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共和國開國第一代的「新中國的兒童,新少年的先鋒」,曾親身經歷了在這崢嶸歲月中的歷史歌劇中的每一幕,且飽嘗其中酸甜苦辣。本人生長在歷來有革命造反傳統的廣東,流著與生俱來的反帝制反風建,爭民主
爭自由的血髓,曾讚賞
支持過七十年代在廣州街頭上的「李一哲」民主與法制的運動。但對"八九六四"民運,雖然本人極力同情年輕學生們青春期的純真激情,但卻從來沒有支持過。何故?時易境遷也。
七十年代文革末期,舉國傷殘,百廢待興,支持民主與法制運動,就是表達了人民對終止文革,從大亂進入大治的渴望;而八九民運,時值已經歷過了十年艱辛的改革開放,祖國社會始現小康曙光,若支持八九六四,就是欲將剛復甦的共和國從大治倒退回大亂。
記得在六四民運期間,本人曾在美國一粵菜館用餐,老闆是一位在文革期間出生入死地從廣東偷渡來美國的鄉里,突然有一群中國學生進來向老闆募捐,要求支持六四民運。正在前台斬燒鴨的老闆卻把手中的大砍刀往砧板上一剁:「丟哪嘛!你地想知我系點樣來美國嘎?個年我屈入貨船艙底做豬仔四十日,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偷渡成功,口袋裡只有美金五文!而宜家有國家比你地買飛機票,飛來美國讀研究生,卻不好好讀書,還享尼度搞搞震,丟你老母西,都給我撲街欄地!」
八九六四前夕,本人曾應邀到北京友誼賓館講課,有緣在隔壁人民大學結識了《河殤》作者之一,本人非常讚賞其不入俗套的創作才能,但對其中認為國外的都是「蔚藍色」而國內的都是「土黃色」的觀點持有異議。因此《河殤》雖不愧為一劃時代的偉大文學作品,但卻不適宜作為八九六四民運的思想綱領,與年代之前的「李一哲」雄文無可比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