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徹底否定「文革」嗎？

  應該徹底否定「文革」嗎？

文革五十周年，中國大陸諱莫如深，噤若寒蟬。海外的中文媒體評論文革的文章不少，絕大部分是徹底否定文革的。下面的一段評論或許頗具代表性：

「文革是一個民族的集體瘋狂：這個民族將一個有嚴重人格缺陷的領袖捧上神龕，並任其支配自己的命運；這個民族的多數成員都曾爭先恐後地參與或者協助作惡，壓迫社會少數；這個民族的成員既對他人進行誅心迫害，也厚顏無恥地拋棄自己的人格尊嚴。」

這個評論不能說不對，但是並不全面。它只道出了文革醜惡的一面，但是「醜惡」並非文革的全貌。文革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浩刼，但同時也是奴役人民的中共官僚集團的刧難。文革中，整個官僚集團（除了最高層的「毛主席的司令部」）被奮起造反的民眾打翻在地，斗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甚至於家破人亡。中共官僚集團對文革的仇恨，實際上遠勝於普通民眾。從官僚集團對文革的刻骨仇恨中，我們難道看不到文革的可取之處嗎？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出「兩個文革」之說，即毛澤東的文革與人民（造反派）的文革同步進行，互相利用。

談一點個人經歷。文革時，我家住在北京的一個大學校園裡。我的父母親都是右派。但是「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早已經是死老虎，群眾對批鬥他們並沒有真正的興趣。況且，「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人民群眾鬥爭的鋒芒是指向共產黨幹部的，特別是「領導幹部」。一次，大學的師生員工游斗（那個對我父母親凌辱備至的）「校領導」。我年幼的小弟弟壓抑不住內心的興奮，手裡拿著一根樹枝當鞭子，興高彩烈、蹦蹦跳跳地跟在遊街隊伍的後面。第二天，支持那個校領導的「保皇派」組織即貼出大字報，質疑「為什麼大右派的兒子如此高興？」是的，奴隸主遭難，奴隸當然心歡。

文革中，廣大民眾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打著毛澤東思想和「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旗號，造了共產黨各級當權派的反。平時騎在人民頭上專橫霸道、作威作福、驕奢淫逸的共產黨「領導幹部」，被群眾不管三七二十一，統統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掛牌、批鬥、遊街、抄家、上刑。共產黨官員終於嘗到了人民群眾的鐵拳，奴隸造了奴隸主階級的反。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10月下旬，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坦言：「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連，誰也沒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乎哀哉』」。毛澤東的「我闖了一個禍」、「我也沒料到」，說的是大實話。文革號角一吹，全國一轟而起，共產黨各級官員立刻陷入人民群眾「炮轟」、「火燒」、「油炸」、「砸爛狗頭」的汪洋大海。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全部癱瘓，中共各級黨棍被民眾打成「走資派」、「黑幫」，押上審判台。這種天下大亂絕非什麼「毛主席的偉大戰略布署」。文革一起，全國如此民怨沸騰，共產黨官僚的民憤如此之大，遠出乎毛的意料之外。「一斗二批三改」的文革最初預計只進行幾個月，這是毛澤東絕無天下大亂的思想準備、絕不打算癱瘓全國各級黨組織的鐵證。後來發生的全國範圍內的「全面奪權」，在文革初期制定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中，連影子都找不到；這是毛澤東絕不準備打碎現存官僚架構、整肅整個官僚集團的鐵證。

文革原來預期只進行幾個月；「十六條」明確規定的任務是「一斗二批三改」，即「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這和文革真實的歷史進程——十年天下動亂，不是天差地別嗎？文革一發動，人民群眾就在全國範圍內造了共產黨當權派的反，癱瘓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面，因而極大地改變了文革的進程，導致了後來的「全面奪權」和「全面內戰」。有鑒於此，說文革中有一個毛澤東並不能駕馭的「人民文革」，即人民群眾的反抗運動，是有充分道理的。不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個反抗運動打的是什麼旗號，其本質是反抗共產黨的獨裁暴政，爭取人民群眾的權利，包括經濟權利。1968年初，楊曦光在他轟動全國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誠哉斯言! （楊曦光對引起文革的基本社會矛盾的分析，比那些只從毛澤東私人動機出發解釋文革的觀點，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計」。）

說文革「是一個民族的集體瘋狂」也未嘗不可。文革爆發猶如燎原烈火。但是烈火焚燒的不是什麼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這條路線本來就是毛澤東的憑空臆造，妄加之罪。中國大地上的熊熊烈火，焚燒的是深有民怨、廣集民憤的中共官僚集團。毛澤東曾以超脫的姿態斥責他的手下「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大官們壓人，但是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人民文革」正是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共產黨官僚們受難之日，正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時。

把文革中「民族的集體瘋狂」理解成是對「紅太陽」（毛澤東）的無限崇拜，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豪情滿懷，是對中國的國民性缺乏起碼的了解。在毛共的獨裁暴政之下，中國人早就學會了口是心非，看風使舵。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人都是兩面派，個個都在「裝孫子」。家庭成員、夫妻之間往往都不敢講真話；「誰不說假話誰垮台」，乃中共二號人物林彪的名言。除了極少數年幼無知的青少年，哪裡存在什麼「誓死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赤膽忠心？誰又說得清楚什麼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澤東的翻雲覆雨，反覆無常，口蜜腹劍，卸磨殺驢，在文革中不是有充分的表現嗎？文革初期為毛澤東衝鋒陷陣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顧問和重要成員陳伯達、陶鑄、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不是在被毛利用完之後即棄如敝履，被打翻在地嗎？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毛髮動文革的「武力後盾」林彪，不是在打倒劉少奇之後，迅速成為下一次（第十次）「路線鬥爭」的對象，折戟沉沙，曝屍荒野嗎？對毛澤東輸誠效忠、為虎作倀的周恩來，不是險些成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靶子嗎？文革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旗號而已，招牌而已。人民群眾（造反派）知道如何「拉大旗，作虎皮」，對「最高指示」各取所需，知道如何打著紅旗爭合法，甚至打著紅旗反紅旗，以懲共黨之官，以泄心中之憤，以爭生存之權。

出身貧苦的社會學家丁學良在回憶文革的文章中，記述了一個飛揚跋扈、作惡多端的共產黨基層幹部——安徽省一個農場的張書記——如何在文革中受到農場工人的正義懲罰。在文革前的1960年，年僅七歲的丁學良因為無足輕重的小事，被張書記打成終生殘廢。悲憤的丁母無奈地對鄰居說：「我孤兒寡母，張書記要你命，你也只好給他。」 文革一來，長年被張書記壓迫、凌辱的農場工人造了他的反。丁學良回憶說：「造反派們對這位走資派施加了比對其他的走資派酷烈得多的懲罰：給他戴的高帽子特別高，頂著這麼高的帽子遊街示眾，一不小心掉下來，就會挨耳刮子。有時侯給他掛的牌子是用特別厚重的木板做的，鑽兩個孔，細鐵絲穿過去，掛在脖子上，批鬥會開兩、三個鐘頭下來，頸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滲出血滴。天不冷的季節，還會罰他穿一條單褲跪在尖細石子地上，向所有受過他種種欺壓——辱罵、捆綁、關押、毒打——過的農場工人和家屬們請罪。張書記剛開始的時候還嘴硬氣傲，不主動向他往日視同農奴的下屬們下跪請罪，造反派就強按著他的腦殼，一腳橫踢他的內膝，便撲通一聲倒地。幾次下來，他就學乖了，要他怎麼跪就怎麼跪，要他怎麼罵自己就怎麼罵。據說他的血壓與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腫。那個寒冷的冬天他沒能挨過，『翹辮子』了。」1 張書記命喪黃泉，為他「陪葬」的是他豢養的一隻大狼狗。這隻惡犬在書記的指揮下，咬傷過許多農場的職工和家屬。

如果說張書記是基層的中共黨棍，那些罪惡可以直通毛澤東的中共高幹，不少人在「人民文革」中也被揭露和清算。一個代表性的人物是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河南「誕生」了中國的第一個人民公社，在「大躍進」中放出了中國的第一個小麥「高產衛星」。省委書記吳芝圃揣摩聖意之下的「大有作為」，使河南省成了大躍進的「革命聖地」，毛澤東提出要「讓河南當狀元」，也成了隨後（全國）四千萬人活活餓死的大飢荒的重災區。僅河南信陽地區，四百萬人餓死，占人口的一半。息縣餓死10萬人，639個村子的村民死絕。鄰近的固始縣，400個村莊人煙滅絕。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信陽的嵖岈山公社，三個月內餓死4000人。以吳芝圃的滔天大罪，文革前只須作一個「左傾蠻幹錯誤」的檢查，就調離河南，到中南局任文教書記去了。可是，「人民文革」的風暴沒有放過他。66年8月，鄭州大學學生髮起組織的「鄭大聯委」一成立，就發出《火急呼籲書》，指出「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河南人人清楚，所謂「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信陽事件等一系列人間慘劇，就是全省的餓孚遍野，父子相食。以吳芝圃為代表的河南省委，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授意、支持、縱容下，對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經造反派的徹底追查、全面深挖、公開批判，大白於天下。

吳芝圃們在「大躍進」中肆意編造謊言，大放高產「衛星」（如水稻畝產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五斤），虛報糧食產量（吳宣稱，河南小麥單產增長七十倍，玉米、高梁、穀子平均畝產增長近百倍。五九年河南糧食實際產量281億斤，省委竟然上報902億斤），牛皮吹破了天。虛報糧食產量的直接後果是政府的高徵購、高調撥。徵購、調撥那些並不存在的糧食，農民如何能無中生有？適逢中共中央廬山會議閉幕；本來應該遏制的禍國殃民的大躍進、浮誇風、共產風，反而變本加厲，變成了全國範圍的「反右傾」。中央「反右傾」的指示下達河南省委后，在吳芝圃指揮下，信陽地委發動了「批右傾、反瞞產、反私分、追餘糧」運動，一場逐縣、逐公社、逐隊、逐戶、逐人的，以追逼糧食為中心的「反右傾」開始了。吳芝圃下令：「今年全省糧食放了『衛星』……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揚。所以，我們要下大氣力抓好糧食徵購，產量高，徵購任務也要高。在徵購糧食中要大放『衛星』……對任何遲疑、畏縮、瞞產、耍滑的行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2 河南農民的滅頂之災就這樣降臨了。

為了搜括糧食，共產黨幹部對農民搜查、關押、批鬥、遊街、歐打，無所不用其極。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親自動手對農民用刑的占93%。一個公社團委書記親自動手拷打農民92人，當場打死4人，打成重傷致死9人。在這場用極端野蠻的暴力從農民手中搶走最後一粒糧食的「反右傾」運動中，中共的專政機器自然不會缺席。信陽公安機關自59年11月至60年7月，逮捕1774人，36人在獄中被折磨至死；拘留10720人，667人死於拘留所。就這樣，農民賴以過冬和活命的最後一粒糧食都被搶走了，包括來年的種子糧，河南農民陷入絕境。周恩來親自主持制定的公安條例，嚴禁農民外出逃荒討飯。政府派出軍隊和地方武裝封鎖重災區。充盈的國家糧庫中的887億斤糧食，半顆也不拿出來救濟饑民。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只有坐以待斃。

「伴隨著絕糧和飢餓，浮腫病象瘟疫一樣不可遏制地蔓延。由於大人把僅有的一點能果腹的東西讓給小孩吃了，所以先是大人腫；等到小孩也沒吃的了，小孩也跟著腫；先是雙腳腫，接著兩腿腫，漸漸腫到上身，直至腫到皮膚髮亮，頭如柳斗，兩眼如縫；再腫下去，不消一天，人就徹底斷氣……然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仍然宣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問題』。1959年11月路憲文從潢川縣返回地委，沿途只見『死倒』(倒斃在路旁的餓殍)橫陳，被父母遺棄的小孩奄奄一息，他視而不見，揚長而去；反而下令公安部門『限期消滅外流人員』，指示社隊幹部封鎖村莊，不準饑民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一律不準收留農村來人，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於是，善良的農民們一切活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全都被徹底剝奪和取締了，留給他們的唯一選擇是死亡。」3

餓殍遍野，大量的村莊人口滅絕，人吃人的事件普遍發生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書記偷著吃牛肉，公社的農民餓殍盈野。在南堯大隊，一家老人餓死了，只剩下兩個哥，一個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問弟：餓不餓？餓了咋辦，咱不能等死啊！兩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著吃。當家叔叔聞到烤肉味兒，過來一看，哥兒倆正燒妹妹的大腿撕著嚼呢。便大罵他們，他們像沒聽見，還撕著吃，把啃完的頭骨放在窗台上，叔叔報告了，公安局來人抓他倆，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來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餓死了。」4

把共產黨製造的、人類歷史上未曾見過的人間悲劇，把這些亘古未聞的統治階級的狼心狗肺、殘民以逞揭露出來，公諸於眾，還有什麼教育比這種教育更生動，更能剝下共產黨的畫皮？更能戳穿「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大飢荒」的謊言？文革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發了中共統治的黑暗面；這是在中共鐵桶一般高壓封閉的統治下，人民群眾獲得的唯一一次機會。

「人民文革」在與中共官僚集團的殊死搏鬥中，在令人咋舌的「新社會」的黑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際，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天下大亂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完成了當代中國的思想啟蒙。遇羅克的《出身論》橫空出世，是當代中國的「人權宣言」。他以非凡的才華、生花的妙筆、嚴謹的邏輯、天才的雄辯、浩然的正氣，直擊中共統治的基石：等級制和血統論。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石破天驚，明確提出「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為此，遇羅克付出生命的代價，楊曦光蒙受十年牢獄之災）。

在中共執政的歷史上，「人民文革」對中共官僚集團的打擊是全面而猛烈的，然而也是短暫的。毛澤東利用人民群眾的反抗情緒和造反精神，達到了他清除異己、扶植親信、登上神壇以建立毛氏皇朝的目的之後，反過手來，對「人民文革」進行了血腥的鎮壓。「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一變而為「大鎮壓、大逮捕、大清查、大治罪」。文革初期被打翻在地的當權派，「復出」之後對造反派進行了殘酷的報復；共產黨對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債。

應該指出，中共官僚集團東山再起后，掌握的仍然是獨裁權力，但是他們在文革前那種「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淫威，已經無法完全恢復了；「人民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打掉了官僚集團神聖不可侵犯的威風。

中共各級官吏的神聖不可侵犯，是五七年「反右運動」樹立起來的。在這場運動中，百分之四十的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僅僅因為給本單位的領導提了意見，幫助中共整風，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受到殘酷迫害。「反右」的官方邏輯是：反對本單位的黨領導，就是反黨。如果有人申辯說，我擁護共產黨，只是對本單位的黨領導有意見，會被批判為：這是對共產黨「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反黨罪名是逃不脫的。但是，文革中全國範圍內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特別是「人民文革」對中共官僚集團禍國殃民罪惡和腐朽墮落生活方式的大揭露，使得「反對（某個）黨員幹部就是反黨」的法西斯邏輯，無論如何也端不到檯面上來了。中共各級官吏失去了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的一道護身符。

「人民文革」的最後一次搏擊是1976年清明節發生在北京的「四五運動」。上百萬民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以悼念年初去世的周恩來為名，向禍國殃民的毛澤東和他的文革幫兇發出了怒吼：「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自發的、公開抗議毛澤東獨裁暴政的運動。垂死的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指鄧小平——引者注），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5「四五運動」敲響了「毛文革」的喪鐘，也敲響了毛澤東時代的喪鐘。

文革過去五十年了。文革中聞風而動、呼嘯而起的中國廣大民眾，文革中「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精神，一直是專制者揮之不去的夢魘。毛澤東的封建法西斯暴政今日已經演變為腐朽不堪的權貴資本主義。中國大地上，貪腐橫行，特權肆虐，貧富懸殊，民怨沸騰，道德淪喪，大地污染，江河斷流，霧霾蔽日。然而，壓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即久，其發必速。昔日「人民文革」的震天呼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終有一天會再一次響徹雲霄，激勵中國人民砸碎身上的鎖鏈，推翻共產黨的獨裁暴政，迎接光輝燦爛、憲政民主的明天。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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