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將仇報--毛-其樂無窮 ！ 4/5

　　--《新民學會資料》第61頁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所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學成了，自修有了成績，可以看情形出一本雜誌。」

　　--《新民學會資料》第64－65頁

　　隨後的事情發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 月，毛同志利用船山學社校舍開辦的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的社長賀民范為校長，毛任教務長。1922年4月，自修大學的校刊《新時代》創刊。11月《自 修大學》和刊物均被湖南政府勒令停辦。

　　綜合上述，足見毛同志與胡先生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對於毛幾乎有求必應，我們的毛同志則從中受教、受惠多多。

　　如果說毛同志也受了胡先生的氣，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吧！

　　七、桶水之恩，緣何滴水不報？

　　上述「五大教授」中，楊昌濟病逝於1920年；邵飄萍於1926年4月26日，以「宣傳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橋被奉系軍閥政府殺害（其真實的原因另有他說）；整一年後的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也被張作霖絞殺於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內。

　　這三大教授死時，我們的毛同志尚未成氣候。無從言報，自在情理之中，後人不必苛求。

　　我們就看看毛同志在成就氣候后對活著的陳獨秀是如何回報的？後來在成就大業后對異國的胡適又是如何回報的？

　　（一）毛同志如何回報陳獨秀？

　　陳獨秀一生五次蹲過北洋軍閥與國民黨的監獄。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走出國民黨位於老虎橋的江蘇第一監獄，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出獄。此時的陳獨秀已經58歲了，出獄后該往何處而去呢？

　　蔣介石與國民黨是歡迎他的，當然是為了利用。蔣介石派教育部長朱家驊找陳談話，開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條件：資助2萬元加5個編製，讓陳自己獨立組織一個黨派，並以獨立黨派代表的名義擔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

　　然而，陳獨秀想都沒想就一口拒絕了。

　　陳獨秀的內心希冀著去延安。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專程來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向葉劍英、博古表示，他贊成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當時的黨中央是毛洛體制，張聞天是名義上的總書記，毛同志是軍委書記，毛澤東與張聞天提出了陳獨秀來延安的三個條件：

　　1、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

　　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要人做書面檢查，是毛同志的一慣嗜好。可是陳獨秀是何等之人，豈能甘受其辱，於是回說：「回黨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事情就這樣僵住了。

　　接著，王明和康生，分別在《解放》雜誌、《團結》周刊上發表文章，把陳獨秀稱為「匪徒分子」、「日寇偵探」，「領取日本津貼的漢奸」。王、 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了毛同志的意旨呢？筆者不能確定。當時的王明剛從蘇聯回來，正氣傲著呢，所以還有一定的獨立性，不一定會聽毛同志的話；但是康生這個巨 奸，一回國就看清了毛的優勢，鳳凰要把高枝攀，已經無條件地棄王投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陳獨秀給《新華日報》寫了一封公開信，質疑中共中央歡迎自己到延安的誠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陳獨秀與共產黨的關係就此徹底破裂了，毛同志沒有作出任何補救措施。

　　1939年，陳獨秀在重慶寬仁醫院養病時，周恩來剛好來到重慶，曾專門去探望陳，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陳獨秀想都沒想就拒絕了。

　　其後，周恩來又到江津去看望陳，再次請他回延安，並表示這是毛澤東的意思，陳獨秀依然拒絕了。周恩來留下的100塊銀元也被他堅決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這位曾被毛同志一再譽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終於在貧病交加中逝於江津，享年63歲。

　　1957年2月27日，毛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將陳獨秀、王明、張國燾、李立三、饒漱石等同時列為知識分子中出壞人的例子。

　　（二）毛同志如何對待胡先生？

　　中國有句聞名的老話：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主張將「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毛同志對於這句話自然是不以為然的。

　　胡先生對毛同志的恩德不可謂不大，不可謂不厚，不可謂不誠，可是毛回報了嗎？如果將胡對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話了，那麼毛同志是「一滴水」也不肯回報的。當然另一種意義上的「回報」是有的，那就是也回報了「一桶水」，不過是「髒水」。

　　1954年，毛同志親自指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批俞硝煙未滅，接著就轉向批判胡適，稱他為「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

　　由此，在毛同志治下的中國大陸，胡先生由學界泰斗一下子就變成了聲名狼藉的「帝國主義走狗」。

　　50年代中期「討胡戰役」后，毛同志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說：

　　「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這段話真是稀奇古怪，誰能猜得透毛的皮裡陽秋啊？筆者猜測毛同志其實是在作一種許諾：老胡，你就回來吧！你只要回來稱一聲「老奴」，朕就封你一個文華殿大學士。

　　可是胡先生就是「胡不歸」，他早在1949年離開北京南下之時就已識透留下來，不僅沒有民主，連麵包也沒有。

　　另一次，毛同志在對新聞界人士談話時說：

　　「胡適在台灣吹，說我是他的學生。其實，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就不必了，但「一日為師，終身為師」的古訓還是能成立的。連老師都不承認了，又何能照顧老師的兒子呢？

　　胡適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陸。在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胡思杜也寫了批判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香港 《大公報》、台灣的《中央日報》、美國的《紐約時報》等都轉載了他的文章。文章中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 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胡思杜同志斥責自己的父親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小衚衕志雖然真誠地表示了對毛同志的歸 化，對自己父親的背叛，但一點屁用也沒有。

　　反右運動前期，小胡還想入黨，於是積極地響應毛同志的號召幫助黨整風，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的領導提建議。學院領導馬上就將其定為『右派』 分子，說他是向黨進攻，並抬出他的父親胡適一齊批。批鬥大會開了許多次，胡思杜終於精神崩潰了，於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

　　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那留在大陸的小兒子早已「畏罪自殺」了！

　　（三）毛同志如何對待張申府？

　　在毛同志的腦海里，當年張申府要他重填卡片的臉色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

　　延安時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同志都要有意無意地打聽打聽張申府的情況，末末了，都要不陰不陽、不冷不熱地說上一句：「張申府！張老闆面色很難看啊！」

　　建國前，張因為第三條道路被開除民盟，成為「人民公敵」。

　　解放初期，章士釗仗著他與毛同志有些過厚不薄的老交情，仗著他於1920年時曾經向毛同志贈送過兩萬銀元的大恩惠，斗膽張口向毛為張申府求情：

　　章先生說：「張申府也是我們黨的老人了，他的工作應該安排一下。」

　　毛同志說：「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怎麼敢安排他呢？」

　　一句話就將章老先生撂了個大馬趴。章由是知道毛對張的舊恨難消，從此不再提起。

　　1957年，張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這些當然都與當年他給毛「受氣」有關。

　　誰讓當年你識得了文曲星，又識得武曲星，卻不識龍潛淺邸的紫微星君呢！

　　毛同志當然是中國歷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氣量者，比比皆是。看毛皇陛下，這個大人物的氣量有時竟比「雞眼」還要小。

　　人生在世，親戚有遠近，朋友有厚薄，這是最正常不過的事。做人不能光記壞的，不記好的；壞的拚命放大，好的一筆帶過，甚至恩將仇報。

　　古人云：言而無信，不知其可。

　　其實，恩將仇報，睚眥必報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關於張申府的事，我們有必要再多說幾句。

　　在解放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張申府一直沒有工作。儘管張在共產黨高層的親朋故舊有的是，連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都是他。但要緊的是毛同志 不肯安排，其它人投鼠忌器，也就沒那個膽兒。後來總算還是周恩來不忘故舊與恩師，轉了幾個彎，暗渡陳倉，通過北京巿市長彭真將張安排在北京圖書館工作。

　　張申府是有學問的人，他既是傑出的哲學家，對數學也很有專長，本來他想去北大當教授，但彭真勸他不要回北大。彭真說你去北大那樣的單位就保不住還會受衝擊，而北京圖書館是一個不大為政治注意的單位，正是你這種問題之人安身棲息之處。

　　張申府晚年之所以能過了幾十年清靜無為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來、彭真之所賜。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同志不僅記恨「北大」的這些人，也一併捎帶記恨了「北大」這個校。

　　1949年毛進京后，來過清華好多次，但一次也沒有去過北大。

　　毛到清華來一般都是在晚間來的。因為清華有個室內游泳池，冬天還可以加溫。毛從前沒有在室內游泳池游過，因此好奇。清華的這個室內游泳池在 西大操場旁的體育館內，很小很小（可能25X50米），筆者也在那兒游過泳，甚至是在那兒學會游泳的，教游泳的體育老師也姓胡。（此事與本文無關，只是備 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