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將仇報--毛-其樂無窮 ！ 5/5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請毛參加「五四紀念會」，毛同志拒絕了。他說：

　　「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

　　顯然，「工作的原故」是一個託詞。

　　又後來，北大的校長馬寅初自以為與毛有些老交情（當然是在因「人口論」被批判之前），想請毛同志到北大給師生們做一次報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馬致周恩來的一封信上批示：

　　「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

　　為什麼「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箇舊傷疤在作怪嗎。我去了，師生們會怎樣想？就會想眼前這位偉大領袖原來當年只不過是我們校的一個小小圖書管理員。丟不起這個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氣之地；

　　不去北大！禁臠之地！

　　但這並不能說明毛同志對北大沒興趣，相反，他對北大的興趣大得很，每逢來了運動，他就對北大就「關愛」有加。

　　（一）反右運動中，毛同志對北大的關注

　　1957年，北大共打了右派511人，其中教職工90人，學生421人。

　　北大的教職員工及學生人數與清華差不多。當時，清華共劃了571個右派分子。其中教職工222人，學生349人。

　　但是，毛同志沒有對清華的反右運動發表特殊意見，卻對北大很不滿意。

　　毛同志認為北大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就將鐵道部的陸平派來擔任校黨委書記。時任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秉承毛的旨意、親臨北大直接 指導。他說：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問題，而是一批的問題」。到了這年10月以及第二年春季，不少的單位已開始對右派進行甄別，給一些所謂搞錯的人「摘 帽」。可北大卻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場「右派補課」，補划右派173人，總數達到了699人，其中教職工110人，學生589人。另外還搞出了一批「編 外右派」。

　　有的資料中說北大右派總數為716人。當年北大師生總數為八千多人，右派佔比接近9%。除了正式劃為右派的，還有各級黨委內部掌握的「中右 分子」，還有一些雖然沒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卻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這類人在右派改正時一般被「按右派分子對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按右派 分子對待」，這三類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單」中說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處決，被 打死1人，教養期間病死餓死6人，自殺10人，死因不明1人。

　　（二）文革中，毛同志對北大的關注

　　文革初起，毛澤東又選定了北大作為文革策源地，將一個「八婆」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竭盡誇大其詞地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點燃文革潑天大邪火。

　　當初作者曾經反覆看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看不出有什麼「巴黎公社」的影子，相信許多從那個年代走出來的人都曾有這樣的感受。

　　運動中，有人在北大歷史系貼出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李訥回家說給她老爸聽，毛同志說：

　　「什麼池淺王八多，要改一個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許有的讀者會認為這隻不過是偉大領袖對自己的女兒隨口說的一句戲語，可事實上毛這句話非常得意也非常在意，特別關照李訥向已經在北大掌權的聶元梓傳達這句話。

　　偉大領袖的一個「深」字非同小可，表示了對北大運動現狀的不滿意，於是北大的「揪斗」又烈火烹油地升級燃燒了。

　　儘管如此，毛還是不滿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聶蒯韓譚王「五大學生領袖」時，更是直接對聶元梓說：

　　「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幾個，就那麼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吧。」

　　於是又有無數北大教授和幹部「屋漏偏遭連番雨」，再次遭整肅。北大副校長、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夫妻就在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的。

　　憑什麼？毛同志說北大的右派不止這麼多；

　　憑什麼？毛同志說北大「池深王八多」；

　　憑什麼？毛同志說北大的黑幫「不止那一點吧？」

　　還不都是起源於1918年的那一點刻骨銘心、小雞肚腸的感受嗎。

　　啊！北大啊，北大！北大可太倒霉了。

　　我們清華雖然也倒霉，但似乎沒有北大這樣倒霉的！

　　九：附註

　　另有兩個問題要補充講清楚：

　　（一）、周作人究竟有沒有給毛同志氣受？

　　從周作人關於與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隻語中，問題遠不是那麼嚴重的。

　　1、毛曾到過八道灣十一號拜訪過他，求教「新村主義」。

　　這件事在周作人日記中有記載。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記》記有：

　　「毛澤東君來訪。」

　　這次來訪的時間是毛澤東第二次去北京期間，離開北京四天前。

　　試問：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時就已經受了周的氣，毛已經對周心生惡感了，那麼還會有第二次拜訪嗎？

　　2、1940年，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要去延安尋夫並投奔革命，在賈植芳（詩人，李星華的小叔子，後來成為著名的胡風分子）與周作人的幫助下得以成行。臨行前周作人對李星華說：

　　「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

　　周作人說這話的語氣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間有什麼交惡的過去。

　　當然也可以看出兩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則就不是帶口信，而是帶書信了。

　　但既然能帶口信，也就說明兩人的關係平平常常過得去。

　　3、建國后，毛澤東對周作人也是給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寫了一封信給周恩來。委託自己的學生把這封信送給董必武，請他轉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給了鄭振鐸。據有關人士回憶，毛曾看過這封信，看完之後說：

　　「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周作人後來的命運似乎就由毛的這幾話決定了。過了十多年的平靜日子，直至文革發生。

　　周作人為什麼不直接寫信給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僥倖的是，眼下這位黨國的最高領導，畢竟當年在北大圖書館與自己有過一面之交，而且後來又來寓所拜訪過自己。就算是普通關係，也或許會給予禮遇。又顧及「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沒有直接給毛寫信。

　　（二）張申府有沒有做過北大圖書館的代理館長？

　　關於張申府在1918年有沒有做過代理館長這件事，張的女兒張燕妮的回憶文章《父親張申府在中共建黨前後》一文中沒有正面提及此事。文中卻說：

　　「父親在北大任助教教預科，平時課程不大多，就在圖書館幫助李大釗做些工作。」

　　如果張申府沒有做過代理館長，那麼是不是就不可能發生因「圖書卡片」一事而引發的衝突呢？

　　也不是的。張燕妮的文章還說：

　　「暑假期間，李大釗組織一些學生『勤工儉學』，課外幫助整理圖書，翻譯、編目、列印等，卡片，父親則負責檢查和校對。毛澤東來北大時，一度也參加了這項勤工儉學活動。」

　　張女的文章中為什麼要特別指出「父親則負責檢查和校對」，並指出毛澤東參加了這項工作呢？這就相對明確地回答了毛張二人間因「圖書卡片」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沒有發生衝突？張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僅點到為止。

　　將上述兩點補充解釋清楚了，本文也可結束了。

　　無需再結論，結論在每一個讀者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