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母親只為打官司而活

編者按：2016年5月19日，16歲的女生姚金易於北京昌平新東方外國語學校一間教室被害。同校17歲男生王禕哲出逃數小時後向警方投案自首。2017年6月，一審判決認定王禕哲構成故意殺人罪、強姦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隨後王禕哲提起上訴，2018年2月案件二審，目前結果還未公布。

這起校園兇殺案持續引發輿論關注，姚金易的母親也長期為案件奔走，堅持要為女兒「討公道」。本文作者簡唯是一位志願者，長期關注反校園欺凌、維護未成年人權益領域。她與姚金易的母親李阿姨已經保持了十三個月的聯繫，目睹她「只為打官司而活」的生活狀態，看著李阿姨和江歌媽媽們的「同病相憐」。在簡唯看來，法庭的公正之外，更多法律和社會援助的缺席，同樣值得關注。

文丨簡唯 王倩

16歲女生姚金易，被害致死已經快兩年了。

時隔兩年，李阿姨才終於見到女兒姚金易的遺體。2018年4月5日，姚金易的人生告別會在山東省東營市殯葬中心舉行。

在女兒的人生告別會上，李阿姨用鮮花裝扮殯儀館大廳，擺放了女兒生前使用過的學慣用品，以及愛吃的零食。

入土為安。這個於2016年5月19日，在北京昌平新東方外國語學校一間教室不幸被強姦殺害的女生，終於回到故鄉。可是這樣的魂歸故里，對於她的單親媽媽來說，實在太過殘忍。

我最初認識李阿姨，是因為一年多前寫一篇跟進此案的專欄文章。當時李阿姨告訴我，文字一定要仔細推敲，不要出現錯漏，以免被人挑出問題。

後來，我斷斷續續跟李阿姨保持著聯繫，目睹她被悲劇撕裂的生活，和她為了給女兒討回公道的奔走悲痛。

（姚金易）

「接受不了」

涉嫌強姦殺害姚金易的兇手，是同校17歲男生王禕哲。

兇案之後，王禕哲出逃數小時，次日向警方投案自首，但聲稱他們是男女朋友，姚金易自願和他發生性關係。

對於王禕哲的這種說法，李阿姨一直覺得有損女兒的聲譽，長期為此耿耿於懷。

2017年6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王禕哲構成故意殺人罪、強姦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審判決后，王禕哲提起上訴。

2018年2月8日上午九點，該案二審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判決結果還未公布。

兩年來，法律程序在按部就班地推進，而李阿姨則帶著失去女兒的悲痛，奔走于山東的家、北京的學校以及律所、法院之間。她發誓要給女兒討回公道和說法，無法接受「殺人不償命」的現實。

在二審法庭上，王禕哲自我辯護不承認強姦罪，還提交了六個新證據。李阿姨告訴我，因為這個她氣得心慌，「親眼看著對方在自己面前狡辯」，她難以理解，接受不了——女兒被這麼殘忍地謀殺，為什麼還不能判兇手死刑？

李阿姨從不掩飾自己的傷痛和疲憊，每每提到女兒都聲淚俱下。她曾無數次自責和後悔：如果當初沒送女兒去北京讀書，女兒現在還在她身邊；如果女兒那天晚上回家了，就不會死；如果那天晚上，校方能夠引起重視，及時進行搜索，悲劇就不會發生……

這種心理狀態，我在很多類似案件受害者家屬身上見到過。有一次，我跟李阿姨談起來林爸爸（編者註：2017年6月22日「杭州保姆縱火案」中遇難家庭三個未成年孩子的父親）和江歌媽媽（編者註：2016年11月3日「留日女生遇害案」中被害人的母親）。

我說我覺得他們需要心理諮詢，李阿姨反問我「你覺得我正常么？」我很誠實地說覺得她不太「正常」，覺得她「現在就靠在和新東方打官司來給自己找活著的理由」。

李阿姨默認了。

所以，我一直勸李阿姨去看心理醫生，但她一直都是婉拒。李阿姨一直試圖在我面前表現得很親切友善，努力讓我相信她的生活狀態在一天天變好，但我還是能感覺到她整個人時刻壓抑著崩潰。跟她通電話，電話里時不時就是鼻子囔囔的聲音。

失眠、噩夢、頭疼與自責，從未離開過她。伴隨著這些痛苦，為女兒討公道的過程也異常艱難，經常面臨各種意外。

4月1日傍晚，李阿姨告訴我金易的遺物被盜。事情發生在去年暑假，案發地點昌平新東方外國語學校需要裝修。假期結束后，據稱校方才發現遺物丟失，但他們未曾報案，也未曾通知家屬。只是當時錄製了一個視頻，如今該視頻已經交於警方。

李阿姨還未曾有機會瀏覽該視頻。女兒遺物在學校丟失，在李阿姨看來也是無法接受，她打算再次赴京，直接去新東方集團討要說法。

4月13日，還有詐騙者冒充金易生前同學，私信我說有「重要信息」要告訴李阿姨。由於我的不慎，讓詐騙者與李阿姨加了微信，差點造成李阿姨被騙損失錢財和暴露個人隱私。

（姚金易）

同病相憐

因為我一直在做有關校園欺凌的志願者援助，之前也關注「樺南孕婦獵艷殺人案」。

2013年，黑龍江省樺南縣一位實習護士胡伊萱，被孕婦譚蓓蓓欺騙喝下混合了迷藥的酸奶，昏迷后遭到孕婦丈夫白雲江性侵，並被殺害拋屍。後來，白雲江被判死刑立即執行，譚蓓蓓被判無期徒刑。

幾個月前，我在貼吧問被害人胡伊萱的爸爸，「這些年怎麼樣？」

胡爸爸回復我——「一直在苟延殘喘的活著」。當年害死胡伊萱的夫婦，白雲江已經被判死刑，但是譚蓓蓓是無期徒刑，還在服刑。

胡家夫婦都是特別老實本分的人，但是對於還有一個兇手活著，他們至今不能接受。

「一直在苟延殘喘的活著」。幾乎是這些父母的相同狀態，給孩子「報仇」是他們活下去的動力。「報仇」，也不是說要去捅兇手一刀，而是討要一個他們自己心中公正的判決或者說法。

因為同病相憐，這些父母對類似的案件會格外關注。

在江歌案被輿論熱議的時候，李阿姨也非常關注，並且希望和江歌媽媽取得聯繫。我當時很樂意能為李阿姨做點事情，所以很積極地牽線搭橋，但江歌媽媽一開始是拒絕的，理由是「同病相憐只會更痛」。這一點我印象深刻。

但後來她們還是建立了聯繫，不久前江歌媽媽還幫了大忙。

4月2日，李阿姨因「遺物被盜」事件去學校討說法。中午，她給我發微信，「我在新東方準備跳樓。沒人出面管這個事情。」

看到這條微信，我慌亂到不行，李阿姨曾經對我說過的「想要拚命」以及她在新聞里說的「看到女兒的慘狀我都不想活了」，這些隻言片語一瞬間撞進我的腦海。

我找記者、找朋友，甚至撥打了自殺熱線，沒有得到及時、明確的回復。在萬分慌亂之中我想到了江歌媽媽，就微信求江歌媽媽去勸勸李阿姨。還好，她答應了，並最終勸住了李阿姨。

也許因為同病相憐，她們彼此之間懷著最大的同理心，更容易溝通，也更願意去關注、關心、幫助有相似遭遇的家庭。

李阿姨也曾經這樣幫過我。2017年5月，我們在遠程幫助一位十六歲的重慶少女。她在學校被孤立，想要轉學。誰知道五一假期結束的晚上，其母親打電話告訴我們她女兒離家出走，留下了手機，但是清空了通訊記錄。

在慌亂與難眠中，我病急亂投醫，聯繫了李阿姨，詢問怎樣恢復刪除的通訊記錄。因為我在新聞里看到過，姚金易生前的通訊記錄，就是在刪除后恢復的。

李阿姨事無巨細地告訴我怎樣恢復通訊記錄。最後還給我留言——「謝謝你們幫助我們這樣無助的媽媽」。

重慶那個女孩回家后，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李阿姨，我能從她的語氣中感覺到她的「如釋重負」。願意看到別人的故事最終得到還算圓滿的結局，是她的同理心。

我心頭卻一陣心酸和難過襲來。李阿姨自己已經足夠艱難、足夠悲苦，還要特別分出時間和精力幫助別人。每一次相似遭遇的聽聞和經歷，都會令她重溫女兒的悲劇。

最近還有一件事：因為「姚金易被殺案」再次被輿論關注，有個新疆伊犁的媽媽找到我，說也想趁此機會找媒體幫忙，介入她孩子被害死的案件。我其實沒有精力再介入其他事情，但是覺得她太絕望了又不忍心拒絕，就加了微信。

李阿姨知道了這件事，也加了對方微信，通了電話。她們互相安慰了一番。

（姚金易留在學校的遺物）

缺席的援助

跟這些突然失去孩子、又一心四處奔走討要說法的父母溝通和交流的時候，我常常力不從心，因為我根本什麼都做不了。李阿姨時常歇斯底里地自責和後悔。每每此時，我都覺得自己很沒用，除了乾癟的寬慰和理解，真的什麼也做不了。

有時候，我也懷疑自己和李阿姨相處的13個月，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我的志願活動的意義是什麼？

也許正如一位網友所說，就像江歌案的死刑簽名，希望有一天，當江歌和江歌媽媽徹底被輿論遺忘之後，江歌媽媽獨自一人回顧起這段曾經時，會想起的不只是一個人孤立無援，還有這四百五十多萬個簽名。

即便我們的努力不能改善任何事，能夠為像胡伊萱父母、李阿姨這樣的受害者家屬帶來這樣的回憶，這姑且可以算作是一種「無用之用」吧。有些事情的作用並不實際，但仍有其精神意義。

但同時我也知道，這樣遠遠不夠。他們還需要專業的心理諮詢和輔導。他們的孩子被殘忍地殺害死亡，他們更需要創傷后的心理干預。

社會應該給予這樣的家庭和父母更多關注。這種關注應該是制度層面的，比如社區要有比較專業的心理諮詢機構，能夠一定程度給這些家庭做創傷后心理干預。一定要是專業人士，而不是居委會大媽或者像我一樣不夠專業的志願者。

還有，相關法律以及法律援助的常識需要普及。像李阿姨這樣，本身經濟條件還行、受過教育的城市女性，尚且不能分辨假的媒體和律師，更遑論底層的那些受害者家屬。他們更加孤立無援、求助無門。

就像我最近接觸的這位新疆伊犁的媽媽，她文化程度低，不懂法，對法律的理解僅限於樸素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遇到事情也不知道怎麼通過合法渠道獲得幫助。如果不是我告訴她，她根本不知道存在著法律援助組織可以幫助他們，也不知道法律援助的信息從哪裡得到。她差點就要賣房請律師打官司了。

在法庭的公正之外，這些心理援助、社會援助、法律援助，同樣值得關注。類似制度的建設，還需要更多人的參與和推動。

至於我，還會繼續陪伴李阿姨等待二審結果。其實，我並沒有承諾過阿姨，我會同她聯繫多久。我一直說，會盡量多一天是一天。我知道自己早晚會離開，但希望越晚越好。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