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從零英語到澳洲醫牌‏(二）

二：機會敲門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準備的。這句話，適合掛在別人的脖子上當項鏈，熠熠生輝。我的機會卻常是歪打誤著。

一九九四年盛夏，一天晚上我正在家裡嗑著瓜子，吹著空調，電話響了。我一聽，聲音還特別急，就讓他慢點兒，原來是我的一個球友和同事從北京打來的。我問他，你沒事兒去北京幹嘛？他說，別提了。想帶老婆去北京玩玩，結果幾天了都困在一個旅館里，買不到回廣州的火車票。他說，你從北方來，幫我想想辦法吧。事有湊巧，我當時剛好有一個北京的朋友，他哥哥是鐵道部的，他一口答應幫忙辦了。

隔了一個星期，同事請我宵夜。說了一陣子閑嗑，他跟我說，他和老婆去北京，實際上是去面試，已經通過了，可以技術移民紐西蘭了。我那是第一次聽說還有這種移民。當時，我的認知里只有留學和親屬移民兩種。留學，我一沒英語，二沒錢，想走也走不動。移民，在美國的親戚也早已被幾個表姐表兄佔滿了手，沒我什麼事了。再說，我小安即得，日子過得還挺順的，就不想瞎折騰。無意間，他說了一句，過幾天就可以拿到綠卡了，我心裡一動。他還說，到那兒，他就申請學生津貼，就可以上學了。我說，這麼好事兒，你怎麼不早說？

回到家，已過半夜，妻和兒子已經熟睡了。我把妻子搖醒，簡要地說了這事兒。懵懂中，她只說了一句話，你不早就想出國嗎？就又倒頭睡了。她，這個人就這樣，平時話不多，惜字若金，可關鍵時，說出一句話來，每個字又都個頂個飽滿充實。這讓我聯想起宋太祖趙匡胤的姐姐來。黃袍加身前夜，軍營鼎沸，可趙匡胤卻心裡上下打鼓，回家向姐姐問進退。不想，他姐姐大怒，一擀麵杖就打了過來:「 大老爺兒們, 一人做事一人當, 行不行你自己決定, 幹嗎回來嚇唬我們這些婦道人家!」 。

第二天一早，我就給移民代理打電話，約好了傍晚見。我到的時候，已經有幾個人在那兒等了。那代理，姓陳，二十七八歲，瘦高，顴鼓，眼睛發光，一臉精幹。和我說話時，一二三四，清清楚楚，可就是不大正眼看人。我一報我的年齡，他立即頓了一下，說有點兒超了，要減分。一聽這話，我心裡涼了一半。他反問，你有老婆嗎？我答，還有。他說，幾歲？。我寫下了老婆的生日。他端起紙，咬著鉛筆頭，皺著眉說，年齡還行，就是日子太緊了。只剩下十四天了。又得辦所有公證，又得按時遞進申請，太難了，可能不行。我望著他，讓他想想辦法。後來他說，你先交五百塊錢，我幫你問問，不成，就算交跑路費了。

過了兩天，中午，他給我打電話，要我立即過去一下。一見面，他就說，只能找他的朋友辦加急了。加急，都不知道行不行？他說。我趕緊說，行啊！辦加急得多少錢？他說，一千八。我那天剛好領了工資，發了獎金，共有三千多，就一古腦地全塞給了他。他愣了一秒，眼睛一亮，正眼看了我一眼，沒說話，就走了。

又過了幾天，他打來電話，說公證好了，讓我去交錢，簽字。我一見公證，就連說，謝謝，謝謝。那漿糊，還新鮮著，有香味，沒幹吶。他說，快遞，我幫你辦，你就在家等信吧。

大約十一月初，我接到來信，讓我和妻子十二月中旬去北京面試。小陳也打來電話，讓我們好好準備。我說，我英語不行。他說，你又不是主申請，你準備什麼？關鍵是你老婆。她行，你們就行。她更不行，我說。什麼意思？他的聲音大了起來，有點兒嚴峻。我說，英語，她一點兒也不會。從小到大，從來就沒在學校里學過。我們倆是學俄語出身的。「Oh，my god! 那你們出什麼國啊？找死啊？

我沒接他的話。

回家后，我和老婆一說，她一撇嘴，說，他才找死。我說，不管誰找死，咱得先應付過去啊？要不，那不就是白扔錢了嗎？過了幾天，她說，她的小住院正在中山醫上英文班，她想先去聽聽。我一陣欣喜，猛說了幾句拍馬屁的話，什麼手到擒來，我老婆是誰啊？之類。她白了我一眼，說，德行？我心裡知道，她肯去，就沒有問題。這人，就是一台考試機器啊。

第二天下午，她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我去學習了，四點多鐘回來。我說，一切順利。
四點半一過，我給她們科打電話，被告之，她正在搶救病人吶。我頓時，一頭霧水。她沒去上課？或回來撞上了？五點多了，她才打來電話。我問，怎麼回事兒？她說，她提前回來了。我說，為什麼啊？她說，前兩堂課還好，老師領著念課文。她照葫畫瓢，念得還挺帶勁。課間休息時，她問小住院，下堂課講什麼呀？小住院答到，不講什麼。只是讓你站起來，介紹一下你自己。她一聽，就說，這我哪會呀？這不讓大家看著漏餡嗎！

說完。她就溜了。

我說，你真行。她說，什麼行不行的。一會兒下班，去下九路喝紅豆沙吧。

三：北京面試

十二月的北京，真冷。畢竟是北方，再過兩天又要數九了。我和老婆是雪地里長大的孩子，打爬犁，打冰尜，打雪仗，砸冰溜子，哪樣少干過。堆雪人，胡蘿蔔當鼻頭，那是女孩子喜歡的玩意兒，男孩子只會瘋，風雪裡，一會兒衝進，一會兒衝出。看見賣冰棍的大娘，頭裹圍巾，圍脖，遠遠推車過來，就一窩風地跑過去，買一根冰糖葫蘆，兩三毛錢，然後就一邊吃，一邊打出溜滑。還有凍梨，紅腸，年關里的凍餃子，就不說了。

我倆自持年輕，又有挨凍的底子，就沒帶多少衣服，著牛仔，披夾克就上路了。只給兒子身上穿了一件棉衣，戴了一個線織帽。第一天，感覺良好，三個人都說不太冷。第二天，開始有點兒冷，第三天，就有點兒太冷，頂不住了。北風和大雪，尤其故宮廣場里的旋風，把我倆在廣州多年積累的熱量，一層一層刮盡了。兒子的右耳朵也腫成了一個紅燈籠，止不住地抓癢，心疼的我倆要死，內疚的要命。立即去買羽絨服，棉耳套。第四天一早，就像兩個一節骨，一節骨的冰糖葫蘆，抱著一個小肉球去大使館了。

面試前，我們沒怎麼太等。看到前面一個女的，哭著就出來，還用英語罵人，我倆頓時緊張，表情都不自然了。妻子握著我的手說，不去也挺好。咱倆過得好好的。

面試官，很高，很年輕，三十齣頭的樣子。他面無表情，一個一個問題往下問。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多大了？生日多少？結婚了嗎？幹什麼的？這些小陳早就幫我們準備好答案了，老婆對答如流。第六個問題，老婆卡殼了。我一急，請移民官再說一遍。他又一字一頓地再說了一遍，這次，我倆都卡殼了，面面相覷。他看了我倆一眼，一歪頭笑了。他說，我估計你倆也不懂，我問你倆有沒有犯罪記錄。我倆恍然大悟。這句他是用京片子說的，我倆當然懂。他又問，你倆都是醫生，出國做什麼啊？我們那，醫生可不是隨便能做的。我說，老師，做老師。他搖搖頭，又說了兩句英文，就送我們出來了。

出來后，我倆不知如何是好，結果是什麼？過還是沒過？就在使館門廳的椅子上等著。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前台的那位中國女人忙完了其他人，盯了我倆一眼，說，你們歇夠了吧？怎麼還不走？我一聽，這是人生第一次覺得普通話這麼好聽，這麼親切，就衝過去問她，我們這到底咋回事啊？她一愣，反問，什麼咋回事兒？我說，我倆的面試，行不行啊？她張大了眼睛，愣了一下，然後大笑起來，彎著腰，拉著另一個女人的衣襟說，笑死我了。這兩個人連PASS都聽不懂，還要出國，真是想出國想瘋了，什麼人都有啊！。笑了一陣，她擼擼胸，定了定，說，你們過了，回家等簽證吧。

幾年後，我和一個認識的移民官聊起這回事。他說，還有這事兒？。肯定是他那天心情太好了，要不就是喝多了。

接下來的兩三天，我們都是在酒桌上，火鍋旁度過的。老朋友，老同學相見甚歡，天天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