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西方的「危機」是制度危機嗎？

現在主流意識形態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有重大的變化。以前的批判是資本家對工人進行剝削呀，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呀，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呀，民主制度是保護富人，欺壓窮人的制度呀，等等。所以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的路。也就是說，以前批判資本主義是從平等的角度出發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經濟獲得高速發展。能夠取得這種發展，明顯與我們採用了一些資本主義的方法有關。如再運用傳統的批判資本主義的方法來批判資本主義，無異於是在批判我們自已，也無法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喝讚歌。但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是穩定中國現行制度，抵制西方「和平演變」的需要，是一些「學者」的任務。所以必須另尋批判的路徑。正好，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西方經濟增長緩慢，為我們從效率角度批判資本主義提供了依據。但這種批判，不僅與以前的批判存在矛盾，也與經濟規律，經濟常識相違背。

先不說西方國家為什麼發達，因為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沒能很好的回答西方國家為什麼比其它國家更發達。但討論這個問題牽扯的方面大多，費時費力，所以暫擱一邊。我們先來研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國家比其它國家更發達，當這種發達與不發達的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會出現什麼情況。

一個國家的發達，首先表現在商品增加，當商品在本國出現飽和時，發達國家要維持經濟發展，必然尋求商品的擴張。取消貿易管制，打破國家權力對商品市場的分割，正是發達國家率先提出的。商品在更廣闊的世界範圍內流動，無疑可使發達國家維持經濟增長，同時也使發達國家更發達。但是，當這種發達達到一定程度時，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本在不斷提高。A，生產過於集中於發達國家與資源並不全在發達國家，提高了發達國家的採購成本。B，生產過於集中於發達國家與市場在全球，提高了發達國家的銷售成本，C，由於發達國家的發達，人民收入普遍獲得提高，相比於不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生產的勞力成本在提高。而且勞力成本的提高是發達國家生產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

發達國家的生產成本提高是相對於不發達國家而言，不發達國家擁有資源市場的低成本優勢，而且由於不發達，人民收入低，還擁有勞力低成本優勢。當發達國家的高效率不能對沖資源市場勞力的高成本時，在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產生產業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的轉移。產業轉移是通過兩條途徑實現的：一是生產低成本，技術高收益的選擇，使發達國家的資本與技術流向不發達國家，投入在地城上的變化，帶來產業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轉移；二是不發達國家的產業，因以勞力成本低為主的生產成本低帶來產品價格低（非生產效率高帶來的產品價格低），在世界範圍內的產品市場份額爭奪中，處於有利地位，遏制並減少高勞力成本產品的市場份額，從而萎縮高勞力成本地區或國家（發達地區或國家）的某些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帶來低勞力成本地區或國家（不發達國家）同類產業的增長。一萎縮一增長也是一種產業在地城上的轉移。

顯然，產業轉移具有此消彼長的效應。如果中國代表不發達國家，美國代表發達國家，則中國製造的崛起，意味著美國製造的萎縮；中國就業崗位的增加，意味著美國就業崗位的減少；中國GDP的增長，意味著美國GDP的潛在下降。這是現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普遍緩慢，不發達國家經濟普遍加速的主要原因。當然，美國經濟因技術創新，和服務產業即第三產業的發展，也可帶來經濟增長，但這種產業增長對整體經濟增長的作用，比製造業小。製造業的停滯和萎縮，是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同樣，中國經濟的增長，也有非製造產業，如農業，房地產業，第三產業的推動，但顯然，製造產業不但是直接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而且其引領和對其它產業（如房地產業，第三產業）的拉動作用更是舉足輕重。

這裡存在一個拐點。當發達國家生產的邊際成本超過不發達國家時（生產的高效率不能對沖生產的高成本），在一體化的全球市場中，不發達國家出現生產的低成本比較優勢，發達國家就會由商品輸出型國家轉變為資本技術輸出型國家，不發達國家則成為商品輸出國，外在的表現是發達國家由貿易順差轉變為貿易逆差。對於發達國家來說，資本技術輸出不會帶來本國經濟增長，甚至潛在的減少本國經濟的增長，卻會加快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但這主要是由不同國家勞力成本之間比較帶來的，而非是生產效率的降低，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制度或文化的什麼無關。

只是由於發達國家的「發達」，而不是「生產效率」或「創新能力」降低，所產生的「危機」，能是危機嗎？作同樣的推理，只是由於中國的「不發達」，而不是「生產效率」或「創新能力」的提高，所帶來的「奇迹」，能是奇迹嗎？

但產業轉移既然是國家間生產邊際成本的比較帶來的，只要發達國家的生產效率高於其它國家，那麼產業轉移，可以拉近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卻不可能使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除非它的生產效率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不會因產業轉移而消失，最終會表現在生產效率的差距上。當發達國家生產的高效率能夠對沖高成本時，產業轉移就會停止。所謂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國家，都是生產效率不能提高的國家，它們藉助產業轉移，很容易進入「中等收入」，卻由於生產效率沒有提高，只能停步於這一水平。中國能不能趕上和超過美國，完全取決於生產效率能不能趕上和超過美國，而「西邊的太陽」是不是「快要落山了」，也取決於它們的生產效率是不是會下降。

我們常說后發國家有后發優勢，除了后發國家的低勞力成本優勢之外，還在於后發國家的發展是一種學習性的發展，相對於先發國家的創新性發展是一種優勢。學習明顯比創新更快。創新是一個向各方面探索和試錯的過程，充滿著不確定和偶然性，因而是緩慢的。學習則有固定的方向，學習性發展，通過對現有成熟理論的學習和具體化，或對現有器物的模仿，或更直接的技術引進和購買，可獲得比創新性發展更快的速度。先發國家沒有學習性發展，它們不但在科學的理論研究方面處於世界前沿，而且在實際的生產技術上也處於世界前沿。所以才叫先發國家，只有后發國家才有學習性發展，因為學習更快，所以是后發國家的優勢。

我國的報刊上常常有這樣一種說法：中國的經濟發展，只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走過的道路。這話沒錯，但以此驕傲卻完全錯了。中國是后發國家，可以通過學習甚至購買先進生產技術來較快的達到生產從落後走向先進。而發達國家的生產從落後走向先進，不可能有學習和技術購買，只能是一個充滿探索和創新的過程，因而是更為艱難與緩慢的過程。比如通過發明汽車和汽車製造技術發展汽車產業，比學習或購買現成技術發展汽車產業，其難度不知要高多少倍。后發國家通過學習使生產從落後走向先進，比發達國家通過創新使生產從落後走向先進更快，能是后發國家的驕傲，而不是先發國家的驕傲？

學習性發展優勢，即使在不實行開放的國家中，也明顯存在。比如中國或朝鮮的原子彈製造。當一個國家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時，領導的意志，能夠集中最大的人力物力，通過前面所說的學習過程（成熟理論的學習與具體化，器物的模仿，技術的購買與引進），容易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但這不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越（當然從辦成功領導偏好的某一件事的角度看，比一盤散沙更優越），本質上仍然是學習比之創新更快的優越。而創新卻不是集中人力物力就一定能成功的。人力物力是創新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創新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沒有資金投入，不會有創新，但有資金投入並不等於一定有創新。同樣，沒有知識沒有大學不會有創新，但有知識有大學也不一定有創新。愛迪生的發明，不是給予了他多少錢，也不是他有多少知識，而是他天才的靈光閃現。只有當個人的思想得以完全自由時，才可能有儘可能多的創新出現。科技的發展也不是平穩的線性發展，它具有跳躍性，偶然性。

顯然，學習性發展確實是后發國家的優勢，也一定會帶來后發國家比先發國家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因為先發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已達到最先進，進一步的發展主要依賴創新，創新的艱難與不確定性，決定了他們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很快。或許由於某一重大技術突破（如信息技術的突破），可帶來一段時間經濟的較快發展（如上世紀後期信息產業的發展），但這種突破不是規律性的一定會有，它具有偶然性，起碼在時間即何時出現上具有偶然性。所以，發達國家有時發展很快，有時卻顯得停滯，取決於它們的創新。不發達國家則可不依賴創新也可帶來經濟發展。它們學習發達國家的技術，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追趕發達國家的技術，不存在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只要體制上不存在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一定可以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發展速度。

創新是人類發展的動力，用時新的話是第一生產力，所以應該是體制優勢最本質的體現。一種體制或模式如果不能使人民的創造力得以發揮，那這種體制便不是最好的體制。經濟發展很快並不一定能證明體制優越。比如依靠低勞力成本優勢，比如依靠自然資源優勢，比如依靠後發的學習優勢，帶來的經濟較快發展，都無法證明其體制一定優越。「中國奇迹」來源於中國的低勞力成本，和龐大的人力資源，以及技術的學習和購買，卻少有創新，活力在何處？如何向世界推銷「中國模式」？相反，美國雖然經濟發展緩慢，卻是世界公認的最有創造力的國家，在製造業萎縮的情況下，仍能通過創新獲得一定發展速度，想來決不會「日薄西山」。

把因學習型發展帶來的更快速度，創新型發展難以速度很快，作為歌頌中國體制，批判西方體制的依據，忽視了學習比創新更快的常識。並不具有說服力。

去年，中國著名企業家柳傳志訪問美國，關於美國經濟有一段話，大意是：你們人力成本高是個大問題，你們必須考慮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美國精英們在解決自己高昂的人力雇傭成本方面無所作為，仍然希望通過對中國和其他低勞動力成本國家的限制，把就業保留在美國，那麼，這就無異於一名不通過努力讓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試圖阻撓其他跑道上的對手的跑步選手了。這話當然針對的是美國對中國的限制，和美國為保護美國就業的一些貿易措施。從企業家或資本家的角度看，這話或許沒毛病。但從國家的角度看，這話不僅是無用的，甚至是可笑的。經濟發展的目的對企業和國家來說，並不完全重合，企業追求的是利潤和自身發展，所以把工人工資高看成是成本高，降低成本是企業家增加利潤和謀求發展的一種方法，而國家追求的是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人民收入高同時也就是人力成本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成本就是勞力市場價格，是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體現。你叫美國精英如何去降低「高昂的人力成本」？即便由於人力成本高導致美國經濟下行，人民收入可能或已經被逼下降，美國精英也會傾盡全力，想各種方法來保住這「高昂的人力成本」，他們怎麼會想辦法去主動降低呢？人民收入被迫下降是一回事，想辦法去降低收入又是另一回事。當然，我並不贊成美國的保護措施，這對中國不公平。但一個國家的精英，特別是政治精英，不想辦法去提高人民收入，反而在挽救經濟的口號下想辦法減少人民收入，那腦子一定是進水了。

柳傳志的觀點反映了資本家的觀點（注意，我在這裡並不把資本家當成貶義詞，而是等同於企業家），因為資本家並不希望工人收入高，這會削弱企業的競爭力（我也不從資本家想獲得更多利潤方面去考慮，只是從企業之間的競爭去考慮）。但美國的民主制度並不支持資本家，美國現在的人力成本確實很高，卻是由於它們的制度帶來的。A，通過法律遏制資本的分配權力，比如最低工資的限制和勞工權利保障。B，賦於並保護工人組建自已工會組織和抗議罷工的政治權利，彌補其經濟權利的不足，以對抗資本權力。使勞資之間的博弈更為平等。C，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確立社會福利，一方面實行了人道主義，另一方面減少工人選擇企業或職業的被逼迫，增加自由度和與資本談判的籌碼，從企業外部即社會的角度約束資本權力。避免工人即使是很惡劣的條件，也得求資本家給個工作。應該說，美國工人依據人權和民主，收入在提高，幸福在增加。多已進入中產。所以，資本主義的民主並不是富人的民主。

為了歌頌中國「奇迹」，貶低西方民主制度，我們現在競然完全顛復我們以前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把能夠使大部分普通人收入不斷提高，並在逐步消洱馬克思所說的那些資本主義罪惡的民主制度，當成是資本主義已喪失活力的依據。比如西方民主制度帶來了高工資，高福利，是滋養「懶漢」的溫床呀，是造成財政危機的根源呀。還有人認為，發達國家工人不但收入高，而且工作輕鬆，休閑時間特多，「干工人的活，享皇帝的福」，這是他們的體制慣的，與中國人為了一點加班費加班加點的「勤勞」相比，中國人戰勝西方人不在話下。所以中國不能實行資本主義的民主。

姑且不說，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緩慢並不是真正競爭力的下降（前面已作分析），如果經濟發展需以壓低工人或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來提高經濟競爭力，這樣的經濟發展有何意義？柳傳志的觀點如果應用到中國的實際中，就是中國不能搞高工資和高福利，那樣會使中國的低勞力成本優勢丟失，帶來經濟增長的減緩。這種觀點在中國有相當市場。所謂「勞力價格上升是中國經濟的災難」，就是這種觀點的反映。按照「帕累托」原則，中國農民進入工廠打工，只要他的收入高於從事農業生產，即便他的收入比其它國家工人的收入低，甚至低很多，對他和資本家來說，都是雙贏，所以我們不必過份在意「血汗工廠」的指責。但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的收入逐步提高，包括提高福利。由於經濟落後，人民收入福利不高，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一旦經濟有發展，就要通過制度和民主來逐步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福利，如果擔心提高人民收入，會削弱低勞力成本優勢，降低與它國的競爭力，影響經濟發展，甚至用各種方法阻礙人民收入福利的提高，那低勞力成本優勢是優勢嗎？我們不能說低勞力成本是恥辱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很快，人民收入卻不能逐漸得到提高，即逐漸去除低勞力成本優勢，那這個體制或模式不是一個很壞的模式嗎？

主流意識形態犯了一個最淺顯的錯誤，把勞力成本當作是一種經濟效率的體現。而不把它看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體現。勞力成本低帶來的經濟增長並不是基於生產效率增加的經濟增長，同樣因為勞力成本高帶來的經濟競爭力的減弱也不是虛弱的體現。高工資高福利是普通人幸福的體現，能夠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制度，是好的制度。怎麼成了一種不好的制度？

美國自由主義對福利國家的批判，與我們對西方民主制度帶來的福利國家的批判完全不同。A，自由主義並不批判高工資，只批判高福利，而我們則高工資高福利都批。B，自由主義更多的是從自由能夠增強社會個體活力，增強社會個體競爭的角度出發，而我們則是從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出發。C，自由主義容納人道主義，即主張保障人權，而我們的理念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容納人道主義。D，自由主義批判福利國家的目的更多的是批判國家權力的增強，而我們則是談國家責任批福利國家，談國家權力則批自由主義。所以現在主流意識形態藉助西方自由主義的某些觀點來批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並不是自由主義者。完全是只取所需。

資本與技術的輸出，低端或中端產業向國外的轉移，對發達國家意味著什麼？

第一，經濟發展速度減緩。

資本向國外流動，產業向國外轉移，意味著本國投資減少，一般產業增長停滯。發達國家要實現產業增長，必須依憑創新優勢，發展新技術產業，因為這種產業不但可以承受國內的高勞力成本，還可取得高利潤。但創新不是說創新就能創新得了的。雖然發達國家有創新優勢，現今也處於信息爆炸時代，創新具有加快的趨勢，但創新比之產業發展，仍然要緩慢得多，而且不具有必然性。現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它由商品輸出國轉變為資本技術輸出國之後，越來越取決於創新，所以註定只能是一種低增長甚至無增長。這些在前面都有論述。

第二，貧富差距拉大

如果沒有全球化，發達國家封閉式的經濟發展會出現什麼情況？首先，在經歷一段時間發展后，資本追逐利潤的天性，會使資本積累超過經濟發展的需求，生產趨向過剩，資本出現盈餘並無法輸出，資本利潤和資本價格下降，資本擁有者的財富增長受到遏制；其次，技術市場受限，新技術及其產品在開始出現時的高價格，由於技術及其產品市場在地城上的限制，較快出現飽和，價格下降速度會很快，遏制了技術擁有者通過其產品獲取財富的增長；再次，市場與民主機制對利益的均衡作用，會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顯然，發達國家的封閉發展，雖然在開始會產生甚至擴大貧富差距，但其發展過程，會使資本與技術擁有者財富增長受限，同時會使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這正是貧富差距的縮小過程。

全球化妨礙了這一過程。在發達國家輸出商品的階段，由於產業在本國，資本技術與工人的收益均源於商品，商品輸出可以增加交易量，資本和技術的收益因商品交易量的增加而增加，財富仍可獲得增長。而在市場與民主機制的作用下，資本與技術擁有者的財富雖然在增長，但工人和低收入者的收入也在增長，所以貧富差距從總體上講，與完全封閉的發展相比，縮小的速度會很慢，或沒有縮小，卻也不會迅速擴大。當全球化進入到發達國家輸出資本與技術的階段后，發達國家資本與技術的投入在國外，資本與技術的收益來自國外的產業。而且，他們在國外的投入，是生產低成本的選擇，收益比在國內投入更高，所以他們會更富。他們更富的來源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生產主要是勞力成本差異。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他們追求更富，投入在國外，不受本國市場與民主機制力量的約束，因而不能惠及本國人民，甚至帶來產業發展停滯和下降，可能導致失業增加，擴大貧困群體。所以資本與技術輸出，使發達國家某些擁有資本與技術的少數人更富，而普通民眾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貧富差距由此迅速擴大。美國「佔領華爾街」的民眾運動，反映了這種矛盾。它已不是企業中資本與工人的矛盾，而是資本與社會的矛盾：那些資本家在國外掙的錢，沒有和普通民眾分享。所以這一矛盾不是內生於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來源於全球化的深度發展。

第三，出現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的風險加大。

如前面所述，民主機制會導致國家福利增長，財政負擔加重，但在經濟發展較快的情況下，財政收入增加與財政支出增加是大體同步的，一旦經濟增長減緩，財政收入的增長受限，財政危機的陰影就會到來。也就是說，產業轉移增加了產業承受國的稅收，卻潛在的減少了輸出國的稅收。現在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各國情況不一，但由於普遍經濟增長緩慢，大都面臨財政危機的威脅。同時，發達國家少數資本與技術擁有者更富，使社會資本總量增加的速度更快，這些盈餘的資本，受創新不能迅速出現，和不發達國家自身投資能力的增強，越來越難於進入實業經濟領域以及向他國流動，而在虛擬經濟領城滯留，投機行為增加，所以出現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正在加大。

這就是現在發達國家出現某些經濟乃至政治問題的原因，是市場經濟在全球的發展達到現階段必然產生的。它反映了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從不同角度來看的利與弊。少數美國資本與技術擁有者因為全球化大發其財，大多數的美國民眾並未得利，甚至還受到某種程度的傷害，這種傷害卻不是由資本的壓迫或剝奪帶來的，所以它既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更不是什麼民主制度的危機。美國現在要對個人的海外資產徵稅，正是對這一危機的應對。

用發達國家由於全球化帶來的一些問題來批判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缺乏內在的邏輯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