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 市場經濟與貧富差距 （三）市場主導性分配原則

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差距開始出現，有「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法，質疑市場經濟的公平。按照傳統的按勞分配思惟邏輯，搞原子彈屬於複雜勞動，而製作茶葉蛋則是簡單勞動。簡單勞動的收入超過複雜勞動，並不公平。但在市場經濟中，賣茶葉蛋只要賣得好，確實有可能比搞原子彈的收入更高，因為前者遵循的是市場主導性分配原則。市場主導性分配原則產生於市場經濟，是人類結成社會並進入市場經濟之後的分配原則之一。另一個分配原則是權力主導性分配原則。人類走向日趨相互依賴的龐大社會過程中，包含有兩種相互具有一定衝突的組織化和市場化的過程。民族國家（包括政府），集團，生產組織的建立等，是通過組織化走向社會化的，而在出現社會生產分工之後，通過市場交易而非是組織化的方式來實現個體之間的依存和聯繫，也是走向社會化的途徑。事實上，我們現在的社會存在形態，是組織化和市場化交織在一起的。所不同的是，社會的組織化或市場化比重各異。顯然，當人們更多生活在組織之中，與他人的聯繫是組織聯繫時，他們的收入更取決於組織權力或權力制訂的規則，是由權力主導的；當人們更多生活在非組織之中，與他人的聯繫更多通過市場和交易來進行時，他們的收入更取決於市場，是由市場主導的。

權力主導分配，因權力具有強制性和天然的自肥傾向，很難做到公平合理。特別是建立在暴力而非契約即民主基礎之上的統治權力，主宰著社會分配，是十分容易產生權力或暴力掠奪他人財富的。這種權力主導型分配方式，因其是前市場經濟時代的主要分配方式，並明顯不合理，並不是這裡論述的主要內容。在市場經濟中，由於集約化的效率，很多財富的生成要由集體來進行，取得的財富分配必然要由集體組織內部的權力或約定來確定，這種由生產必須實行組織化所產生的權力主導性分配，在市場經濟中仍然存在，它是導致分配不盡合理的根源。但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受市場主導分配原則的影響，會大大降低權力對分配的控制。

市場主導性分配原則，是指生產者獲得的收入，完全由市場和市場中的交易來確定。這裡包含有兩層內容，一是生產者個體（包括生產組織如企業）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與同樣的生產者相比較，或者說相競爭，是更多更好，還是更少更差，更多更好者比更少更差者獲得更多收入，因為更多更好者在市場中能取得更高的價格和更多交易量。顯然，這是一種廣義的按勞分配，由此產生的社會個體（包括生產組織）收入出現差距是合理的。一般而言，能夠生產更多更好產品表明這種生產或勞動是更複雜的生產或勞動，所以，在同樣的生產或職業中，複雜勞動會比簡單勞動獲得更多收入。市場經濟不是反對而是支持能夠生產更多更好並符合市場需求財富的人員，包括資本家，複雜勞動者和其它生產者獲得更多收入。這也是市場經濟產生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是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與社會需求是否相匹配。當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總量超過社會需求總量時，會導致產品和服務價格下降，生產者收入減少，甚至為零（即生產的財富沒實現）。反之，當社會需求總量超過生產總量時，產品和服務價格會上升，生產者收入增加。社會供需狀況也是決定生產者收入的主要因素。對不同的生產者來說，他們的收入更多的取決於社會供需狀況，而主要不取決於他們的勞動是簡單勞動還是複雜勞動。製作茶葉蛋只要生產者少而消費者眾，雖然是簡單勞動，收入卻是可能比其它複雜勞動者更高。這與傳統的按勞分配思維並不完全吻合。但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公正：它並不歧視簡單勞動者，因為社會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簡單勞動提供的。只要簡單勞動者向社會提供的勞動或產品符合社會需求，就應該獲得同樣符合社會需求的複雜勞動者一樣的收入。

市場機制通過價格調節社會生產，是我們熟知的市場理論常識。但價格之所以能夠調節社會生產，是因為價格是生產者收入的體現。不同生產者追求收入的平等，會促使某種生產增加或減少。當某種產品或服務價格（包括工資）下降時，意味著這種生產者收入減少，他就會退出這種生產，而選擇能夠獲得更多收入的生產，從而使這種生產減少，最終會導致這種產品或服務價格上升，生產者收入增加。反之亦然。所以，價格機制不僅是一種社會生產調節機制，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分配調節機制。在價格機製作用下，社會生產會逼近最優結構，不同生產者之間的收入也會逼近平均水平。當同樣的生產者因技能高低，資本多少，經營水平優劣而出現收入差距時，社會需求變化帶來的價格變化和生產者的自由選擇，會使不同生產者之間的收入均化，從而會遏制社會整體貧富差距的擴大。

過去我們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收入比工人低，是因為農產品的生產是手工生產，是簡單勞動，是較之工業生產效率更低的生產，因而收入更低是合理的，這是為計劃經濟時代政府控制價格剝奪農民辨護。在市場經濟中，只要勞動者在不同生產之間的轉移是自由的，價格是體現社會供需狀況的，不同生產效率的不同生產者（包括生產組織如企業）的收入就會趨於一致。所以，我國計劃經濟時代農民收入低，不是因為生產效率低，而是因為農產品價格控制和勞動力轉移的非自由。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國壟斷國企職工和國家公務員收入比其它行業高，根本原因在於不完全的勞動力市場。這其中既包含著勞動力向壟斷國企和國家機關流動受制度障礙無法通暢自由，也包含著壟斷國企職工和國家公務員的收入不受職業市場供求影響而被人為提高。如果很多人削尖腦袋企圖進入壟斷國企，和千軍萬馬報考公務員不能導致國企職工和公務員收入的降低，甚至反而升高，則完全的勞動力市場並未建立。由此帶來國企職工和公務員平均收入幾倍高於其它行業勞動者平均收入所產生的貧富差距，正是極富中國特色的非市場化帶來的貧富差距。

在市場經濟中，由於勞動者收入受生產（職業）供求影響，所以除了價格市場化，勞力流動自由化之外，社會經濟的發展，能否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選擇空間，也是能否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重要方面。當很多人擁擠在同一種生產如農業之中時，既使這種生產的勞動者收入難以提高，也使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因為缺乏職業選擇空間受到限制。如果生產茶葉蛋者眾，而消費者稀，即生產大於需求，顯然製作茶葉蛋無法獲得較高或正常收入。工業生產的發展拓展了人的需求多樣性，也給大批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的人員提供了更多的職業選擇。但是，工業化過程，是用集中的機器生產代替分散的手工生產的過程，因而是組織化的過程。經濟的集中化組織化，迅速提高生產效率，急劇增加社會財富，也降低勞動者的自由選擇空間，使大部分人只能在龐大的組織之中工作，因而對沖了需求多樣性導致的勞動者選擇空間的擴大。所以，在市場經濟中，生產的組織化決定權力主導性分配方式仍然存在。但這種組織內部分配方式，受兩種因素影響：一是外部市場價格包括商品價格和勞力價格影響，因而與完全封閉的組織內部分配不同。二是迫於外部競爭壓力需要加強內部管理，為了調動員工積極性，分配越來越趨向按貢獻分配，這裡，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出現差別。複雜勞動因其對企業生成財富貢獻更大，獲得更多收入，是合理的，我們不能也無法去消除這種差距。如果研究原子彈與製作茶葉蛋是同一財富的生產，或者雖不是同一財富的生產，但處於同一組織之中，製作茶葉蛋比研究原子彈收入更高，那確實是咄咄怪事。而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質上全國既是一個龐大的行政組織，又是一個龐大的生產組織，而非是一個個體生產者（包括生產組織）直接相互交換生產成果的社會，因而並不存在市場主導型分配方式。

顯然，市場對企業組織內部分配的影響大小，與勞動者的自由選擇空間相關。勞動者自由選擇空間大，則市場對企業內部分配影響就大，反之則小。在工業化初期，因為集中化組織化對沖了職業選擇的多樣化，所以工業化初始階段貧富差距擴大，與生產組織化和組織內的權力主導性分配是相關的。但是，當工業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發生了兩種重要的變化：一是生產的自動化，使傳統社會需求的工業產品可以用很少的人員生產出來，減少了生產組織中的人員，而擴大社會自由勞動者；二是社會需求的日趨多樣化推動了組織化程度較低的第三產業發展，如旅遊業，文化體育服務產業等，它降低了社會生產的組織化程度，使更多人轉變為更獨立的市場主體，他們的收入更決定於市場主導型分配方式。當一個人脫離嚴密的生產組織，變為生產組織出賣勞動力到向市場出賣勞動，包括一些非機器生產的勞動產品時，他與一些大型企業的關係就不是組織關係而是市場交換關係，他的市場主體地位更為獨立，與其它市場主體的交易更為平等，因而他的收入更多受市場主導會提高，這有利於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比如一個大型汽車企業的普通工人，在企業中不能獲得與高管相同的收入，如果脫離企業而從事餐飲業之後，只要餐飲業不是供過於求的產業，他比之大型汽車生產企業的高管，雖然或許還是更簡單的勞動，收入卻不一定比企業高管低。現代社會中中產階級發展壯大的過程，是社會需求向多樣化發展，即第三產業發展壯大的過程，也是社會生產整體組織化程度降低，勞動者職業選擇更自由，市場主導型分配方式擴大影響和復蓋範圍的過程。這會導致貧富差距的縮小。

現在我們正在討論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劉易斯」拐點的含意是，當農業剩餘勞力向工業轉移完成時，勞力工資會進入一個上升期。表面上看，似乎是勞力出現短缺導致勞力工資上升，實際上是由於減少農業生產者，而使農業生產者收入提高，工業僱用勞力的價格需要超過起碼要等於農業生產者的收入，從而出現勞力工資的上漲。其實，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時代轉變同樣存在一個拐點，當相對自由的勞動者獲得的收入高於在組織中工作的勞動者時，勞動者就會選擇更加自由的工作。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壯大為這種選擇提供了越來越大的可能性，企業管理者為了留住工人，不得不為工人增加工資。因而擴大了市場分配對企業內部權力分配的影響。所以，勞力工資的上升，並不僅取決市場勞力的供求，而更多取決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使社會需求的多樣性數量，能否為勞動者提供更加自由的職業選擇空間。即使整個社會存在勞動力剩餘，在勞動者具有更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也會抵消勞動力供過於求對勞力工資的大部分影響而提高工人的工資。我想，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時代轉變的這個拐點，應是第三產業發展規模的某一點上，當這一點到來時，相對自由的勞動者數量超過了在組織中工作的勞動者數量，市場主導型分配方式開始成為社會分配的主要方式，將會使社會貧富差距大大縮小。因為它既使自由勞動者的收入提高，同時又影響到在組織之中工作的勞動者收入提高。現在一些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比之工業化初期有所降低，與第三產業的發展存在明顯的相關。

市場化向縱深的發展過程，是塑造更多數量更為獨立平等的市場主體，使交易不斷拓展廣度和深度的過程。這會降低社會的組織化程度，削弱主導生產組織的資本或技術對生產組織中分配的控制力，甚至會削弱國家這樣的政治組織對社會中分配的控制力，當然也會瓦解權力主導性分配原則，而使分配更取決於獨立平等的社會個體之間在交易過程中的相互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