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我把她送到一個旅店裡。一周后,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床頭的一個箱子,說:「如果我回不來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30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交談的記錄。這個人姓雄,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1.5元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說:「我們火車上從來就沒有發票。」這個人就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1.5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就只是一張紙。」後來,他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梁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還是吃完以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他說:「靠為我的權利所作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松,34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這個60多歲的男人說起丰台區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從褲兜里掏出一塊皺巴巴的手絹,擦擦眼鼻。這個人18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做所有事的目的都只是為了想給農民做點事。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說,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審這個節目時,我的領導說這個人就算說得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這個人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這樣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你的一生經歷過很多挫折,你靠什麼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卻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他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老農民500元錢拿回家。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