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 GDP給了中國 財富卻流向日本

 

中國GDP超過日本，國人雖不事張揚，並且時時用中國人均GDP只及日本十分之一來警醒自已，但骨子裡還是自豪的，畢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而理論界正在研究日本近一二十年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的原因，體制的，政府的，美國施壓造成的，等等。給人的印象是，拿GDP來比較，對比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經濟正在走下坡路。

 

日本經濟真的在走下玻路？這取決於怎麼看。我們知道，日本有幾萬億美無的海外資產，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就超過一萬家以上，所以有人說有兩個日本，包括本土的日本和海外的日本。這些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日本企業，正在給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創造GDP。對於日本來說，資本流向海外與在國內投資具有此長彼消的關係，日本資本家在中國投資，增加中國GDP，就意味著減少了本土投資，也就減少了日本的GDP，起碼沒有增加日本的GDP。設想有多少外資企業在中國，給中國創造了多少GDP，同時又潛在的減少他們本國的GDP，一增加一減少，中國的GDP不超過日本都很難。

 

這並非日本資本家不愛國，不把資本投向本國增加GDP為國增光，實在是日本的自然資源有限，已經無法支撐那巨額資本可能形成的巨大生產能力。對於日本資本家而不是日本政府來說，向海外投資，是謀求更大發展和追求低成本高利潤的最佳選擇。日本資本家在中國投資，增加中國的GDP，是有目的的，他要取得利潤。日本企業究竟在中國獲取了多少利潤，我無準確數據，不得而知。但想來不會很少。有人估計，外國資本與技術，每年從中國拿走約二千多億美元，即一萬多億人民幣的利潤。其中當然包括日本人的利潤。所以，GDP給了中國，財富卻流向日本。日本GDP不增長或負增長，財富卻不會不增長或負增長，日本的財富增長高於GDP增長。中國GDP高速增長，能夠歸自已的財富卻不一定高速增長，中國的財富增長低於GDP的增長。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日本經濟與中國相比，在走下坡路嗎？

 

其實它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用GDP來反映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比較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差異，是否準確？GDP是一種生產總量，總量越大，意味著生產的財富越多。在非全球化或弱全球化的條件下，GDP確實能夠反映地區或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在經濟要素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一個地區或國家生產的財富，需要在來自不同地區或國家的生產要素之間進行分割。一國所生產的財富可以用GDP來反映，一國能夠擁有的財富卻非GDP能夠表徵。

 

如果我們從生產要素對GDP增長的作用，和生產要素對增加財富的分割角度看，中國GDP一部分要給日本美國這些向中國經濟發展提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同時又以這些要素分割財富的國家和地區。中國的GDP，除了完全由中國投資，中國技術，中國資源所推動的經濟增長完全屬於中國之外，那些與國外資本技術相關的經濟增長，中國只能留下與土地勞力等資源貢獻相關的一部分，即土地勞力等資源能夠從生產的財富中分割到的一部分。這當然只是一種分析，並非是GDP的統計方法，卻說明一個道理，在全球化背景下，GDP已經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比較和追求意義。

 

仔細分析，本文題目中「財富卻流向日本」並不準確，應該說流向日本人。日本人向日本政府交稅，這部分財富流向了日本，但屬於日本人個人的財富，它可能帶回日本，也可能不帶回日本，所謂財富流向日本云云，並不準確。這正如溫州的煤老闆，在山西開煤礦，給山西增加GDP和稅收，為自已掙利潤，卻不一定把財富帶回溫州一樣。所以，說存在一個海外日本，也不準確。日本人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只是個人的發展，並不是日本這個國家的發展，也正如溫州的煤老闆發展，並不是溫州的發展一樣。全球化淡化了國家的觀念，也淡化了由行政區劃形成的政府包括國家這樣一級政府的經濟發展功能。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集權經濟，國家經濟的最大區別，是經濟發展主體上的區別。市場經濟是社會個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為經濟發展主體的經濟。國家政府有維護經濟秩序的義務，有幫助引導服務協調的職能要求，卻不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我國過去的市場化改革，是把市場當作代替計劃的一種方法上或手段上的變革，而不是經濟發展主體上社會個體對政府的替換。所以還有幾年上一個台階之類的政府規劃和目標，有GDP的考核方法。顯然，中國現在的經濟，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充其量只是一種集權經濟或國家經濟。這也是權力難以退出市場的深層原因。

 

如果我們真正實現市場經濟，把社會個體而非是政府當作經濟發展主體，GDP作為反映或研究地區或國家經濟狀況的一個總量數據，當然還會存在，但作為國家或地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意義不大，不要也罷。

                                                

                                                                  

 附：

日本製造業在高速發展時，也有海外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礦產資源領域，目的是獲取資源，支持國內製造業的發展。所以海外投資不會妨礙而是支持國內GDP的增長。但在製造業的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受本土土地勞力環境等要素的極限制約，無法進一步發展時，製造業向海外的擴張，正是日本的正確選擇。而製造業向海外的擴張，不會增加國內的GDP，卻會帶來利潤的迴流。所以近一二十年日本GDP增長緩慢，與此相關。而與體制什麼的沒啥關聯。日本的體制在經濟高速發展與經濟低迷時並無大的變化，我們不能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說日本模式如何好，而在低迷時卻橫挑鼻子豎挑眼。日本製造業向海外擴張，確實與美歐的壓力有關，也包含有規避貿易磨擦的用意，但主要是受國內發展空間限制。所以日本GDP不增長或緩慢增長還會繼續下去，卻不等於它的經濟沒增長。相反，製造業向海外擴張，正是它強大和發展的體現。

一般而言，后發國家比先發國家具有更快的發展速度，因為後發國家的發展是一種學習性發展，而先發國家是一種創新性發展，創新性發展受到創新發展速度的約束。學習是一個顯然比創新更快的過程，學習性發展在發展到一定程度，接近先進國家時，發展速度會明顯變緩，其發展速度越來取決於創新的發展速度。過去，我國的報刊上有這樣一種說法：中國的經濟發展，只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走過的道路。這話沒錯，但以此驕傲卻完全錯了。中國是后發國家，可以通過學習甚至購買先進生產技術來較快的達到生產從落後走向先進。而發達國家的生產從落後走向先進，不可能有學習和技術購買，只能是一個充滿探索和創新的過程，因而是更為艱難與緩慢的過程。后發國家通過學習使生產從落後走向先進，比發達國家通過創新使生產從落後走向先進更快，並不是后發國家的驕傲，而是先發國家的驕傲。日本的經濟高速發展期，正是日本的學習發展期，當日本的生產技術水平已接近或大體達到世界最頂尖水平時，再想高速發展，相當困難。在日本本土製造業發展空間日趨逼仄時，日本本土經濟要增長，必須創新。但創新不是說創新就創新得了的，也不是政府搞什麼規劃撥多少資金增加多少大學就能解決的。因為創新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沒有資金投入，不會有創新，但有資金投入並不等於一定有創新。同樣，沒有知識沒有大學不會有創新，但有知識有大學也不一定有創新。愛迪生的發明，不是給予了他多少錢，也不是他有多少知識，而是他天才的靈光閃現。這種天才不完全是培養激勵就必然產生。科技的發展也不是平穩的線性發展，它具有跳躍性，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