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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整人高招----「海外關係」----（毛屎紀實） ZT

作者：dld 於 2014-10-31 23:5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1評論

關鍵詞：高招

   「海外關係」這個詞現在已不太聽人提起了，出國的人太多，有多少人有海外關係都無法統計了。但在改革開放前有海外關係卻是大麻煩，誰有海外關係就要承受巨大的壓力，文革中甚至要付出生命代價。海外關係包括親人和朋友，在國外與國內人有聯繫的任何人都可以說是海外關係。文革中凡有書信來往的同學，老師，朋友，即使沒有親戚關係也要交待，不然就是隱瞞海外關係。
          我考上初中時學校發了一個表，為了填表我父親跟我很嚴肅地談了一次話。他告訴我，我的小姑姑抗戰後期學護士，1946年畢業后找不到工作。那時台灣剛剛光復，日本人都撤走了，醫院缺少醫護人員。姑姑的一個同學在台灣找到工作，寫信來叫她去。當時父親正在牛津大學做訪問教授，母親跟姑姑說「你大哥就要回來了，等兩個月，跟大哥見一面再走」。姑姑怕失去工作機會，說先去工作，過兩年回來探親。那是1946年初夏，過了兩年，1948年平津戰役都打起來了，姑姑再沒有機會回來，解放后連信都沒有了。我三姨抗戰勝利時在輔仁大學物理繫念碩士學位，畢業后考上美國一個大學的獎學金，到美國念博士，以後在美國做研究，一直沒回來，也沒有音訊。我七姨上天主教學校，信了教，解放前做了修女，到梵蒂岡去了，也沒有消息。雖然我那時只有13歲，但這次談話卻給了我很大壓力，自己就把自己歸入另類。以後不知不覺就小心謹慎起來，凡是政治活動盡量不出頭，一直不寫入團申請書。改革開放后我到美國找到三姨，她是個很有成就的科學家,一直在美國航天局工作。從她那兒我得到七姨的地址，給她寫了一封信，告訴她家裡的情況。七姨趕著回了一趟北京，總算在她有生之年和兄弟姐妹見了一面。而小姑姑卻至今無音訊，她只是個最普通的護士，一個人在台灣謀生，我們不知道她的地址。母親和大姑姑會提起她，她們猜她已經不在人世了。不然為什麼那么多人從台灣回來找親人，她卻沒有回來。
          外子的父親解放前考上一個大學的獎學金到美國念研究生，畢業后一直在大學做科研工作。朝鮮戰爭中美路斷回不來，留在美國。他是個藥物學家，發明了治療心臟病的葯――洋地黃，西藥藥名是地高辛。從50年代起，他的葯救人無數，卻害了自己的妻兒。因他在美國，比外子高考成績差的人上了清華，外子卻未被錄取。據說那年北京市長彭真讓把因家庭出身問題不能進清華的高分學生都招進北工大，外子就這一批，稀里糊塗地進了北工大。他本來想學葯的，卻被分到了電機系，一輩子也沒機會和葯沾邊。他上中學時母親就得了半身不遂，不能工作，行動不便。他父親一直托親戚從香港轉寄生活費，供他們母子生活。20年，他們一直隔海相望，盼望有團聚的一天。但是沒有歸來，也沒有第二系握手。1966年文革中，紅衛兵毒打他病弱的妻子，說她是美國特務，生活費就是特務活動經費，逼迫她寫信和她丈夫斷絕關係。她怕影響到孩子，被迫寫了一封信寄給她丈夫。接到信不久藥物學家就去世了，遺囑要讓他的兒子到美國讀書，由他的院長執行。我和外子認識后。他母親不止一次對我說是她害死了她的丈夫，如果她不寫那封信他不會死，說的時候非常內疚。改革開放後院長立刻執行遺囑，1979年，外子兄弟作為第一批自費留學生到美國來念研究生。父親離開時外子只有四五歲，他再見到的是父親的墓，墓碑上刻著一顆小草。我認識那種草，葉子靠近地面，中間有一根花枝，枝頭開毛茸茸的小紅花，像一個長長的小喇叭。我小時候上學的路邊上有這種草，大家都覺得那就是一種野草。小孩會把花拔下來吸吮花根部的汁液，有點兒甜。但我們不知道那草的根能治病，做成藥能救人性命，除草時常常就把它除掉了，那植物就是地黃。外子兄弟靠自己獲得獎學金和助教工資念完學位，他們把父親的遺產全部捐給父親生前工作的學校――羅德島大學藥學院，建立了一個紀念他們父親的獎學金。現在羅德島大學還有這個獎學金，每年有3個藥學院的學生可以申請。
         我的鄰居董鐵寶教授是解放后從美國回國的學者，我們兩家住同一個樓，共用一堵牆。他有三個孩子，都比我小，我常常看見他們在窗外的小路邊玩兒。董先生每天騎車上下班，不慌不忙的神氣好像還在思考什麼問題。他的夫人卻是急匆匆地騎車回來，她有三個孩子，想必有一大堆家事在等著她處理。在百度上查一下，有下面的結果，「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之父、中國第一位程序員。長期致力於結構力學、斷裂力學、材料力學性能、計算數學的研究和教學。他是中國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者。「他一生兢兢業業所作的事，只是想讓中國人有自己的計算機。文化革命中他受批判，被關進「牛棚」。他的夫人在生物系工作，也受批判，1968年他自殺了。誰能說「董鐵寶先生的死活和我沒關係」呢？如果他活著，你今天用來看我這篇博客的計算機可能就是一台更好，更便宜的國產計算機，中國的計算機事業也會比現在更發達。計算機已應用得這麼普遍，誰也無法生活在一個與計算機無關的環境里，這就是他的生死與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和每一個中國人的關係。改革開放后，他的三個孩子都到美國來了，可以算是和我同一批。
         我到美國后，有一次半路上在一家小餐館吃午飯，老闆是一個廣東人。聽說我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他說他的兩個侄子也剛從國內來。他家在廣東農村，小時候家裡窮，沒有地，他強調說：貧農啊。他是老大，早早出來做工，掙錢幫父母養活弟妹。解放前老闆來美國，把他也帶來了。幾十年他在美國餐館里打苦工，掙到錢就托人從香港轉寄回家給父母。哪知文化革命就給家裡惹下禍害了，因為有他這個海外關係，父母弟弟挨整被斗。侄子們也就上了小學，中學都沒讀過。改革開放后他趕緊把兩個侄子保出來，用自己一生積蓄頂下這家小餐館，教侄子廚師的手藝。他們不會英文，只會說廣東話，沒上過中學，年紀也不小了，不可能在美國上大學。就希望他們能學好手藝，將來能在美國餐飲業立足。我真沒想到，我們兩個互不相干的人，會因為同一個原因――海外關係，變成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當時象這樣出國的不是個別的，而是一批。很多在國外的華人都認為國內親友是受了自己的連累，一旦允許出國了，他們紛紛出財產保證，把子侄輩保出來。這些年輕人在國內受過較好的教育的大都念學位，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多半打工，或邊工作邊學習。我們的很多同學，朋友也是這一批出來的，現在都到退休年齡了。
         1993年，我從國內探親回美國，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是母子兩人。母親大約不到40歲，不會說普通話。兒子告訴我他小學六年級，在學校學會了普通話，他的爸爸和哥哥坐在我們後面幾排，他們從福建長樂來。我問他們到美國是探親還是旅遊？他說是移民，他很認真，很嚴肅地說：「我們有海外關係，親戚在麻省有個農場，給我們全家辦了移民，到那個農場種菜。」突然聽到「海外關係」，我幾乎有隔世之感。但是現在的海外關係已不是麻煩，而是移民國外的捷徑了。
         我的兒女都已長大，兒子在我們這兒的國際機場工作，已能獨當一面了。我看到北京要建新機場的消息曾問他，如果有機會願不願回國發展？他說他的問題是只會說中文，不會讀寫，他怕回去沒法工作。這確實是個現實問題，我是連唬帶騙，費了大勁才保持兩個孩子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但是實在沒有精力再讓他們能象國內長大的孩子一樣讀寫中文。我也看到一些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只能聽懂中文，已經不會說了。有些朋友問我退休后要不要回國定居？孩子回不去，我回去不是做空巢老人嗎？我們這一批因海外關係出來的大都有這個問題。歸去來兮，胡不歸。胡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