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人生路

https://big5.backchina.com/?342245

陳子明：教育壟斷——扼住國運民祉的腐敗黑手(轉)

作者：風雨人生路於 2014-6-25 10:5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一、教育的墮落

教育曾經是中華文明的瑰寶與驕傲，是吸引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燈塔。春秋晚期私學興起，出現了諸子並立、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局面，孔子號稱「弟子三千」，墨子也成為「顯學」「巨子」。盛唐時期三教競爭，「有教無類」，八方學子爭相來儀，長安洛陽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教育中心和華夏文化的輸出基地。而在宋代道學佔據「天理」制高點，明代八股一統天下文章，科舉考試成為囚禁士子思想的天羅地網之後，中國教育在朝廷的思想專制和壟斷下走向了衰敗。與此同時，獨立於政府的大學卻在西歐國家逐漸成長起來，並從中孕育出自由、法治和科學思想，促成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使之在五百年的全球化進程中成為世界主流文明。

當中國的「先知先覺」者意識到身處「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便以教育現代化作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突破口，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努力。張之洞撰寫的《學堂歌》云：「天地泰，日月光，聽我唱歌贊學堂。聖天子，圖自強，除卻興學別無方。」同文館的設立，是清廷中的革新派與保守派第一次正面交鋒獲勝的標誌，是同治中興的重要成果。戊戌變法的唯一直接產物是京師大學堂。清季新政最紅火的是廢除科舉和教育革命——以科學技術知識為中心的「西學」取代了「中學」在教育上的傳統統治地位；軍國民教育取代了「忠君報國」，培養目標確定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國民（新民）；大中小學堂取代了書院和私塾；興建了一大批法政學堂，為施行憲政培養議員、法官和行政官員……

清末和民國初期的教育是體制多樣化的。後來的著名學府既有官辦的如北京大學；還有紳辦的，如南開、復旦；也有外國人辦的，如燕京、聖約翰；還有中外合辦的，如清華。民國初年的政治紛爭和軍閥混戰，對於教育的發展影響並不很大。一方面，外部財政支持未減。張作霖、張學良為興辦東北大學投入了大量私產；馮玉祥把河南全省的契稅指定為教育專款，由教育界人士組成「教育款產經理處」，出入不經過省財政廳；各國庚子賠款的退還並指定教育專用，為清華、北大提供了雄厚財源；外國教會和慈善事業對中國教育的投入積極性很高，洛克菲勒僅為興辦協和醫學院就花了上千萬美元（現價幾億美元）。周恩來留學歐洲拿的是舊官僚嚴修的獎學金，大資本家穆藕初撥專款資助五四學運的「五大領袖」段錫朋、羅家倫、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赴美留學，生活費每月120美元，高於官費生。另一方面，北京政府並沒有向高等教育的多元辦學、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根本原則提出挑戰。國民政府建立后，企圖把民辦和教會辦教育統一管轄起來，頭十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受民族主義思潮的支持，政府成功地把教會教育納入了教育部的指導範圍，但沒有根本改變董事會的職能與組成。接收民辦大學遇到了嚴重阻力，國民政府的大學院制最後流產了。

20世紀中國教育革命的轉捩點是國民黨推行所謂「黨化教育」，以此為標誌，教育獨立和自由的潮流逐步被教育集權和壟斷的趨勢所取代。1927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制訂的《學校實行黨化教育草案》稱：「我們所謂黨化教育就是在國民黨指導下，把教育變成革命化和民眾化，換句話說，我們的教育方針要建立在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上」。為了推行「黨義」，國民黨中央又制訂了《各級學校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組織條例》、《檢定各級學校黨義教師條例》，從組織上規範黨義教師任教資格。教科書方面，國民政府教育部於1929年公布《教科圖書審查規程》，其中開列的3項政治標準是：（1）適合黨義；（2）適合國情；（3）適合時代性。1938年，該部又頒行《青年訓練大綱》和《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強調對大、中學生進行「信仰訓練」，要「時時刻刻心領袖之心，行領袖之行」；文件還規定把「黨義」列為大學必修課，內容包括：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孫文學說、民權初步、實業計劃、國民黨史及國民黨歷屆宣言……。在抗戰前，「黨化教育」的成效並不顯著，在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后，「黨化教育」挾「特務政治」之威，才在大後方教育界取得強勢地位。

中共掌權后，摒棄了國民黨「黨化教育」的用語，卻繼承了其精神實質。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試行的大、中、小學工作條例草案規定：中等以上學校要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一定的工作實踐、生產勞動的鍛煉，培養學生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使學生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革命理想，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自覺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對小學學生，主要是進行以「五愛」為中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使他們熱愛集體，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產黨。在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項教學活動中，都應為實現上述要求而努力。只要把上文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換成三民主義、孫文學說，和「黨化教育」的相關規定就如出一轍了。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所作第一件獲民心的大事就是恢復高考。但這僅僅是一種「還原」、「復舊」，還談不上是一種改革。當鄧小平、陳雲否定1957年甚至1953年後毛澤東經濟發展戰略和方針的時候，教育領域的掌權者卻把「十七年的教育路線」作為「紅線」肯定了下來。20世紀末的中國與世紀初的情形構成一個鮮明對比——教育領域從現代化的先行者變成了拖後腿的。教育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甚至落後於政治改革，導致教育領域無法為各方面的改革發展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當中國各種市場正在蓬勃發展時，大學的經濟學課程還在起勁吹捧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經濟；當中國執政黨已經接受「法治」、「憲政」口號時，法學院的教授還在繼續大講「法律是階級鬥爭的工具」。

1983年，鄧小平為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用來取代毛澤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教育行政部門卻更偏愛鄧小平關於「四有」培養目標的提法，而且把鄧小平為《中國少年報》和《輔導員》雜誌原來題詞中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體力」改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紀律」。排在最後的「有紀律」其實才是「四有」培養目標的真正核心。從遠的方面說，它是「黨化教育」的命根子，從近的方面說，它是保障教育行政部門的權勢和利益的關鍵。

墮落源於腐敗，腐敗源於權力的壟斷與專制。「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這是顛撲不破的政治學第一定律。

二、壟斷的弊端

教育壟斷與各種經濟壟斷一樣，必然會造成以下三種弊端：抬高價格，牟取超額利潤；降低質量，批量生產次品；抑制創新，阻礙科技發展。

任靖璽指出：在現行教育制度下，學生受制於教師和校長，教師和校長受制於教育行政部門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門的官僚們利用他們控制的統一的高考、中考、會考和種種測試的指揮捧，將全中國的學生、教師和校長指揮得團團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權給教育官僚們帶來了巨大的特權利益，他們巨大的特權利益又使他們不願改變教育險惡的現狀，就這樣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門為核心的權力與利益的相互滋養和相互強化。粗粗算一筆賬：全國中小學的課本定價總額，每年在200億元左右。全國中小學的教輔定價總額，每年在600億左右。如果再加上試卷等有關費用，要突破1000億元。教材和教輔的回扣費用約在30%左右，也就是說每年約有300億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負責人手中，這就是統一教材教輔和考試的「好處」。

在激烈的競爭格局下，微軟公司不斷推出更新換代的軟體產品，讓消費者用起來越來越順手。然而，美國法院仍然以違反「反壟斷法」為由，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懲罰。因為一旦微軟產品一統軟體市場，它就會失去提高服務質量的動力，而消費者將對其無可奈何。教育壟斷的後果比經濟壟斷的後果可怕得多，因為教育的最終產品是一代人的綜合素質，它將會影響到中國未來的國力與國運。二戰結束快六十年了，中日兩國的關係仍然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搞不好就會重蹈戰爭的覆轍。這顯然與兩國對年青人的教育有關。我們經常批評日本人在重新編寫的教科書中歪曲歷史，掩蓋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但是，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多達上百種，全國的學校可以自主選擇，而選用上述有錯誤教科書的學校寥寥無幾，因而影響是相當有限的。在中國則不然，所有的學校都要按照統一的教學大綱授課，並使用統一的歷史教科書，教科書中的錯誤會誤導整整一代人。現在二十歲上下的中國人往往比五十歲上下的父輩更仇日、反日，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根據最近(2004年2月2日—3月1日)新浪網關於「中國青年對槍殺婦孺和戰俘的看法」的調查，竟然有82.6%的被調查者贊同槍殺婦孺和戰俘，其中有34.0%的被調查者選擇「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會開槍」，只有3.8%的被調查者選擇「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會對婦孺和戰俘開槍」。類似的問卷調查和行為研究所揭示的令人觸目驚心的心靈扭曲現象，充分證明了在壟斷體制下中國教育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失敗。

在美國，由於制度原因而不可能實行教育壟斷。美國聯邦政府雖在1980年代恢復了教育部，但機構簡化，人員較少，主要起規劃、指導和協調作用。美國的教育管理以州與學區兩級為主。各州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各成體系，沒有統一的模式。州的教育行政組織一般分為二個部分：一是代表立法機構的「州教育委員會」，二是執行教育法規的「州教育廳」。目前，各州的教育委員會的職權主要是制定教育法規（須經州議會審議批准），州教育廳則主要負責對各學校辦學目的與教育質量進行監督和宏觀管理，審批公私立各類學校的建校章程，頒發辦校執照。州雖然掌握著教育立法權和教育大政決定權，但具體的教育管理權都委託給學區來行使。美國的1.5萬個學區的教育委員會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學校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選用、考試方法的確定、校長和教師的聘用等，均由學區自主決定。50個州和1.5萬個學區在教育立法和教育管理方面的自主權導致了美國教育體制的五彩斑斕、百花齊放。美國的教科書編撰和教育考試都是由民間機構主持的，有多達幾十種乃至幾百種可供選擇，流行的教科書和考試方法都是在激烈競爭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的。這樣一種多元化的格局有利於教育改革措施的施行，有利於新的教學理念和方法的推廣，更有利於各門類、各檔次人才的培養。而在中國，雖然最高執政者毛澤東一再提倡教育改革，但除了由他本人直接下令取締文科大學、廢除高考之類的極端措施外，教育行政部門很少有改革的動力，教育專家的主張很少能夠付諸試驗進而大面積推廣。近年來，各界人士強烈呼籲在中小學開設「公民課」，但教育行政部門一概置之不理。在教育壟斷格局下，培養不出「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高素質人才，已經日益成為社會的共識。

與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壟斷不同，眼下的教育壟斷缺乏意識形態的考量而更多經濟利益的盤算，呈現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秦暉所謂的「尺蠖效應」。也就是說，表面上看一會兒「收」，一會兒「放」，實際上好處卻都歸於社會上的同一群人。任靖璽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門幾十年來「集權-養權-分權-享權」的歷程。所謂「集權」，指的是改革前幾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毀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門在教育領域的壟斷地位。所謂「養權」，指的改革開放以來的重點學校的建設。教育行政部門「養權」的做法，使中國2-3%的學校成為著名大學、著名中學和著名小學，它們無論在校舍、師資、財力上都遠遠優於普通學校，使之成為家長們狂熱爭奪的對象。當然，競爭獲勝的「擇校生」，無外乎三類人，這就是「條子生」（教育系統領導的條子）、「關係生」（非教育系統，但利害相關的單位領導）、「票子生」（塞錢進校），也就是有權有勢的家庭。所謂「分權」和「享權」，指的是2000年以來以「獨立學院」和「名校辦民校」為代表的公立教育資源的私有化進程。教育行政部門經過多年「集權」和「養權」的階段，終於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點學校。而現在，教育行政官僚們（含公立學校的校領導們）不願意這些名校繼續姓「公」了，他們要將這批重點大學和重點中小學校的好處分歸個人所有和享用，中國教育現在就進入了「瓜分」教育權力資源和「享受」教育權力資源的階段。公立重點學校的領導一方面從教育行政部門得到財政支持，一方面將血輸到他們自己的私有學校之中，靠納稅人的血來養肥自己的「獨立學院」和名校辦的「民校」。「獨立學院」和名校所辦「民校」的受益人是誰呢？誰能成為高等教育的「獨立學院」和中小學名校所辦的「民校」的股東或實際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會是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和校領導的利益關係戶。教育行政部門為了給自己控制的「獨立學院」爭奪自費生資源，發出通知，規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進行文憑考試試點的民辦教育機構，一律終止招收文憑考試學生。同時，「獨立學院」剛一成立，就擁有招收文憑考試學生的權力。這一收一放，就將原有的真正的民辦高校逼入了死角。

過去我們已經知道，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正在成為少數人攫取私利的富礦，現在我們又知道了，「教育產業化」同樣可以成為少數人化公為私、國有資產（包括無形資產）變相流失的一個渠道。在沒有政治民主化跟進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不對已經變質的所謂「改革」提高警惕。

三、深遠的禍害

教育壟斷與教育腐敗的危害，並不僅僅局限於眼下，也不僅僅是對社會公正的踐踏，它的危害遍及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而且會造成長遠的遺患。

現在，國際上普遍承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場」。對於中國目前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位置和態勢，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與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擁有廉價、守紀律的熟練勞動力，這是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場」的前提條件；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當後者已經進入「后工業社會」，絕大多數的就業人口已經進入服務業的時候，「世界工場」又是世界體系邊緣與二流地位的象徵。印度的經濟總量雖然還比不上中國，但它的發展樣式值得我們深思。薛涌指出：印度的服務業，如同中國的製造業一樣，近年來搶了許多美國人的飯碗。這些行業主要集中在一些電話服務、醫療、金融諮詢等方面。製造業和服務業，在中國和印度不僅領導著不同的發展模式，而且培養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力量。在中國，製造業的工人夜以繼日地為外國的消費者生產產品。這在經濟上很開放，但在文化上卻並不開放。因為一雙鞋製造出來，並不能使生產者和使用者之間有任何交流。生產者還是永遠在閉塞的廠房裡勞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老闆或工頭。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資時，就感到受壓迫，就覺得自己被人使用、剝削，就會對外面的世界產生敵對情緒，孕育了對新的「世道」的反叛。而服務業的崛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會條件，如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動、良好的英語訓練、對外來文化的熟悉，等等。在這些方面，中國與印度差得甚遠。如果說服務業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使不同的文化匯流、使封閉的心靈開放的話，製造業則可能用物質產品把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乃至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對話給阻斷，甚至導致心靈鎖閉，文化排外。因此，在未來一、二十年中，中國在文化上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陷阱：一個不健全的社會使製造業片面發展、服務業停滯，國際間的物流把中國人與世界在文化上隔絕起來，進而培育起對經濟開放的文化反叛。中國的教育壟斷，對於這樣一種潛在的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正在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現行教育體制，培養不出誠信社會、信息社會所需要的服務業從業者，只能培養出生產線上的簡單勞動力。這樣一種教育將會阻礙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社會轉型。

在21世紀前半葉，中國面臨著必須解決好的三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乃至第一經濟總量大國后，能不能與美國主導的國際體制和平共處進而融為一體，而不是在軍備競賽中擦槍走火，導致新的戰爭。第二個問題是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實現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第三個問題是防止貧富兩極分化和出現「斷裂的社會」，「階級鬥爭」與「革命情緒」捲土重來；使社會結構向發達國家的橄欖型結構靠攏，培育由中間階層主導的國民意識形態。解決這三大問題都要靠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轉型的逐步實現。自從大學誕生以來，辯論、自由演講、五花八門的社團活動，便成為大學的一種傳統。在中國科舉時代，同年、同門的聚會結社，同樣是一種雛形狀態的社團組織。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大學能夠成為「民主堡壘」，也正是憑藉了這種傳統。本來，大學理應成為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先鋒隊和試驗區，但是在教育壟斷不僅沒有放鬆反而日益強化的現實情況下，深受「黨化教育」、「臣民教育」毒害的新一代大學生，有不少人正在成為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後備隊。鄧小平在天之靈如果知曉這種情況，更要大聲疾呼教育是「最大的失誤」。

丹尼爾·貝爾指出：工業社會是機器和人協作生產商品，后工業社會與此不同，「是圍繞知識組織起來的，其目的在於進行社會管理和指導革新與變革」。他進而強調：「理論知識正日益發展成一個社會的戰略源泉，即中軸原理。而大學、研究機構和知識部門等彙集和充實理論知識的場所則成了未來社會的中軸結構。」「文化已成為我們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過了技術本身；而且上述文化衝動力已經獲得合法的地位，社會不再像過去那樣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規範、肯定其道德與哲學傳統並以此來衡量、（通常是）非難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擔負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變成了一種合理合法的、對新事物永無休止的探索活動。」梁啟超早就表達過作為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抱負：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因為人類全體才是「自我」的極量。有個國家才容易把這國家以內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攏起來，增長起來，好加入人類全體中助他發展，所以建設國家是人類全體進化的一種手段，就象市府鄉村的自治結合，是國家成立的一種手段。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強便了，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人類全體。「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就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的文明。」中華文明的復興需要有一個新的諸子百家時代，只有學術自由、教育獨立和多元競爭才能為此奠定一個制度的基礎。而教育壟斷，則是扼殺學術創新、窒息中華文明生命力的一條絞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