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民主與領導的悖論（五）領導與民主不相容

領導理念與民主理念不相容。領導是代民作主，民主是人民作主。領導過程是推行領導意志的過程，民主過程則是集中民眾意志的過程。領導是官員創造歷史，民主卻是人民創造歷史。領導講求統一，包括行為與思想的統一，民主則是思想行為的多元化多樣化。所以領導與民主從根本上說是對抗，不相容的。

 

領導與自由不相容。有領導則無自由。我們看到，作家寫文章有領導，主題要體現領導意志（如歌頌），方法要體現主題要求（如高大全），作家成為文字工具，有何自由？農民種田有領導，種什麼，怎麼種，何時開工，何時休息，由隊長，大隊長指揮，農民只是賣力氣，那來自由？科研人員有領導，研究什麼，是由計劃或領導意志規定，無法按照個人興趣，特長，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向各個方向探索而不受條框的約束，如何自由？當領導向各個領域推進之時，也是人民在各個領域失去自由之時。所以趙丹一看到人民日報的社論有「加強領導」的話語，立刻就感到失望和憂慮。我國在建國初期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極權時代，個人除了在個別領域（如婚煙）有自由之外，在絕大部分的政治經濟生活領域，包括思想領域，都只有上級和領導，而無權利和自由。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首先是每個人自已的事自已作主。如婚姻自主，遷徙自主，信仰自主等。而在經濟領域，個人用何種方式發展是個人的事，按照個人利益和偏好選擇自已的經濟行為也是個人的事，個人的事當然應該自已作主。自主就是自由，這是民主內涵中的主要部分。如果自已的事自已都不能作主，還談什麼人民當家作主？所以有領導無自由，即無民主。

 

領導（者）與公僕不相容。有人說，非民主選舉的體制，是官員不能成為人民公僕的根本原因，只要一實行民主選舉，官員要拚命討好民眾，原先作為統治者的官員，也就變成了「人民的勤務員」。這在私有經濟體制，官員只是維護社會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在公有經濟與社會有領導的體制中，官員體制性的就是人民的領導。領導與公僕相差甚遠，領導是教育你，指揮你，管制你，決定著你的行為，收入，職業，戶口，包括思想和思維方法，是你的領導，即便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一個官員，他還是領導，所以也不會變成服務你，幫助你，聽命於你。你見過那個生產組織的高管，在生產活動中，是他下屬工人的公僕？當社會演變為一個組織時，政府和官員就是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民就是官員的下屬。也許在選舉的時候，官員要討好民眾，但體制給他的工作就是指揮你管制你，即指揮管制人民，通過選舉如何能使他變成人民的公僕？正如一群奴隸，把人身權都交給了奴隸主，在人身權沒有獲得解放之前，通過選舉產生的奴隸主還是奴隸主，怎麼可能變成僕人？

 

領導與自治不相容。當國家成為一個組織時，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是這一組織運行的必然要求。所以領導還與地方自治相矛盾。有專家學者提出，中國實行民主選舉的路徑可由基層開始，逐漸向上延伸，這在私有經濟與社會無領導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在公有經濟與社會有領導的情況下，政府的組織結構是金字塔型，下級政府服從上級政府，是國家成為組織后能夠有效運行的條件。地方政府通過選舉帶來的對選民負責，與國家是一個組織，下級政府必須服從上級政府相悖。我們看到，烏坎實行了真正的民主選舉，村幹部要對村民負責，而村幹部卻又是政府領導與控制經濟和社會的領導末端，必須對上負責，兩者明顯矛盾。所以，烏坎的民主很難是真正的民主。同時我們也看到，香港實行高度自治，雖然中央政府不謀求對香港經濟社會實行領導，卻企圖謀求政治思想文化的領導，結果遇到香港民眾的抵制。顯然，領導與自治不相容。

 

民主並不只是選舉，它包含廣泛的內容。比如自已的事自已作主，即自由，也是民主的內涵。所以實行民主，是一場廣泛的社會變革。同時即便單純實行民主選舉，也需要創造很多條件，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去除領導。而去除領導，本身既是民眾的解放，是民主化的過程。也是實行民主選舉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