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民主與領導的悖論（四）中國是一個充斥「領導」的國家 ...

我們有「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有「黨領導人民實行民族復興，國家富強」，有「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更具體一點，有「領導精神」，「領導視察」，「領導講話」，等等。這些出現頻率很高的話語，說明中國是一個充斥「領導」的國家。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多的「領導」？

首先，黨是領導黨而不是執政黨，領導與執政，差別區大。領導是用他的思想，方法，決策，並通過權力強制指揮社會，改造社會。執政則不同，它首先承認社會自我發展，政府執政只是解決社會可能存在的某些問題，並不強制領導社會。領導黨往往把黨對理想社會的設想（比如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等）轉變為以強制力為基礎的國家意志，並通過強制力推行這種意志，而妨礙社會的自然發展。所以在中國，有「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爭執。怎麼樣來引領改造社會，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課題。美國則沒有這種爭執。他們是在走私有經濟（資本主義）的路，但他們的這個路不是政府規定叫走的，而是社會本身自然發展形成的，他們的政府也沒有規定不準走公有制的路，美國不是也有人嘗試搞「共產主義」式的公有制嗎？沒有人去制止。他們對如何執政也有爭執，比如社會福利的高與低，卻沒有人想去指揮社會，領導社會。他們的憲政，民主，自由，不是一種「模式」或「道路」，而是保護社會自我發展的制度。社會走什麼路，政府不決定，而由社會自由的去走。所以，當黨成為領導黨時，黨的意志通過國家強制力的推行，必然使社會不能自我發展而置於黨的意志領導之下，並按照黨的意志發展。貫徹黨的意志的官員也就成了領導。

其次，公有制經濟，計劃經濟，或管制無處不在的經濟，是一種有領導的經濟。政府成為經濟發展主體是這一領導性經濟的主要特色。所謂「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關鍵在領導，在領導班子」等，這些理論和話語，都建立在經濟發展主體是政府的前提之下。過去政府經濟發展的目標是糧食產量多少多少，鋼鐵產量多少多少，現在則是GDP多少多少。政府成為經濟發展主體，為了實現經濟目標，就會通過權力調動資源，指揮人民，由此必然侵害個人的經濟權利和經濟發展權利，而使人民成為被領導者。經濟則失去自我或自由發展的特徵而由政府來領導。在私有與自由的經濟中，也有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如凱恩斯主義，但只限於修補市場經濟的缺陷，並不謀求對經濟活動的領導與指揮。所以凱恩斯主義干預經濟的手段只限於宏觀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微觀經濟活動仍是自由和自發的。中國經濟發展則是以行政命令指揮微觀經濟活動為主導，經濟活動當然也就產生大量領導。

再次，政府對社會的管制，導致對社會組織的領導，比如工青婦組織，慈善組織，以及一些民間社團，文化團體等，為了對其實行控制，政府壓制社會組織的自由組建，即便是真正民間組建的團體，也要有主管上級，即必須要有領導。這種管制有多重目的。一是政府領導社會的需要。社會組織是社會均衡機制的體現。比如工會組織是對抗資本權力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是對抗生產者的。社會組織的發達說明社會均衡機制的健全。當政府成為整個社會所有活動的領導者時，社會組織對抗的是政府，為了保證政府對社會的絕對領導，必然謀求對社會組織的控制。二是維護政權的需要。專制政權的維護以前主要依靠武力和政治控制。現代專制政權的維護，則增加了控制經濟，控制思想，控制社會的手段。政府領導經濟或可說是為了經濟更快發展（能不能帶來經濟更快發展另論），但其中何嘗不包含有統治者維護專制政權的用意？更不用提控制思想文化和社會組織了，明顯是維護專制政權的手段。而控制實際上也是一種領導。

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個領導無所不在的國家中，而且逃無可逃。在私有經濟和強社會的國家中，我們可以通過擇業，遷徙，建立社團，抗議罷工等方式來對抗某種領導（比如資本的領導）。但在權力大一統的國家中，我們沒有選擇自由，我們只能接受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