播很快影響了許多文學青年，一股「朦朧詩」的熱潮迅速掀起。加之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勒凡的《公開的情書》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張弘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戴厚英的《人啊人》遇羅錦的《冬天的童話》張辛欣早期的《在同一地平線上》高行健，王蒙等人在藝術形式上的新探索，早期知青題材的創作如《在小河那邊》《聚會》《楊柏的污染》《我曾在這裡生活過》《晚霞消失的時候》「星星畫展」以及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的自辦刊物和文學社團，都從不同角度強化了這種審美思潮。在文藝理論上，孫紹振，謝冕，徐敬亞的「三個崛起」及時肯定了這種審美思潮。它們的影響甚至比「朦朧」本身更大些。還有外國文學界和現代文學界對西方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的重新研究和重新評價，以及外國現代藝術作品的大量翻譯，都推動著新的審美思潮的發展。更有深度的思想不是來自文學，而是來自其它社會科學。高爾泰在新時期剛剛開始時在內部刊物上發表的《異化現象近觀》從哲學的高度否定了傳統的封建意識，充分肯定了人，尤其是個體在社會發展中的權利，價值和創造力。王小強的《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不僅把鋒芒對準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為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所造就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寫下了墓誌銘。金觀濤和劉青鋒在1979年發表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深刻地剖析了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內在原因。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在全國範圍內重新展開了「異化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一八四四年哲學經濟學手稿》成為知識界爭相閱讀的熱門書。在這種趨於開放的氣氛中，新的審美思想走向了它的高峰。從歷史的發展看，這是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五四」的啟蒙運動在當代中國的延續。雖然因為種種原因它沒能產生出象「五四」運動那樣強大的衝擊力，也沒有結出可以與「五四」文學相媲美的果實，但是，作為一次想從根本上動搖我國幾千年封建傳統的思想啟蒙，必將得到歷史的公正評價。

12．一批優秀的作家開始倒退，令人越來越失望

新的審美思潮的半途夭折正好為尋根文學的大發展提供了最佳的契機。尋根文學的迅速推進，也把曾在新的審美思潮的產生中立下汗馬功勞的一些作家裹挾而去。江河、楊煉走向遠方神話原始遺跡，張潔走向《沉重的翅膀》，孔捷生走向《南方的岸》，張欣欣走向《北京人》······太相似了，歷史又在重演！想想現代文學吧，魯迅由《吶喊》《彷徨》走向《故事新編》，郭沫若由《女神》走向《屈原》（屈原正是中國式的愛國主義和忠臣的模式），郁達夫由《沉淪》走向《遲桂花》，冰心由問題小說走向《寄小讀者》和東方式泰戈爾。（泰戈爾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是消極的，因為他是典型的東方意識的代表者）丁玲由《莎菲女士的日記》走向《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一切，雖不能完全由作家本身負責，但這種轉向正好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巨大的生命力。

13·向後看，中國的文化只能在自身封閉的體系中打轉。它的出路只能是自身的變異願望，藉助於自己的外來文化體系的改造與衝擊。

新時期文學的危機在於尚未意識到向傳統尋找出路只能是倒退！一種文化的發展同另一種完全異己的文化相互參照、交融，更能為自己注入新鮮血液，產生新的變種，正如西方文化不斷以外來文化否定自身從而不斷得到更新和發展一樣，中國文化也必須走這條路。向後走只能在自身封閉的體系中打轉，永遠不可能走出去。

14·中國傳統文化中反感性反悟性，造成了中國人精神上的陽萎。表現在文學上的危機是：文學觀念的僵硬和意識形式的乾癟。衝突的模式化、細節的陳舊和簡單比附——比比皆是！

我們再從橫向的角度談談新時期文學的危機。這主要涉及文學觀念和藝術形式等方面。

首先從觀念上看，新時期文學中表現的還不是一種真正的現代意識，更多的還是古典的傳統觀念，更多注重道德規範的圖解，表現在作品中一是細節的陳舊和簡單比附，一是衝突的模式化。細節的陳舊和簡單比附，實際有「文化載道」的意味，這可以上溯到屈原，他在《離騷》中首創了以美人香草自比的方式，以後經過長期積澱，一些自然景物成了含義固定的象徵物，比如「柳」一定是出現在送別詞中，而松菊梅也一定是「歲寒三友」，今天仍是如此。比如出現在各類作品中的「感恩細節」——具體內容不同，感恩的對象不同，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組織，是黨與人民，軍隊和百姓。在處理人與人關係時總脫不了這種模式。又比如寫性，在愛情場面，也是程式化，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寫一個女子在河邊光著身子洗澡，叫人看見了，這樣的細節無論在中國在外國都用濫了！你要寫就寫你自己獨特感受的東西，只屬於個人的審美經驗才有價值。比如西方那種個性化的描寫，如艾利略的《荒原》，把四月稱為「死亡的季節」在我們是很少見的，我們一般把四月與春天和生機勃勃連在一起，這種細節的重複說明了作家們的審美缺乏對生命的直接切近的發自內心的體驗。而衝突的模式化就更明顯，尤其是在改革題材的作品中，人物設置程式化，幾乎與「文革」時期的作品一樣簡單可笑！而青年題材中那種虛假的外冷內熱的硬漢子形象由於面目類似而顯得平板生硬，所有的正面人物永遠嚴肅，富有事業心，就出現不了萊蒙托夫《當代英雄》那樣的人物性格，即便是現實主義文學，甚至也沒有一個人物能達到《紅樓夢》中王熙鳳那些細緻描寫，這不僅是藝術手法上的差別，根本還是觀念的陳舊。

中國作家仍然缺乏個性意識

這種無個性的深層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條化，中國文化的發展一直是以理性素服感性生命，以道德規範框架個性意識的自由發展，與西方相反，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著感性和理性，靈與肉的鬥爭，而且西方文化越發展，越進入現代，感性越不受理性素服，生命的創造意識越強，而中國文化自始就將活潑的生命力框在倫理道德的圈子裡，造成了中國人生命力的枯萎，假如說中國缺乏性意識是一種性的陽痿，沒有生命力的活潑新鮮，直接面對世界的衝動，文學中的想象力貧弱必然使文學呈現一種缺乏活力的程式化狀態，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條化道德化是當代文學缺乏現代意識，缺乏個性意識的深層原因。

15．中國作家缺少的對苦難的敏感，更不具備將生存提升到形而上的生命力

我有一種感覺，中國人，中國作家缺少對苦難的敏感，而且難以將從生活中體驗到的苦難提升到一種形而上的，人類痛苦的高度去品位，比如卡夫卡，他就居然能從很小一件事中的一點不順心理感受到難以忍受的痛苦，並把這痛苦立刻上升到人本體的痛苦的高度。中國作家體驗的痛苦永遠是道德意義的痛苦，社會意義上的痛苦，似乎從來也不曾感到過形而上意義上的痛苦。中國人可悲的是長期生活在苦難中卻缺乏對苦難的敏感，長期生活在荒誕只中，卻沒有任何荒誕的意識。

現在似乎是出現了一些有荒誕意識的作品，如高行健，劉會遠的《車站》，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但我覺得這種東西更多的是看出得來的，無論你借鑒什麼，是西方意識還是西方的現代派藝術技巧，我要強調的是，體驗是一種流淌在血液中的東西，而中國人恰恰缺乏這種流淌在血液中的體驗，許多作家往往指示看了幾本書就寫起了荒誕作品。儘管很多人生活在荒誕之中，但由於生命的理性化的教條化，也很難體驗到。

我的一個同學說，只有自身含有兩種價值體系，能自我相互參照的人，才能既置身於荒誕之外，從而體驗到真正的荒誕。這是一定道理。但太理性，太設計化。

中國具有真正荒誕意識的是魯迅，他寫的《阿Q正傳》是真荒誕的。最後《中國》文學月刊上發表的殘雪的小說《蒼老的浮雲》，寫出了荒誕感，它是從最細微的生活中體驗到了某種荒誕，悲劇感比較強。《中國》在今年一年中，努力地推出了不少具有藝術個性的各類作品，在全國產生了很好的影響，特別是在詩歌方面的努力，但似乎很難再辦下去。中國雜誌只能辦成一種面孔一個味道，這也是危機！

我把搞文學的分為兩種：知識型和體驗型，或者說一種流淌在血液里的，一種是外來的看書得來的（指感覺）

西方文學在大的層次上已進入對人的本體世界的開掘和體驗，開掘本體世界那種混亂性，模糊性，開掘荒誕感，而藝術形式上則與之相對應，比如意識流小說，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等。

而中國文學，作家體驗到的東西大多是受到社會倫理道德規範素服繁榮東西，表達出觀念是社會層次理性層次道德層次上的東西，可是又採用了現代派的藝術手法，就造成表現形式和內在觀念的分離。這方面「色厲內荏」的典型是王蒙，高行健的一些作品，在莫言的《爆炸》里也很明顯。

16．當代作家們的危機在於不斷地重複自己

此外，中國當代作家不斷重複自己，也是危機的一種表現。其他如語言的無個性，無色彩，甚至無語言，也說明了在評價新時期文學時不容樂觀。真正的文學語言也應該是從作家生命本體衝動中生長出來的，與他獨特的審美感受同步產生的，當他獲得一種獨特的審美感受時，他腦子裡就會出現一種新的句式，一種新的辭彙組合，而不是硬造出來的。被認為語言有特色的是阿城的何立偉，我感覺讀阿城的小說，可以感到他寫的時候很吃力，而且這種語言幾乎是五，四文學那兒抄來的，何立偉則有點墮落到玩弄辭彙的地步了。

17．新時期文學十年，沒多少可值得驕傲的東西。從更高的視角看，不打破傳統，不像五四時期那樣徹底否定傳統的古典文化，不擺脫理性化教條化束縛，便擺脫不了危機。

凡此種種，我覺得新時期文學絲毫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東西，相反卻暗伏著重重危機。而擺脫這些危機，鑒於很多原因，有些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係的，因此，走出危機之路是十分的艱巨。

也可以換一種說法，如果不意識到並改變新時期文學走向傳統文化的趨勢，就不可能創造出全部的、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不打破傳統，不像五四是那樣徹底否定傳統文化，中國人的生命永遠擺脫不了理性化和教條化的束縛，文學就沒有真正發展的一天。

如何表達我的文學觀呢？

極而言之，我的文學觀就是沒有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重程度上損害文學的審美的純潔性。在中國就是不能談什麼感性和理性統一這一類字眼。人類就是永遠處於這種感性與理性、靈與肉、本能與文明、自然人與社會人的這種二律背反之中，他們之間是沒法調和的。

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就是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一是金錢。錢是個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放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儘管正人君子在表面上都撇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