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這東西由來已久,冬天人們戴棉帽抵禦風寒,夏天戴大沿帽用來遮陽,女孩子的帽子兼有裝飾的作用。
帽子改變它本來的功能,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大概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事情。
隨意給別人扣個帽子已經成為國人的習慣,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曾經是領導的特權。
帽子和右派,反黨,反革命,工賊,內奸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可怕的東西,大帽子重得讓整個家庭抬不起頭,一個難以擺脫的夢魘。
帽子戴上了很難拿掉,右派摘帽后叫摘帽右派。
大哥58年底被學校開除后一直鬱郁不得志,支書覺得他是文化人,不屬於一個圈子的,老想著要整他,他便想要離開家鄉,遠走高飛。
爸爸起初不同意,直到大哥結婚後才鬆口,
"你現在結婚了,自己一家人,以後出門相互也有個照應,爹不留你們,想出去就出去吧。"
大哥萬里遠行去新疆,媽媽惦記,常年落淚,爸爸也是感嘆不已。
1962年,右派甄別平反。
學校里發通知,通知當初被開除的學生返校上課。
二哥那時已經畢業,半年後從別的同學那裡得到消息,趕到學校問,見到了教導主任,主任說大哥的通知已下到大隊,二哥說大隊沒人講過。
主任說,他也沒辦法,學校發過兩封信,沒有回應。
二哥問能不能現在回來。
主任說,這是上頭搞一風吹,風來了,吹到就吹到,吹不到,這事就算過去了。
二哥回家告訴爸爸,爸爸到大隊問支書,支書說,
"信不是寫給你的,是寫給你兒子的,他在新疆,你讓我們把信送到新疆嗎?"
爸爸問他,信弄哪兒了。
支書說,
"這麼長時間你們不來取,我哪知道弄哪兒了,早丟了。"
爸爸心疼大哥,實在氣不過,和支書大吵一架。
大隊支部一商量,給爸爸戴上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
媽媽生氣,找支書,問他憑什麼給戴帽子,支書說,
"勞改犯,判了六年,只住兩年,沒有住夠。"
媽媽說,
"上頭改判兩年,刑滿釋放,釋放證家裡現成放著呢。"
支書說,
"主要是他說話太難聽,到處提幹部意見,以後表現好了,帽子自然會幫他摘掉。"
過些天,公社武裝部長李夢松來找爸爸,
"村支部反映你的問題,你說改判兩年,有釋放證,能拿來給我看看嗎?"
爸爸沒有辦法,拿來釋放證給李夢松看。
李看過說,
"這樣吧,這個我帶回去,組織上開會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解決你的帽子問題。"
武裝部長得罪不起,這一走再也沒有消息,等爸爸去找支書,支書腔調變了,
"你說你住夠了,有釋放證,拿來給支部看看。"
爸爸說,
"村裡不是也有一份嗎?"
支書說,
"我們要你的,村裡誰幫你保存這個。"
二哥去找李夢松,他開始推脫,說忘記,不知道放哪兒了。
再後來,乾脆說丟了,找不到了。
爸爸沒有辦法,到縣裡去找法院。
查了檔案,法院接待人員說,
"當初判六年是根據你們村裡交上來的材料辦的,窩藏槍支對抗政府,九宮道引進師,販賣大煙這些全都是村裡報上來的材料,我們沒有核實,有責任,但這個也不能全怪我們,你肯定是得罪人了,要不然村裡那麼多人,為什麼偏偏跟你過不去?
況且後來上級政府已經給你改判了,你也刑滿釋放,如果沒有再犯,我們不會再找你的事。
帽子不帽子,這個不關我們,主要問題在下邊,不在我們這兒,你應該找你們基層,誰給你戴的帽子你找他們解決。"
爸爸讓他們出個證明,他們不肯,說,
"這個我們不能做主,要先彙報上級部門,擅自出證明會影響基層幹部工作,搞不團結。"
皮球就這樣踢來踢去,問題沒有解決,爸爸上訪的事情被公社和大隊知道了,情況變得有些糟糕。
63年開始四清運動,工作組到村裡,洛陽法院的院長高現章帶隊。
搜集了很多材料,包括經濟問題和幹部隨意整人的問題。
院長在我家吃飯,爸爸向他反映了自己的情況。
工作組嚴厲批評了支書,說他這樣是不遵守國家政策,毀別人的前程。
那年支書被停職,爸爸的帽子也被摘掉了。
隨著形勢變化,工作隊後來突然撤走了。
接著是幹部集訓,接著是支書官復原職。
村裡支部開會,把爸爸叫去,支書說,
"你挺會提意見的嘛,都提到工作組了,我們支部以後還怎麼開展工作,經支部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把你的帽子重新戴上。"
帽子戴上,另加一條罪名:
不服改造,越級上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