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案與亞裔教育維權之路（五）：法庭大戰

6月29日，美最高法院裁定哈佛招生歧視亞裔案違憲，這個公正的判決，亞裔等待了太久，付出了太多。

這一案件再次引發公眾，特別是亞裔群體的廣泛關注。很多華人對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表示出濃厚的興趣：

• 亞裔孩子在申請哈佛等名校時是否受到歧視？

• 亞裔為了爭取公平教育權力都做過哪些努力？

• 學生公平組織起訴哈佛起到什麼作用？亞裔社區是否袖手旁觀？

• 哈佛大案判決勝算如何？對美國社會和亞裔社區有何影響？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有幸採訪了在亞裔維權抗爭中湧現出來的亞裔社區領袖。下面將以專題報道連載的方式，把亞裔教育維權這段艱辛曲折、但又精彩勵志的歷史展現給亞裔社區。

并力求從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等一大批亞裔社團聯合起來反教育歧視的點滴事迹中，感受亞裔群體不畏強權、奮力抗爭的進取精神，激勵後人繼續堅毅前行，不斷改善和提高亞裔在美國的政治地位。

在SFFA堅持不懈的努力和AACE等亞裔維權團體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如今，哈佛大學錄取歧視案已經塵埃落定，哈佛大學敗訴的結果也令很多亞裔倍感振奮。

前後歷時8年時間，由一個想法到付諸實踐，再到艱苦抗爭，直至最後勝利，SFFA所做的努力令人敬佩。特別是在庭審期間，SFFA的大律師與哈佛大學律師針鋒相對、據理力爭的激烈場面，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們下面詳細闡述。

觸目驚心的歧視證據

到了2018年6月，SFFA耗時三年時間，通過大量的調查取證和建立的數據模型，發現了哈佛大學在招生錄取中對亞裔孩子進行系統性歧視的一個個觸目驚心的證據。

1、對亞裔孩子採用了比所有其他族裔都高很多的超高標準。在所有的SAT的分數段，亞裔孩子的錄取比例都是最低的。杜克大學經濟統計學教授Peter Archidiacano通過模型發現：如果一個亞裔學生的錄取機會是25%，換成白人的錄取機會就要提高10個百分點至35%，換成西語裔和非裔的錄取率則要高得驚人，分別達到了75%和95%。

2、使用隱形種族配額：哈佛每年招生後期，都要把各個種族的比例（Racial Stats）和上一年比較，保持一致。這明顯違反了最高法院之前的多次判決。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亞裔在美國人口在過去三十年中從3%增加到了7%，亞裔在哈佛的錄取比例實際是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3、使用種族刻板印象。在所有客觀的指標，亞裔申請學生都是最優秀的，包括在各種學生社團里擔任領袖的角色，參加義工活動和校友面試。但哈佛的錄取官員卻每年都給亞裔學生的個人品質打成最低分。在哈佛錄取官員面前，亞裔學生總是沒有愛心、缺乏領導能力、冒險能力，亞裔也是意志品質最弱的族裔。

4、2013年哈佛自己的調查就發現其在錄取過程中對亞裔不公。但其錄取主任捂蓋子，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進行改革。

這些赤裸裸的歧視，震撼了美國社會，眾多媒體進行了接二連三的報道。如果說AACE的創始人聯合64個組織於2015年申訴哈佛，是暴露以哈佛等名校對亞裔學生在入學階段的系統歧視的第一大戰役。SFFA歷時三年的調查取證，就是改變了美國社會民意的第二個里程碑。從此，亞裔申請學生所遭受的社會不公在美國社會贏得了廣泛的同情。

川普政府全面支持亞裔教育維權

上篇談到，早在川普總統當選之時，AACE就號召亞裔到其籌備委員會的網站上提建議，要求川普新政府支持亞裔教育維權。就在2017年11月，亞裔社區就聽到了好消息。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宣布對哈佛歧視亞裔舉行調查。為什麼要進行調查呢？其原因竟是AACE創始人於2015年聯合64個亞裔組織申訴哈佛。上文不是說被奧巴馬教育部拒絕了嗎？是的。但是奧巴馬司法部卻沒有拒絕。後來就被川普政府找到了這份申訴，以此開啟對哈佛大學歧視亞裔舉行調查。

從2018年3月開始，在川普政府亞太事務行政主任Holly Ham的幫助下，AACE多次訪問美國教育部，並多次獲得教育部助理部長，受到負責民權辦公室Ken Marcus的接見。亞裔教育維權獲得了川普政府的全面支持。

2018年7月，川普政府採納AACE政策建議，取締奧巴馬政府有關大學錄取的政策指南。

2018年8月，SFFA揭露了哈佛大學歧視亞裔的證據之後，川普政府的司法部發表聲明，反對哈佛大學對亞裔的入學歧視，認為這是「國家利益」。

2018年9月，川普政府的司法部和教育部聯合受理AACE於2016年5月對耶魯大學歧視亞裔的民權申訴，開始對耶魯大學進行調查。

2019年3月，川普政府的教育部宣布就馬里蘭州蒙郡學區在特優班錄取過程中歧視亞裔學生進行調查。

波士頓示威

在美國，重大政策的改變離不開民意的支持。尤其是像改變種族優惠法案這樣的大案。所以，亞裔在哈佛案2018年10月15日開庭之前，14日在波士頓Copley廣場舉行重大示威集會活動。

楊林、Jessica Zhang，AACE及協辦組織的負責人組成了籌備委員會，精心安排了整個示威活動。AACE副主席歐陽了寒負責設備等資源準備工作。Jessica Zhang擔任現場總指揮。楊林、趙宇空等負責整個節目、講演者的安排和邀請。在講演者的安排過程中，楊林女士建議讓亞裔孩子講述一下他們的美國夢。這一感人的場景後來得到了Blum先生的褒揚，並在四年後的最高法院聚會上再次得到採用。

這次活動雲集了眾多的亞裔教育維權的支持者、學生代表，由AACE理事李雙主持。

2018 示威集會協辦團體有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8020 Education Foundation、Asian American Legal Foundation、Asian American Rights Association、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Fairness、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 GNY、Chinese American Equalization Association、Chinese American Parents Association - MC、Houston Chinese Alliance、Long Island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San Diego Asian American for Equality、Silicon Valley Chinese Association Foundation、United Chinese Association of Utah。此次示威集會中，來自美國各地的華人、印度、韓國、越南、孟加拉、白人和非裔社區領導代表發表激勵人心的演講，控訴哈佛大學的反亞裔歧視，並表示對SFFA的不懈支持。同時，數十位學生代表也在此集會中發表激情演說，挑戰哈佛和美國其他大學的非法歧視行為。數百人在波士頓參加了這個遊行，全國各地成千的支持者也通過網路直播觀看了此次活動，包括Edward Blum、 趙宇空、 Lee Cheng、 Stanley Ng、 Shiva Ayyadurai、 吳仙標和Vijay Jojo Chokalingam等為亞裔爭取權益的領軍人物在遊行中發表了激勵人心的演講。同時，來自美國各地各個年級的亞裔學生也發表了演說，發表他們對哈佛個案和大學錄取中考量種族因素的看法。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各大美國主流媒體對該遊行給予了正面的報道。

同一天，支持哈佛一方在哈佛大學校園舉辦了一個小規模的示威集會，並邀請了幾位有幸進入哈佛的亞裔二代學生參加，試圖為哈佛實施的「膚色多元化」正名。看到這些被極左洗腦的孩子，很多華人家長都十分痛心。

精彩的法庭大戰

2018年10月， SFFA訴哈佛大學錄取歧視案在波士頓進行了第一次庭審。

10月15日星期一，AACE等很多亞裔團體和個人不約而同來到波士頓聯邦法庭，滿懷激情地等待著法庭開庭。

從1988年亞裔申訴哈佛開始，成千上萬的亞裔父母和亞裔孩子就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為了這一刻，大家等待了三十年了。

這一天，趙宇空早早就起來了。來到法庭之後，他才發現自己是旁聽觀眾中第一個到場的。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的法官阿利森·D·伯勒斯(Allison D. Burroughs)是在2014年由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提名，並得到了確認的聯邦地區法官。伯勒斯是延遲或阻止特朗普總統於2017年1月簽署第一個旅行禁令的幾位聯邦法官之一。

庭審在早上10:00準時開始。開庭后，原告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FFA）的大律師亞當·莫塔拉(Adam Mortara) 首先做開場白。他指出，本次訴訟不是反對校園的多元化，而是針對哈佛對亞裔申請學生的非法歧視。接著，他依照嚴密的邏輯分析，使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揭露出了觸目驚心的歧視現象：

1. 在哈佛的所謂全面評估中，個人素質對錄取的影響最大。

2. 從所有學業和課外活動等客觀的指標來看，亞裔考生的成績都最高。然而，就在非常主觀的個人素質評分這一項，亞裔學生在任何一個分數段得分都最低。

3. 哈佛在每年錄取過程中都要和上一年的錄取數據進行比較，實現種族的平衡。這就是實際上的種族配額。

4. 統計回歸模型表明，亞裔在哈佛大學錄取過程中成為了一個負因素：如果考生是亞裔，他們錄取的機會就明顯降低。

5. 哈佛2013年的自我調查模型顯示出哈佛歧視亞裔。但其錄取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在得知情況之後捂蓋子，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在Edward Blum的努力下，原告學生公平錄取組織配備了一個世界一流的律師團隊。有四位曾經給最高法院大法官做過助手的美國頂尖律師加入了這個團隊。

哈佛的大律師Bill Lee是一位著名的專利法律師。因為他長有亞裔的面孔，所以被一切以種族來看待問題的哈佛大學請來做辯護律師。基於哈佛大學的雄厚資源，Lee大律師背後同樣擁有一個十分強大的律師團隊。

Lee大律師以美國多元化的進步作為開場白，試圖把此案從法律問題引入政治正確的多元化議題。他在陳述中列舉了1978年最高法院一個大法官，以及2003年最高法院判決對哈佛錄取模式的肯定，並以教育部1992年的調查結論為依據，試圖說明哈佛大學在錄取不存在歧視行為。然而，他有意迴避的是，哈佛從未受到學生公平錄取組織這樣全面、徹底地調查。而且，最近20年亞裔人口增加了一倍，哈佛所搞的種族配額給亞裔孩子造成的嚴重傷害，已是今非昔比。

Lee還在其開場白中有意貶低哈佛大學在2013年所做的調查，試圖給哈佛開脫責任。此外，他還花了大量的時間，攻擊原告SFFA的數學模型，認為該模型把校友、體育照顧排除在外是不合理的。但Lee大律師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此番表述，給原告律師下午的辯護搭好了一個進階的樓梯。

在哈佛大律師完成陳述之後，偏左的阿利森·D·伯勒斯法官竟然讓幾位對哈佛錄取過程並不知情的哈佛學生出來作證。他們在作證中謳歌多元化的好處，講述他們如何受益於哈佛的全面評估錄取方式。但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對眾多被哈佛歧視遭遇不公正拒絕的亞裔同學，沒有表示出絲毫的同情和支持。在他們講述的時候，伯勒斯法官認真地記下筆記。

在中午休息的時候，趙宇空看到Blum神情嚴肅，也對法官的態度產生擔心。

令趙宇空感到驚喜的是，下午的庭審卻展開了一幅十分精彩的畫卷。學生公平錄取組織的律師John M. Hughes首先就把哈佛大學的錄取委員會主任William Fitzsimmons叫到了被告席上。在整個質問的過程，原告律師以嚴謹的邏輯，一步步把哈佛種族歧視的證據揭示出來，讓其大白天下。

以下是趙宇空記述下的兩個精彩片段：

原告律師Hughes首先請Fitzsimmons確認他在哈佛大學的職務和責任。在他的質問下，Fitzsimmons不得不承認他有領導錄取官員團隊，保證對考生公平對待的職責。在確認了職責之後，原告律師讓Fitzsimmons確認他所採用的證據都是Fitzsimmons使用過或認可過的。在做出這些鋪墊之後，該律師亮出來鐵證。每年哈佛大學都會根據PSAT的考試成績，發信邀請合格的高中學生來申請哈佛大學。以下是他們選擇學生的標準。

- 亞裔男孩，1380分；亞裔女孩1350；

- 非裔和西裔1100分；

- 在20個哈佛錄取率低的州，白人要求1310分。

在這些數據得到Fitzsimmons的確認之後，原告律師對Fitzsimmons質問進入了高潮：

原告律師：按照你們的標準，在這20個低錄取率州，一個PSAT考了1310分的白人孩子會接到一封哈佛的邀請函，而他PSAT考了1370分的亞裔同學卻接不到這封邀請函。對嗎？

Fitzsimmons：我們做出這樣的決定是為了組成一個多元化的學生結構……

原告律師：請回答我的問題：在這20個低錄取率州，一個PSAT考了1310分的白人孩子會接到一封哈佛的邀請函，而他PSAT考了1370分的亞裔同學卻接不到這封邀請函。對嗎？是，還是不是？

Fitzsimmons：我想，就算是吧。但這只是微小的分數差距。

原告律師：你們對亞裔孩子發邀請的PSAT 要求1380分，對其他少數族裔的要求是1100分。按照你們的定義，PSAT考1100分的其他少數族裔的學生就有可能在哈佛成功畢業，而亞裔學生需要1380分嗎？

Fitzsimmons：這、這、這。我們這樣做是出於這樣的考量……但這只是微小的分數差距。

原告律師：你確認1380分和1100分是微小的差距嗎？

Fitzsimmons：這、這、這……這只是微小的分數差距 （熟悉PSAT的人都知道，1380分和1100分有著重大的差距）。

原告律師：在你們選擇邀請這些學生申請哈佛的時候，你是否只有學生考分、種族、性別和地址這四個信息？

Fitzsimmons：是。

原告律師：在你們確定給不同種族不同的標準時，在決定把亞裔和白人及其他族裔區別對待時，除了種族之外，你們還有其他的依據嗎？

Fitzsimmons：沒有。

原告律師：依照種族制定不同的標準，這是不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Fitzsimmons沒有作答。

原告律師：依照種族制定不同的標準，這是不是種族主義的行為？

Fitzsimmons繞開問題，沒有作答。

原告律師：依照種族制定不同的標準，這就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結論就是那麼簡單、明了（plain and simple）。

緊接著，原告律師Hughes又把焦點轉向了統計模型。哈佛大律師早先對學生公平組織的統計模型進行了攻擊，認為該模型把校友、運動員照顧排除是有嚴重缺陷的。然而，用一份份哈佛自己的文件，原告律師揭露了哈佛大學偽善的嘴臉。早在1992年，哈佛聲稱亞裔孩子錄取比例不合理的因素是校友和體育照顧。由此教育部做模型的時候就有意把這些因素排除，並得到了哈佛大學的肯定。直至2012年，哈佛大學法律顧問給教育部民權辦公室的信函中還堅持這一觀點。

令人諷刺的是，當學生公平錄取組織使用同樣的方法建立統計模型，發現哈佛大量的歧視證據之後，哈佛馬上改口了，攻擊這個他們一直認可的建模方法。在這又一場高水平的質問中，聰明的原告律師，用哈佛之手，打下了哈佛大學錄取中偽善的臉。

下午的法庭質問，其精彩程度不下於好萊塢庭審大片。雖然早起有些辛苦，但趙宇空卻有機會見證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庭審，也目睹了頂級大律師的精彩表現。對AACE和眾多常年來為亞裔學生平等教育權益抗爭的朋友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天，令人難忘的一天。

但令人遺憾的是，歷時一年之後，由奧巴馬委任的聯邦波士頓法院伯勒斯法官於2019年10月判決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FFA)在起訴哈佛錄取歧視一案中敗訴。

AACE隨即發表聲明指出： 「此判決是聯邦地區法院洗白哈佛大學錄取歧視行為、並攻擊亞裔孩子平等教育權益的錯誤之舉。

伯勒斯法官如此倒行逆施的判決，完全無視在訴訟過程中原告所呈交的哈佛對亞裔存在嚴重錄取歧視的確鑿證據。它充分表明了波士頓聯邦地區法院在政治正確意識形態和統治「精英」傲慢心理誤導下偏袒哈佛的不公正立場。該法院對此案的事實和法理裁決無非是一個被專業術語精心包裝的文案：它對哈佛方專家的證詞照單全收，卻忽略了SFFA方專家的舉證。伯勒斯法官引用「很可能」這類含糊的語言和不經推敲的借口、無恥地為哈佛的歧視行為狡辯。但她卻無法為亞裔申請人多年來被過高錄取標準傷害、有著最低的錄取率和最低的個人品質評分這些無爭的事實給出任何合理的解釋。

這個法院判決不僅違背了1964年美國民權法第六條以及美國憲法第14號修正案，同時也給眾多大學繼續體制化地歧視亞裔孩子樹立了極壞的先例。雖然遇到暫時地挫折，AACE將一如既往地支持SFFA訴訟哈佛、捍衛平等教育權益的未來舉措！」

隨後，SFFA向聯邦第一上訴法院提出了上訴。不出所料，2020年11月，以自由派法官居多的聯邦第一上訴法院再次判決SFFA敗訴，為哈佛歧視亞裔合法化再次撐腰。

在這兩次判決下來之後，左翼媒體歡聲雀躍。但AACE的領袖們卻一點也不悲觀，因為從SFFA雄厚的經濟資源和頂尖的法律人才，他們看到，推翻種族優待法案已經是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

那麼，這東風從何而來？我們下篇將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