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精英與領導

 

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是不是精英？可能沒有人懷疑他的道德與能力水平。八年的獨立戰爭證明他的偉大，也積累起了巨大的威望。但對華盛頓來說，他認為他只是為國家做了一件事，雖然這件事意義重大，建立了一個國家，並且做得很漂亮，把殖民者趕出美國，但他並沒有因為做成功一件意義特別重大的事而認為他肩負著振興美國的重任，需要領導美國人民去走向繁榮富強。所以在戰爭結束之後，毅然辭職，回到家中。世人皆從道德角度去讚頌他的偉大，殊不知主權在民和人民創造歷史的理念，更是華盛頓的遠見卓識，甚至這種遠見卓識對美國的貢獻，要遠遠大於他的道德和精神影響力。

    

中外歷史都有不少精英，他們或在人文領域具有獨立思想洞見，或在自然科學當中尋找到了客觀規律，或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表現卓越，他們為人類進步作出的貢獻遠非一般人所可比似。但他們都只是在做一件事，雖然這件事意義重大，也做得很好，卻與那些做一般的沒有重大意義的事也做得很好的人相比，並無區別。社會有不少重要的事需精英去做，但有更多平凡的事需平常的人去做，很難設想，一個社會只有重要的事而無平常事。顯然，精英是少數，普羅大眾是多數；重要的事固然非同一般，平凡的事卻也不可或缺；精英做重要的事做成功需高超的智慧與方法，平常人做一般的事要做好則需要不同於他們的智慧與方法。所以，精英做很重要的事，或他們做得很成功證明了他們的能力與水平，並不能成為人民需要他們來領導指揮的理由。簡單的說，精英具有很高的知識與水平，他們所做的工作對社會進步影響巨大，並不是精英領導指揮他人的理由。

    

如果現在的美國總統到蘋果公司去發布講話和指示：「你們要注重技術創新，抓好產品質量管理」，到花旗銀行去發布講話和指示：「你們要創新企業管理體制機制，為美國經濟復甦作出貢獻」，並要求他們深刻領會講話精神實質，切實貫徹執行，這是不是一個冷笑話？主權在民的理論不僅在於國家權力來源於人民，要體現人民的意志，而且還在於國家權力不是一種領導或指揮。法學上有公權與私權之分，公權是指處理公共事務的權力，也只限於公共事務。公共事務是個人事務中的一部份，是與他人相同的那一部份，對於個人來說，甚至是較小的一部份。由於是公共事務，所以人民需要建立一個政府來處理，處理公共事務的人，與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與教書的，種田做工的人並無區別，處理公共事務的人並不是也不應該是其它人的領導。也許公共事務牽涉大多的人，社會關注度高，也許公共事務處理相對複雜，需要較高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人民希望由精英來處理，以便處理得更好，這並不是說人民需要精英來領導。

   

精英治國關鍵在這個「治」字，如果「治」只是指處理公共事務，精英治國並無爭議。但在中國的語義中，「治」包含有領導，指揮，管理，控制的意思，尤如治水，是使水隨治水人的意願流。治國顯然是治民，是讓民按治國人的意願走。所以處理公共事務或具有公共事務特徵的國家事務與治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處理公共事務是在做事，治國則是領導指揮控制。對於人民來說，當他有一個領導時，當他的所有行為需要服從指揮時，當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被強制時，他就失去了自由，成為了工具，當然也就失去了創新的可能。那怕這個領導者指揮者思想方法強制推行者是精英，歷史上曾經做過很重要的事，並且已經做成功證明了他的能力，他盡可以去宣傳他成功的經歷和方法，看是不是有人能「複製他的成功」，但他決不能去當人民的領導，強制人民按照他的意願方法辦事。現在的領導概念中有領導力之說，有的精英確實具有很高的道德意識（如宗教領袖）和學識水平（如牛頓愛因斯坦等學科領袖），他們都擁有眾多粉絲，但這是影響力或號召力，並不是具體的領導和強制，不會侵害人的自由。所以不是精英治國。具體的領導和強制在涉及特定情況時，如戰爭或重大自然災害時，也是必須的，為了統一行動，必須犧牲個人自由，而這顯然只是國家管理中的特例而不是常態，和正常的國家管理不是一回事，當然也不是精英治國。

    

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包括精英。所有人的創造性勞動，包括精英的創造性勞動，是歷史進步的源泉。所以我們需要精英，需要各種精英，包括處理公共事務的精英，但不需要精英治國。專制體制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是把人民中一般人與精英之間存在的知識和智力上的差別，或精英承擔的工作重要性高於一般人的工作，巧妙的轉換成國家或人民需要精英來領導，來指揮的理由，從而侵害了人民的自由，包括絕大部份不是領導的精英們的自由。民主制不但是選擇一個優秀人才，而且是一種限權。甚至限權比選人更重要。我們不能選擇一個讓我們來服從他的「領導」或上帝，一個來侵害我們自由的人，那怕這個人是優秀人才，是百年千年一遇的「天才」。華盛頓的遠見卓識，不僅在於他和其它人一起建立了民主制度，給美國種了「牛逗」，有了免役力，避免社會大規模流血衝突。而且由於這種民主制度，沒有給總統以領導人民的權力，而只是公共事務的處理者，與此相對應的卻給了人民充分的自由，也就給了人民創造性充分發揮的空間。人們可以在不受領導指揮的條件下，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在工作中向各個方向探索而不受各種條框約束。所以創新不但存在於重要領域和科技前沿，而且存在於普遍的工作之中。這是美國創新力居世界第一，並逐漸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根本原因。從這一點看，華盛頓親手建成並親身實踐的民主制，貫穿了人民而不是官員創造歷史的理念，對美國的深刻影響，遠大於他視權力如糞土的道德影響力。

    

精英治國的思想來源於威權主義，中國的精英治國思想則明顯帶有「官本位」文化的影響。過去一般我們把「官本位」傳統看作是價值文化，即追求當官，做「人上人」的價值追求，而仔細分析，官本位傳統實際蘊含著英雄創造歷史的哲學理念。中國封建士大夫追求「修齊治平」的傳統，是基於這樣的邏輯，即運用個人的知識和智慧，通過當官治國可以「平天下」。這種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從封建皇帝的「朕系天下」，到張作霖死前大喊：「快叫小六子，中國的事情就靠他啦」，再到現在的「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關鍵在領導，在領導班子」，無不是官員（或英雄或精英）創造歷史理念的一脈相承。拋開官員爭權奪利的道德低下的思想行為不談，即便是那些心憂天下的士大夫，也並不明白歷史進步的真諦。他們並不是謀求做一件事，並由於這件事意義重大而推動社會進步，而是在謀求對他人進行思想教化和行為規範的權力，即成為領導。而且內心認為，這種對人民的思想教化和行為規範可以推動社會進步。當然首先自已得先「修身齊家」，得有智慧，得是精英。殊不知，正是這種通過當官和權力推行的思想教化和行為規範，窒息了人民的創造力，所帶來的不是社會進步而是社會停滯。而士大夫的智慧，不是用在做一件事而是用於怎樣來領導指揮人民，或協助統治者領導指揮人民，顯然是用錯了地方。

    

精英不是一種領導，當領導也不是精英所為。精英成為領導，他就不做事了，而只做領導，比如到下級單位去發布「你們要怎麼怎麼做」的指示。中國官場領導很多，精英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