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科學技術不發達,四個現代化也還沒有實現。
就算沒有天災人禍,老宅里人們的生活水準也只是維持個溫飽。
雞叫三遍,天還不亮,奶奶,媽媽起來燒火做飯,炊煙裊裊。
一鍋紅薯湯,腌個蘿蔔絲當菜,洋蔥和土豆算是奢侈品。
端著飯碗坐在院子中間的青石板上吃飯,大公雞帶著一群老母雞轉來轉去,吃我丟在地上的紅薯皮。
大門口小樹林對面高處的一棵樹上掛著小半截鐵軌,生產隊長拿個鎚子,鐺鐺鐺敲得山響,
"社員同志們,上工了。"
媽媽把我裹上小棉被,背在身上。
一年到頭的忙,春天種紅薯苗,玉米,花生,大豆,種完了等下雨。
秧苗長出來了,鋤地,除雜草。
刺腳芽扎手,小心翼翼連根拔起來,回家餵豬。
六月,小麥成熟,是收穫的季節。
鐮刀磨得飛快,戴上麥秸帽,拿上水壺,擦汗的毛巾,太陽升起之前早早出發了。
烈日炎炎似火燒。
頂著烈日,揮汗如雨的不僅是大人,也有半大的孩子。
麥子一排排在身後倒下,三個刺的大木杈叉起來裝上車,好高。
麥子攤開了在打麥場上,套上牲口,拉著個石磙子碾場。
一粒粒的麥子碾出來了,混著殼。
最不希望的是雨,最想要的是風。
木質的掀,鏟起麥粒,揚起了撒向天空。
分開了,殼是殼,麥是麥,風是天然的分離器。
麥子堆起來,像是一個個小沙丘,挽著褲腿,光著腳丫,麥堆里跑來跑去的是孩子。
麥秸堆成垛,是牲口過冬的飼料。
掏空麥秸垛,跟大孩子們躲在裡邊聽叔叔講狼的故事。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
聽的我毛骨悚然。
狡猾狡猾的,那假寐的狼。
豐收的喜悅帶給山鄉,也帶給老宅里的人們。
白面饅頭,蒜麵條,做飯的是媽媽,拿著蒜錘,對著蒜臼搗蒜的是我。
一年中難得的奢侈。
1972年,夏天過後,老宅蓋房了,是小叔的婚房。
東窯和西窯朝南,前邊兩排房,朝西的是小窯和兩間瓦房。
面朝東的原是四間瓦房,70年被拆了三間,剩下靠近二門房廊的一間是我小時候和媽媽住過的。
新房就在原址,連著剩下的那間。
土坯房,椽子是叔叔自己去外邊地里刨的桐樹。
小小的婚房,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柜子,一台縫紉機,一把凳子,剩下就是兩個人立腳的地方了。
小叔結婚了卻了爺爺奶奶心中一件大事,是值得慶賀的。
來了好多人,原本是兩個人立腳的地方擠了好多半大的孩子。
新娘子害羞,坐在床沿上不肯說話。
說話,起鬨的是我們。
我那時剛滿兩歲,夾在人群中。
我是該叫她嬸子的,家鄉話是一個字"嬸"。
卻又不僅僅是嬸,體現不出她的新。
大人們說要在嬸的前邊加一個字"花"。
於是跟著哥哥們叫她花嬸。
這樣的一叫就是好幾年,直到後來堂弟出生,還是花嬸,花嬸的叫。
花嬸是真的有些不高興,
"都七老八十老太婆了,還花嬸,花嬸的,回家叫你媽去。"
我不知道花嬸為什麼不高興,別人說她臉皮薄那是真的。
非要改口不行,覺得好彆扭。
跟媽媽說,她倒是沒有吃驚,跟鄰居大娘說,
"你看看,這孩子吧,好的,壞的,啥習慣都容易養成,改起來就難,像是割他肉一樣。"
大娘說,
"真是的,這孩子吧,也要自己養,從小習慣了你才是他媽。"
我是真的有一陣子覺得嬸不是花嬸,她們是兩個人。
好在是,我們家也要蓋房了,另外一個習慣等著我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