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眼下最為重要的多邊外交莫過於中、美、英、法、德、俄同伊朗開展的核協議談判。眼下,這一談判已進入關鍵期。上月訪問了伊朗核中國外長王毅3月8日提醒,談判已經露出隧道盡頭的亮光,主要談判方(主要指美國和伊朗)要儘快作出政治決斷。同一天,美國國務院宣布,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本周末將再次前往瑞士,敲定核談框架。次日,一名年僅36歲、上任僅2個月的共和黨參議員聯合46名共和黨人參議員,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領導人」(leader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發出公開信,警告稱任何繞過美國立法審議的協議都將被下一位美國總統一筆否決。幾個小時候,奧巴馬總統、白宮發言人、國會民主黨人、副總統拜登以及伊朗外長扎里夫強烈表態,批評共和黨人這一操作手法是在伊朗核進入關鍵期和微妙期后的破壞行為。
7國需要在本月31日前達成框架協議,然後才能在6月商討出這一至少為期10年協議的細則。這一馬拉松式的談判集結了當前主要大國的談判能手,可謂國際社會多邊解決問題並達成協議的一次歷史性機遇。王毅3月8日在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伊核談判可能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談判本身,出現曲折和困難在所難免,目前,談判前景雖然撲朔迷離,但已經露出了隧道盡頭的亮光。我們認為,談判已到了臨界點,各方尤其是主要談判方應當儘快做出政治決斷」。
王毅口中的「主要談判方」實際上主要指美國和伊朗,因為當前伊朗核談的主要障礙在於美國當政者能否克服一切阻力同伊朗改善關係,使得美伊關係逐步向「正常化」邁進。而為了推進談判,克里過去一周幾乎是在中東和歐洲度過的。
共和黨新秀挑事端
這封信由37歲的共和黨參議員卡頓(Tom Cotton,R-Ark.)發起。他在信中以美國議員那種慣有的傲慢口吻稱:「你們(伊朗領導人)也許並不完全了解美國的憲政體制;任何協議如果得不到國會的批准,就只能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之間的協議。因此,你們要搞清楚,誰有權力簽署國際協議,各聯邦部門間有何不同」。他還在信中說:「奧巴馬將在2017年完成第二個任期之後離職,而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還將繼續在任。下一位總統將一筆否決這一行政協議,以後的國會也會在任一時間修訂其中的條款」。
卡頓是美國現在最年輕的參議員,也是首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服役的參議員。他受茶黨支持,意識色彩濃厚,屬於共和黨正統派,被稱為共和黨崛起新星。他在軍事上鷹派色彩濃厚,和參議員軍委會主席麥凱恩交好。共和黨全面掌握外交、軍事、情報、財政等重要委員會的發言與法案主動權后,克頓在外交上的發言就更為頻繁。此次他爭取到了幾乎整個參院共和黨人(參院有7個共和黨人未署名)及2016年大選四名潛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他在外交上反對伊朗核談,力挺以色列,支持強化美國的軍事存在。在他眼中,中國是一個「戰略對手」(strategic rival),並認為,儘管中美存在多個合作領域,但美國也不應該一直樂觀、善良。要想影響中國,除了強化軍事存在外,美國需要保持同東亞盟邦的緊密關係。在戰爭問題上,他承認美國人的厭戰情緒,但他將此歸因於美國(總統)領導力的缺乏。
對於美國共和黨此舉,深諳國際法的伊朗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書面聲明中說,美國共和黨這封信是宣傳手段,毫無法律價值。如果未來的美國政府推翻現在達成的協議,那將是對國際法的「公然違背」。他還反擊美國這些共和黨人說,必須要知道,美國不等同於全世界,國際關係的基礎是國際法和各國政府的國際承諾,而非基於美國的內部法律。扎里夫同時強調,美國共和黨人此舉不會影響伊朗核談進展。
奧巴馬批評說,一些共和黨參議員想聯合伊朗強硬派宗教領袖 ,這無論如何都很有諷刺意味,是一種「不尋常的同盟」。白宮新聞發言人歐內斯特也表示,參議員們發出的信件干擾了外交談判的進程,是為了損害總統開展外交和推進美國全球利益的的能力。參院少數黨領袖裡德(Harry M. Reid,D-Nev.)說:「共和黨人授權阿亞圖拉(筆者註:對什葉派領袖的尊稱)的同時卻在損害自己國家三軍統帥的權威」。民主黨參議員德賓(Dick Durbin,D-Ill.)則警告共和黨要三思而後行,稱共和黨要仔細考慮自身政治噱頭是否值得引發中東另一場戰爭的威脅。
拜登挑大樑 怒批共和黨
奧巴馬政府最為激烈的批評來自副總統拜登(Joe Biden)。拜登9日晚發表了聲明,批評共和黨人這種做法無視兩個世紀以來的先例,有損未來美國總統(無論是民主黨總統還是共和黨總統)代表美國同其他國家談判的能力,也讓美國的參議院有失尊嚴。
白宮和國務院先後公布了拜登的聲明。
拜登稱,自己在參院服務過36年,深信參院傳統及價值地位,以及其在美國外交活動當中不可或缺的憲法職能。自己還沒有見過有參議員聯名直接寫信給另外一個國家(何況這個國家是美國的對手伊朗),並告訴這個國家美國總統無權同他們達成有意義的諒解協議。這將向美國的友國和敵國發出極具誤導性的信號,即三軍總司令無法兌現美國承諾,這種信息既錯誤又危險。拜登尤其提到,這份信的作者們必須要知道,美國絕大多數國際承諾的執行或生效都不需要經過國會批准,比如美國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上世紀伊朗人質危機的解決和越戰的結束。
拜登最後強調,解決伊朗核威脅,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但通過外交解決方案限制伊朗核項目才是確保美國、以色列和全世界免受核武伊朗威脅的最佳、最可持續機遇。當前的談判是多年來解決伊朗核問題或伊朗核威脅的絕佳時機,逃避達成和平解決方案將是危險的錯誤。
奧巴馬必須有所作為
美國政治機器的運轉有一整套規範指導,但多數都是在被破規時才會引起大家的注意。比如,前段時間,眾議院議長就繞過白宮邀請了以色列總理到國會發表演講。由於沒有哪條法律禁止國會這樣做,所以共和黨此舉並沒有遇到阻力,最多只是輿論關於「應不應該請」的討論而已。
正如《華盛頓郵報》一篇評論調侃的那樣:「現代社會還沒有哪位美國總統的執政合法性受到反對黨這般質疑」。現在的共和黨人,削尖了腦袋和白宮對著干。在奧巴馬離任之際,他們更是無視奧巴馬,不給於其最起碼的尊重。而且,批評總統或阻撓民主黨議程是一回事,但直接同國外(何況還是美國對手伊朗)領導人溝通,損害自己國家倚重的伊朗核協議,則是另一回事。這種黨爭做法令輿論嘩然和錯愕,堪稱史無前例。可以說,奧巴馬的合法性或被無視的程度在美國總統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甚至可以說超過尼克松曾經面對過的尷尬處境。
共和黨人的這封信與其說是一封公開信,還不如說是共和黨發表的「正式聲明」,激起了華府輿論針對國會在外交中究竟扮演何種、多大角色的討論,也反映出美國分權體制下的一種尷尬處境。國會在外交上有建議、批評的義務,但和戰爭時期不同,國會在外交上難有主導權。當前的奧巴馬雖是跛腳,但已掌控外交大權,看重的是自己的歷史地位,尤其希望能夠達成伊朗核協議。有些共和黨人眼中只有遊說集團或以色列,注重短期利益,難以從戰略層面看問題。通過伊朗核協議,奧巴馬有權取消多數貿易、石油和金融制裁。這樣也有利於美伊關係的正常化。民主黨在這個時候必須克服共和黨方面的施壓,否則一旦談判失敗,國際輿論的矛頭將首先對準美國,而非伊朗強硬派。
而且,中俄一直以來在伊朗核問題上都扮演著積極的推動力量,並受到美國高層的好評。從王毅3月8日的外交表態可以看出,為了達成伊朗核協議,中國願意有大國擔當,也願意提出解決問題的「中國方式」(Chinese solutions)。俄羅斯方面,即便美俄因烏克蘭危機存在雙邊對抗,但在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俄羅斯還是和美國保持合作。伊朗核談也是美俄當前最有效外交合作,克里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也是當前美俄僅有的關係緩和口和對話者。可以這麼說,為了達成這一協議,世界主要大國積累了足夠的共識。所以,無論從自身情感、歷史地位和國際道義來講,還是從當前伊朗核談的國際環境來看,奧巴馬都不應該退縮,因為他面臨推進解決伊核問題的絕佳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