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逢到過年時,新疆漢人和維吾爾人的互相拜訪還很普遍;到了90
年代,平民百姓不再來往,公務員、一般幹部之間互相拜訪;而到現在,兩族過年時只有領導幹部互相拜訪。這雖然是生活中的小事,卻反映了民族關係變化的大
勢。從時間上看,這種變化和北京在新疆開展的「反分裂鬥爭」是同步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新疆問題中「預期的自我實現」。
民族壓迫更甚於政治壓迫
中國當局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種邏輯的結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
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群體,並讓他們對立起來。因為漢族不會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因此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
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北京「保持新疆穩定」的依靠群體,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
這的確使新疆漢人在民族問題上站在當局一邊,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新疆建設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
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要鎮壓當地民族時也會摩拳擦掌地請戰。而當地民族在被當作防範對象的同時,最終也就真被推到敵對一方。不僅是與政權
敵對,還與整個漢民族的敵對。
民族問題從政治壓迫變成民族壓迫、從民族矛盾變成種族對立是一種危險的變化。如果是政治壓迫,只要政治改變了,
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還可以一起建設新的共同體。而若認為壓迫是來自漢民族,政治的改變就不會根本解決問題,只有民族獨立才能解除壓迫。在我看,這才是
新疆的主要危險。
如中共締造者毛澤東所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分裂主義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如果你把人家當做敵人,人家想跟你分
裂又有什麼錯?新疆當局多年來對當地民族的鎮壓政策被其自己概括為——「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繼而進一步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
打」。這與北京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一脈相承,卻更加窮兇極惡。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的時候,說明他們對解決問題還抱有
希望,還願意通過互動取得進展,當他們什麼都不再說和做——似乎所有萌芽都被消滅——的時候,那不是穩定,而是絕望。鄧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
雀無聲」,乃是至理名言。遺憾的是他的後人卻沒有領會。
「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的惡霸行徑竟毫無羞恥地成為政權指令,充分展示了當權者的蠻橫與無知。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在新疆總會被企
圖從任何事物中發現「萌芽」的維穩爪牙政治化,導致事情愈弄愈大,把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把善良百姓逼成「恐怖分」。這種動輒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懾一
時,卻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日益積累仇恨的能量,早晚會被無法預料的緣由引發,毫無萌芽地竄出恐怖之樹——如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又如這次巴楚事件。
只強化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問題
當局在對新疆強硬鎮壓的同時,另一手是發展經濟,如中共的新疆書記張春賢說「發展是解決新疆問題的總鑰匙」。這種思
路的邏輯是,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分裂就會失去市場,宗教影響也會被世俗化消減,問題自然而然會解決。這些年,無論從公布的數字,還是實地觀
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經濟 的快速發展,然而新疆問題卻從來沒有因此變小,民族衝突則不可遏制地繼續提升。
這種思路的基本錯誤就在於,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而是政治,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政治上還在不斷加強高壓,經濟再發展也是南轅北轍。
即使只從經濟來說,北京也許真心希望發展能夠縮小當地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經濟差距。然而新疆漢人掌控了大部分權力、經
濟和知識的資源,有足夠能力在任何
一次新機遇到來時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經濟自身的規律也會發揮作用。市場追求利潤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經濟必須綁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之上,
漢人無疑比當地民族佔有優勢。僅使用漢語一條就成為當地民族就業和發展的首要障礙。新疆各個領域的高層位置大部分都由漢人佔據。當地民族被當局描繪的發展
吊起胃口,然後被現實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與不滿中。
市場經濟一旦有了民族區分,不但不會消解民族矛盾,反而製造更多的衝突。如果說過去的民族矛盾還是主要針對歷史和宏
觀的議題,與百姓日常生活較遠,今天的經濟差距卻會清楚地擺在每個普通人眼前,充滿現實生活的每個細節,民族衝突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與每人的切身利益與
經驗息息相關,由此激發更為廣泛和深入的民族情緒。
肆意妄為的權力傷害民族感情
中共權力集團的權術造詣爐火純青,卻鮮有人文精神。中共執政造成的人文傳承斷裂,即使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
為單一化專門人才,有知識而無心靈,崇拜強大蔑視弱小。他們依仗的只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鎮壓。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
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是飲鴆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深入文化、歷史、信仰、哲學等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詭詐卻單薄,只能以
應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處理民族問題需要人文的靈魂才能找到正確之道。從這一點看,中國民族問題走入死胡同是一種宿命。而展望未來,也難指望突破,因
為人文精神的復興絕非可以召之即來。對新疆的統治最能反映當局的心態,似乎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無需顧忌無權者和無權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
當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視為是從神聖的天山流
下,同時穆斯林民族特別重視潔凈,不僅是物理上的潔凈,還包括意念上的潔凈。骨灰是不潔之物,王震又是他們眼中的異教徒劊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上,等
於弄髒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無法想像治理新疆這麼多年的當局會顢頇到如此程度,為了滿足王震的願望,一千多萬新疆穆斯林的意願必須讓位,而且要大肆宣傳,
讓每個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對此的確沒辦法,水還得照樣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時,他們眼前都會閃過不潔凈的陰影,隨之會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獨立
的,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之前還有挽回餘地,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
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評估新疆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按照當今的治理路線走下去,無疑愈走愈近。新疆的「分裂
主義勢力」正在等待中國自身出現動盪。最可能的時機是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期。那是一個中國沒有邁過但是必須要過的坎兒。專制權力愈是抗拒主動轉型,未來的
轉型就愈是可能以突變方式降臨。突變會導致各種社會危機同時現身,變局迭起,國家控制力大幅下降,也就會成為民族分裂的最好時機。當民族敵意已經在大眾層
面普及,最容易失去理性而訴諸暴力,那種情況下爆發的民族衝突,所達到的暴烈程度無法想像,冤冤相報的循環也看不到終點。
新疆這口已被燒到爆炸臨界又無任何閥門的鍋爐,如何才能安全地減壓,逃過那個劫數?對此我絲毫不指望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專制權力,最終還得靠維漢人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