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是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最大國恥

文/羽談飛

85年前的東北究竟發生了什麼？唯有還原真實歷史才可判斷其是非，儘管九一八已經成為國恥符號印記在國人骨髓，但我相信很多近代史愛好者一定有自己區別於「國恥」的客觀看法。更重要的是，隨著信息地球村越來越扁平化，人們不但在事實上將歷史車輪中的「國恥」逐漸淡化於全球視野，而且也必然對國恥二字開始掙脫於教科書涵義，重新賦予「國恥」的現代政治審視。

恥辱，只有人才會感知的羞愧憤懣；國恥，是整個國家國民都能感知的羞愧憤懣。一個國家挨另一個國家揍了，是否能上升到國恥？這個嚴重值得商榷。因為國民納稅給政府，就是國民購買政府必須提供安全保障服務，無論是專制政府還是民主政府，政府保護國民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領土安全都是其天經地義的職責和義務，因此，當國家被外來勢力揍了或侵略了，都是這個國家政府無能之恥辱，或者說是政權系統之恥辱，簡稱政恥，與國民的榮辱毫無關係。即便是國民普遍遭遇了外侵的傷害，也是政府不具有保護國民的無能之恥，國民是否必須憎恨侵略者是國民個人的情感範疇，但國民憎恨一個不能保護自己的政府是其必然的情感表達。因此，無論遭遇什麼樣的外侵，都只能算政恥，絕對與國恥無關。

什麼叫國恥呢？或者說什麼叫國民的恥辱呢？只有國民沒有能力選擇或督促一個保護自己自由和安全的政府時，這個才叫國民的恥辱，簡稱國恥。因為，外來侵略時，國民必須且只須依靠政府，此時的政府必須對國民安全負全部責任，這個責任與國民無關，而選擇或監督政府有且只有依靠國民自己，國民再也沒有推責的理由。因此，如果一個國家存在一個腐朽無恥的政府必然是國民的責任，也是國民的恥辱，這就叫國恥。政府的無恥當然也是政恥，因此，政恥未必是國恥，但國恥一定是政恥。

政府的無能和政府的無恥均屬於政恥，政府的無能不算國恥，但政府的無恥必然屬於國恥，因為只有國民無力約束政府時，政府才可能變得無恥。注意的是，一個無能的政府未必是無恥的政府，譬如二戰時期，希特勒幾乎踏平了歐洲，但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民選的好政府，儘管面對德國的鋼鐵洪流幾乎無能為力，因此，諸多國家的被佔領只能算作政恥，不能算作國恥。元軍踏平兩宋山河，也是趙家王朝的政恥，不是兩宋子民的國恥。同理，日本侵華戰爭也只能算作蔣氏政府的政恥，不能算作四億國民的國恥。但是，一個腐敗透頂的國民政府，不但是蔣氏政權的恥辱，也是四億國民的恥辱，既是政恥也是國恥。

在釐清政恥與國恥之後，我們現在必須澄清一對概念：亡國和亡國奴。

無論是什麼樣的政府，政府存在的意義只有一個：提供並保障國民的自由。其實，專制政府的起源也是為了保障多數人的自由，歷史上許多王朝也不乏自由輝煌時期，譬如貞觀之治和兩宋繁榮。只不過專制政府沒有自我糾錯功能，弊政的日積月累不斷蠶食國民自由，國也就逐漸不成其國了，這就叫亡國，處於這樣狀態下的國民就叫亡國奴。因此，判斷一個國家是否處於亡國狀態，只須觀其一點：國政是否日益凋敝；判斷一個國民是否是亡國奴，也只須觀其一點：自由是否日益喪失。

政府的無能也許會遭遇外侵，但未必就是亡國，當然國民更未必就是亡國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老百姓的自由狀態明顯比之前更好，不然也不會出現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數十萬內民闖關東的壯觀景象，這怎麼能說就是亡國呢？東北老百姓更不可能是亡國奴，那個時候日本人就給百姓社保醫保和免費教育了，你說這能叫亡國奴嗎？筆者曾經做過多次的隨意訪談，凡是遇到八九十歲的沿海老人，也就是經歷過日本侵華事件的過來人，我都誠懇求問他們當時日軍的真實統治情況，但我得到的答案與教科書和橫店影視城都截然不同。八國聯軍攻進北京，京城百姓都是幫扶梯送水，你說這能叫亡國和亡國奴嗎？但是，元軍大敗南宋於崖山，這就叫亡國，因為兇殘的新統治者必將踐踏趙家王朝苦心經營的自由繁榮，所以才會出現二十萬宋儒集體跳海殉國的悲情史詩。

一個無能的政府也許是文明的或野蠻的；一個強大的政府也可能是文明的或野蠻的。一個文明而又懦弱的政府被一個強大的野蠻政府所征服，既是亡政也是亡國，國民自然也是亡國奴，「崖山之後無中國」講的就是這個東東；但一個野蠻無能的政府被一個文明強大的政府所征服，這是亡政並非亡國，而是迎來一個更有國家意義的嶄新國家，國民不但不會做亡國奴，而是擁抱一個更有尊嚴的嶄新生活，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就是活例證。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無能的政府並非壞事，尤其是一個無能的野蠻政府相對而言將死得更快，國民結束亡國奴的日子是指日可待。怕就怕的是一個野蠻而又很強大的國家政府，對國民來說簡直就是欲哭無淚，因為要結束做亡國奴的日子是遙遙無期。

政府的無能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政府的無恥。尤其在二戰之後，國際文明力量逐漸壓倒野蠻力量成為世界潮流，一個無能的國家遭遇野蠻外侵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但野蠻國家的無恥本性絲毫不會收斂於國際文明壓力，它們定將其無恥內功全部施壓於它們手中的鹿。為了抵禦國際文明力量的干涉內政，它們最有效也是最拿手的辦法就是，綁架國民作為國家人質，強制給國民製造國際假想敵，將曾經歷史上極少數政客的政恥歪曲為世世代代的國民國恥，以強國之名，為自己窮兵贖武和橫徵暴斂的無恥行徑尋求國民的情感支持，從而為它們營造一個肆意欺凌百姓的強大政府找到一個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的蒙昧邏輯。你只須看看，今天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在用歷史戰爭受辱史作為「國恥」來教育國民，你就知道這個國家一定是一個野蠻無恥的流氓國家。

無論政恥還是國恥，或者說，無論是政府的恥辱還是國民的恥辱，這種集合性恥感都具有兩個特徵：一是恥感在時間上的不可延續性，二是恥感在個體分佈上的非均衡性。

譬如政恥，無論是政府的無能之恥還是政府的無恥之恥，在時間上只與發生政恥的當時政府政權有關，除了家族政府，前一屆政府的政恥不應該也沒有必然性能延續到后一屆政府身上去，否則，一旦政恥形成政府世仇，那這個世界任何國家都可能寸步難行。假如這世界上有誰要牢記中國在歷史上對他們的欺凌，天天都敲打中國「以史為鑒」，別說中國走不向世界，連走出亞洲都很難。即便政恥是當時政府政權之恥，但在政府政權系統中的分佈也是按照責任大小分佈，首先應該是當時政府首腦之恥，其次是當時掌握國家核心權力的內閣班子之恥，依次類推，誰的責任越大誰的恥辱就越大，而一般沒有權利的政府職員基本就無所謂政恥的恥辱感了，作為無權無勢的普通國民來說，那就更沒有任何政恥的恥感了。因此，那種將歷史上的政恥以「國恥」之名強加於國民作為世仇牢記，純屬無稽之談。

同樣，國恥即國民之恥，也具有上述時限性和分佈的非均衡性。一個政府的無恥是當時國民的無能之恥，這種恥辱也是不能延續的。這屆政府無恥僅僅是這屆人民不行之恥，上屆政府無恥是上屆人民不行之恥，一屆人民只能對一屆政府負責，蔣介石政府時期的國民不可能對先帝爺時期的國民恥辱負責，你說是吧？因此，任何以「為子孫謀」而故意抬升自己必須負責起的國民擔當也是很無恥的。牢牢記住，我們今天必須肩負的國民責任是我們作為這屆人民義不容辭的道德義務，不允許推給父輩已經水過三秋的無能，更不允許推給下輩青出於藍的無畏，因此，今天政府的無恥完全只能是這屆人民難辭其咎的無能之恥，這才我們今天應該牢記的國恥。

同理，國民之恥在國民之間的分佈也是非均衡的，那種所謂國恥的「全民責任」，不但荒唐可笑，也是無知可恥。這屆政府的無恥，哪些國民應該承擔起更大的恥辱感呢？這種國民恥辱感理當按照國民擁有的實力狀態（名譽、權力、財富、知識、資源等擁有量）分佈，實力越強大分佈的恥辱感理當越大，這也是閃現貴族精神光芒的人性邏輯，你讓一個每天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弱民去分擔這種政府無恥的國民恥辱感，這本身就很無恥。因此，楊改蘭一家六口的服毒死，是政恥也是國恥，首先是政府首腦和他嘍啰們的恥辱，其次是這個國家的富人、名流、知識分子的恥辱，再依次類推，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這種恥辱推及給沂蒙山區的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你說是吧？

然而，我們說政府的無恥是所有擁有一定資源實力的國民之恥辱，但是，懂得這個道理必須有一定的知識儲備，知識越多感受這種國民恥辱的悟性就越高，這就是為什麼讀書越多也越對「尊嚴」反應越強烈的原因。當政府無恥時，唯有知識分子尤其大知識分子是理當最先感受到自己的恥辱，也理當由知識分子對政府的無恥反應最激烈，這也是知識分子擁有知識的全部意義之所在。因此，任何國家抑或任何時代，政府的無恥都首先是知識分子群體難辭其咎的責任。知識分子不但是遏制政府無恥的主力軍，更是引導國民修為的道德脊樑，越是有名分有地位的知識分子越是要肩負這國文明之旅的中流砥柱。

不幸的是，這國知識分子集體無恥地消弭於茫茫國民的水深火熱中，越是大知識分子越是沉默如金，越是有名分的知識分子越是守口如瓶。知識分子整齊劃一的跪下，這不但是知識分子的國家恥辱，而且是國恥中的國恥，這才是中國的最大國恥。如果明白，這國的希望在此；如果無視，這國的絕望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