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北京話的歷史還不到90年

      清代口語即北京話是如何發展乃至形成現代北京話的呢?愛新覺羅•瀛生這樣描述道:

        滿人入關之際，大約自順治至康熙前期，滿人仍如以前在關外故土時那樣操滿語。由於入關到北京,又因與大量漢軍旗和包衣,旗鼓人接觸密切,所 以從這些人學習漢語。開始時,漢語當然掌握得不正確,說出漢語來,頗似元代白話碑上的所寫的元代蒙古人的漢語，用滿語語法和句式硬套漢語,因而文理不通。自康熙中後期,由於入關已久，漸漸較為正確地掌握漢語。在康熙皇帝的倡議和指導下,編成《御制清文鑒》,是一部滿漢語詞典。出版后,李延基按讀音整理排列詞序,編成《清文匯書》,雍正二年(1724)出版。從《清文鑒》和《清文匯書》中滿語詞的漢語釋義,明顯看出當時滿人的漢語還不通,很象元代白話碑中的漢語。由此使我們得以窺見清代早期滿人的漢語是何面貌。這是清代早期滿人的北京話。《清文匯書》的語言是最好的材料,如實反映清代初期滿人的漢語水平。到雍正時期出現最早期的滿語學慣用書《清文啟蒙》時,滿人已基本上掌握漢語。不過雖然脫離了元代白話碑的漢語境地,但仍有大量滿語式漢語,現在讀起來極感欠通。再發展下去,就形成《紅樓夢》的語言。從《清文鑒》、《清文匯書》釋義的漢語到《清文啟蒙》會話課本的漢語，說明清代北京話的初步形成過程。由《清文啟蒙》到《紅樓夢》的語言,說明它的進一步發展而提高。以《兒女英雄傳》的語言為代表的清代旗人話,說明北京話自形成到發展成熟。由旗人話就達到現代北京話了。這是一條明顯的脈絡,一貫相承。（ 《北京土話中的滿語》，燕山出版社，1993）

    根據愛新覺羅•瀛生從滿語出發對北京話所作的研究及其所列舉的語料，在清人入關直至康熙前期，滿人是不諳漢語的,他們操的都是滿語，漢語並沒有隨著他們幾十萬鐵騎的入關而重歸故里。到了雍正時期，滿人的漢語還類似明朝國語 「八思巴文」，是詰屈聱牙，文理欠通的。寫於清末道光年間的《兒女英雄傳》，代表的還是清代旗人話，進入咸豐、同治時期，才到達了現代北京話。也就是說現代北京話，大約是在1850年以後才形成的,它距離現在大約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愛新覺羅•瀛生與滕紹箴論述的八旗滿洲子弟語言變化的年代是大致相符的。

       對於北京話來源於滿式漢語，近年來雖有不少論著提到，但大多研究主要是根據文獻上的辭彙比對，而愛新覺羅•瀛生則不僅根據文獻，更藉助了滿語的音韻和語法，其說服力自當在其他諸家之上。根據他的描述,可知形成於清兵入關后的滿族人的北京話,經歷了滿族式漢語－旗人話－現代北京話的發展。它不僅歷史不長,而且是在滿族旗人的語言環境中形成的。這樣的京音,不僅難以和沉浸已久的中原雅音相提並論,和明代以來的口語官話,也是難以抗衡的。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王照在欲以京音畫一天下的同時還會將其比作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蘇州碼子,他的主張在當時引發「士林詬誶」，以為不屑,亦是在所難免。   

     現在提起北京話的歷史和形成,我們總以為如王力所說 「至少是六百年,全國都承認北京的語音是『正音』」；胡裕樹主編的《現代漢語》也以不容置疑和不容置喙的口吻斬釘截鐵地說:由於北京既是元、明、清歷代的政治中心,北京話也就成為各級官府的交際語言,並隨著政治影響逐漸傳播到全國各地。當時北京 話被稱為「官話」, 實 際上它不是專為官吏階層使用的官場雅語,而是全民族的共同語。

      這種觀念的影響之深,幾乎使人們到了對此不假思索地盲從的地步。其實北京話作為國語標準音的歷史,只能從1928年9月大學院(即教育部)公布 「國音字母第二式」即 「新京音」算起,至今不過才八十多年的歷史。音韻學家葉寶奎以為: 「北京音系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被定為國語的標準音,在這之前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從來就不是北京音」(《明清官話音系》，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這一論斷基本上是正確的。北京的歷史悠久並不等同於現代北京話的歷史悠久。

    以北京話來統一全國語言並無不妥，我們知道語言統一首先是要確立一種權威方言，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為歷代首都，其語言無論經歷了多少變故都是具有權威性的，其權威性即在其作為皇城的顯赫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