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國民黨監獄里的研究生涯及研究成果 對比：劉曉波妻劉霞幾次欲

　　1932年10月15日，由於托派內部叛徒出賣，陳獨秀於當晚在家中被國民黨上海警察逮捕。1933年4月20日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剝奪公權15年；后經他上訴，才被改判為8年，剝奪公權則部分撤銷。

　 　遠在「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就把監獄與「研究室」等同對待，他說過：「出了研究室就入了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 活」。這段話連同「五四」運動中的「總司令」——陳獨秀成為時人崇拜追求的偶像和境界。但是以前幾次的蹲監獄，由於時間短，陳獨秀在監獄里並不能做研究工 作；而這次被捕並被判刑8年，確實使陳獨秀實現了監獄式「研究室」的願望。雖然後來由於抗日戰爭爆發，陳獨秀提前被釋放，但在4年零10個月又8天的監獄 生活中，陳獨秀以學者兼思想家的勤奮多思，把監獄當成研究室，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

把監獄當研究室，擬出宏大寫作計劃

　　陳獨秀經江蘇省高等法院終審判決后，被押送到了南京老虎 橋監獄即江蘇省第一模範監獄服刑。對於陳獨秀在獄中的待遇，據陳獨秀的外甥濮清泉回憶：「陳獨秀得到一點優待，他一個人住一間牢房，有專人看守，監視他的 一切。其餘人住普通牢房。當初監視頗嚴，不準通信，不準讀書看報，后經絕食鬥爭，才漸漸放鬆了些。陳獨秀說：『你們執行惡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議。』典獄長 說：『惡法勝於無法。』陳獨秀說：『惡法就要打倒！』典獄長說：『我無權打倒它。』話雖這樣說，典獄長還是作了讓步，以上幾個不準，終於悄悄地准了。」

以 后隨著來探視陳獨秀的人絡繹不斷，而且其中不乏國民黨政府里的權貴顯要，以及社會各界的名流。這樣監獄逐漸地對陳獨秀就更加「網開一面」，陳獨秀的獨監 室，是由看守宿舍辟出的一間房，約有10至12平方米，室內有一書桌，一書架，一單人床，室外有天井。陳獨秀的飲食也比一般犯人好，每餐兩菜一湯。他要 求將菜和湯混做成一個菜，主食吃麵包。外面送來的食品很多，常吃不完。朋友送錢給他，由獄方保管，需要物品時由獄方代購。天熱時，看守叫犯人挑兩桶水給他 洗澡。有人來看望他時，他說見就見，說不見就不見。會客時，看守在室外走動監聽。陳獨秀就在這樣較其他犯人優厚的條件下，開始了他那漫長的鐵窗生活。

　 　陳獨秀被捕入獄時已是年過半百的老人了。如果按刑期8年呆在獄中，對於一個習慣了投身於火熱的政治運動又時刻關心國家命運的革命家來講，無疑是太殘酷 了。陳獨秀顯然感到這漫長的8年獄中生活，不能白白浪費，何況，陳獨秀本來就是那種思想閑不住的思想家、革命家兼學者。早在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就把監獄看 成研究室，並認為只有「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這次陳獨秀真是充分實踐他自己的這種倡導，把國民黨的監獄當成了自己 的研究室。首先，陳獨秀寫信給汪原放和胡適等人，幫他在外面購買或借來大量書籍。僅1932年12月1日，陳獨秀在寫給胡適的一封信里，就要了這些書籍： 「英文《原富》，亞當斯密的，英文李嘉圖的《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英文馬可波羅的《東方遊記》，崔適先生的《〈史記〉探源》，此外，還有關於甲骨文的著 作。」他的囚室變成了書房，「他房裡有兩大書架，擺滿了書籍，經、史、子、集每樣都有一點。」他在獄中的藏書包括政治理論、經濟學、史學、文字學、地理 學、傳記文學等多種領域的著作以及《東方雜誌》、《國學叢刊》、《國學季刊》、《大美晚報》等各種報刊資料。

　　正如許多被關押過的知名革命家一 樣，陳獨秀利用監獄里儘可能提供的條件，潛心鑽研，積極思考，著書立說。陳獨秀有一個很宏大的寫作計劃，1934年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就列出了他的著述 目錄，「弟擬在二、三年內著手寫下列各書：《古代的中國》，《現代中國》，《道家概論》，《孔子與儒家》，《耶穌與基督教》，《我的回憶錄》。」

埋頭研究音韻學，成果頗豐

　　陳獨秀本來是一個喜歡自由、受不得束縛的人，現在被關在十幾平方 米的囚室里，使他離開了火熱的革命舞台，這大大影響了陳獨秀的心情和情緒。他的學生陳中凡回憶說：「二十三年冬日，我從粵回京，到獄中去會先生，見先生形 容憔悴，沒有當年豪邁的氣概了。在青年人的心目中，陳獨秀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形象，但現在被囚斗室，真有種『虎落平川』的味道。」這種心境必然影響陳獨秀的 寫作計劃。陳獨秀自己也表達了這種內心世界：「我很懶於寫東西，因為現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讀書，不能寫文章，特別不能寫帶文學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沒有文學 趣味了！」陳獨秀本來是一個很有才情的人，但獄中的日子把他的這份天資逐漸地磨蝕掉了。於是，陳獨秀把注意力放到了似乎與現實生活一樣枯燥乏味的文字音韻 學的研究方面。當陳獨秀投身於這些研究中時，似乎忘記了獄中生活的無聊，而且他也確實已經醉心於這種工作，與人談起來也興緻勃勃。據陳中凡說：「二十五 年，我回京執教，先生移押江寧第一模範監獄，時常往晤，與他商量舊學，興緻很高。」陳獨秀在入獄的最初幾年，研究的成果，主要在文字音韻學方面。著述主要 有：《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手稿）；《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發表於《東方雜誌》第34卷第20、21號；《連語類編》（手稿）；《荀子韻表及考 釋》，發表於《東方雜誌》第34卷第2號；《屈宋韻表及考釋》（未完成稿）；《晉呂靜韻集目》（手稿）；《廣韻東冬鍾江中之古韻考》，發表於《東方雜誌》 第34卷第4號；《表》（手稿）；《實庵字說》，發表於《東方雜誌》第34卷第5、6、7、10、13號；《識字初階》（未完成稿）；《干支是字母說》 （手稿）。

　　在如此短的時間裡，陳獨秀著述如此之豐，難怪當時就有人贊稱陳獨秀在學術上的造詣。王森然在寫《陳獨秀先生評傳》時，其中說：「先 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法文日文，故其學，求無不精，其文，理無不透，雄辯滔滔，長於言。無論任何問題，研究之均能深入，解決之，計劃周詳，苟能專門致力於理 論學術，當代名家，實無其匹。」

針砭時弊，創作《金粉淚》組詩

　　陳獨秀在獄中每天能接觸大量報刊，惡劣的時政，激發他寫了長 篇組詩《金粉淚》56首。陳獨秀早年的《題西鄉南洲遊獵圖》中的「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以及在南京監獄里給劉海粟題詩 「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等警句，至今還在傳誦。對於陳獨秀的詩風，當時報刊上即有人評曰：「皆憂時感世之作，……有謂陳伯玉、阮嗣宗之遺」。 也就是說，陳獨秀的詩中感時傷事，十分關心國家大事，而不是風花雪月。李大釗也說「仲甫生平為詩，意境本高。」

　　陳獨秀是個意氣豪邁的人，而且 他關心國事民瘼，立意高遠。「詩如其人」，他很討厭無病呻吟，所以，他的詩確實有「魏晉風骨」。可是，在20世紀30年代，有人居然這樣評論陳獨秀：「陳 獨秀……本來……是一個吟風弄月、惹草拈花的舊文學家，與詩僧蘇曼殊，很有深交。他個性是浪漫的，疏懶的，理想無實的，很像溫李一流人物。假使他生活在閉 關時代，只配做花月痕上韋痴珠，還夠不上做韓荷生。」這個人可以說根本不了解陳獨秀。陳獨秀曾參加了拒俄運動，暗殺團，組織了岳王會，指揮了五卅運動等等 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忽略了這些，而把陳獨秀比做溫（庭筠）李（煜）那樣的「婉約派」詩人，真是天大的誤會！

　　《金粉淚》寫於1934年，全詩 感時傷事，針砭時弊，嬉笑怒罵，極富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正如陳旭麓評點指出：「詩中涉及的面頗廣，有軍政大事，有生民命脈，有要人隱私，探幽闡微，言之 有物有據，可以當史詩讀。就詩的內容來說，反映了陳獨秀雖歷經艱險，失去自由，但字裡行間仍流露著早年愛國革命的豪情……全詩所陳者，皆國家民族的安危所 系，一無個人無謂呻吟。」整組長詩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一是揭露國民黨政府面對日本侵略表現出來的妥協行徑。取名為「金粉淚」即有寓意在帝國主義 的鐵蹄下，「六朝金粉」之地南京卻是歌舞昇平，真的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詩人對此充滿了亡國之痛。如 「放棄燕雲戰馬豪，胡兒醉夢倚天驕」，「家國興亡都不管，滿城爭看放風箏」；又「黨權為重國權輕，破碎山河萬眾驚。棄地喪權非舊事，廟謨密定兩三人」。二 是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如「法外有法黨中黨，繼美沙俄黑白人，囚捕無須煩警吏，殺人如草不聞聲」，指斥特務橫行，濫殺無辜；又「民智民權是禍胎，防微 只有開倒車。贏得萬世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來」。三是斥責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政府腐化，官場黑暗，如「虎狼百萬晝橫行，興復農村氣象新。吸盡苛捐三百種， 貧民血肉有黃金」；又「皇皇大典枉掄才，官運高低靠後台。封鎖未成民已苦，七分政治費疑猜」。四是諷刺國民黨要人的醜惡嘴臉。如諷喻汪精衛，「珊珊媚骨吳 興體，書法由來見性真，不識恩仇識權位，古今如此讀書人」；又諷刺國民黨官僚主義，「貪夫濟濟盈朝右，英俊凋殘國脈衰。孕婦嬰兒甘拚命，血腥吹滿雨花 台」。組詩的最後一首是：「自來亡國多妖孽，一世興衰過眼明。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

　　縱觀全組詩的內容，決無「風月」之弄。對這 組詩的藝術風格和思想價值，陳旭麓作了如此評價：「全詩所陳者，皆國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無個人的失意呻吟，語不求工，娓娓道來，發自內心，不難窺見作者 自詡『依然白髮老書生』的意志。」確實，全詩洋溢著詩人「老夫聊發少年狂」的豪邁之氣概！

撰寫「傳記文學之瑰寶」——《實庵自傳》
　　
　　陳獨秀在獄中的第三大成果，是留下了被譽為 「傳記文學之瑰寶」的《實庵自傳》兩章。陳獨秀最初寫自傳的動念，完全來自於外部因素的影響。其一是胡適的建議，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寫自傳，首 先，他自己做了先鋒，帶頭寫了《四十自述》，同時他也建議別人寫，「我還勸告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 失望。」其二，是托派中一些人的勸告，他們希望陳獨秀能像托洛茨基一樣寫《我的生平》，通過自傳形式來總結中國近代革命的過程，

但陳獨秀開始並未對此建議 和勸告放在心上。陳獨秀寫自傳的初衷，亦並非胡適與托派朋友所希望的那樣。因為陳獨秀當時的經濟負擔很重，超支了亞東圖書 館不少的錢。因此，陳獨秀寫自傳，最關心的是能否出版，只有出版了才有稿酬，才能解決眼前的經濟困難。1932年12月22日，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說： 「《自傳》一時尚未動手，……若寫好不出版，置之將來，則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1935年2月14日，他在給胡適的信中又說：「著書藏之名山，則非我所 願也。」當然，除了物質需要上的考慮外，影響陳獨秀延宕再三的因素，還有當時的獄中生活。1933年10月13日，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自傳尚未動手， （或不名自傳而名回憶錄，你以為何如？或名自述）如能寫，擬不分為少年期等段落，因為我於幼年、少年的事，一點也記不得了。即記得，寫出也無甚意義。」 「你可以告訴適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寫自傳，一時恐怕不能如他的願望。」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陳獨秀此時，對寫自傳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計劃，只是由於 獄中的生活枯燥無味，使得他「不大有興味寫自傳」。

　　最後，動筆是在1937年7月份，陶亢德回憶了「當時向陳先生要此自傳的經過」。他說： 「使我得到陳先生自傳的是汪孟鄒先生，他為我寫信到南京去。」7月8日，陳獨秀回函說：「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 前次尊函命寫自傳之一章，擬擇其一節以應命，今尊函希望多寫一點，到五四運動為止，則範圍擴大矣。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至『五四』前後，內容能 夠出版為止。先生以為然否？」到這時，陳獨秀才「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但至於「究竟能寫至何時，能有若干字，此時尚難確定」。7月30日，陳獨秀去信 陶亢德，通知他：「第一章擬為『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擬為『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陶亢德說，「信上沒有提到第三章以次擬為什麼，大概是當時沒有擬 到，誰知結果只有發表了這兩章，好似預先知道了似的，也有點奇怪。」據陳獨秀在稿本上的短跋中說：「此稿寫於1937年7月16日至20日中，時居南京監 獄，敵機日夜轟炸，寫此遣悶。」只寫了以上所擬兩章，總共字數為一萬三千字左右。於是「八月中旬他的兩章自傳就在炮火連天中寄到了上海」。

　　陶 亢德接到自傳稿后，立即送到自己任職的上海《宇宙風》雜誌，於1937年11月至12月的第51、52、53期連載。《宇宙風》在刊出時譽之為「傳記文學 之瑰寶」，並在編後記中對陳獨秀的賜稿，大表感謝，「實不特本刊之幸福也」。但是，陳獨秀自傳寫了兩章，就永遠畫上了句號。之所以出現了這樣的「遺憾」， 筆者根據當時的情勢，分析認為，恐怕不外乎以下幾點原因：

　　其一，陳獨秀出獄后，抗日戰爭已經全面爆發。陳獨秀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在此民族存亡的關頭，他必然全身心地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中去。正如陶亢德所說：「到達漢口以後，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戰文章上了，自傳已無心思續寫。」

　 　其二，陳獨秀仍然很關心寫了稿子后能不能出版，他就曾寫過信「問自傳稿收到否？《宇宙風》能繼續出版否？」由於戰時的交通不方便，陳獨秀出獄后很快從南 京到了漢口，不久又去了重慶，他不可能馬上得知自傳已經在上海發表，並得到很高的評價；所以他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另外，戰時混亂，有些事情難以預料，就是 陶亢德自己也不敢擔保《宇宙風》能否出版下去，他不無顧慮地說：「在烽火漫天之際，《宇宙風》這刊物能否支持得下去，唯天知道。」

　　其三，陳獨 秀寫作嚴謹，從不馬虎敷衍了事，所以在接到陶亢德的催稿函后，陳獨秀於1937年11月3日回函，答覆了陶的「逼稿」：「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 文，都十分慎重為之，不願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為之，能在史材上成為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 願也。」

　　其四，陳獨秀如果繼續寫下去，必然要涉及大革命時期的托派問題，他與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還有與托派、與國民黨之間的是是非非，會 徒然引起紛爭。而在抗日戰爭時期，陳獨秀作為既不見容於國民黨，也不見容於中共的「兩不是」人物，陳獨秀在當時的思想言論，無論在蘇區或國統區，都是不相 容忍的。所以陳獨秀當時在報端發表文章，儘管有的是特約稿，也常常是有了上半篇沒有下半篇，有時竟開了天窗。所以，陳獨秀研究方面的專家、安徽大學歷史系 沈寂教授認為：「從這個意義說，《實庵自傳》之未能續成，實是為特殊的歷史環境所扼殺的。」筆者認為，也許正因為《實庵自傳》存在這樣一種天然的殘缺，才 更顯得它彌足珍貴！

　　不僅現在的人們覺得兩章《實庵自傳》寫得好，在當時文章一發表，就引起了轟動。1938年汪原放將它印成單行本出版發行。 在《實庵自傳刊者詞》中，編者這樣讚許道：「一個時代權威的自傳，會道出他自己的生活變遷，他的活動背景，以及那個時代的許多的歷史事實。……因此，這種 自傳，實包含有無限的歷史的教育的重要性。……《實庵自傳》的刊行，對於近代史學尤其對於青年人的意義之重大，已可不言而喻了。后之來者，從這個領導時代 的人物的自敘中，定能懂得寫什麼並學寫什麼！本集是《實庵自傳》的初兩章，就已可從中窺見作者少年的環境和其特有的奮鬥精神。」靜塵1942年7月在追悼 陳獨秀的文章《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末尾，這樣寫道：「陳獨秀死了，我不為獨秀的生命哀，也不為獨秀的不能成功哀，——因為政治上的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 失敗不一定是真的失敗。——卻為陳獨秀不能完成他的一個自傳哀。」因為「中國近代史上少了這一篇傳奇式的文獻，實在太可惜了，……這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的 一個損失，也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