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在1937年軍力對比
師 級 單 位 裝 備 狀 況
國軍11000 人 人 員 日軍2 2 0 0 0 人
國軍馬匹 無( 自 備 不 計 ) 日軍馬 匹 5 8 0 0 匹
國軍3 8 0 0 支 步 槍 日軍9 5 0 0 支
國軍3 2 0 挺 機 槍日軍 6 0 0 挺
國軍4 6 門 火 炮 日軍1 0 8 門
國軍無 戰 車日軍 2 4
海 軍 1 9 3 7 年 7 月
國軍6 萬 噸 ( 1 : 3 0 )日軍 1 9 0 萬 噸
空 軍 1 9 3 7 年 7 月
國軍3 0 0 架 ( 1 : 9 )日軍 2 7 0 0 架
中日兩國軍備生產能力對比
中國年鋼產量4萬噸-日本年鋼產量580萬噸
中國年造坦克0輛 -日本年造坦克330輛
中國年造汽車0輛 -日本年造汽車9500輛
中國年造大炮0門 -日本年造大炮744門
中國年造飛機0架- 日本年造飛機1580架
從晚清開始太平天國、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入侵,民國初建,袁氏篡國、張勳復辟、軍閥割據,北伐、閩變、中原大戰、九一八,寧粵分裂,蘇俄侵略、日本入侵、偽南京國民政府(汪兆銘)、偽廣州國民政府(汪兆銘、李宗仁)、偽滿洲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晚清開始中國每天都在打仗,而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家迅速現代化,國力的懸殊非一般人可以想象。
一,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九一八不抵抗事件,可以看看國內公開出版的《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和國務院文化部直屬的歷史雜誌《炎黃春秋》2004年1月號。裡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張學良明確說是他自己判斷斷失誤不是任何人給他下的命令,並徹底否認了教科書中的「蔣中正不抵抗主義」。
「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悖,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悖,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有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曾笑著對張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早在兩蔣早已過世的1990年6月8日,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就已經明確地說過:「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當日軍進攻錦州時,蔣委員長連發封電報命令張學良「堅決抵抗」,張卻一槍未發地席捲著他的數十萬東北軍逃之夭夭。
東北淪陷后,蔣中正立刻向德國購買了一億金馬克的武器裝備,並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打算裝備八十個精裝師。但因西安事變導致日寇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只裝備了四十個師。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後修建防禦工事約4900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二)是安內攘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
在中國對蔣中正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年的「清黨」,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所決定的「安內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在外患內憂交相進攻之下所決定的安內攘外國策,和當今中共在改革開放的一片大好形勢之下所堅守不移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國策,進行一番對比,我們就自然能夠發現,蔣中正的「攘外安內政策」或曰「先安內后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確性。
因為,正是「軍閥殘餘之殘餘」(陳獨秀語)的武裝叛亂,才破壞了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整個國家的初步和平統一局面,也才給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實際上是蘇聯命令中共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好時機,甚至給了日本敢於侵略、佔領我國東北的機遇和膽量。
1931年九一八事變這一國難的發生,正在南昌指揮剿匪的蔣中正,立刻停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轉身回京處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結果就是中共「歡呼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並在九一八事變僅僅發生兩個月之後,聽從蘇聯的命令,為徹底推翻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分裂中國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宣布一切少數民族地區都可脫離中國。
1933年春,日軍為侵佔我華北、企圖西進長城沿線攻城略地之時,正在對江西紅軍實行第四次征剿的蔣中正,又立刻罷兵北上,親自指揮了熱河、榆關、和長城三大戰役,艱難地保住了華北。可是,江西紅軍卻乘機在蘇聯的命令和指揮之下,發展到了三十萬人,佔領了四十五個縣城,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終於將贛東到閩西的「白點」――即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蘇區――也就是蘇聯在中國的武裝統治區域,從江西到福建連成了一線……。就不說其間由他們策劃的「閩變」和由其它分裂勢力所發動的「粵變」,又給國難當頭的中華民國帶來了怎樣的痛苦了!
正是鑒於種種腹背受敵、交相壓迫的情形,1932年六月,本著「為不使國家於憂患苦痛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為「不完成國家統一、乃不能攘外」這樣一個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亂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人皆能夠明了的道理,蔣中正才在廬山會議上頒布了安內攘外的國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須消除「中共在前蘇聯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對中華民國的武裝叛亂和瘋狂顛覆這一背後威脅」。因為,不論是日本侵佔了中國,還是蘇聯侵佔了中國,對我們所有的中華兒女,都是同樣的痛苦,除掉甘當馬列子孫的中國人以外!
比較一下國民黨的「安內攘外」國策和的「穩定壓倒一切」國策吧!前者是為了「衛國攘外」而不得不求「內安」;後者,則是為了「維護專制」而絕不容許五十餘年來毫無民權的人民對現存的極端反動統治表現絲毫的不滿。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禍,就是俄禍,倘若當真被當年國民政府「安內攘外」的政策所掃蕩乾淨了,又何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人民無邊的血腥和苦難!
所以說,蔣中正的攘外安內政策,不論是從當時看,還是從今日來看,都是正確的。因為,歷史的事實告訴了我們,他,「不是只安內不攘外,而是既安內又攘外,安內更是為了攘外」!
(三)是積極抗戰,不是消極抗戰
蔣中正不但不是消極抗戰,而且從來就是積極地在準備抗戰。1932年蔣中正就已經告訴記者說:「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我們就把首都遷往四川,以應長期抗戰。」1935年蔣中正在另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又說:「即使是我們中國關內的十五個省份都被日寇佔領了,只要四川、雲南、貴州還在我們的手裡,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日本侵略者。」正是為了在未來長期和全面的抗戰之中,使西南諸省能夠服從中央的全面和長期抗戰決策。
1935年,蔣中正才「單騎走西南」,終於使西南三省與中央政府保持了統一,並保證中央的政令和軍令能夠順利的在西南三省被執行。他的預見和做法,確實對後來蔣中正、國民政府領導全民族的的長期抗戰直至最後勝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證作用。
1935年底,中國當時的最高領袖蔣中正還在北京蘆溝橋我方河坡之下,親自帶領一名工兵營長爬行一千米,並根據這一實地偵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設計了「反斜面陣地」,對後來我軍在蘆溝橋對日軍作戰,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戰爆發,蔣中正、國民黨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首先向德國購買了一億金馬克的武器裝備,並聘請德國軍事顧問訓練軍隊,打算裝備八十個精裝師。但因西安事變導致日寇提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只裝備了四十個師。其次,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經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省的五個戰區先後修建防禦工事約4900座,被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同時為迎接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蔣中正特別號召推動了「新生活運動」,以求煥發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改進我們的人文素質,以為未來的全面和長期抗戰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準備。日本官員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說:「決不能小看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特別是新生活運動,就是排日運動的結晶。
其三,自1927年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其後,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是因為蔣中正和國民政府始終懷有對未來長期和全面抗戰的思想準備,才能在這個外患內憂的歲月力,蕩平了殘餘軍閥多達十數次的大小軍事叛亂,發動了五次對「蘇俄在中國的國中之國――中共武裝叛國勢力的征剿」。
(四)不是不打,是該打的必打
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以往的宣傳是,「一.二八」抗戰不是蔣中正要打的,是蔣中正不給打,但十九路軍的官兵們要打,是他們不服從蔣中正不抵抗的命令,而堅決要打的……」但是,這卻是大錯特錯了!
「一.二八」淞滬抗戰,固然十九路軍是參戰的地方部隊,但因蔣中正認為這一戰是該打的,非打不能向國際揚我中國人之正氣,中華民國之國格,所以,他將黃埔精銳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併而成立第五軍,任命張治中擔任軍長,積極地、壯烈地戰鬥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戰場上。雖然,當時的國際和國內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兩個精銳師才是淞滬戰場上更重要的主力;雖然,國際國內的一切鼓勵、嘉獎和慰勞物資均只送給了十九路軍,甚至連所有的抗戰榮譽都集於十九路軍一身,蔣中正和他的中央軍還要背負不抵抗和不抗戰的罵名。
對此,大陸歷史學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蔣中正傳一書中,就已經深懷著傾佩之心,把蔣中正兩次給八十七、八十八師的親筆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蔣中正在信中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
其後,蔣又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布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說蔣中正不抵抗和消極抗日,天理何在!
除「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外,就在蔣中正「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禍即俄禍」,而正在進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關鍵時刻,由於日本欲佔領華北,開始攻擊我長城沿線,只因蔣中正認為「遏制日本對我華北的侵略野心,是為必打之戰」,所以,他才會立即離開江西剿匪前線,轉身數次親赴長成沿線指揮了榆關、熱河和長城諸口的對日戰役。國軍雖然犧牲慘烈,數位國軍將軍陣亡在長城抗戰的戰場上,卻保住了華北,也為中央政府對未來全面和長期抗戰的準備,爭取了時間。
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國家走向了穩定,使得蔣中正及其南京政府愈來愈能夠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經濟上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贈長率,為未來那一場長期抗戰奠定了起碼的國力基礎。因為,如果蔣中正和他的政府真的從來沒有積極地準備抗戰,那麼,後來也就不可能破滅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迷夢,而我們想要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也就更加沒有可能了!
(五)是戰略退卻,不是「拱手相讓」
九一八之後,蔣中正就曾一再地說過:「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而應該採取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準備好了再干!」「七七」之後,以蔣中正為首的最高統帥部則將蔣中正早已決定和早已從事準備的抗日總方針定為:「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不是為了打垮敵人、而是旨在拖垮敵人」的持久戰大戰略。即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總戰略。所以,一方面,蔣中正既決定在京綏、京漢、津浦三線對日軍節節抵抗,防止日軍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戰場,佔領我後方,然後由西向東逼我就範;一方面卻決心在上海擺出決戰的態勢,大戰日軍,以萬般勇敢和犧牲的精神與頑敵死戰,藉以破滅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一俟目的達到,立即撤軍,以保存有生力量,準備長期抗戰。上海會戰如此,徐州會戰亦如此,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同樣如此。
在徐州會戰中,五十萬精銳神奇地擺脫了敵軍的包圍,撤出魯南和蘇北,使敵人企圖消滅我主力的希望毀於一旦。在武漢會戰前,蔣中正就已經決策「主要是消滅日軍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殲敵二十餘萬並將華中重要物資安全運往四川之後,方決心棄守武漢,為後來的持久抗戰,保留了重要的軍事力量。
第三次長沙會戰雖然消滅了日軍六萬餘兵力,只因其時廣州已經失守,長沙已經守無可用,我軍亦是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動撤離會戰……可以說,直至全面反攻前,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即所謂的國民黨軍隊,雖然打了太多的大戰,無數的小戰,但是,卻都是遵循著持久戰的總方針,既消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軍深深地拖在中國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歷史性的大反攻開始。
然而,大中小學教科書中,歲歲年年地指罵國民黨軍隊「望風披糜,把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與此同時,卻又歲年年歲歲地在它的教科書里,把「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吹到了天上,把「他們的父親斯大林」領導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的「豐功偉績」吹得神乎其神。卻忘記了,1941年6月當德國以閃電戰進攻蘇聯時,德軍轉眼之間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們的「偉大工人階級祖國」的歐洲土地幾乎喪失殆盡。斯大林的倉皇應戰和無邊退卻,那才是真正的望風披糜,才真正是將自己的國土「拱手相讓」。
但是,斯大林的望風披糜卻不是「戰略退卻」。相反,1812年當拿破崙進攻俄國、俄軍元帥庫圖佐夫以焚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戰略撤退。因為它也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誘法軍深入,將法軍拖進寒冷的俄羅斯冬天,從而造成法軍的必然失敗,為世界戰爭史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戰例。而我大中華民國以持久戰為根本方針的戰略退卻,乃是將強大而且瘋狂的侵略者拖進了更加廣闊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與世界戰爭「接軌」,直至最後地徹底地打敗敵人,這就在世界戰爭史上,增加了一個弱國如何打敗一個強國的更加光輝的範例。
(六)是血寫的事實,不是墨寫的謊言
誠如大陸學者楊樹標所言,「由於蔣中正堅持領導抗戰,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在其十四年抗戰中,發動投入十萬兵力以上的大型會戰就有22次,大型戰役如平型關(此處為平型關戰役,不是那個偷襲了日軍幾百人輜重部隊的「平型關大捷」)、台爾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面對面地戰死在抗日疆場的國民黨將軍就有206人。陸軍犧牲、失蹤者共322萬人,;空軍犧牲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兩萬五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一萬名青年軍官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從山海關到上海會戰,從武漢會戰到歷次大會戰和大戰役,國民革命軍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壯烈犧牲者,不可數。。
在這裡讓我們先看看-八年抗戰,共軍和國軍隊到底打死了多少日軍? 估算戰爭中某一軍隊的戰果和自身傷亡,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交戰雙方,總是誇大自己消滅對方的數字。於是不管是哪一方,就算是統計數字相對準確的美國,對自己的戰果統計都有一定的誤差。象我黨,就更不用說了。不要說第二次內戰消滅的8百萬蔣匪,朝鮮戰爭,我黨也自稱消滅美軍39萬人。其可靠性,可想而知了。相比之下,交戰雙方對自己傷亡的統計,還更接近於實際情況。美國就不用說了,每個陣亡都是公開的在案資料,想造假都不容易。就算我黨,相對也比較老實。從這個自己公布的傷亡數字去估計一下戰果,要比看雙方互吹牛皮的戰報可靠多了。我們現在,就從共產黨自己公布的傷亡數字,來估算一下共產黨軍隊抗日戰爭時期對日軍的戰績吧。
根據共產黨自己的資料,我黨軍隊在抗戰8年中的傷亡人數如下:亡160603人,傷290467人,被俘45989人,失蹤87208人,共計584267人(中共中央黨校編的抗日戰爭史料上的數字)。也就是說,我黨承認抗戰8年中,共產黨軍隊總共陣亡了16萬人。如果假設失蹤人數中,有相當部分的人是陣亡,把這個人數再加上 25%,那麼,我黨8年抗戰中軍隊的陣亡數字,最多應該在20萬人左右。考慮到失蹤中的絕大多數應該是被俘和逃兵,這20萬人陣亡,應該是共產軍抗戰陣亡人數的最高數字了。
共軍的陣亡數字裡面,可不僅僅是對日軍的戰鬥死亡,還包括對國軍,偽軍的作戰死亡。從共軍的戰鬥統計來看,共軍有近40%的戰鬥是和偽軍,國軍打的。這樣的話,和日軍作戰陣亡的,只佔陣亡人數的60%。按最低限來算,如果共軍有16萬陣亡人數的話,和日軍作戰陣亡的有60%,那麼,共軍有大概9萬6千人左右死於抗日戰場。
從這個數字,我們可以來推算共軍打死鬼子的人數。
抗日戰爭,中國軍隊武器差,素質低,陣亡遠遠多於日軍。象全面抗戰以前爆發的上海128抗戰,長城抗戰,國軍與日軍陣亡的比例達到10:1以上。日軍都是以陣亡不過一兩千人的代價,換得中國軍隊上萬人的犧牲。經過國府幾年準備,到77抗戰爆發後到抗戰結束,裝備,訓練都比共軍好的國軍和日軍的陣亡比有所提高,大概可以到達4:1左右。國軍整個抗戰,對日犧牲160萬左右,擊斃日軍在40萬人上下。
抗戰期間,共軍的素質,武器都差於國軍。這從對日戰鬥的規模,以及抗戰後內戰初期雙方交戰的情況,都可以證實。所以,我們把共軍和日軍的陣亡比也定為4:1,應該是對共軍有利。這樣來算,我黨在與鬼子戰鬥中陣亡了9萬6千人,打死的鬼子應該是9萬6千的1/4,即2萬4千人左右。這是一個最低限。
我們再退一步,假設一下,共軍的陣亡人數有20萬人。再假設,這20萬人裡面,80%是死於對日作戰,那麼,死於對日作戰的共軍陣亡者就有16萬人。同樣,使用中日4:1的陣亡比來計算,共產黨軍隊打死的日軍就有大概4萬人。這是一個最高的上限。
這樣一來,從我黨自己公布的陣亡數據來推斷,共軍8年抗戰,打死的鬼子在2-4萬之間,最多不過4萬人,最少也就2萬4千人。日軍在中國大陸(滿洲除外),8年期間,陣亡在45萬人左右。45萬減掉4萬,其他41萬的戰績,自然都是國軍創造的了。而且這41萬,還不包括國軍在滇緬消滅的鬼子數量。我黨自稱抗戰的中流砥柱,可打死的鬼子佔全國抗戰打死鬼子的多少呢?十分之一不到而已。(又一次證實國民黨沒抗日的謠言。其實國民黨才是抗日主力)
至於這個中日陣亡4:1比例,實際上只會大,不會小。從日方的資料來看,每次同共軍作戰,傷亡甚少。象共軍大吹,特吹的平型關戰鬥,共軍自稱消滅1千日軍,而日方的陣亡數字不過才1百多。這樣的話,和陣亡6百的八路軍的陣亡比例是1:5左右。這還要考慮到,平型關是共軍剛剛進行過長征老部隊,一方面軍的精銳。共軍還佔據了有利地形,是出其不意的一場伏擊戰。由此可見,共軍其他對日戰鬥的陣亡比,恐怕就要多出這個比例很多了。象大名鼎鼎的51大掃蕩,日軍的統計是,共軍遺屍萬餘(和共軍自己承認的數字很接近),鬼子陣亡人數不過4百人。這樣來看,共軍打死的日軍數字,比上面說的還要少。如果按6:1的比例,我黨打死的鬼子只有1萬6到2萬6左右。
正是由於國民革命軍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傑出表現,當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如蔣中正早就預料和準備的那樣,終於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之後,西方列強終於在蔣中正和他領導的大中華民國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廢除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去除了我們的百年國恥,實現了孫文的一個最大願望,那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從此,中華民國不僅成了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成了「聯合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強」之一。不僅掃盡了百年以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開始自立自強於世界。從而使得這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傲然矗立在中華民族五千年衛國衛族的戰爭史上。
而蔣中正作為一個身先士卒,不顧安危,始終堅定地領導著和堅持著對日抗戰,並終於奪取了最後勝利的偉大民族英雄,則不論政治上的醜惡敵人和賣國者們要如何地誣衊他和醜化他,他都將永遠地屹立在我們民族歷史的峰巔地位之上,而永難動搖。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它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
美國學者易勞逸教授終於能夠公平地說道:「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路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台,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