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胎畫琺琅始於康熙朝質疑

 對玩瓷的人來說，一提起瓷胎畫琺琅的創燒期，都會毫不遲疑地答「康熙晚期呀！」彷彿已成定論。事實究竟如何呢？
    我在未收藏到一件成化的龍鳳紋缸杯前，也認同這一觀點，從來沒有想對它提出過異議，所有論及琺琅彩瓷的書籍上也都這樣作了定論——康熙年間，由法國羅丹家族傳人皮爾斯·羅丹傳到中國，源於畫琺琅技法。使用琺琅彩裝飾手法的瓷器也常簡稱為琺琅彩，始創於清康熙晚期，至雍正時得到進一步發展。琺琅彩吸收了銅胎畫琺琅的技法，在瓷質的胎上，用各種琺琅彩料描繪而成的一種新的釉上彩瓷，亦稱「瓷胎畫琺琅」。
    事出偶然，也是冥冥中的巧合。那天，丘小君來我藝術館小住，在短暫的停留中竟然連續十四個小時沉浸在歷代官窯的精品中，其間只草草地用了一次中餐。拍照，量尺寸，作詳細的記錄。突然，他在一件「明成化五彩龍鳳缸杯」前愣住了，他拿在手裡反覆察看。
    「我一直在疑惑中，」我見他深陷沉思狀，坦陳了自己的觀點：「覺得這杯上的彩料與其它成化五彩器中的彩料明顯不同，它的玻璃質感特強！」
    「是是是！」小君兄連連點頭表示贊同：「應該是琺琅彩料！」他說得十分肯定，隨後補充道：「其實琺琅彩早在元代我們就使用了！」
    此語一出，我有茅塞頓開之感，彷彿一直鬱積心中的疑惑頓時如煙雲消散了。
    從這點上，我又一次欽佩小君兄與眾不同的見解。從他十四個小時坐在一張紫檀靠椅上孜孜不倦的專註神態上可以看出他對古陶瓷的研究是何等的痴迷沉醉！他有與眾不同的見解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的必然。
    他一點撥，迫使我更進一步對瓷胎畫琺琅進行深入認真的研究。
    雖然，在有的史書上說：「琺琅彩最早發明於1446年法國的邊陲小鎮弗朗德斯（Flanders）。」但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獸耳三環樽、勾連鼎式爐、纏枝象耳爐等均是元晚期的作品，早於1446年的明代景泰（1428-1457）年間，推翻了這個傳說。其實在《宋史·外國列傳》中記載「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稱，「大食」是宋元時中國對西亞和阿拉伯地區的稱謂。根據史料分析，銅胎掐絲琺琅「大約於13世紀末由阿拉伯國家傳入中國，起初稱「大食窯器」或「鬼國窯器」，還有稱「佛郎嵌」的。在1935年中華民國市政秘書處編輯的《舊都略》中談到景泰藍的起源時，首援引《淘說》寫道：「琺琅，在過去叫『佛朗』，又叫『發郎』，『發藍』，產於『佛』，唐書稱『佛』為大秦，大秦即中世紀羅馬帝國。13世紀下半葉，元蒙軍隊遠征橫跨歐亞，入侵西亞，將大批燒造「大食窯器」的阿拉伯工匠俘虜來中國，足見琺琅彩在宋元之際已傳入中國，只不過到了明景泰時，有了較大的發展而已。
    「景泰藍琺琅」的稱謂最先見於清6年的造辦處檔案。清6年（1728年）在清《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載：「五月初五日，據圓明園來貼內稱，本月四日，怡親王郎中海望兄呈進活計內，奉旨：···琺琅葫蘆式馬褂瓶花紋群仙祝壽，花藍春盛亦俗氣。今年琺琅海棠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藍琺琅瓶花不好，欽此。」這也是此稱謂的最早文字記載。
    說明，在康熙朝之前，只是沒有發現「瓷胎畫琺琅器」的文字記載而已，我們沒有理由依此推斷出康熙之前沒有瓷胎畫琺琅的結論，尤其是當我們有幸得到一件明成化的瓷胎畫琺琅實物后，更有理由和信心說：「瓷胎畫琺琅絕不是康熙朝的首創。從中國匠人聰穎靈活的思維方式推斷，他們將琺琅能塗在銅胎上，也一定會嘗試將豐富多彩的琺琅料塗在潔白的瓷胎上。只是康熙朝恢復和又重新開始嘗試這一工藝罷了。可能又有人會提出新的質疑：銅胎畫琺琅既然在明景泰年間那麼負盛名，怎不見該朝的瓷胎畫琺琅器？
    我認為：景泰年間，正是歷史上被瓷界稱為「黑暗期」和「空白期」的時期，此時的瓷業屬於明代最為蕭條階段，戰亂頻繁，飢荒不斷，皇室內部為爭皇位而激烈衝突。從景德鎮御窯發掘的瓷器證實，此時的瓷器均不落年款，且胎體厚重，製作粗糙，與精細雅緻的琺琅彩好像反差甚大，難以搭邊。所以，此時期未將琺琅彩融入瓷胎上可以理解。但我不敢下結論「空白期之前的永宣時期究竟有沒有瓷胎畫琺琅器」？至今為止未發現這一時期的瓷胎畫琺琅作品，並不能推斷出「永宣時沒有瓷胎畫琺琅」工藝，否則正如我們在唐法門地宮中未發現「秘色瓷」之前說「秘色瓷」已消失一樣荒謬。
    對中國古陶瓷的研究有很多課題等著我們有志於此行的同仁們涉足，以上觀點只是我扔出的一塊小小的「磚」，希望引來諸多行家更深的探究，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