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先生問我,小單,你知道1973年毛澤東整周恩來這件事嗎?
我說,知道這件事,但不太清楚這件事的內情。
姚先生說,你猜猜看,在當時整周恩來的人中,誰是最重量級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氣后說,這肯定是一個常人不會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錯!這的確是一個常人不會想到的人。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姚先生繼續說,毛澤東知道,要整像周恩來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僅靠「四人幫」那些人是壓不住台的,也得要有與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級人物出場。於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鄧小平,投向了這個他不久前才從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號走資派」。
鄧小平是個聰明人,自是會深知毛澤東的用心,深知毛澤東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驗他。於是,他為了毛澤東,也為了他自己,斷然出手,將整周恩來的事做得盡職儘力。
姚先生說,這些情況都是紀登奎親口告訴他的,紀登奎本人就親歷了這件事的全過程。
紀登奎還告訴姚監復:他保存著他與毛主席五十次談話的記錄。中央曾找他談話,希望他能把他所親歷的許多重要事情都談出來。他表示,如果把這些事情都談出來的話,不僅會有損一些已死去的人的形象,還會有損一些還活著的人的形象,所以,還是不談出來為好。可是,胡耀邦堅持要他談,並承諾把他的這些談話記錄封存起來。他這才答應談。中央有關部門隨即派專人來和他談,關起門來談了三天。
顯然,在紀登奎當時不願談的那些他所親歷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澤東主使中共高層整周恩來的事;在紀登奎當時很顧忌的那些還活著的人中,就包括鄧小平。很可能這個如日中天的鄧小平就是紀登奎當時最顧忌的還活著的人。
這也就很容易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對於「文革」抱著這樣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徹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諱莫如深地總不讓徹底搞清「文革」。因為,他在這場運動中,既受過嚴重的傷害,也有過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舉動,也留下恥辱的記錄。所以,「文革」問題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為傳媒深入報道的話題,也不能作為學界深入研究的課題。
到了一九八九年後,這一情況愈益嚴重。傳媒幾乎不登有關「文革」的深度報道,學界竟然有學者因研究「文革」問題而遭拘禁。
這似乎再現了中共黨史上的一種怪現象:過去,有當權者一方面高調抗日,另一方面又製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懷因打「百團大戰」而遭本黨惡意指控,並為此而備受折磨;如今,又有當權者一方面高調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製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學者遭遇。
1996年,正值「文革」開幕三十周年、閉幕二十周年之際,筆者在吳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見一位來自中央文化監管部門的司長。他告訴我們,上面有「話」:今年要嚴格控制有關「文革」的報道。他還告訴我們,這個「話」不是以白紙黑字的文件形式下達的,而是以電話通知的口頭方式傳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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