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就是李大釗。
堂堂北大圖書館館長,由於楊教授的人情,蔡校長的指示,很爽快地給了毛同志一份工作,工資雖說少了點,但也是隨行就市。作為一名北漂師範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掙8塊大洋,也就很不錯了。誰不想要多掙點,也得慢慢來呀!
解放前夕,毛同志在西柏坡回憶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李犧牲得太早,與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對李沒有微辭。此謂之二。
第三個就是陳獨秀。
毛同志在北大時與陳獨秀有什麼過從交往?筆者沒有看到相關資料。但能在《新青年》上發表毛同志之《體育之研究》,這可不能算是尋常的關係。據說這篇文章是楊教授推薦給陳的。
另從建黨之初陳對毛的器重推測,毛同志也不可能受過陳獨秀什麼氣吧。
當時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兩人,但為主的是毛同志。一大后,陳獨秀又將湖南建黨大業委託給了毛,並任命毛為湘區書記,實際上也就是第一任湖南省委書記。
中共三大前,陳獨秀更是出於對毛的欣賞及對工作的肯定,將毛同志調至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中共三大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設機構為中央局,由
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後由於譚平山調職,改為王荷波。陳獨秀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委員長,毛同志為中央局秘書,羅章龍 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由此看來,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時實際上不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了。
這是毛同志早年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高峰。
正因為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有如此之高的地位,所以在隨後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才能被選為國民黨一大的修補執行委員,其後又由汪精衛舉薦擔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如此顯赫的職務。
由此,毛同志不僅僅是一名「湘士」,而且是一名「國士」了。毛澤東的大名漸漸與聞華夏域中,皆得益於陳獨秀的賞識與提攜。此謂之三。
第四個便是邵飄萍。
邵飄萍(1886~1926),浙江東陽人。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被後人譽為「新聞全才」、「一代報人」等。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期間,邵正在北京創辦《京報》,同時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及教授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
1918年至1919年間,毛同志曾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學習半年,是獲得聽課結業證書的55名學員之一。隨後毛同志才回到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由此聲名鵲起。毛同志一生是伴隨他的辦報活動登上中國革命舞台的,邵飄萍的新聞課對他的影響無法言喻。
邵飄萍雖然也聽不懂毛同志的湖南話,卻與毛同志過從甚密,私交頻繁。毛同志常去邵家做客,與他交談。有一次,毛同志上門時,邵飄萍正在睡
覺,毛便在客堂間靜坐等候。電話響起,家裡人起身去接電話,毛就很有禮貌地站起來鞠躬致意。家裡人過意不去,便叫醒了邵飄萍說:你可以醒一醒了,那個你叫 「小毛」的又來了。
1936年毛同志在延安向斯諾介紹自己生平時,特別提到他曾受過兩位老師的影響,一位就是邵飄萍,另一位是李大釗。毛同志說:「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1920年,毛同志在上海寫信給羅章龍,打聽邵飄萍的情況,他說飄萍是他所關心的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駐地遷到北平,毛同志委託擔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長的葉劍英關心飄萍夫人湯修慧的生活。同年4月21日,毛同志在有關報告上親筆批了「照辦」兩字,確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
50年代,毛同志有一次對新聞界人士談話時說:「胡適在台灣吹,說我是他的學生。其實,我是邵飄萍的學生。」此謂之四。
第五個便是胡適。
胡適先生的名氣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中僅次於蔡元培,遠超李大釗諸人,大約與陳獨秀伯仲之間,
而這個當年中國最大的教授不僅沒有給毛同志「窩囊氣」受,還屈尊與之有很多交往。仔細考究毛胡之間的交往,在胡這方面幾乎是有求必應。此謂之五。
有關「毛胡」交往之細節,筆者將另闢一節。
此外在北大學生中,毛同志也並非一無斬獲。其中同為「中共一大代表」、未來的「中國托派老祖宗」的劉仁靜就與毛同志相當交好。
劉是湖北應城城關人,當然聽得懂毛同志的湖南話。
其時劉仁靜只有16歲,毛同志比他大九歲。由於年齡的差距比較大,照理說毛有可能不屑與劉交談才是,但劉的身上有特別的光環吸引了毛對他的重視。
首先,劉仁靜是李大釗特別眷顧的得意門生。劉家境貧困,李大釗多次為其擔保甚至代交學雜費。
其次,劉仁靜是學英語專業的,李大釗讓他研讀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劉仁靜年齡小,記憶力超強,人又特別聰明,很快就熟讀了許多馬克思的著作,而且在與人談話時,開口閉口都是馬克思如何如何說,當時的北大人給他一個諢號「小馬克思」。
有資料稱劉仁靜在北大讀書時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學習,由此結識了在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二人一見面總有說不完的話」。
筆者謂此楊昌濟、李大釗、陳獨秀、邵飄萍、胡適五大教授加上一個學生劉仁靜為「五加一」。
莫謂誰人不識君,天涯何處無芳草。感謝「五加一」曾經給了毛同志特別的青睞,否則他還要加倍感到不自在。
六、胡先生對毛同志幾乎有求必應
胡適1917年7月自美國返回,9月到北京大學任教。毛同志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同時旁聽胡適的課,成為胡適的學生。毛不僅聽課,課後也時有請教和交流,並深受胡適的影響。這有許多許多的例證。
例如毛同志對於留學問題的獨特見解就深受胡適影響,這有歷史文件作證。
毛同志在1920年給好友周世釗(師範時的同班同學)的信中說: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少。多數 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劭西兩位,他們都以為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 篇》。
(《新民學會資料》第6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見,當年毛同志請教胡適時,胡作了認真肯定的答覆,並沒有「目笑存之」。
毛同志在延安曾對斯諾說:
五四前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為我們的楷模」
(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董樂山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
如果當年胡適也是給毛氣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說出上述一番話來。這就是二人感情互動的一則證據。
又例:毛同志於1919年7月14日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與此同時,胡適在北京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毛 同志按期將《湘江評論》寄給了胡先生。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36號上撰寫有《介紹新出版物》,高度評價了《湘江評論》,並表示支持湖南的學生斗
爭。他說:
「《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
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此處,胡先生所盛讚的「民眾大聯合」正是毛同志的宏文。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發於10月23 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問題研究會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項問題(有互為兼容),是對胡適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的具體展示。不僅思路和主旨與胡基本一 致,實實在在也是響應了胡先生的號召。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毛同志在北京為反對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湖南學生運動做一些呼應的具體工作。他在北京曾代表「新民學會」上書胡適,是想爭取胡適對湖南學生的支持。胡適直至晚年都清晰地記憶這件事,曾對助手胡頌平回憶道:
「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燒掉了。」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35頁,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同志親自登門拜訪胡先生的事,在胡適的日記中也有記錄:1920年1月15日的胡適日記中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同志離開北京去上海,從上海回湖南后,毛同志寄給胡先生一張明信片,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新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之處,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此頌
教安
毛澤東寄於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
第626-627頁,黃山書社1994年版)
再例:關於自修大學
胡適晚年旅居美國,讀了蕭三的《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和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后,追憶起當年他對青年毛澤東的吸引和影響。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記上,胡適回憶說:
「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適所說的這件事實,在毛給朋友的信中也能得到印證。毛在離開北京前曾於1920年2月和3月14日分別給陶毅(毛的初戀情人,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的信中說:
「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兩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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