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柴山保往事

李德生在回憶錄中說：「據解放初期統計，新縣不足10萬人口，在歷次革命戰爭中就犧牲了5.5萬餘人」（《李德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李德生和我同齡，他住的村莊李家窪緊鄰王家灣。王家灣是新縣數一數二的大村莊，1993年10月編撰的《王南泗公家志》痛陳：「1927年至1934年……近千人口的王家灣，所倖存者不足300餘人。」每當憶及那個兵連禍結、充滿血腥殺戮和暴力恐怖的歲月，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可憐的父母、年幼稚氣的四弟，還有眾多慘遭殺戮的鄉親。80多年過去了，沒有人提起過他們的名字，如今我已年近百歲，來日無多，有責任把知道的實情告訴後人和史學家。

　　

王家灣地處大別山深處，歷來就是個很窮的地方。在我的記憶中，全村只有後來成為紅四軍十師政委的王功在（我的私塾先生）家裡有一匹白馬代步。我家雖有一點祖業田地，但老人小孩多，勞動力少，從記事起，就沒有過一天好日子；能顯示我家曾經富有的可能就是那棟祖屋。祖父兄弟六人，平均壽命不到39歲，最長壽的也只活到54歲。祖父行五，六祖父無子，父親14歲時過繼到六祖父名下。六祖父35歲早逝，六祖母及她的女兒無以為生，只好和我的親祖父母在一起過。

　　

父親17歲就結了婚，母親整整比父親大10歲。1915年，我大哥出世，360天以後我又來到人間。三弟也只比我小一歲半，接著，四弟、五弟（早夭）和小妹來到世上。父親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家裡的土地只有雇長工去耕種。在我的記憶里，父親雖然不能下地勞動，但也儘力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來補貼家中所需，如做粉條、肥皂、蠟燭等，只是他手藝不精，樣樣不如人家做得好；他做女人針線活用的銅質「頂針箍」還比較成功，可惜需求有限，最後只好送人。我們小小年紀也幫著父母養雞，養羊。這麼多孩子，可憐我的母親是多麼辛勞！我們兄弟幾個從小身體都很虛弱，發育不良，常年長瘡、害瘧疾，夏天還哮喘。數九寒天都只能穿單褲，上學時提著火爐取暖，渾身哆嗦。每年冬天腳後跟都凍破流血，來年夏季才收口；到冬天又犯了。大家庭按人口分棉花，我們分得的棉花全靠母親操勞，紡線、織布，給全家七口人做衣服、鞋襪。用筍葉和破布做的鞋底不結實，一雙鞋穿不了多久。回想起來，和母親在一起的日子雖然艱苦，仍然是我這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我從4歲開始就和5歲的哥哥一起讀《三字經》、《百家姓》，6歲上私塾開始讀《四書》，放學后要上山去撿柴、放羊。正準備讀《詩經》的時候社會開始出現動蕩，我的學業就此終結。可憐的四弟從7歲開始放羊，直到8歲遇害沒上過一天學。

　　

1927年冬爆發了黃麻起義，1928年開闢的柴山保是鄂豫邊革命根據地的發源地，1929年成立的鄂豫邊蘇維埃政權早於中央蘇維埃。族兄王志仁（王成銘）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早期領導人。過去講究輩分排行，王家的輩分自上而下為：自、成、功、才。我父親王自綸和王志仁的父親王自松素來相好，王家灣的紅槍會就是王志仁的三哥王成奎發起的，我們父子都參加了紅槍會，名曰「保身保家」。

黃麻起義后，到處都在成立農民協會，傳統的鄉村治理體系被打亂，基層農民的日常生活處在劇烈動蕩之中。我曾親眼看到王志仁在王家灣祠堂演講，那時我剛滿10歲（他比我大12歲），聽不懂他講的什麼，但他雙手叉腰、來回走動演講的形象我一輩子都記得。吳煥先是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我親眼看見他坐著轎子到王家灣發動革命，親耳聽他坐在轎子里說：「好舒服啊！」王氏家譜105位「烈士英名錄」排第二位的共產黨員王謀成（《新縣革命史》有記載，「成」實際應寫作「臣」，因兄弟輩多人名智臣、言臣[即我祖父]、干臣、禮臣）就是我的七叔，我父親排行老六（同祖父）。兒時的記憶里，父親是「傾向革命」的，他對我們說「共產黨是要成功的」。後來不知什麼原因，農民協會開會時不讓我父親參加。王家灣農民協會成立后開始搞土改，到1929年下半年開始打土豪、分田地，抄家搶財產。

1929年夏天，一個叫吳光浩的寫了一張紙條（有材料說他是當年5月犧牲的，但是我親眼看到他寫的條子），要我家拿出300塊銀元「支援革命」。300塊銀元，這對一個普通農家來說，是個近乎天文的數字。何況我們當時的家境已經寅吃卯糧，非常不堪。父親常年哮喘，平時不能出門，哪來這麼大一筆錢？

　　

萬般無奈之下，母親帶著兩個長工連夜趕回離家60里地的娘家，找舅舅借了600串銅錢，摺合100塊銀元「支援革命」。尚欠200塊，便讓大哥和我將兩頭耕牛牽到集市上去賣。父親本來是被扣的人質，經農會批准，他和三弟又將和佃戶共養的三頭耕牛牽到宴家河去賣。母親讓我們乘機脫身，自己和四弟留下。結果，1929年九月初三，我的母親胡氏在王家灣慘遭殺害。當時的口號是「斬草除根」，我的四弟也被推倒在母親的屍體旁，用大石頭砸死。四弟蒙難時只有8歲！好心的鄉親們把母親和弟弟放進一個棺材，父親和我們兄弟三人都被阻隔在外鄉，完全不知情。經過五年時間的日晒雨淋，直到1934年大哥和三弟返鄉才用草繩將棺木捆纏葬於現在的墓地。

　　

農曆六、七月王家灣已經有幾個人被殺。如果不是母親在事發前支走了我們父子四人，恐怕要和另外幾家一樣被滅門！母親連我們兄弟的衣服都拿到舅舅家，說明她已經有預感。她和四弟到底為什麼被殺？我至今不知道確切原因。思前想後，只可能與不能足額交出300塊銀元「支援革命」有關！紅軍初創的時候，往往用這個方法籌糧、籌款。

　　

1929年秋天以後，我們全家被「掃地出門」。兩位60多歲的祖母只能夠住在牛屋裡，以討飯為生；一位寡嬸被強迫改嫁；3歲的妹妹送給人家當童養媳，9歲才被我們找回來。我和大哥逃到光山縣磚橋鎮舅舅家，後來舅舅打聽到我父親已經逃到晏家河，便差人將我們兄弟送回父親身邊。我們兄弟三人靠賣餅子油條糊口，還要養活不能勞動的父親。大表叔家不讓住，我們只好在過道上棲身。父子四人蓋兩床被子，一天兩頓稀飯，饑寒交迫。次年春天，逃難到李新集的族兄王雨征（王成均）對我父親說介紹我到李新集給李祚善家放牛。後來我三弟也被李家親戚雇去放牛，大哥就在晏家河學銀匠手藝。父親不能勞動，只有在三處輪流看望自己的三個孩子。

　　

此後，11歲的三弟到易本應民團去當勤務，14歲的大哥隨後也到該民團二中隊當勤務。因李祚善家也遭難，我只好到北向店去找我的兄弟，也到該大隊當了一名勤務，就混口飯吃。

　　

我們父子有家不能回，兩年後才知道母親遇難。1931年九月初一，父親找到我們兄弟三人，告訴我們母親和四弟遇害的消息。母親的死訊是鄉鄰轉告的。我們痛哭了一場，安慰父親，都說要為母親和弟弟報仇。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招誰惹誰了？一個8歲的孩子更是何罪之有？這是鬱結在我心中一輩子也無法解開的死結。

　　

當夜，我們父子四人睡在一個地鋪上。半夜，一個提馬燈查崗的更夫發現父親嘴朝地，便叫醒我們。大哥捧著父親的頭，我和三弟各自拉住父親的手，父親就這樣與世長辭，我們從此成了孤兒。我所在的民團大隊看到我們三個孤兒舉目無親，實在可憐，就出棺木將我父親草草葬了。多年後才把父親遷葬到小窪的祖墳山。我的嗣祖母雙目失明，這一年活活餓死在家裡。

　　

1934年冬天，大哥雇了兩頂轎子把祖母和嬸娘接回王家灣過春節，這是我們自1929年離家后第一次回家過春節。

　　

我們不能夠待在家鄉，只有外出謀生。在黃安七里坪姑母家遇到表兄吳子英，1935年和他一起到了武漢。我和三弟想給人家當學徒，因為無「鋪保」沒有人家能夠收留。未婚妻（當時還不是）的叔父方漢臣介紹我去當兵。武漢警備旅二團四連連長陳德榮將我留下，頂替了一個叫「王開」的逃兵，從此浪跡江湖。

1929年入秋前後僅三個月，王家灣被殺12人。除我的母親、四弟，一對母子，還有兩對夫妻——王自和汪氏、王成煦和羅氏，兩對兄弟——王成圖和王成湯、王成性和王成物（王自之子）。汪氏和羅氏被殺於1929年十月十一同一天，汪氏是被他的兒子喊出去殺的（「媽，他們叫你！」）；因為丈夫王成煦於此前的七月十七被殺，羅氏在家裡邊哭邊罵而慘遭殺害。這些死者的生卒日期家譜都有詳細記載。王成圖、王成湯兄弟和王成弼都是我的族兄，他們都是六月初九被殺的，我當時還沒有離開王家灣。王成弼住在陳家灣（也是王氏家族的祖居地），我親眼目睹了小河邊他的屍體和被殺害的現場。當時殺人都不用刀槍，用鋤頭和石頭，他臨死前的垂死掙扎把草都碾平了一大片！

　　

以前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被誰殺害的。1974年的一份訪談資料記載：「領導」殺人者竟是以道士為業的赤衛隊員王才幹。他「領導群眾用鋤頭把三人砸死」，該資料稱死者是「地方上的反動勢力」——他們以軋棉花和做粉條為業，哪裡是什麼「地方上的反動勢力」？1929年九月初二，王才幹「領導」殺死的王功立是他的叔叔，因為叔侄兩家有矛盾，正好以「革命的名義」將叔叔殺害。明明是骨肉相殘怎麼能夠說成「革命」？該資料還表明，王自一家三口、王自審也是王家灣自家人（有名有姓）「用鋤頭、紅槍、石頭打死的」。大伯父王自（王智臣）是七叔王自昌（王謀臣）的親哥哥，七叔身為紅四軍總後勤處主任，竟然保護不了自己的哥嫂、侄兒，一家四口幾近滅門！可憐八叔王自審（王伯）是個殘疾，能是什麼壞人？七叔本人於1932年犧牲在異鄉，隨身帶著的兒子孝安也下落不明。王才幹和其他「打死人者」已先後犧牲。時隔40多年，接受訪談者對自己的族人被殺還津津樂道，為死者羅織罪名，實在愧為王家灣的子孫！

母親被殺害以前，曹學楷的一個本家叫曹恕卿的，在我家躲了三天後離去，生死未卜。曹學楷是鄂豫皖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鄭位三1959年4月在漢口德明飯店接受湖北省委黨史調查組的訪談時說：「曹學楷不同意殺的一個紳士偽裝革命，趁曹離開不到一頓飯的功夫我們就把他殺了」。曹學楷回來問及此事，大家「一笑了之，殺了就殺了」，「當時這樣的事情相當多」。人的生命簡直不如一根稻草！

　　

我的近親屬也有被國民黨殺害的。箭廠河鄭家邊吳立啟是我的小姑父，中共黃安縣委委員，在麻城被國民黨殺害，小姑母和表弟吳治行系「三親」家屬，享受烈屬待遇。表弟對屈死的舅媽（我母親）飽含深情，他和其他鄉親告訴我，王家灣的人很多是被王成贊、王成盛殺害的。他們給我講母親和胞弟被殺細節的時候我都不忍卒聽，制止他們往下講。傳說殺害我四弟的王成盛也是我的族兄，他只比我大幾歲，當時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他們把殺人當成了革命的正途；王成贊、王成盛二人緊接著也死於非命。家譜只有他們的名字，沒有他們的生卒年月。

　　

至今對當年發生的事還諱莫如深，這些可能永遠是個謎。我認為：沒有土地革命，就不會有這些骨肉相殘的「族殺」。

　　

那是死神隨時可能降臨的歲月，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殺，也不知道後人會如何評價你的死。王志仁的三哥王成奎和他一起變賣家產參加革命，1931年被「錯殺」。王志仁如果不是早在1927年犧牲，作為黃安縣委書記和王家灣的子孫，他也許會制止1929年發生的那場殺戮，因此他本人完全有可能和他三哥一樣被「錯殺」。王志仁的妻子沈氏是我的表姐，解放初因為是地主而被關押。1976年春節我回鄉專程去看望她，她對我說：「二兄弟呀！舊社會說我是『紅屬』還有人『保我』，新社會坐牢沒有人敢『保我』，是王樹聲回鄉清理革命烈士才享受到烈屬待遇。」王家灣人都知道，作為王志仁烈士的遺孀沈氏，其待遇就是生產隊茶場給一口飯吃。這讓那些享受勝利成果、以「烈士傳承人」自居的人情何以堪！

　　

戴季英自詡為鄂豫皖和柴山保根據地的創始人，解放后居功自傲，毛澤東斥之為「不可救藥」「永不啟用」並投入監獄。他獲得平反后，1980年5月30日接受河南省及光山縣、新縣有關人員採訪時說：「王志仁家在王家灣，他那個村子好，那裡面的人，都傾向革命。」既然「都傾向革命」，從1927到1934年七年時間，近千人口為什麼會銳減百分之七十？時間已經過去了80多年，作為王家灣唯一倖存的世紀證言者，除了105位烈士（含自己人「錯殺」），我沒有聽說其餘的600人是因為與國民黨當局對抗被殺的。當年我還是一個孩子，不是「參與者」，但我敢說：我的回憶比戴季英的客觀、具體、真實。

　　

王家灣有105人進入「烈士英名錄」，得以安息。「革命者」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準備犧牲，他們是求仁得仁；我認為，另外600人不是「革命者」，生命不應該被剝奪（即使有壞人，也是少數）。現在各個村莊都有「族譜」，希望歷史學家收集這些「族譜」，對每一個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失去的生命進行統計，善待每一個生命，譜寫完整的革命史。

　　

順便說一句，1980年代出版的《新縣革命史》《紅安縣革命史》，凡是我知道的都有嚴重錯漏。

　　

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我在武昌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擔任警衛，天天向周恩來副部長敬禮（陳誠任政治部部長）。慘絕人寰的兒時記憶，讓我怎麼也不相信這麼溫文爾雅的人是共產黨。

　　

從1937年到1941年，我是陳誠將軍衛士連的衛士。歷史竟是這樣的巧合：國民黨敗退台灣后，陳長官主持台灣的土地改革（不是「土地革命」），被稱為「不流血」的「和平土改」。向朱鎔基總理反映「三農問題」的李昌平先生訪台後稱「台灣的土改制度是世界公認的成功典範」。（李昌平：《我了解的台灣「三農」問題》，《炎黃春秋》2006年第11期）我為台灣的農民，特別是台灣的「地主」感到慶幸。

　　

歷次政治運動，我都如實交代母親死於土地革命。1965年，長子參加文革前最後一屆高考，他落榜后埋怨我「老家那麼多人參加紅軍，你為什麼偏要參加國軍？」今天我可以這樣回答：「1.如果我的母親不是在土地革命中被殘酷殺害，我也許會像那105個同族一樣去參加紅軍；2.他們中103人犧牲在1934年以前，他們不可能知道自己是『為革命』犧牲。3.對我個人而言，無可選擇的人生之路是正確的；我無悔自己為中華民族做出的微薄貢獻。」

　　

我一輩子從事苦力，沒有一點怨言，因為我本來就是受苦人。所幸我為人比較謙和，群眾關係較好，歷次政治運動衝擊不大。鄉親們經常到城裡找我辦事，我和我的後人總是盡心儘力。2009年，王家灣為始祖立碑並舉行公祭，特地請我從武漢回老家為墓碑揭幕，讓我的長子宣讀祭文。對於一個家族，這是很高的榮譽，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資格擔當。王家灣有1000多人，還有紅軍、開國將軍的後代，怎麼會邀請我這個有「歷史問題」的遊子？我感謝眾鄉親！

　　

土地革命的「參與者」已經全部離世，即將百歲的我魂歸故里以後，怎樣對九泉之下的母親交待？如果僅僅是母親等少數人死於土地革命，我也許還說不清楚；如果百分之七十的人死於非命，說不清楚的應該就不是我了。我只有留下這段文字，讓後人和學者去搞清楚這段史實。我對本文內容的真實性負責。

口述者簡介：1935年頂替逃兵「王開」到武漢警備旅當兵，1937－1941年擔任陳誠將軍衛士一連衛士、班長，參加淞滬抗戰、武漢會戰，1941-1944年任戰干團教育長樊崧甫中將的隨從副官。日寇投降后，任聯勤總部第四區武漢鐵道軍運指揮部上尉課員，押送日本戰俘三批共6000人。解放後為搬運工。2005年，中共武漢市漢陽區委頒發胡錦濤總書記題字的「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章」。2007年，接受淞滬抗戰紀念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