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文革-- 訪談

A：首先我想請問一下，在１９６６年文革爆發時，您的年齡和身份是怎樣的？

B：我那個時候是十九歲，正好高中畢業了。紅衛兵當中在中學裡面年紀最大的那一屆，或者說是紅衛兵的主體，我就屬於這一屆。

A：文革剛爆發的時候，您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B：我因為自己的父親是右派份子，５７年打成右派的，所以我屬於黑五類子弟，也就是「地富反壞右」裡邊右派份子的子弟。所以剛剛開始爆發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是一片驚惶，知道政治運動又開始了，也不知道什麼樣的災難和厄運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來。所以整個的家庭，包括我本人，我們的親屬朋友，幾乎都是陷於一種恐怖當中。

A：您說到恐怖，是否也有文革爆發前的經歷的影響，能不能談一談？

B：那當然，因為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８號，我的父親就和安徽省的一萬八千多名知識份子一起在同一個夜晚被逮捕了。第二天早晨，當我知道父親被抓走的時候，來到學校里，那個時候我小學四年級。我們一個班只有四十來個學生，幾乎有十多個同學的父親或母親被逮捕。從那一天開始，這種恐怖在我們的心靈里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並且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就被校方，老師，和所謂出身好的同學，指罵為「小右派」，「小反革命份子」。如果我們到勞改農場，勞改工廠去看一看自己的父親，回來就要被變相地批判，鬥爭，所以，這樣的陰影在我的心理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在１９６０年之後，１９６２年抓階級鬥爭，雖然我的父親已經被放出來了，但是，我們仍然屬於五類份子的家屬，被監督勞動的家庭，我的父親每天早上必須在街道委員會的監督下掃大街，就這樣，我的父親作為一個教授，一個知識份子的命運還算是好的，因為他沒有被弄死。我們還沒有家破人亡，因為我的哥哥姐姐能夠寄一點錢，養活我和我的小哥哥，還有我的父母，所以我們沒有討飯，沒有從此陷入要活不能，欲死不得的生活。這樣的恐怖，其實從１９４９年以後，就深深地籠罩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除了那些所謂的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解放者們。

A：是什麼人在控制社區和城市的政治生活呢？

B：黨。黨無所不在，中國共產黨當時就有四千萬黨員。這些黨員當中的掌權者們，從中央到地方，到每一處農村，到每一個小學校，所有中國領土所能達到的地方，都由他們統治，都由他們說了算。在５７年的反右派的運動中，只要一個普通人，說了一個黨員的壞話，向一個黨員提了意見，就會被打成右派份子，就會被勞教勞改，家破人亡。而這個黨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一個４９年以後，所謂的掌握了政權的人，打了江山的人，他們從上到下，分到全國各地，當著大大小小不同的官。另外一種就是靠分化人民製造的，把人民中的一部分當成統治階級，當然是虛偽的，另一部分是被統治階級。用成分好的，工人農民，無產階級，黨的幹部，幹部的子弟，這樣一些人，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產黨打倒的，知識份子，所謂在舊社會有劣跡的，國民黨，軍警，家屬，工作人員的後代，都是被打擊，被壓迫，被改造的對象。所以在中國社會，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個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壁壘分明的社會。一小部分跟黨有權力關係的，被黨認為是出身好的人統治著整個中國，另一部分被黨統治的人在呻吟著。這種狀況已經維持了十七年，同時由於特別的提倡階級鬥爭，提倡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提倡共產黨的人，鬥爭那些所謂成分不好的人，有歷史問題的人，有現行問題的人。它就造成一種人民之間的仇恨，通過電影，藝術，文學，繪畫，進行了十七年的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教育。共產黨有一句名言，階級鬥爭是可以製造的，４９年以後，共產黨就是用製造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手段，把整個國家統治在一種極其恐怖，陰暗的狀況中。所以大家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為什麼文質彬彬的中學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會掄起皮鞭去打自己的老師，用自己的皮帶，活生生地抽死老人，小孩，婦女，其實很簡單，十七年的教育，階級鬥爭的教育，製造階級鬥爭的教育，已經培養了仇恨。文革就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被發動起來的。

A：文革的爆發是否給您這樣出身不好的人也帶來一種轉機和希望？

B：不可能。文革爆發前的十七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動了十幾次政治運動，已經殺害了將近六千萬中國人民。因此，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政治運動又被發動起來了，又有一批人要被處決，被勞改，被勞教，被踐踏，自殺。文化大革命剛剛發動的時候，毛澤東就說，這次又有很多人要自殺了。這就是他當時說的話。

A：你們當時對毛澤東這個人的印象和感受是怎麼樣的？

B：那個時候，你要問到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感受，大家都把他當成一個偉大的領袖，當作人民的救星。教科書是這麼說的，社會上是這麼說，報紙上是這麼說的。所有的地方，從最有腦袋的知識份子，到沒有知識的農民，他都會這樣來回答你。而且絕大多數人也會這樣認為，就是這樣認為的。以我對自己當時青少年時代的回憶，確實有很多人對他是有很深入的看法的，但是，沒有人敢說。第一，不敢深想，第二，想了也不敢去講，第三，一種恐懼的心態，使他們強迫自己認為自己所想的是反動的，是不正確的，起碼是要倒霉的，要坐牢的。

A：能描述一下運動初期您的個人經歷嗎？

B：１９６６年我高中畢業，７月１號全國高等學校入學考試。我是應屆高中畢業聲，我的成績，在安徽蕪湖第一中學是最好的。安徽蕪湖第一中學是安徽的第一所中學，是全國重點中學。可我知道我是考不取的。為什麼？因為我是右派分子的兒子。五類分子的兒子是絕對不允許考得上的，無數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但我畢竟是年輕人，不到黃河心不死，我還是努力學習，準備考試。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號晚上１２點剛過，住在我對街的一個同班同學，深夜敲響了我的門，因為他家有收音機，我的家沒有。敲響門以後他問我在幹什麼，我說我在做題目，我說還有十二天就考試了，我說我在做題目，他說，不要做了，高考製取消了，我們考不成大學了。原定７月１號舉行的高考，因為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被宣布推遲半年。７月１號就沒有考了，全國的高中生沒有考大學，不到兩個月，高考制被取消，這一取消就取消了十年，一直到１９７７年才恢復高考。我們這一批１９６６年的高中生，是在１９７７年，也就是１１年以後，才參加考試的。這個時候，運動開始了，紅衛兵建立了，到處抄家打人。象我這樣的人，首先，是不準革命的，因為我成分不好，不準革命。你沒有資格去參加他們的紅衛兵組織，那你是什麼成分呢？你只能充當被抄家的人，我只能跟著班上成分好的人，去別人家裡抄家。我永遠在最後面，文革以前，我們班３９個人中，有兩個成分不好的，文革以後，我們班有３０個出身不好的，只有９個出身好的，於是，這９個人就統治了我們３０個人，我們３０個人只能乖乖地跟著他們去抄家。跟著他們抄別人的家，帶著他們抄自己的家。反反覆復地抄著，在抄家的過程當中，斗同學的父親母親，讓自己的父親母親去被鬥爭。一個十九歲的男孩子，在中國的古代都可以結婚生兒育女了，他還要跟著別人去干這樣一來的事情，帶著別人去干這樣的事情，你想想那個社會是怎樣的樣子？那個社會，表面上極其高昂，天天是喊口號，刷標語，紅海洋，要革命，可是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候，有多少人家在哭泣，多少人為自己的父母被打死斗死難過，可是不敢說出來，不敢哭出來。父親母親被打死，被斗死了，還要參加鬥爭自己父母屍體的鬥爭會。如果你表現出悲哀，你流了眼淚，那就輪到斗你了。我的同學當中，有給父親貼大字報的，有揭發父親反共反動的，有給母親貼大字報，逼得母親跳樓自殺的。

　　我當時作為一個五類份子的兒子，用如履薄冰都不能形容，就是成天心驚膽戰。我在同學中是成分不好，成績好的，被老師認為是很有才華的，吹拉彈唱，寫書法，我樣樣都能搞得很好，可是這個時候變成了修正主義苗子，封資修的接班人。我緊張地等待著哪一天大字報會貼出來，終於有一天，在八月初，我的大字報貼出來了，說我跟我的反動父親划不清界限；第二，說我說過，魯迅如果活在今天，也會是右派，我真的說過。就這兩條，如果沒有８月１６號，毛澤東為了利用學生幫他造反，發布十六條，短暫地禁止學生斗學生，我這條命大概不會活到今天。所以直到８月３１號，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我跟著我們班同學，走路去看毛主席。從我們住的安徽蕪湖市到北京是兩千多里路，我們走過了長江，我們快走到淮河，扒上火車到北京，參加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見。

　　這個故事我就要告訴你，說明一個問題，在整個廣場上，在幾百萬學生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你所感覺到的，就是恐懼兩個字。當然有很多學生懷著無比的真誠，無比的崇拜在高喊著毛主席萬歲，但是，這裡面一定有因為恐怖而高喊萬歲的人，因為痛苦害怕而高喊萬歲的人，心裡埋藏著仇恨卻要求自己高喊萬歲的人。我舉一個例子，我的一個同班女同學，這個人的名字我現在不能說，因為她在國內，我和她一起坐在天安門廣場升五星紅旗的旗台下面，五十萬紅衛兵全部坐在那兒，等著毛主席，賀龍，林彪坐的吉普車過來。車開過來了，我們歡呼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我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我是不得不喊，我跟著喊，其實我心裡一點也不想喊，可是我知道，我必須喊。可是我身邊的這個女同學，她也舉手喊毛主席萬歲，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在我耳邊偷偷說了一句話：今天沒有槍，有槍我就打死他！這個女同學今天還在國內，三十年來，我在我的內心裡，一直對她是最尊敬的。在我心裡，那麼年輕，我當時就把她看成敢於刺殺列寧的社會黨人卡普蘭。當時我的表情是什麼，當她在我的耳邊講了這句話以後，我回過頭來死死地瞪了她一眼，我知道，如果這句話被講出去，被別人聽到，就會被踩死在五星紅旗下，用不著逮捕了。

　　剛剛毛主席接見完了，我們這些成分不好的，被班上的紅衛兵召集在一起，說北京講了，任何成分不好的人，不準到北京，你們必須在今天下午離開北京。我們班上兩個成分特別好的，共產黨子弟，就把我們這三十多個人趕到北京火車站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什麼？火車站的廣場上面，全部是一片花頭啊。男的，頭髮被剃光，女的，被剃成陰陽頭，臉上冒血的，身上冒血的，到處都有，孩子被打得，嚇得驚慌直叫的，滿廣場都是。紅衛兵們，北京的高幹子弟們，穿著軍裝，帶著紅袖標，手裡拿著皮鞭，可以在他們身上任意地抽來抽去。後來知道，這一批人的總數有四千，幹什麼呢？把他們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貧下中農改造。北京是不能容許四類份子生存的。你想，我是什麼心情？我是從小愛好文學的人，多多少少受了家庭的影響，和我自己讀了很多書，對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多少了解一點。我看到這種情況，除了恐怖以外，就是一種厭惡。我不敢仇恨，但我有厭惡感。我這種人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不是很多的，就是明確地曉得厭惡這種東西。

　　當我們這三十多個人走進北京火車站的時候，突然聽到一聲，「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北京的紅衛兵們唱著這首歌，雄赳糾，氣昂昂地走在北京車站的大廳裡面。當我們剛剛走進去的時候，看見一個很老的老太太，我現在記憶猶新，她穿著褐色香雲紗的衣服，一對紅衛兵走到她面前停下來，問她，你是來幹什麼的？她說，我是來看兒子的。一個女紅衛兵問她，你從哪裡來？我是香港來的。你的兒子幹什麼的？我的兒子是某某部的什麼局長，那個女孩子很有意思，說，他早都被我們打倒了，然後就舉起皮鞭，一鞭子從頭到腳抽下去，老太太的血從臉上怦地噴出來，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誰也不敢去救，誰都要跟著這些紅衛兵喊，老子反動兒混蛋，喊毛主席萬歲，喊文化大革命萬歲。你說，這叫不叫恐怖？

　　那天，從北京上車以後，我就擠在衛生間裡面，站了十八個小時，第二天開到蚌埠，轉了車，過了江，到了家。我告訴我父親，我說，爸爸，你說你解放前當校長，做教授的時候，對家鄉人很好，你幫助過三十多個家鄉的老百姓，你說的話，是真的嗎？我說，你一定要跟你兒子說老實話。他說，我沒有跟你說假話，我救過很多人。我還救過很多共產黨。我說那好，你聽我一句話，我說北京這種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已經開始了。不僅是鬥爭，大字報，普通的抄家，就是直接地去打死這些四類份子。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必須回老家，我們班上的紅衛兵，他們把我趕回來，他們很可能跟在後面就回來了，因為他們學了北京的革命經驗，回到小城市來就要大張旗鼓地這麼幹了。我爸爸比較鎮靜，媽媽就不一定了，也是大家閨秀，比較愛面子，如果把你們兩個放在家門口，剪你們的花頭，你可能還能忍受，媽媽可能一頭撞死了，不撞死也打死了。我一點半鐘到家，三點鐘說服我的父母，四點鐘之前趕到派出所，把我父母的戶口主動遷到了農村。我父親在家鄉躲過了這場浩劫。每天早上做為改造的內容，他去掃一條小街，除此以外，鄉親們很照顧他。凌晨四點，我回到了在蕪湖的家，我八歲和七歲的兩個外甥女，從樓上撲下來，說，小舅舅，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砸斷了。我一看，整個家被砸得一塌糊塗。那天晚上，我就抱著兩個外甥女，坐在地上，睜著眼睛，濕衣服也沒換，就這樣睜著眼睛，一直坐到１０點鐘左右。我下了一個決心，我決不參加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這就是我，作為一個１９６６年的高中畢業生，沒有參加一個造反隊的根本原因。而且以我當時淺顯的歷史知識，我認為這是一個絕人倫的，不講人性的革命。所以，整個文化大革命就是我讀書的十年。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的這批同學當中，成分好的造反，成分不好的，由於毛主席發表了十六條，說學生不準斗學生，但已經先有一部分學生起來鬥了一部分學生了。那麼，這部分被斗的學生呢，也起來造反，保衛毛主席，老紅衛兵呢，也起來造反，要保衛毛主席，不論是運動初期斗人的和被斗的都要做紅衛兵，都要去保衛毛主席。他們互相鬥就不說了，他們更重要的是去斗誰呢？還是地富反壞右，斗那些４９年以後已經被鬥了不知多少遍，只是還沒有被斗死的人。一直到１９６８年，把我們這一代人全部下放到農村。因為這一批人在過去的這兩年中，造反，鬥爭，打派仗，發展到紅衛兵們都有武器。互相開機關槍，甚至連迫擊炮都用上了，我的同班同學被打死了八個。到１９８６年，毛澤東覺得不好收拾了，提出上山下鄉。按照他的號召去造反的，抓的抓，殺的殺，按照他的標準作惡不太多的，全部下放到農村。我１９７６年曾經到農村做過一個調查，在安徽省馬鞍山市郊區的一個公社裡，下放的四百多個女孩全部被本村的幹部強姦過。

A：您在當時能讀到的，感興趣的是什麼書呢？

B：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我的那批同學，他們天天去抄家，抄圖書館，抄了人家的書，那都是封資修，他們當中，人情是永遠不會絕滅的，我的那些同學們，我有時侯就跟他們講，你們有時候就不要燒，給我吧，於是，他們在抄家的過程中，只要不是被他們認為是明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書，明顯的封資修的書，比如莎士比亞全集，比如孔子的書。７４年才批孔，那時還沒有明確的批孔。這樣一些書，詩經啊，唐詩啊，我就看這些書，第二，在兩派武鬥已經很厲害的時候，我的搞武鬥的朋友也給我送雞蛋，他們掌管了電台，廣播站，借給我錄音機，因為我喜歡音樂。我這樣的人，是文革中不夠資格參加革命的，等到一批也曾經是被壓迫的學生也去革命的時候，他們也不帶我們革命。有的出身不好的人為了參加革命，不被拋棄，可以把主席像章別在肉上，用自己的鮮血來表示自己的忠誠。我是另外一種典型，只要有機會不讓我戴這個像章，我是堅決不戴。只要有機會不讓我讀毛主席語錄，我是堅決不讀，我就在家讀書自修。

A：您現在回憶兩派的鬥爭，有沒有認為基層的文革與上層政治成為了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

B：有不同的差別，但系統是一樣的，只要毛澤東在北京發一聲號召，不論是哪一隊紅衛兵，哪一隊造反隊，都是要堅決緊跟照辦的。他們在鎮壓所謂地富反壞右，鎮壓所謂特務叛徒走資派的時候，從來就沒有任何區別。曾經不讓造反的，曾經被鬥爭的這一部分人，確實有帶著對欺辱過自己的人的報參加運動。比方說，在我的學校，有幹部子弟，團支部書記組成的紅衛兵大隊部，簡稱「紅大」，運動初期，整所有同學，另外還有一個叫「敢死團」，其中大部分是在運動初期被他們整過的。這兩派就帶著單位里的歷史仇恨他們互斗，但是對毛澤東號召，他們從來沒有發生過分歧。這一點必須認清楚。有人認為有兩個文革，一個共產黨的文革，一個人民文革，我曾經在一個大會上問他們，你們當時對地富反壞右的態度是什麼，對毛澤東天天搞階級鬥爭的要求做了沒有，如果做了，那麼，你們的文革是不包括地富反壞右這些人民之外的份子的。如果有人民文革，那麼，你們的領袖是誰，發動者是誰，理論是什麼？過程是什麼，結果是什麼？如果把毛澤東發布１６條以後的造反叫做人民文革，那麼，你們的領袖還是還是毛澤東。沒有人能回答我。這是笑話么，人民有權發動一場文革的話，也就沒有文革了。

A：如果說林彪事件是一個轉折點的話，那麼這個事件對您的影響是什麼？

B：從文革爆發到林彪事件以前的４，５年間，我因為接觸很多象我這種出身於有知識家庭的人，我們在內心對毛澤東文革實際上是深惡痛絕的。儘管我們也必須站在人群中高舉拳頭喊毛主席萬歲，實際上我們心裡明白，這完全是倒行逆施。但是，大部分人是沒有覺醒的，大部分人是恐懼，害怕，加上盲從，那是十七年教育的結果。可是，林彪事件卻使得全中國絕大多數的人，對毛澤東和他的文革覺醒了。全國人民通過林彪事件才發現，所謂文化大革命不過是一場騙局。不論是他要打倒的人，還是支持他打倒別人的人，都被他整了。而５７１工程紀要所揭露出來的毛澤東是絞肉機，是B－５２轟炸機，它作為文件發到每一個鄉每一個村，所有讀這個文件的人，表面上都講，毛主席英明，回到家講，毛澤東不是東西。所以，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覺醒，是從林彪事件開始的，這是文革十年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儘管人們非常痛恨林彪，他舉著小紅書，站在毛澤東的後面，那副諂媚，醜惡的樣子，文革當中他利用手中的槍杆子，為毛澤東維持這個浸透著鮮血的政權。可是，他的死，他所製造的九一三事件，確確實實讓全國人民對毛澤東，對毛澤東的這個黨覺醒了。但是，人們也認為主要是壞人當道，被鬥爭打倒的人，劉少奇，朱老總，陳毅外交部長都是好人，其實這一批人，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挨了整，他們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運動中，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但那是後來了，當時對他們還沒有覺醒，包括我本人。周恩來死的時候，我還流了眼淚。

　　毛澤東的死和周恩來的死，是截然不同的。毛澤東的死的那天，是下午三點，全國電台廣播毛主席去世了。我的一個同學，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裡來，跟我講，第一句話，老毛駕崩了。我說，死了？（他說，）死了。我說，怎麼辦，（他說）上街看看去。正講著，另一個同學又來了，我說，好，看看去，到街上一看，街上廣播里正沉痛地廣播著悼詞，所有大街上，沒有人哭的，沒有人喊的。每一個人的臉鐵青，什麼叫恐怖？每個人的臉鐵青，不敢笑，也沒人哭，誰都不吭聲，看到誰，熟人，只是看一眼，碰到當官的，連眼光都不敢相對。還有一種是會意的，外人看不出來的的那種感覺。可是我們這幾個人幹了一件什麼事呢？我同學問我，你今天身上還有錢嗎？我說，我身上還有七塊錢，那時侯２８塊錢一個月。說，吃飯去！那心裡快活，毛澤東死，我們心裡快活。我們就走到蕪湖當時最高級的飯店，叫同慶樓，我們走上樓去，我傻了，已經全部坐滿，只剩下拐角上的一個小桌子。那是四點多種，沒有一個人講話，沒有一陣哭聲，只聽到杯子盤子碰得啪啪啪！碰杯。我從來不喝酒的人，我們那天把身上所有錢拿出來，湊成１０塊錢，那天大吃了一頓。

B：毛澤東知道，他通過正常的通過黨委搞運動的途徑，是不可能鬥倒劉少奇的，所以他才背水一戰，利用自己多年來人民領袖的神秘感，從下而上，而不再是從上而下地來發動這場政治運動。他要衝破劉少奇路線上的人，就是那些各省，各市，各廠各公社的黨委書記們，所以他必須發動群眾。他要求北京學生大串連。而學生大串聯，是要他們去衝擊黨政機關，到全國各地去點火，去串聯，把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都點起來了。大城市往小城市，小城市再往鄉村，然後把所有的黨委全部摧垮。省委書記在一個省統治了那麼長的時間，一般人斗不起來，可是北京來的紅衛兵，把他從家裡抓出來，掛上牌子，他一鬥了，下面的副書記，市長也都鬥起來了。象我們這樣的，也可以串聯啊，我們擠火車，坐輪船，到處玩，到哪裡吃飯不要錢。這樣一來，在學生當中出現了一大批跟我一樣的人，他根本不想去幹革命，但是串聯他串了，吃飯不要錢的事他幹了，遊山玩水的事他幹了，這樣一串聯，串了一年多。串聯停下來就是武鬥，武鬥以後就是上山下鄉。

A：林彪事件到文革結束的五年間，您的經歷和體會是怎樣的？

B：林彪事件后，我中學的數學老師曾經在學校的大操場上深夜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監獄。他說，我知道你人好，你不會出賣我。我們在操場的一邊走，不敢走到另一邊，另一邊是一個土坡，土坡上放著上百具棺材，全是武鬥中被斗死的學生。我那天回來以後寫了一首詩，叫「１９７１年的月亮」實際上中國真正的民間文學，地下文學，也就是從這一段時間開始的，１９６８年開始下放以後就有了。那樣一種情況下，一直到１９７６年毛澤東死，全國人心極其痛苦，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怕人翻案，又搞了一次「一打三反」，一次槍斃的人不亞於６６年。全國大概槍斃了兩百萬。為什麼，因為林彪事件以後人心渙散。不僅是老百姓覺醒了，毛澤東的那些幹部也覺醒了。曉得我們全部是炮灰。紅衛兵幫毛主席鬧革命，結果是全部下放農村，我們勞動一天掙八分錢，有的勞動一天，不但沒有飯吃，還欠生產隊的。所以整個人心渙散，信仰開始崩潰，對毛澤東的迷信開始崩潰。社會出現亂象，刑事犯罪越來越厲害。公開的打砸搶燒殺無時沒有，無處沒有。一個靠槍斃逮捕，靠掛牌子遊行遊街維持統治的社會，人心會是光明的嗎？到７４年，他為了搞周恩來，又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又鬥了一批人，又打了一批人。這是運動時期，非運動時期，每天幾乎沒有不槍斃人的。整個文革，應該說是在一個紅色恐怖的陰影下，在它的前期，是赤裸裸的鮮血的恐怖，在它的後期，林彪事件以後，更多的是一種信仰崩潰的陰影似的恐怖。

　　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是以一個年輕的，不合作者的形象出現的。儘管我覺醒的層次很低，但我知道這是一個害人的，它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它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它是一場迫害人民的政治革命。這一點在我的內心裏面，在哪個夜晚，抱著兩個外甥女的那個晚上，我是很清楚的。第二，我是這場文化大革命中的幸運者，我的幸運，來源於別人沒有看到的一點——海外，西方學界都認為文革是中共統治中最黑暗的歲月，我要承認的是，那種公開的，瘋狂的，殘酷的殺戮和迫害，是１９４９年以後最厲害的。但是，一個數字可以告訴我，在毛澤東統治的２８年裡面，前１７年，文革前的１７年，他殺害中國人民六千萬。文化大革命，殺死，打傷是兩千萬。前１７年裡，凡是地富反壞右子女，都必須被強迫他們自己是反動的，整個思想，心靈，靈魂都是被扭曲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在某種意義上，使這部分人獲得了解脫和解放。為什麼？文化大革命當中，曾經整人，害人的共產黨幹部，他們自己也倒了霉，他們百分之九十五都倒了霉。劉少奇都是反革命，那麼，反革命，壞份子，右派，這些帽子的壓力反而減輕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它有一個客觀效果，表面上，它的轟轟烈烈的殺人鎮壓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它對中國人民的迫害，從肉體到精神，遠不如前十七年。而且，它擴大了「反革命」的陣營，在全中國，把那麼多的共產黨的幹部都變成了反革命，因此，它使人民在心理上的承受力，變得前所未有地強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在度過了１９６６年的那個殘酷的夏天之後，我們的心情，比文革前１７年，比父親被打成右派的時候，感覺反而還輕鬆了一點。為什麼？舉目一望，人人反革命。文化大革命當中，許許多多曾經整人害人的共產黨幹部跟我住在同一個牛棚里，跟我一道受批鬥，我膽子都比原來大啊。所以文化大革命在客觀上，其實是後來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前身。它使（對）毛澤東的迷信破產了，它使對共產黨的信仰動搖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跟文革前十七年相比，反而變輕了。所以１９７９年，鄧小平為了收拾人心，進行平反的時候，你發現，平反的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５７年反右，什麼三反五反，５９年反右傾，６４年什麼四清運動，主要是這些。海外西方學者不了解中國，他們真的不了解中國。包括台灣，他們都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共產黨作孽最多的一個階段，其實共產黨作孽最多的是前１７年。１７年，用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手段，扭曲了人的心靈。

（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