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平白無故的權利和民主
——著名民權領袖後裔訪談錄
圖文:心路獨舞
今年五月的一個黃昏,保拉(Paula Martin)正在臨城的購物中心閑逛,一個標有「種族分校歷史」的展攤吸引了她的視線,她停了下來,信手拿起一份介紹資料來閱讀,赫然發現自己童年的大照片印在了介紹材料的封面上,萬分驚愕之中,往事像過電影一樣開始一一回放到了她的眼前……
採訪地點丹威爾博物館門廊就有同樣的宣傳材料
右側是保拉保存的當年的報紙,用的是同一張照片
保拉的父親,左
當年汽車的樣子
那是1957年的一個早上,不滿十歲的小保拉正站在弗吉尼亞州南部丹威爾市(Danville)的公共汽車站,而他的父親(Macco Martin)則隔著馬路站在自己家的門廊,對著小保拉拍下了這張照片。照片里的小保拉挺直著身子,抿著嘴微笑著,透著這個年齡的孩子少有的淡定,到目前為止,這一天看起來像南方夏天的每一個早晨一樣,不同的只是小保拉此時正肩負著一項特別的使命。
在1957年的美國,汽車上黑人和白人是必須分區而坐的,白人可以坐在汽車前面的任何座位,而黑人只能坐在車尾的一排光板座位上。小保拉爬上了汽車,看到前排稀稀拉拉地坐著幾個白人,而黑人則滿滿地擠在最後一排的光板座位上,保拉頓了頓,看準了司機身後第二排的位置空著,於是按照父親的叮囑她毫不猶豫地一屁股坐了下去。看到她的白人司機馬上轉過身來,告訴她必須坐到後排去,小保拉雙眼緊緊地盯著他,一動也不動,無言地拒絕著。汽車司機只好熄了火,走到公共電話亭給警察局打電話,聞訊而來的警察護送著小保拉離開了汽車。
當時的美國不僅是汽車分區而坐,黑白分校、公共場所分區、公共服務設施拒絕黑人、異族婚姻違法等種族歧視的現象隨處可見,作為一個成功的銀行家,保拉的父親對這種社會現狀深惡痛絕,他更覺得自己有責任肩負起打破種族隔閡的使命,眼前他設計的這一幕,就是為了能把該市的汽車系統以違反憲法的名義告到聯邦法庭。
打到聯邦法庭的案子相當昂貴,好在保拉的父親很富有,而且她的叔叔是弗吉尼亞州最著名的民權法律師之一,和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馬歇爾先生(Thurngood Marshal)是很好的朋友,保拉一家是鐵了心要把案子推到美國最高法庭的。好在當時的美國,有很多像保拉爸爸和叔叔這樣的非裔富人和社會活動家、有像馬丁路德·金那樣的政治家、還有像馬歇爾那樣的黑人法官等,所有人不懈的努力最終導致了1964年民權法案的通過,此後,種族平等的火焰迅速蔓延全美,種族之間的堅冰開始慢慢融化。
保拉保留的地標複製件,上面專門提到了她父親曾為黑人能夠使用這個公園作出的法律抗爭。
採訪中的保拉向我們介紹她保存的史料。
坐在我面前的保拉麵目慈祥,輕言細語,舉手投足之間透著知識女性的溫婉和柔和,她是在黑白強制混校之前的1964年進入一所北卡名叫Greensboro Bennett College的黑人女子大學的。保拉說,當時的這所大學校園裡,幾乎是清一色的非裔女生,只偶爾見到一、兩個白人學生。同年的聖誕節前,保拉所在大學的女學生們在市中心曾組織過一場遊行,抗議種族之間的不平等現象,保拉便是這一場遊行的積極倡導者和組織者之一,而在當時的美國,這樣性質的大學生抗議遊行幾乎到處都有。
儘管民權法在1964年就已經通過了,種族強制混校卻是後來幾年的事情,當然也包括了其他領域。大學畢業那年,保拉曾經去華盛頓參加過一個幾百人出席的學術會議,除她之外,會上只有一兩個黑人的面孔。保拉說自己趕上了好時候,因為她父親那一代人的不斷努力,民權運動層層推進,她後來得以獲得寶貴的繼續深造和就業的機會。於著名的弗吉尼亞大學取得了數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后,保拉在當地的公立中學里獲得了一個教職,教授中學八年級的數學。她說:不僅作為女人這在過去是幾乎無法想像的,作為非裔女人基本是不可能的。如今保拉已經從公立學校的教職上退休,業餘時間在社區大學教授一些數學課程。
這本1963年出版的《An Act of Conscience》里記載了她父親為種族平等曾作出的種種努力。
上:保拉保留的一些銀行文件,印證著她父親曾為黑人在經濟上平等所作的努力。
下:作為歷史上有重要貢獻的人物,他父親的照片被印在丹威爾市建市200周年的明信片上(中)。
我問保拉在這特殊的經歷中感悟最深的是什麼?
她想了想說:從開始種族強制混校時黑白學生的抵觸和對立,到後來的漸漸互相接受和融合,美國走過了幾乎半個世紀的路程,在這期間,我看見有西裔、亞裔等其他種族的學生漸漸融入進來,種族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小,平等的意識越來越濃。而我們往前邁出的每一步,都來自於我們一代一代人的抗爭和努力,正像沒有免費的午餐一樣,這世界沒有平白無故的權利和民主。
我問保拉這些年教學中對華裔學生的印象時,她說起自己教過的一個中國孩子,父母在當地開餐館,平時很忙,幾乎無暇照顧她。這孩子雖然不大會講英文,但數學成績很好,上課專註,作業上很用功,是自己教學歷史上最好的學生之一。說到這裡她話鋒突然一轉,面向我問:美國報紙上登出的中國七個月強制流產照片里的嬰兒是真的嗎?
我一怔,下意識地點了點頭,她低下頭去,用手輕拭起自己的眼角,然後抬起頭盯著我問:「那麼,民眾有抗爭?政府有作為嗎?」
我握著她的手說:「相信我們正走在你和你父親曾經走過的路上!」
有趣的是,我們採訪保拉的地點是丹威爾的一個博物館,這棟建築曾經是南北戰爭後期南方軍最後一個首府所在地(後續會介紹),戰後被城市收回用做圖書館,一直只准白人使用,在民權運動中曾有黑人企圖強行進入,為此,丹威爾市寧願把圖書館關閉了也不給黑人使用。但可以欣慰的是,如今美國已經有了自己的黑人總統,而在今天的採訪中,白人、黑人、和亞裔等已經能圍坐在其中,一起回顧和暢談那一段歷史了。
(南北戰爭中南方最後一個首府所在地、如今的博物館的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