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生涯（65）：男怕選錯行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職業也是如此。

很小的時候，我的理想是像鄰居的孩子那樣將來進城裡當工人，糟糕的是我父母都不是工人，頂替他們當工人後來知道不大現實，上了小學，我便立志當個科學家，我那時有很多偶像，像是牛頓、愛迪生、居里夫人，像是錢學森、華羅庚、陳景潤，還有保爾、張海迪等等。

上中學的時候，改革開放了，賺錢變得很重要，公檢法和稅務成了香餑餑，權力大，有油水，通常也沒人敢欺負他們的家人，我爸爸就想讓我學法律。

我媽媽的理想是我將來當個醫生，生老病死誰都會碰到，醫生永遠不會沒飯吃。

在國內的時候，選擇職業有一個標準，就是你這個職業能不能替人辦事–有人求總是好的，你說不定將來也需要別人幫忙，權力這個東西很重要，」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把權力用到極致這是大部分人的共識–別人求你辦事的時候不要忙著先答應，事情大都是很棘手的，即使對你來說也許就是舉手之勞；權力還可以換錢，我們叫它灰色收入，而正常的收入叫死工資。

「托關係，找熟人幫忙」是我們常能聽到的一句話。

好的一點是，通常情況下，你總可以幫上別人一點忙–多少而已。

我們家那輛八十年代初買的永久牌自行車就是我爸爸托熟人搞的票–緊俏商品限量供應；

鄉下的農民比如《陳奐生進城》里的陳奐生，可以給他城裡當官的親戚、老鄉帶一些家鄉的土特產–城裡人吃不到的新鮮貨；

進城的打工仔可以給他們鄉下的夥伴介紹城裡的工作，我在國內的時候裝修房子請的就是安徽的打工仔，他們村裡在我們那兒搞裝修的我見過的就不下20號人；

我哥哥在火車站售票處上班的同學幫我們買過很難買的卧鋪票；

那年我鄉下老家鄰居的孩子犯事兒被抓也多虧了他在縣裡公安局上班的哥哥–局子里沒關幾天就被放了出來，放他的公安幹警特意提醒他，」別忘了跟你哥說一聲，是我們放的你。」

同學混到局長了，他兒子從上高中起就開始在他們單位領工資–原來工資和上班沒有必然的聯繫；

朋友甲無照駕駛被抓，是我們托熟人找交警隊的人把他撈了出來；

朋友乙為房產的事情和他們單位打官司，我們那年也請法院的人吃過幾回飯；

老丈人生病住院在上海動手術，操刀的醫生是老鄉，托我們給他鄉下的妹妹帶東西，我們便順道買了1000多塊錢東西孝敬他父母，回來告訴老丈人，他這才很放心地上了手術台。

這些都是能幫得上忙的人，在中國，還有一種人，他們儘管不幫忙卻可以壞你的事，比如你的領導，也是一種不錯的職業；剛上班那年春節，同學請假回家，主任不批，同學說他爺爺腿摔傷了，被主任在班務會上不點名地一頓諷刺，」有些同志春節請假我沒批，回頭來就說他爺爺腿摔傷了，我要還不批呢，是不是明天就要跟爺爺永別了？」

當然跟商場和官場比起來這些都是小巫見大巫了，官場上的人可以幫商場上的人很大的忙，比如讓單位里買你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假貨，給你個項目乾乾，招投標時給你透露點消息等等；商場上的人自然也不含糊，他們也的確是夠意思，賴昌星就說了，跟領導幹部打交道要投其所好，要錢的給錢，要車的給車，要女人的給女人，名女人也是可以搞到手的–肉的質量不一樣嗎？

聽說官也已經賣了很多年了，就像天上人間的尤物一樣有明碼標價–賣東西的老鴇為此發了大財，把老婆孩子都搬到了加拿大，他們留在國內當兼職嫖客。

我來加拿大很多年了，除了上次給別人介紹過一個工作外–其實也就是遞個簡歷，還真沒給人幫過什麼忙。

求別人的時候好像也沒有過。

孩子上學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托關係進好學校的事情沒有碰到過；

沒找警察幫過忙–沒有犯過法，警察局裡也沒有朋友，吃過兩張超速罰單都交了；加拿大的警察可以隨便申請到哪裡上班，唯獨不能回老家–小學同學和親戚違規被你抓到了，給不給罰單啊？

機票、車票、旅館票，全都是網上買；

很聽領導的話卻從來沒有給他們送過禮，他們照樣每年的聖誕節前給辦公室里每人發一張印有他們全家福的賀卡，祝大家新年快樂；

項目開工加了一天班，領導提醒我找個時間休掉；

哈珀給他家人朋友辦過什麼事情嗎？好像也沒聽說過，反正我們鎮上想認識他的人也不多，跟國內的緊密團結相比加拿大更像是一盤散沙。

加拿大的人除了上班領工資好像就沒有別的什麼權力了，幫不上別人什麼忙，求人也變得不大現實，你得自己靠自己，所以加拿大人擇業憑興趣，他們圖的是個人開心；加拿大人不停地跳槽並不能說明他們就一定不開心，只是說明他們的興趣每天在改變。

當然不太跳的工作也是有的，醫生就是其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