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從零英語到澳洲醫牌

六年，從零英語到澳洲醫牌

——我和她這二十年的流金歲月


    謹以此文，獻給我摯愛的母親和妻子






寫在前面


這是一杯咖啡后的續集。

那天午後，我和妻子坐在街角的咖啡桌旁。我如常點了一杯卡布奇諾，妻子要了一杯熱巧克力咖啡，我再加了一個冰激凌蛋糕。五月底的澳洲，有點兒冷，但街上依然是遊人如織。望著街頭巷尾，或坐或立，三五成群淺笑輕語，又高談闊論的一張張面孔，心裡有了一種溫暖的感覺。

桌邊不斷有人經過。輕衫長裙，單衣薄褲，一陣陣香水味揉著一串串細碎笑聲，不時飄過桌面。街上時有小車穿過，人群就在街邊等。這時，總會有一兩對年輕的面孔，明眸一視，相笑點吻，或相擁入懷，渾然忘卻其他。妻子微笑著說，你看，年輕真好！

兩人無話。隔了一陣兒，妻子凝望著遠處的角樓又說，一晃，我們就出來二十年了。

是啊！二十年了。我搭了一下妻子的小手。

茶勺輕拌，我倆相視一笑。妻子說，你還記得在北京那次吃凍梨嗎？你想緩又等不急，想吃又咬不動，只好拿牙尖一點一點兒往下撕，凍得嘴角一咬一歪歪，呲牙咧嘴。我說，怎能不記得？。我說，我還能感覺得到，雍和宮裡的冷風在地上打著轉，往我褲腿里鑽。

我倆聊了許多。往事如一段段長鏡頭，被慢慢扯近了。妻子說，我們那時多年輕啊！天不怕，地不怕，誰會想到我們去考牌？我們自己也沒有想到。可能，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的確，考醫牌是我倆這二十年中頗重的一筆。一撇一捺，都不容易。紙墨易干，但那些曾經深淺不一的的呼吸聲卻力透紙背，散落在日子裡。

當然，日子裡還有其他的，很多。

妻子說，你應該把這二十年的經歷寫下來。等咱倆走不動了，慢慢坐下來看。也算我們曾經年輕過。

從那個晚上起，我每隔幾天花上三兩個小時寫上幾筆。有時，半夜醒來又再敲下幾個字，粗頭蓬面，力求真切，遂成了數篇，勾勒了這些年大約的來龍去脈。講了考牌，也說了其他。

前兩天，我開始覺得應該有一個序。畢竟，有了一點兒書的模樣，但我又不知從何說起。

今夜，我躺在書房的沙發上，蓋著毯子，覺得一陣燥熱。我把妻子請到書房。我說，我想去喝一杯咖啡，你想去就去，不想去，我就一個人去。她看了我一眼。

車出了小道。妻子含笑說，真像人家說的，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我無言。她繼續說，你喜歡上了寫作，就發起了神經。這麼冷的半夜，卻想出來喝咖啡。我也是，嫁給了你，就只能隨著你，把瘋癲當浪漫了。

我倆還是點了老三樣。時斷時續，聊了一個半小時。猛然間，我看著棋盡人散的棋盤想起了一句話，我和妻子說，我們回家吧。

那句話是，記憶，是一盤殘棋，滋味盡在茶餘飯後。


六月二十七日深夜


蘇牧







一 ：飄洋過海的前奏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下午六時，廣州白雲機場。

弟弟和南航的朋友送我和妻兒出關。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填表簽字，朋友一直在前面帶路。談笑間，朋友推開了一個齊腰高的小鐵門，讓我先過。我拉著行李箱過去了兩步，回頭一望，弟弟和朋友都站住了。我問道，你們怎麼不過來？。他倆都笑了，出不去了，再邁一步，就要護照了。我心裡一激靈，一片五味雜陳，就這麼稀里糊塗地離開母國，出來了。

大學時代，我就想出國。可能家裡在舊金山有親戚，幾個表姐表兄陸續出國，老師同學中也有公派自費，就在心裡種下了一顆有朝一日闖世界的種子。可種子歸種子，現實是現實。大學的最後兩年，忙著畢業實習，大小考試，談戀愛和心裡沒底的分配，根本不能也不敢漏出一點兒投奔西方資本主義的跡象，所以，種子就一直冷凍著。

畢業分配到了廣州，進了一家全國有名的三甲醫院，離當時八十年代的資本主義又更近了一點兒。那時，借住在中山大學，第一個清晨，是被窗縫裡滲進來的丁香花薰醒的。我很喜歡在中大校園裡閑逛，梁銶琚堂‍，陳寅恪故居，惺亭，池塘，江邊碼頭無一不時而往來。白天無事時，我經常鑽進校門左進的小書店裡看書。小見習醫生沒錢，只好在書架間躲來躲去蹭書看，從不買書，也看了幾十本。晚上，就到各個禮堂混講座，胡亂地聽，也沒人管著。真的羨慕綜合性大學，五花八門什麼都有，深深感覺到醫學院的肚量太小，醫學生的腦袋都被石膏板夾窄了。

記得惺亭那兒有一個英語角。我只去貼邊聽了一次，就不想再去了，受打擊太大。看著人家仰著頭，像鸚鵡一樣卷著舌頭，發出動聽的鳥語，我就恨不得一頭鑽進草叢裡，心底橫生出一股怨氣，為什麼初中時爹媽和老師非得讓我讀普希金，背陽性，陰性和中性，為什麼不聽數學老師的。我當時數學極好，半體校里一時無兩，數學老師曾摸著我的頭說，學什麼不好？非學這個。這孩子可惜了。

回到醫院，小臉天天被冰冷的鐵病例夾們夾著，頂著大廚的白帽子，充當著書記員和小跑腿。每天要寫二十幾個病例，昏天黑地，頭暈眼花，寫漏了還會被罵，記錯了又要重寫，實在是費力不討好的活兒。但寫病例也不全是壞處，廣州太熱，這玩意兒往胸口一抱，可以一時解暑。根本沒有時間學英文，土鳥語還一竅不通吶。況且，頭兒看我可憐，粵語聾啞兩盲，便指派了一個小護士全天候跟著我做翻譯，我也不負眾望，努力地雞同鴨講，為她們提供各種午餐時的笑話。

那時太年輕，二十一，二歲。整天除了上班，就是玩。一下班，就鑽進一棟小破三層樓里，跟一群當年的小混混，今天的人模狗樣，主委啊，教授啊，打拖拉機，吹牛和叫盒飯。時常半夜才回家，再爬到床上寫一會兒情書，寄到千里之外。有時，一夜九封那種。英文書，看過嗎？不記得了。但，肯定買過。

那幾年，也順。大事兒，一件不拉，小事兒，稀里糊塗。老婆調轉，升職分房，初為人父，一件件接踵而至。和我一起輪科的女醫生說，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

但，也有意外。

升主治，考外文時，我難住了，不懂英文。當年的大科主任對我很好，一聽我要考俄文，醫學俄文就急了，整個廣東也找不到出題的人啊，後來就讓醫教處到湖北去找。那時的九頭鳥，錢袋子上高看一眼廣東佬，可俄文上，就有一點兒鄙視。那天，我考完外文出來時，迎面正碰上大科主任，她劈頭就罵，人家都在考試，你卻在這兒遊手好閒，還不趕快進去。我笑著說，我答完了，出來了。她一愣，看了一下表，說，真的？二十九分鐘。

可，俄文還是不行，在廣東不吃香。不光那些公開，半公開，偷偷摸摸準備出國的人在苦學英語，縱使不想出國的，那些中山醫學院和廣州醫學院出來的人，也很厲害。只會說國語，近似半聾半啞，舌頭自然就短。不會說廣東話，病人不睬你；不會說英語，外事不理你。後來，我就被送去學了幾個月的英文。結業時，老師送給我一句表揚，蘇醫生進步最大。可不是嗎？剛進那個班時，我問我前排的女同學，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她看完那個字，直勾勾地盯著我，脫口而出，你怎麼可以上這個班？這個字是，lot，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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