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一曼,中共黨員,抗日烈士。1928年4月,與陳達邦結婚,兩人育有一子。取名「寧兒」。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趙一曼前往東北進行抗日活動。 1935年冬腿受傷被俘。1936年8月2日,被殺於珠河縣(今黑龍江省尚志市)小北門外。趙一曼雖為抗日戰爭獻出生命,但是她的丈夫和兒子卻十分凄慘。 《紅岩春秋》2010年3期刊發文章《趙一曼的丈夫陳達邦傳奇》,作者魏明生、楊永康。據文中披露,趙一曼丈夫陳達邦於1966年被迫害致死。寧兒懷揣告 狀信獨闖中南海為父伸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后自縊身亡。趙一曼的英雄事迹,早在1950年代初,隨著電影《趙一曼》的放映,就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特別是趙一曼英勇就義前給她的兒子寧兒留下的遺囑,更讓人耳熟能詳,記憶猶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陳達邦。
寧 兒名叫陳掖賢,一直由伯父陳岳雲撫養,在陪都重慶度過了他的童年,12歲時,才和親身父親陳達邦相認。陳掖賢的女兒陳紅1980年代初移居成都,這是趙一 曼和陳達邦尚在國內的唯一後人。陳紅在接受我們訪問時說:爺爺和奶奶在莫斯科結婚後不久,奶奶因工作需要一個人回國,爺爺繼續留在莫斯科,後來到法國和吳 老(即吳玉章——編者注)一起辦報,抗戰期間回到重慶,解放后在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人民幣上有他寫的字。
我們根據陳紅提供的線索,經過多方調查了解,陳達邦的傳奇人生終於躍然紙上。
莫斯科的「陳院士」
陳 達邦於1900年出身於湖南長沙縣的一家書香門第,在陳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陳家與任弼時一家是姑婊親,陳達邦小時候曾和任弼時一起在長沙求學。陳達邦 有一個妹妹,名叫陳琮英,是長沙一家紡織廠的女工,由雙方父母包辦,與任弼時定下兒女婚姻。任弼時參加革命后,於1921年被派往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回國 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為了照顧任弼時的工作,經黨組織安排,調陳琮英到上海與任弼時結為夫妻,從此共同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
第 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后,廣州黃埔軍校成立。任弼時和陳琮英都覺得這是一個培養革命幹部的好機會,便聯名寫信到長沙老家,動員陳達邦投身革命,報考黃埔軍校。 陳達邦接信后,按照妹弟任弼時指引的途徑,在湖南黨組織的幫助下,於1926考進黃埔軍校,成為第六期學員,並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政 變后,經黨組織決定,將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當時選 派黨員去蘇聯學習,既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為了培養革命幹部。和陳達邦一同出發的共有幾十人,學員們每10人編為一組,陳達邦被指定為組長。在陳達邦 的小組裡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寧。她是四川宜賓人,1927年初,經四川黨組織推選,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兵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汪精衛「七一 五」反革命政變后,疏散到上海,經上海黨組織選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李 淑寧本是大家閨秀,投身革命后,在武漢軍校學得了一身武藝,身體也算強健。但是,前往莫斯科,初次乘坐海輪,怎經得起那種顛簸?李淑寧因為暈船而嘔吐得一 塌糊塗,幸虧有組長陳達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對其產生了感激之情。進入中山大學之後,李淑寧的中文名字改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瑪秋娃。李一超在國內沒有 學過外語,初進中山大學學俄語,方法不對,進步較慢,也是在陳達邦的啟發下,改變了學習方法,提高很快。陳達邦天資聰慧,俄語、法語、英語成績都很好,並 且能夠應用,蘇聯老師講俄語,很多同學聽不懂,他就主動當翻譯,同學們佩服他,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陳院士」。據曾在中山大學學習的柳溥慶老人回憶,陳達邦 還是中山大學名噪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即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該名詞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產生)之一。
陳 達邦為人穩健,政治上比較成熟。李一超因為有他的幫助,兩人都沒有捲入中山大學的派性漩渦。二人長期相處,情投意合,經校方批准,於1928年五一國際勞 動節期間結為伉儷。李一超懷孕后,經組織安排,離蘇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北、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李一超主動請纓,被 派往東北參加抗日鬥爭。李一超到達東北之後,為適應抗日鬥爭的需要,改名為趙一曼。
巴黎印刷廠廠長
李一超回國后,陳達邦繼續留在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中山大學解散,陳達邦繼續留在蘇聯,任莫斯科外國出版社中國印刷部主任,專門負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印刷業務,同蘇聯印刷界有廣泛交往。
1935 年,吳玉章在法國巴黎創辦《救國時報》,通過中共代表團調陳達邦去巴黎主持印刷業務,任《救國時報》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廠廠長。陳達邦熟悉印刷業務,又懂 法語,很快結識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們的幫助下,克服重重困難,保證了《救國時報》的印刷質量。因此,吳老對陳達邦的印刷業務能力非常看好。《救 國時報》在巴黎共出版發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著陳達邦的心血。當他親手排印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之後,讀了 一遍又一遍,預感到國內抗戰形勢必將發生重大變化,從而感到無比欣慰;當他看到東北義勇軍、東北抗日聯軍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的英勇事迹出現在自己印刷的 《救國時報》上時,受到極大的鼓舞。
但是,他卻無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為趙一曼,也是東北抗日聯軍的指揮員,成為著名的抗日英雄,壯烈犧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場上。
1938 年2月,共產國際中國部為進一步擴大抗日宣傳,決定將《救國時報》遷往美國印刷出版,命吳老先行回國,進行必要的準備。陳達邦繼續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 任務。這一等就是4年。在美國出版報紙的計劃一直沒有消息,陳達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藝,以經營印刷業務謀生。後來知道在美國出版報紙已經不可能,中共駐共產 國際代表團成員也陸續撤離,陳達邦才於1942年從巴黎動身回國。
陪都「印刷大王」
陳 達邦的五哥陳岳雲,早年在湖南長沙開辦紙印公司,北伐戰爭開始后,紙印公司遷到武漢。陳岳雲的紙印公司是陳、任兩家的一個聯絡點,兩大家族的幾十口人分散 在全國各地,有的還在國外,主要通過這個紙印公司進行聯絡,實際上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國后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寧 兒。去東北參加抗日之前,她和陳琮英一起,把寧兒送到武漢,托陳岳雲夫婦撫養。在離開陳家之前,李一超抱著寧兒去照相館照了相,給陳達邦寫了一封信,表達 對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將寧兒放在五哥家中寄養的事,信封內裝著她和寧兒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學。
抗 日戰爭爆發后,武漢淪陷,陳岳雲的紙印公司隨著淪陷區大舉內遷的浪潮,遷到了戰時首都重慶。這時,紙印公司已改名為「中國印刷廠」,廠址設在重慶中華路官 井巷3號,註冊資本為100萬元法幣。由於陳岳雲的精心經營,中國印刷廠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在重慶印刷界頗有影響。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南方 中央局在重慶印刷《新華日報》、《群眾》雜誌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國印刷廠的幫助和支持。
陳 達邦回國后,輾轉來到重慶。在陳岳雲家中,親人久別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寧兒叫到陳達邦面前讓他叫爸爸。這時寧兒已經十二三歲,高高的個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 下。陳達邦把寧兒拉到自己身邊,左看右看,搜索著那張照片的記憶。看到寧兒健康成長,陳邦達對兄嫂的精心教養,充滿了感激之情。他撫摸著寧兒的頭,輕聲問 道:「媽媽有信來嗎?」孩子低頭不語,五嫂長嘆一聲,沒有言語。五哥示意五嫂把寧兒帶開,自己和八弟進入內室,促膝談心。
陳 達邦已經預感到不測。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說:「一超和妹妹把寧兒送來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著說,「在武漢的時候,聽 說她去了東北,以後一直沒有消息。她和你通過信沒有?」陳達邦說:「寄了一張寧兒兩歲時照片以後,也一直沒有通信。」陳達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後,本 來一直帶在身邊,撫慰著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擔心遺失或被敵人搜查,才連同李一超寫的那封信,一併存進了共產國際的檔案館。
五 哥接著說:「後來聽說她被日本人殺害了。既然這麼多年沒和你通信,那肯定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寧兒有這麼大了。」陳達邦聽著,眼睛濕潤了。五哥寬慰他說: 「現在你回來了,就不要走了,有合適的,就準備續房吧。」陳達邦兩眼慢慢地掉下淚珠,最後終於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五嫂和寧兒聞聲進來,五嫂掏出手絹擦拭 著眼淚,寧兒依偎在爸爸身邊,也大哭起來。
而關於自己的妻 子、寧兒的媽媽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趙一曼的重大信息,陳達邦則是多年以後才得以知曉。1950年,由於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電影《趙一曼》很快攝製完 成,在全國上映。從此,抗日女英雄趙一曼的事迹傳遍大江南北。然而連編劇于敏都不知道趙一曼究竟是誰。1953年5月,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擺放著 一封來自四川宜賓的普通信件,內容是李坤傑打聽曾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過的李一超的下落。周總理看了又看,總也想不起這個李一超是誰,只好讓辦公室把這封信 轉到全國婦聯代為查找。婦聯主席蔡暢和勞動部副部長劉亞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況。
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陳琮英對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無法將李一超和趙一曼兩個名字聯繫到一起。寧兒已長大成人,從人民大學外交系畢業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學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媽媽李一超是為革命犧牲的烈士,卻也難以想象自己的親生母親就是電影中的趙一曼。
驚 喜來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傑寫信給陳琮英,告訴她:經過李一超的戰友和東北革命烈士紀念館確認,趙一曼就是陳達邦的妻子、寧兒的 媽媽李一超,希望能夠了解陳達邦和寧兒的情況。陳琮英接信后十分驚奇,立即回信告訴了陳達邦和寧兒的情況,兩家親戚,相隔20多年,開始互通音訊。寧兒得 知趙一曼是自己親生母親的消息,看到母親在英勇就義前留給自己的遺囑,一字一劃地抄了下來,並把「趙一曼」三個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決心,一定要遵從 母親的遺教,忠於人民,報效祖國。
1957年底,當陳達邦從蘇聯回國后得知趙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時,更是百感交集。為了表達他對愛妻的懷念之情,應四川宜賓「趙一曼紀念館」之約,寫下了一段情深意篤的回憶。這篇回憶至今仍完好無損地陳列在展櫃中,供人們參觀。
當然,這都是后話。當年在重慶,五哥儘力排解陳達邦的悲痛,並問起他在國外的情況。陳達邦談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別提到他在蘇聯和法國掌握的最新印刷技術。五哥聽了高興地說:「我看你回來別的都不要幹了,乾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陳岳雲在經營理念上,不以牟利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戶歡迎。陳達邦在現有條件下,採用在蘇聯和法國學到的新技術,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質量,使中國印刷廠的客戶迅速增多,業務不斷擴大。陳氏兩兄弟聲名遠播,被譽為「印刷之王」。
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局科長
1950 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因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在北京逝世。陳達邦作為任弼時的親屬趕往北京悼唁。其間,他見到了曾在巴 黎辦報的老領導吳老,還見到了曾長期在重慶南方局工作過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開山祖師,曾為提高人民幣的印刷質量而煞費苦心。兩位老人都 對陳達邦的印刷業務十分了解,聯名將他推薦給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當時,南漢宸正在籌備貨幣改革,正是用人之際,於是批准調陳達邦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 印刷局任綜合科科長,具體負責人民幣的印刷工作。
陳達邦調 入中國人民銀行之後不久,貨幣改革工作已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貨幣改革是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之一。新中國成立不久,政務院召開第六次政務會議,聽取財 經委員會主任陳雲關於物價問題的報告。周恩來總理在會上指出,最近的通貨膨脹,是因為我們所解放的地區擴大了,票子發得很多,物價當然會上漲。會議決定成 立專門小組,研究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新中國的金融貨幣是在 戰爭年代逐步形成的。中國人民銀行在解放戰爭的硝煙中宣告成立,並開始發行人民幣,成為全國解放戰爭和解放區建設的金融支柱。但是,由於第一套人民幣是在 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條件下印製的,存在許多不足,如:券別種類繁多(共12種面額62種版別)、面額較大(最大為50000元)、紙張質量較差、票面破 損較嚴重、文字說明單一、防偽技術含量低、容易造假等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進一步健全貨幣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改革幣制的決定。
1950 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上報了第一套人民幣改版方案。但是,這個方案遲遲沒有得到批准。是年5月,陳雲對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上報的改版方案作了這樣的批 示:「此事應該準備,但僅僅是準備,不能草率。必須講究紙質之統一,圖案之適當,顏色之配備,秘密符號之擬制,票面尺寸、票額大小,均須慎重研究才能決 定。」
人民幣改版方案沒有啟動的原因是,毛澤東、周恩來率 代表團訪蘇之後,正醞釀請蘇聯「老大哥」代印人民幣。貨幣決定國家經濟命脈,貨幣的印製,屬於國家高級機密,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會讓別國來插 手。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各種條件限制,印鈔技術難以過關。再加上美、蔣常以偽鈔輸入搗亂,因而提高人民幣的質量,特別是防偽造假技術,國內無法解 決。為此,中國代表團和蘇聯進行接觸時,提出了請蘇聯代印人民幣的要求,得到蘇方應允。於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增設國外業務局印刷處,陳達邦由印刷局綜合 科科長升任國外業務局印刷處處長,並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全權代表)秘密赴蘇處理印鈔事務。
赴蘇印鈔秘使
1952 年4月初,中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中國人民銀行印製局副局長賀曉初、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陳達邦一行作為秘密使者前往 莫斯科,會同我駐蘇大使張聞天、代辦戈寶權、溫寧等,與蘇聯財政部長茲維列夫為首的蘇方人員洽談人民幣印製事宜。4月6日,在蘇聯財政部長的辦公室里,中 蘇雙方就代印人民幣一事進行專項談判。我國政府請求蘇方代印總金額為40億元的人民幣,印製票面額包括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蘇方口頭承 諾,有關代印人民幣的原則問題,俱由蘇方財政部長茲維列夫解決;有關技術性的事項,俱由蘇方對外貿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決。中方則由賀曉初和陳達邦留在莫斯 科,與蘇方接洽具體印幣技術問題。陳達邦留在莫斯科,多次和蘇聯對外貿易部木材出口公司技術人員洽談,在技術問題上達成共識,為正式簽訂印鈔協議打下了基 礎。
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前往莫斯 科,就蘇聯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項目進行雙邊談判,其中也包括請蘇聯印刷人民幣。周恩來等回國時,留下李富春、葉季壯、陳達邦等人就有關問題繼 續磋商。9月22日,張聞天、李富春等再次和茲維列夫進行會談,陳達邦和蘇方技術人員在座。這次會談,雙方對各種票面的數量、印製要求、交貨期限等問題, 很快取得共識,並達成了委託蘇方代印人民幣的正式協議,協議以1954年底為交貨期限。
為 了緊緊把握住新中國的經濟命脈,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實施,中央領導對人民幣的改版給予高度重視。毛澤東主席親自審閱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上報的人民幣 票版設計和印刷方案,提出了兩條重要修改意見:一是「中國人民銀行」行名漢字排列順序,應把從右至左改為從左到右;二是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周恩來傳達 毛主席的兩點指示時,強調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並逐一審查每個票版的畫稿,提出了許多重要修改意見,包括:券面主景畫農婦年紀太蒼老,要畫得健康一 些;戰士的形象不夠英勇,手中拿的還是美式卡賓槍,不恰當;汽車圖樣是我國裝配的美式汽車,要改一下,免得外國人誤會。如此細緻周密的周總理,卻對票面上 的文字沒有作任何指示。行長南漢宸難以定奪,急急忙忙帶著印刷局局長王文煥直接向總理請示。周總理強調說:「鈔票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形象,馬虎不得。」南漢 宸當即提出,現在還沒有更為合適的字體,最好還是在第一版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南漢宸的意見,得到周總理應允。
由 於毛澤東主席的重視,周恩來總理親自指揮,國內印鈔準備工作進展順利。陳達邦和國內印刷局密切配合,緊張地進行著各項印鈔技術準備。現存檔案里留存的中方 向蘇方提交的物品清單顯示,國內製作的人民幣樣版,包括國徽、行長圖章和深線花紋鋼版,套花畫樣,各民族大團結、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裝飾及文字鉛版、票 樣本、規格尺寸等等,樣樣俱全。但是,蘇方技術人員收到國內的人民幣樣版之後,經過檢驗,卻認為中國國內的設計不合技術要求,只有重新製版才能印刷。當陳 達邦與蘇方交涉人民幣的樣版技術時,國內正醞釀改變印鈔計劃。
人民幣上漢字的題寫者
1952 年11月中旬,周恩來親筆簽發的一份電報提出:取消原定100元、50元票額,「採用不超過三元和五元的票面」,總金額由40億元增加到45億元,要求於 1953年底交貨。這樣一來,印鈔工作量相當於原計劃的3倍,交貨時間反而縮短1年,按要求時間完成很困難。11月21日,蘇聯外貿部部長庫梅金和財政部 部長茲維列夫緊急約見中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麵談。當晚,在蘇聯財政部部長的辦公室里,茲維列夫、庫梅金和葉季壯進行了一番長談,對計劃改變后 的可行性和可能出現的問題作了探討。
這次談話的焦點,在於 票面的改版。中國提出改換人民幣的面值,蘇方認為中國國內製作的票版不符合印鈔技術要求,應由蘇方人員重新製版。為此,葉季壯經過中國駐蘇大使館向國內請 示,得到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的電報指示,同意在中國技術人員協助下,由蘇方人員重新製版。在蘇方人員重新設計製版過程中,因為新版人民幣採用的漢字題字, 沒有墨稿,無法製版。經請示國內,得到的答覆是:在儘可能保持原有風格的前提下,可由技術人員作靈活處理。於是,具有魏、隸書法功底的陳達邦,親筆題寫了 新版人民幣上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在內的所有需要更換的漢字書法字體。
陳達邦經手在蘇聯印刷的人民幣,以十元面額券最為勞神費力。1954年10月,張聞天大使就新增十元券20億元人民幣一事,正式照會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
一、新印十元券20億元,計2億張,近因此項設計稿樣經審查后尚須重新設計,因而該設計稿樣,需延至今年12月間始可轉交蘇方,交貨期限是否因此亦須相應順延,亦請考慮。
二、增加五元券的印數20億元,計4億張。
事 實上,十元券版樣圖案,「中經數次修改」,審批、繪製到正式定稿,蘇方几次催促,直到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蘇方。由於交付版樣圖案拉長了時間,為制 版、印刷並按期交貨增加了難度。經過中蘇雙方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保質保量按期完成了製版和印刷任務。因為有前幾個票種要在蘇聯重新製版的教訓,新增十元 券人民幣,國內只提供版樣圖案,交蘇方後由中蘇技術人員共同作技術處理直接製版,版樣上的文字也照前例,由陳達邦參照已印出鈔樣,在保證原有風格不變的前 提下作了靈活處理。
陳達邦和蘇聯技術人員一道,互相配合, 除了負責人民幣票版的技術處理外,還參加了印鈔數量的清點和裝箱運輸等工作。整個印鈔和運鈔工作,都是在絕對保密狀態下進行的。蘇聯印幣廠對外從不公開, 而是以木材公司名義執行印鈔任務。中蘇雙方的交接在滿洲里火車站的列車上進行,白天交貨,以免意外。交接時,10人同時開啟10個車廂,上午10個,下午 10個,一天完成。陳達邦按照南行長的指示,和蘇方人員進行交涉,並認真檢查落實。
1953年9月底,首次裝有成箱人民幣的列車從莫斯科開出,到1957年最後一批十元券運抵滿洲里,蘇聯代印人民幣的工作持續了5年時間,中蘇雙方共在滿洲里交接人民幣9批次,總金額85億元,其中3元券人民幣比原定計劃多印了95萬張,金額達285萬元。
1955年3月1日,蘇聯印製的人民幣三元、五元券和國內印製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幣共10種開始發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發行了十元券。第二套人民幣的印刷和發行,對於抑制通貨膨脹,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實現及其後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達邦在製版過程中調整題寫的漢字書法藝術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幣,至今仍清晰可見。
留著青史的遺憾
請 蘇聯代印人民幣對於提高印刷質量,更加有效防偽,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隨著蘇聯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中蘇關係逐漸緊張起來,蘇聯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幣版 樣,擅自印發鈔票,擾亂中國金融市場,為此,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關於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告》,決定從1964年4月15日開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 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紙幣,一個月後停止收兌,不再流通使用。與此同時,國內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文革」開始后達到頂峰,許多和蘇聯有一定關 系的幹部被打成「蘇修特務」,遭到殘酷批鬥,陳達邦亦未倖免。
陳 達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兩條:一是「二十八個半」成員,並且長期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黨」;二是和「蘇修」「內外勾結」 「篡改」人民幣上題字,「投敵叛國」。這時印製人民幣的機密已無密可保,當時參加過批鬥陳達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陳達邦於1966年被迫害致死。臨死之 前,他對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眾,相信黨,相信你的父親是清白的,人民幣改版題字是經過領導批准的。寧兒懷揣告狀信獨闖中南海為父伸冤,被打成「現 行反革命」,后自縊身亡。
1979年3月1日,國務院為陳達邦平反昭雪,並在八寶山公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