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就聽父親說:東南高中打鐘的蔡老師,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英語講得很好。
蔡老師會講英文,讓我打小就對他非常敬仰。直到我歷盡萬重艱難,進入了東南高中,才有機會和蔡老師接觸,才有機會對他直接觀察。
老師們,學生們,社會上各界人士,男女老少,都叫他老蔡。沒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叫蔡和乾。大家只知道,他就是打鐘的老蔡。因為自從他調到這所高中以來,他在這所中學的主要工作,就是打鐘 (敲鐘)。他從來沒有進過教室,從來沒有站在講台上,給學生們上過課。
由於長期受到壓迫,倍受各界人士歧視,蔡老師平時顯得非常木訥。他頭髮稀疏,總是在胸前抱著一口老式舊銅鐘,穿著一身灰色或是藍色的中山裝,戴著酒瓶底一般的高度近視眼鏡,國字臉上,總是掛著一副苦笑。穿著一雙綠色解放鞋,眼晴不敢直視前方,上眼瞼壓低,只是低視著腳步的前方,不緊不慢的走著。每當遇到那些數不清的鄙視不敬的目光,面對那不停的老蔡老蔡呼喚聲,他沒有什麼反應。厚瓶子底眼鏡後面,是獃滯的目光,臉上是無動於衷的表情。他對外界的不反應,實在是令人無法理解。可誰知道老蔡他所經歷的滄桑?
一直到恢復高考後,蔡老師才有機會走上講台,教過我們班幾個星期的英語,也就是教教母音和輔音發音。那是我進大學時,所具有的英語知識水平。
高考恢復后的最初幾年,英語不是必考科目。考生英語高考分數,不算入高考總分,只供院校錄取招生時參考。
還記得那年十月末,霜降過後,已經日趨寒冷。我們這些毛孩兒高中生,因為開門辦學,駐紮在離學校二十多里的山村,每天白天上山砍茅桿,下午下山將茅桿送到收購站。茅桿是造紙的優質原材料。
大約十一月中旬,學校領導決定,提前結束開門辦學,結束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活動。全體同學立即回到學校。休息一周后,全校文化課摸底大考試,按成績總分多少,分重點班普通班。我們很快將參加高考,學生們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大學。這絕對是一個好消息,我趕上了高考早班車。
對蔡老師的歧視,並沒有因為恢復高考而消失。學生們對蔡老師沒有尊重,我能感覺到,蔡老師在講課時,有些畏首畏足,壓不住課堂,教學效果也不佳。但蔡老師那美式發音,令人難忘,至今仍讓人回味無窮。
父親總是教導我,一日為師,就是老師,要尊重老師。他要求我叫他蔡老師。不要叫他老蔡。
人們大多隻知道他從上海來,幾十年如一日,負責學校的打鐘。鐘聲的不同節奏,決定了上課,下課,勞動,早操,集合,吃飯,就寢,熄燈。
蔡老師責任重大,時間要准,鐘聲節奏要正確。蔡老師工作勤勤懇懇,從不出錯。可他遭遇到的,常常是領導,同事和學生們鄙視的目光。
看著一些同學直呼老蔡老蔡,對蔡老師沒有應有的尊重,我常常很不理解。因為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一路上來,雖然不上什麼課,長期開門辦學,娃娃同學們個個爭當紅小兵,但對所有的老師,還沒有見過誰直呼其名的。
一次路上遇到蔡老師,我清晰的叫了一聲:蔡老師。
蔡老師永遠不變的臉上,似乎有了一絲不易察覺的神情緊張,那灑瓶底子般的眼鏡後面,那木訥的眼神里似乎很疑惑。
也許是多年來,早已習慣了老蔡這個稱呼,因為這是他的唯一被叫的名字。一聲蔡老師,就讓他困惑不解。
第一個寒假很快就過去了。開學的前一天,我帶上乾糧到了學校。在學校門囗,碰到提著行李袋子的蔡老師。
蔡老師好!我叫了一聲。
這次,蔡老師回應了我:我是回家探親歸來上班。
我很高興:蔡老師,您去上海回來了,坐船沿江去上海的吧。
不是去上海,是寧波。我是寧波人。從寧波坐火車到南昌,再從南昌坐汽車回來。蔡老師接著說。
從此以後,我每次見到蔡老師,都會給他一個微笑,他偶爾也會給我一個眼神,算是打過招呼。
我明白,蔡老師,已經不習慣於大庭廣眾之前,被稱呼為蔡老師。他已經習慣了被稱呼為老蔡。
蔡老師的宿舍,就夾在兩個學生大通鋪宿舍之間。學生宿舍是一排十間磚瓦房,每間可以容下三四十個學生住宿。宿舍門前是一條排水溝,也是一條排尿溝。晚上起夜的學生,就對著溝排泄。春末夏天,宿舍門前,尿臊衝天撲鼻,蚊子蒼蠅騰飛。
在學生宿舍之間,有兩個小間,是老師們的宿舍。蔡老師住一間。
春天,蔡老師的宿舍,來了位50歲出頭的婦人。婦人穿著整潔,乾淨利落,頭髮疏理得光滑極致。我和她打過招呼,她很爽快的告訴我:我是蔡老師的愛人。
她是蔡老師的夫人!真是為蔡老師高興,有這麼美好的夫人。他在東南高中幾十年,神情木然,人們總以為他是老單身。那個年代,誰會嫁給他?誰會讓他作嫁衣?
大學畢業后,回東南高中,不見了蔡老師。命運坎坷的蔡老師已經退休離去,帶走了他在東南高中的幾十年滄桑!
東南高中的上空,至今仍然回蕩著蔡老師的敲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