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大將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轉）

羅瑞卿，這位深受毛澤東信任的開國大將，曾擔任第一任公安部長，多次陪同毛澤東出巡，后擔任總參謀長，卻在1965年12月出乎意料地被突然打倒。從那一天起，文革開始進入倒計時。羅瑞卿和他的一家人也在文革大動蕩中沉浮不定，感受人間的冷暖炎涼、悲歡離合。

　　林彪：羅瑞卿是誰的人？

　　1959年廬山會議，國防部長彭德懷和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黃克誠被打倒以後，毛澤東起用林彪做國防部長，林彪提名我父親做總參謀長。按理說，我父親應該是林彪的人，但他政治敏感一向比較低。在他眼裡，只要忠於毛主席就行了。這也是我們家庭教育的縮影，父親的經歷很簡單，所以我們家的教育也很單純，是非常正統的教育。在很長時間裡，我們都覺得世界是非黑即白的，而現實的複雜都是我們在社會上慢慢學到的。

　　從我父親的政治生涯看，他早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大革命失敗后，他沒趕上參加南昌起義，所在部隊就被張發奎繳械，打散了。後來從上海坐船到福建，加入張鼎丞的閩西縱隊。等到紅四軍打福建的時候，毛委員把他帶走了，之後就一直在軍隊，跟隨毛主席。從1959年到1964年，是我父親在政治上的上升期。1959年4月，他任國務院副總理，9月又兼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後來又出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1962年9月，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如果說他在政治上感覺到有什麼問題，那應該是到了1963-1964年全軍大比武的時候。大比武剛開始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賀龍、葉劍英都很支持，主要的領導人都分期分批地去看大比武。全軍興起軍事訓練的高潮，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在全國各大報紙都宣傳，非常熱鬧。那時候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有一次去看夜間軍事演習，心裡非常高興。我記得當時還發了一袋食品，裡邊有一根香腸、一個雞蛋、一個麵包，還有一段酸黃瓜。在60年代，能有這樣好吃的東西，很不容易，所以當時感覺太美了，就跟過節似的。

　　沒想到，大比武引起了時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兼任國防部長的林彪的不滿。這也是人之常情，一個人長期生病，忽然有一個有關軍隊的大事，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他有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1964年的全軍大比武本來是為了進一步促進部隊的軍事訓練，提高全軍的軍事素質和戰鬥力，但這一做法卻不符合林彪此時的治軍思路。早在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隊 「四個第一」的觀點，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比武顯然與他的「四個第一」不一致。因此，對於這次全軍大練兵和大比武，林彪是很不滿意的。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軍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之機，再次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說：「各級黨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他甚至說，軍事訓練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並要求1965年應當著重抓政治。林彪的講話作為《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下發全軍貫徹執行。在林彪的壓力之下，大比武活動就這樣偃旗息鼓了。父親對此很有一些看法,他曾經說：「不要搞空頭政治」，「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頭政治，哪裡有這種政治！」「軍事訓練搞不好，浪費事小，打起仗來就要亡黨亡國」。

　　大比武之後，林彪認為羅瑞卿不聽話，同他有二心，不禁問出「羅瑞卿是誰的人？」其實，大比武是賀龍主持軍委工作時搞起來的，父親是執行者。林彪反對大比武，這就必須要說到林彪、賀龍和我父親之間微妙的關係上了。

　　一仆二主：父親被夾在林彪與賀龍之間

　　父親一直是林彪的直接下屬，按說應該屬於林彪的人。當時因為林彪身體不好，中央就叫賀龍主持軍委工作，我父親是軍委秘書長，自然和賀龍接觸多起來，有什麼工作也主要是找賀龍商量。其實，賀龍和父親從來就不是「一個山頭」上的人，也沒有共過事，只是因為工作關係接觸比較多，脾氣秉性比較近，私交也挺好，兩家就逐漸走得比較近了。

　　賀龍是個很有情趣的人，喜歡釣魚、打鳥，哪有什麼好吃的就去吃，哪有好玩的就去玩。所以，我小時候就很喜歡賀龍。見到他，他會大聲叫我：「兒子，過來抱抱！」然後把一點好吃的分給我。在賀龍家，你就是在地上打滾都沒事。所以，我們家的孩子都很喜歡賀龍。大比武之後，林彪的反應使父親逐漸感覺到壓力，他也想辦法找機會彌補與林彪之間的裂痕。有一次，父親去看林彪，林彪批評他「封鎖我，不來我這裡！」還有一次，葉群對父親說：「以後你來找101（指林彪），不要先打電話。你一打電話101就緊張、出汗，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事情。你不如直接來彙報比較好。」後來父親就這樣做了。沒想到不久又傳出話來：「羅瑞卿不打電話就來，這是要想林彪早死。林是病人，不打電話直接就來，他很緊張。」這樣，在處理和林彪的關係上，父親很為難。

　　那時候林彪也有意想拉著我父親。有時候葉群會邀請郝治平（羅瑞卿的妻子）去家裡，送一些剪花，或索要我家孩子的照片。去林家的時候，葉群曾對媽媽說： 「他們兩個男人在一起就硬碰硬的，我們做女人的要能在中間緩和一下就好了。」我母親更是一個簡單的人，她不理解一個國防部長和一個總參謀長在一起，女人摻乎啥呢？我母親回憶說，有一次葉群來找她，說101身體不好，不能經常帶著你們去玩。我想這話就是特指賀龍的。葉群還說：「101不能出門，我們家的孩子都比較內向。你家的孩子多活潑，能不能帶你家的孩子來玩。」 後來父親帶我去林家，可能就是因為這件事。我記得父親帶我去看林彪，就和去賀龍家完全不同。去之前就非常緊張，提前叮囑我：「林伯伯是個病人，去了以後不要吵。」最後還囑咐我「到那，見到林伯伯叫一下就可以出去了」、「不要到處亂跑，不要吵鬧」。我想那時候父親已經感覺到了壓力，要不然他見林彪不會這麼緊張。

　　那次去見林彪，我印象很深。我記得我們去的是他在北戴河的寓所。一進門就感覺到一種壓力，屋裡所有的窗帘都是拉著的，光線很昏暗。由於事先千叮嚀萬囑咐，我很緊張。父親帶著我走進林彪的房間，我已經記不得房間里是什麼樣子了，只記得林彪坐在那裡，臉色非常白，他看了我一眼，我抓著父親的手，叫了一聲 「林伯伯」就出去了。

　　蒙冤跳樓，「自絕於人民」？

　　父親在林彪和賀龍之間，雖然有點難受，但是從沒意識到會出這麼大問題。因為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忠於毛主席的。為什麼要在文革前打倒羅瑞卿？這個事情現在說法很多。我覺得，文革前，在元帥里毛澤東能用的只有林彪，由於7000人大會上林彪的表現，當時毛澤東最信任林彪。其他元帥，朱德已經高高掛起，彭德懷已經被打倒了，劉伯承在五十年代就受了批判，賀龍是二方面軍的，陳毅是新四軍的，羅榮桓去世得早，徐向前是四方面軍的，而聶榮臻和葉劍英在軍隊里的威望也趕不上他。林彪是一方面軍的，在元帥里最年輕，排名緊隨朱、彭。所以數來數去，毛澤東只剩林彪可用，也只有林彪才能叫他放心。在父親這個位置上，被上級批評是常事，他不覺得主席、元帥們批評他有什麼問題。可12月會議卻很不尋常。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分為三個小組，組長分別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葉群在會上分三次作了近10個小時的發言，講得有聲有色：「羅長子反對突出政治，他胡說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軍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義。」

　　對於這樣的突然襲擊，事先父親一無所知，會議召開時，他正在雲南昆明巡視部隊。他到昆明那一天，解決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會議即已開始，父親卻蒙在鼓裡，對12月會議的缺席批判，全然不知。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開會的通知。當時會議給父親列了三大「罪狀」：一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二是反對突出政治；三是向黨伸手。

　　12月會議后，氣氛明顯有了變化。當時，我們家正修房子，父母住在釣魚台，孩子們因為就近上學則住在景山附近的招待所。父親從上海開完會回來，就不能回釣魚台了，直接住到了新六所，他也不大愛講話了。我後來才知道父親遭到隔離審查。

　　到1966年3月，對父親的批判升級了。逐漸給父親一大堆罪名，3月18日，父親跳樓自殺，把腿摔斷了，然後送到北京醫院治療。由於當時黨內民主生活極不正常，父親被隔離審查，申辯無門，倍感屈辱。他不願背著「反黨、反毛主席」的惡名苟活於世，為明心跡，他在夜裡從關押自己的三層樓上憤而跳下，準備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

　　那時我上小學六年級。學校組織學生在石景山鋼鐵廠勞動十天，住在廠里，就在這期間發生了父親跳樓的事情。我從石景山回到家裡，就再也沒見到他，我的一支小氣槍也不見了。我很喜歡這支槍，回來就找，但是找不到。家裡工作人員也不告訴我，只說氣槍壞了去修了。我挺鬱悶的，但也沒多想。現在想想，其實是對家裡採取了措施，收繳家裡的武器，以防不測。

　　之後家裡的變化就比較大了。12月會議父親遭到批判，只是免除軍職，地方的職務還沒有撤。可父親自殺未遂后，就完全不一樣了，按照共產黨的說法就是 「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上升為「敵我矛盾」了。他跳樓之後，直到1972年以前，我再也沒有見到父親，也不知道他在哪裡，只從報紙上知道父親是個反革命，是人民的敵人，也沒有想過將來還能見到他。

　　抄家之後，每月只有20元生活費

　　1966年，我上初中一年級，文革爆發了，學校也就不上課了。記得複課鬧革命的時候，我去學校上過一節化學課，我還記得課的內容是「鎂帶的燃燒反應」，下課後我被2個同班同學和1個外班同學打傷，從此就不再去學校了。文革剛開始不久，有一天，一大幫高幹子弟，集體來我們家抄家，他們用皮帶打我的媽媽、剪我媽媽的頭髮，當時我姥姥和姥爺也住在家裡，也遭到了他們的毆打和侮辱。姥姥、姥爺後來被押送回老家，姥爺含恨自殺，姥姥不久也死了。這些孩子都是我和我姐姐的同學，他們的父親和我父親級別相近。這件事情對我刺激非常大，教育也很深。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經過這個事情之後，我和這些同學就不再來往了。

　　這以後，家裡條件就完全不一樣了。原先照顧我們生活的工作人員都沒有了，我們只能自己買煤、買菜，暖氣和熱水也都停了，開關就在一個鎖著門的操作間里。我哥哥有一次砸開玻璃，把開關打開，一下子家裡就暖和了，但工作人員只要一發現，就立馬關上。這是一種很無聊的做法，無非就是讓你生活上難受。那時候，只要出門，衚衕里的孩子就會拿石頭砸你、侮辱你、向你吐口水，這都是家常便飯。你會發現非常孤立，沒有任何地方能尋求保護，只能忍著，除非你自殺。

　　到了1967年，我們搬家到了白塔寺附近華嘉衚衕的一個小院子里。那時，組織上一個月發給20元生活費，所以也餓不死。後來我們知道，這個錢是從父母的工資里扣除的。秘書們住在正房，媽媽和我們這些孩子擠在西廂房的3間小房裡。這時，也有一些人暗中幫助我們。我們不會生爐子，大師傅就把一個燒好的蜂窩煤端來。做飯的時候，發麵發不好，不是鹼大了，就是發酸了，他就幫我們弄好。這些底層工作人員，都是暗中幫助我們，不能被秘書們看見。秘書們負責看管我們，他們自己也在被審查，對我們的態度完全不一樣，他們也要靠這些來洗刷自己。

　　1968年初，媽媽也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後來兄弟姐妹紛紛離開，有工作的、有插隊的。學校通知我去吉林插隊，當時就剩下我一個人了。臨走的那天晚上我還想，鑰匙怎麼辦呢？其實，擔心是多餘的，早晨我出門時，我們家一個秘書從外面回來。我們倆打了一個照面，一句話都沒說。從此以後幾年，我們家在北京就沒有立錐之地了。

　　913之後，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探望父母

　　從景山學校通知我到吉林插隊開始，一個月20元的生活費也就沒有了。不去插隊就只有餓死。我離開北京時並沒有多想，也對農村完全沒有概念。同行的人大都是景山學校的同學，所以也沒有覺得多生離死別，反正北京也沒有家了。在農村生活一陣子之後，覺得插隊也有插隊的好處，離開了北京這個政治漩渦，可以獲得一種安寧。只要好好勞動，掙足自己的口糧，不會有什麼事情來麻煩你。

　　從1969年到1973年，我在農村插隊，這個時候父親被秘密關押在衛戍區的一個摩托連，母親被關在秦城監獄。1971年9月下旬，我偷聽蘇修電台，第一次聽說了「林彪墜機身亡」，不久，一個從北京探親回來的同學告訴我，「林副主席叛逃，飛機掉下來摔死了！」我當時非常震驚，但是並沒有立刻意識到這件事會和我的命運有什麼聯繫。

　　老鄉們卻比我樂觀。記得是1972年的春天，我們知青和老鄉一起在地里勞動。天上飛過一架撒農藥的飛機，有個老鄉就說，「這說不定是來接羅原的，現在林彪倒台了，他爸爸可能要恢復了。」

　　1972年春節前後的一天夜裡，下著大雪，生產隊的治保主任來找我，當時集體戶里的知青都回家探親了，就我一個人在，他進來時拿著一封信，很緊張，叫我趕緊看看。打開信封一看，是中央軍委辦公廳的調查函，詢問我的情況，大隊回復，說我「思想政治上一般，勞動和群眾關係比較好」。當時治保主任很生氣地罵道，「他奶奶的！要是說你思想很好，你不就能回去了么！」

　　到了後半年，政策開始鬆動，我們就經常回北京。有的人家被允許去監獄探監，我們就一起交流怎麼能去探監。那時候我們在北京沒房子，回來以後就找朋友借住。生活上靠哥哥姐姐接濟一些，還有就是靠偷，畫月票、火車票。我們在一起的朋友大都沒有革命理想，本能地追求快樂，找點樂子，去誰家聽一個好的唱片、聽一個手風琴高手的演奏、一起去洗個熱水澡、有人請你去喝一瓶酸牛奶，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同時我們開始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信，要求探望父母，要求在北京安一個家，當然也要求繼續發放生活費。我們直接把信寫給毛澤東，信封上寫「偉大領袖毛主席收」，落款寫是「羅瑞卿的子女」，這種寄信的方式有人試過，中央可以收到的。我們也很快得到了回應。一天，來了兩個軍人，當時我們還挺緊張，可他們態度很和藹，告訴我「寫給毛主席的信收到了」，並給我們在景山後街的大樓里分了兩間房子，恢復了每月20元生活費。不久又通知我們「在家等探望父母的通知」，這時候我真覺得生活有點希望了。1973年底到1974年初，爸爸、媽媽相繼恢復自由了。那時候住在招待所，一家人終於可以經常見面了。

　　福州養病，皮定鈞準備拉隊伍上山

　　父親恢復自由后，一直住在總參招待所，上面交代不能叫首長，也不叫同志。每個月發80元生活費。這段時間父親一直在讀書，看魯迅全集，看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他很謹慎，基本不說什麼。後來張愛萍將軍介紹福建有個老中醫，能治他的腿病，組織上批准他去福州治病。我那時候沒有工作，就在福州照顧他。

　　這段時間我和父親聊得比較多。我問父親，在暴風驟雨之前，為什麼你完全沒意識到危險？為什麼他們這麼整你，把你往死里整，你還對毛澤東死心塌地，「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

　　他淡淡地回答說：「你們可以批評我，這很容易。但是我們對毛澤東的信任，不是憑空產生的。」父親說，長征的時候，每天都有可能死去，但只要是毛主席在指揮，仗就打得好，比較順，沒被天天追著打。「你不要覺得我們都沒腦子，那個時候我們對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他活下去。」我那時20多歲了，沒工作、沒學歷，連戶口都沒有。父親最擔心的是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前途，他覺得對不起我們，我們則盡量化解他心中的苦悶。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的皮定鈞給了我們很多照顧。雖然父親和皮定鈞以前沒有共過事，但他一直很尊敬我父親。我們家的日子剛好過一些，又趕上「批鄧」和周恩來去世，政治空氣又緊張起來。最緊張的時候，皮定鈞告訴父親，他準備拉著隊伍上山。「羅總長你腿不好，我們抬著你，你告訴我們怎麼打，我們就怎麼打。」父親是一個很矯健的人，喜歡運動。騎馬、游泳、乒乓球都很在行。現在坐在輪椅上，人就很沉默了。至少在那個時候，父親一直憂心忡忡，並沒有解脫。

　　直到1975年建軍節的時候，父親以中央軍委顧問的身份參加了軍委招待會，第一次出現在公開場合。從那以後，他便在全國各地走了走，畢竟他在監獄里時間太久了，希望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放鬆一下自己。

　　父親恢複名譽之後，我的政策也跟著落實了，在1975年初我當了兵。那時候，當兵就是一種落實政策，起碼可以解決戶口，其實我當時很不想當兵，由於文革，我覺得軍人就是軍管人員，就是法西斯。媽媽說要是不當兵，我連戶口都沒有，只有農村戶口。後來找了彭紹輝副總參謀長，他批准我就近在福建軍區當兵。皮定鈞交代了31軍政委，告訴他我的身份。當時文革還沒結束，事情隨時有可能變化。那個政委交代我：「有人問你的家庭情況，你只能說兩點。第一你是北京的，第二你父母是國家幹部，其他什麼也不要說。」直到上車還反覆叮囑！

　　在福建當兵的時候，媽媽給我寫了信，信上說了很多，「你13歲家裡就出事，叫人打，叫人欺負，又到農村，現在剛剛好一些，你又得去當兵……我們很對不起你。」我很難受，給媽媽回信：「媽媽，你千萬不要這樣想，這些年，我們苦是吃了一些，你們也吃了苦，我也吃了一些苦，但是咱們家的苦還有人補償，還有人給平反，補發工資，還恢復待遇，中國老百姓的苦難呢？餓死那麼多人，有人補償么？今後，咱們永遠不要提我們家的這點苦……」我媽媽收到這封信非常感動，這封信她一直揣在身邊，逢人就說「我兒子很棒，他有這個覺悟。」

　　粉碎「四人幫」之後，鄧小平提議我父親當軍委秘書長。那年父親72歲，他說：「不能站起來，怎麼當好軍委秘書長？想下部隊，坐在輪椅上可不成。」 父親想治腿病，當時德國在這方面技術最先進，但我們和聯邦德國還沒有外交關係，老帥們倒是有點擔心，怕出危險，說風險太大；媽媽覺得最多是治不好，從沒想到還會有更為嚴重的後果。由於父親堅持要去，最後鄧小平支持了他的意見。1978年7月18日，在媽媽的陪同下，父親住進了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經過醫院內外科檢查，決定於8月2日手術。上午7點，父親進手術室，到中午12點左右手術順利完成，很成功。傍晚，父親從麻醉中清醒過來以後，還對為他手術的醫生用英語說：「晚上好，謝謝你。」醫生替父親把手術后的左腿搬動了兩下說：「明天你就可以下床。」兩個人都笑了。一直到晚上12點多，父親的情況仍然平穩。沒想到次日凌晨2點半，他突發心肌梗塞。當媽媽趕到醫院時，父親已于波恩時間8日凌晨2時40分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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