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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木齊：一個經濟合同糾紛案5家法院打了6年

    一個經濟合同糾紛案，在5家法院之間打了6年，裁定了10次、判決了6次。

    2012年12月17日，當事人李蜀雲從烏魯木齊中級人民法院拿到了第6份判決書。讀罷，她猶如掉進了冰窖。自從被莫名攪入這場官司後，她就如捲進了一場戰役，為此，她那曾經生意興隆、經營業績突出的公司倒閉了，她的一隻眼睛瞎了、右腳摔斷… …如今，她負債累累。

    「我真的快支撐不住了！」日前，李蜀雲祥林嫂般地向記者述說著事情的原委，說到這裡已是泣不成聲。「我要向高院上訴！」、「我要狀告法院！」她抹掉眼淚，態度堅決。

    什麼原因會讓一個簡單的案子變得如此復雜？本文並不以探究案子本身是與非為目的，而是想通過審理本案曲折的進程透視以法丈量案件的尺度。

    新疆都市報訊（記者如歌報導）

    ●那批紛爭的貨物

    十幾份法院裁定書、審判書、上百份的證據、資料擺在面前，讓新疆都市報記者眼花繚亂，一頭霧水。直到請了多位法律專業人士「抽絲剝繭」，才算理順了亂麻​​。原來，本案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要搞明白——那批涉案貨物，到底應該算是誰的？

    為了便於閱讀，我們將本案的喊冤者——新疆華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稱作A；將製造本案的主角——新疆協和天然物產有限公司稱作B；將打官司的追貨人——數位個體工商散戶稱作C。

    A、B、C均是以做鋼材生意為主的公司或個體戶。B因有進口權，且鋼材生意火，所以它的角色是A和C的供貨商。

    2006年8月17日，A與B簽約，訂購貨值400萬元的15車皮優質冷板。A於9月15日前分三次按照協約付清了400萬元。9月20日，A在B的業務經理、倉庫保管員、出納及業務員的引領下，持有B開具的4份提貨單，將15車皮貨物從B的倉庫提至自己倉庫。

    9月25日，A方董事長李蜀雲驚悉：自己放在貨場上尚未被客戶拉走的8車皮鋼板被新市區法院查封了。事由：B收了C（8人）的錢卻未能按時供貨。C得知B最後留存的貨物已發給了A，急了，將B告上了法院，A的8車皮貨物成了「涉案」貨物。

    2006年10月25日,新市區法院下達裁定：因B一貨二賣，涉嫌詐騙，案件移交公安部門處理；確認貨為A所有，解除了貨物凍結。

    一場風波剛過，可5天後該貨又被頭屯河區法院查封了。事由：C（6人）又將B告上頭區法院，而A被列為被告第三人。

    猶如「躺著也中槍」，A不得其解。後有C親口對A說，其間，C中有人對B的法人代表李某實行了「暴力」追問，李某便稱貨被A借走了。於是，C一紙訴狀將B和A一併告到了頭屯區法院。

    專長於經濟合同類糾紛案件的西域律師事務所律師安祥：「鋼材屬於動產，按照我國《物權法》相關規定，動產的所有權是以交付為標誌而轉移的，A以對等價從B處獲得了鋼材，也有理由認為B有權利處分該鋼材，所以，是善意獲取，貨物所有權理當是A。如果C想把貨物要回來，就必須拿出證據來證明A和B之間是惡意串通取得該貨物的，比如證明A明明知道此貨是C的，卻以非對等價格等手段獲取等；如B確實把只有保管權的C的貨物在沒有受到C委託情況下擅自處分了，B就構成了對C的侵權，B應該承擔對C的賠償義務。」

    法律條文是清晰明確的，可事情卻從此復雜化了。

    2006年12月，該案開庭，C突然拿出了新證據——他們與B簽訂的《補充協議》，要證明這份約定是在A與B簽約之前簽訂的，進而證明那批貨物中的一部分是C的，B對此只有保管權，沒有買賣權。

    《補充協議》簽訂的時間至關重要。但該協議恰恰沒有簽約時間。李蜀雲：「簽署這麼重要的文件，不寫日期，不管什麼理由，說出來誰信？」

    《補充協議》的真實性成為法庭辯論的焦點。A指證：2008年1月，B的法人代表李某因「拒絕執行」在內地被博州中院抓捕時，法院工作人員在其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電腦裡發現了《補充協議》的文件，內容與C向法庭出示的協議內容一致，創建時間和修改時間都顯示為2006年10月29日，也就是說該文件是在B向A交貨後的第39天「製作」的。

    當時，在博州中院人員的監督下，A特請當地公證處公證了此事。C則當庭辯解：「電腦，誰不知道是一個最好做手腳的東西。」就此技術問題，記者專門採訪了自治區公安廳網偵技術人員，專業人員解釋：文件裡的創建時間和修改時間是可以改動的，被刪除的記錄放進了「回收站」，而從「垃圾堆」裡找出原始記錄是一個很繁雜的工序，能否還原具有不確定性。

    「李某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法院人員抓捕的，根本沒有改動的思想準備和時機，而顯示出的這個時間如若按A、B所說，都早已過了簽約時間，之後的再創建和改動還有什麼意義？A在做公證的時候，是在法院工作人員的監督下完成的，也根本沒有改寫的機會。總之，A、B、C都拿不出讓人心服口服的證據，那麼以什麼斷定《補充協議》的真假？」不願透露真實姓名的法律人士這般議論。

    A還出示了一個讓人費解的證據原件——一張由B方工作人員提供的當年12月26日由C幾個人簽字的收條，上面寫著：C收到B的3000元用於冷板辦案費。李蜀雲：「豈有被告給原告錢，讓原告告自己的道理？」

    在某檢察院的訊問筆錄裡，掌握B公章的人交代：C中有人曾拿來一沓子空白授權委託書要求他蓋章，說：明天就要和A打官司了，有這些授權委託書，對你們非常有利。於是，他蓋了章。

    事實上，作為本案的關鍵人物——B的法人代表李某，事發後就一直不見蹤影。如今，都遭受損失的A和C之間已是「狼煙四起」，而惹是生非的禍首B卻「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

    C舉證：A晚上從B處取貨，且塗改了所涉車皮的編號，認為有惡意獲取貨物之嫌。A辯：取貨時間是B要求的，塗改編號是企業自己的慣例行為……總之，A、C對彼此的舉證互不認可。

    2007年1月，頭屯河區法院下達一審判決：A與B是買賣還是藉用，是另一法律關係。貨物的紛爭是B與C的關係，駁回了C要A返還貨物的請求。

●難道是執行錯了

    2007年2月8日，A的三車貨被頭屯河區法院執行局強行拉出了貨場。當執行局局長看罷了該法院的一審判決書後才說：我是按院長指令執行的，之前沒有看判決書。看來是執行錯了。

    三車貨從此被法院存放到了某貨場。之後，2007年4月和2008年5月，因另一性質相同的糾紛，A將B告到了合同履行地博州中院，因為都牽涉到貨物歸屬權的問題，博州中院兩次都認定15車的貨權歸屬A。

    至此，三個法院兩次判決、兩次裁定都認定貨物屬於A，可貨物卻被扣押了，A便一紙訴狀將頭屯河區法院告到了烏魯木齊中級人民法院。

    判來判去，最終烏市中院建議：頭屯河區法院開聽證會。2007年3月，頭屯河區法院做出了與其之前判決截然相反的裁定：將A的貨物執行給C。

    A不服。2007年6月，中院經「復議聽證會」後裁定：撤銷頭屯河區法院「將A的貨物執行給C」的裁定，發回頭屯河區法院重新審查。7月，頭屯河區法院認為該院之前的判決事實不清，判決不當，裁定：另組合議庭再審，再審期間，中止原判決執行。11月，頭區法院下達（2007）頭民再字第6號民事判決，判定：B向C交付涉值冷板；A向B返還佔有的涉值冷板。

    A不服，上訴中院。直至27個月後的2010年2月，中院又裁定：撤銷頭區（2007）頭民再字第6號民事判決，發回頭屯河區法院重審。

    2011年3月，另外一個散戶也以和C同樣的理由將A、B告至天山區法院。天山區法院做出判決：動產物權的設立和轉讓，自交付時發生效力。故判A享有貨物所有權。

    又有一個法院，又一次認定了此貨屬於A。

    2010年3月，C在中院立案。其間，中院曾將該案移送公安部門，經公安部門審查認為不涉嫌犯罪後又退回中院重新立案。

    2012年11月23日，在中院下達「發回頭屯河區法院重審」裁定的33個月後，中院以「頭屯河區法院以該案案情複雜，申請本院提級審理」為據，在中院開庭。其間，李蜀雲投訴本報，本報記者到庭親聆了庭審全過程。見證：實際打官司的就是A和C，原被告還是上述那些焦點，還是那些證據。

    12月14日，第六份民事判決書出台，法院認定了《補充協議》的效力，判定：B和A向C返還貨物。

    對此，A瞠目結舌。因為，中院的這個審判結果和其2010年2月下達的「撤銷頭區（2007）頭民再字第6號民事判決」的裁定如出一轍，那麼當時「發回頭屯河區法院重審」的意義在哪裡？

    發稿時，記者從李蜀雲處得知，她已經將上訴狀遞交到高院，狀告法院錯誤執行的起訴書也已經寫好，並表示將堅定地走在這條艱難的維權路上。案件進展如何，本報將繼續關注。

■記者感言

    一樁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打了6年，出現了同一個法院結論不一、不同的平級法院結論不一、上下級法院結論不一、同一法官前後結論不一的現象。這種現象正常嗎？

    「元芳，你怎麼看？」這是當下最時髦的一句網路名言，在這裡，它包含了太多的審視。

    關於貨物歸屬權的問題，記者涉事不涉人地先後諮詢了5名資深律師，律師的答案基本一致。

    人們困惑：於情於理，孰是孰非，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楚，為什麼以明辨是非為職的法官卻拿捏不定了？難道法理距離情理很遠嗎？

    我們不禁要問：同樣的法律問題，不同的法律機構卻有不同的解法和答案，難道各法院適用的不是同一個法律準繩嗎？是定律出了問題？還是解法出了問題？還是解法的人出了問題？

    在案件的調查中，有專家提及法官「內心確認」這個概念，認為法官對法律細節理解的差異存在著普遍性，就像一個病人在不同的醫生面前會得到不同診斷一樣。此說，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但這個偏差應該是大同小異，如果偏差太大，是不是誤診呢？

    調查中記者還了解到，6年來，雙方當事人都拿出了一定的精力用於尋找法律之外的「幫助」，而虛無了證據的掌握，把打官司變成了打關係，嚴重諷刺了法律，也嚴重左右了法官的「內心確認」。

    6年甚至要用更長的時間來判定一個經濟合同案件，對法院而言，有沒有效率和效力的衡量？法官的「內心確認」與法律偏差太大，算不算誤診？誰來定性？誰來糾錯？在剛結束的十八大上，代表們對加強和提高法治監督機制呼聲正高，這正是老百姓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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