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人物： 周舵-（續）

續- ..........也就是我要講的第五件工具，「六分法模型」。（略）

這是一個政治生態圖。這個政治生態圖的兩個軸，橫軸是政治立場或者政治上的價值取向，價值目標、主義、信仰。這邊是左，這邊是右。左和右是從法國大革命傳下來的。它含義很多，但基本上無非是，左更多照顧中下階層，照顧窮人，右呢，相反，偏向社會的中上層。左更強調平等，右更強調自由。有很多區別，大體上就是說左是窮人喜歡的，右是不那麼窮的人喜歡的。這個是政治立場。

 這個縱軸是政治手段，就是你用什麼樣的政治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下邊是激進－強硬－革命，上邊就是溫和－漸進－改良。中國目前，以至於說，我認為未來20年之內還是這個格局，由六種（或七種）主要的社會政治力量在相互博弈。1是極左,是左翼這邊最左的，同時在使用手段上也是走極端的，無所不用其極，可以不擇手段，暴力、欺騙、陰謀詭計什麼都可以用。5當然就是極右。3是中左，4是中右。中左簡單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就是極左溫和化之後，通常是當它進入到體制內之後，慢慢作為合法的左翼黨就開始溫和化，因為它要得到多數選票必須要靠近中間立場。中右也是，就是自由主義左翼，因為自由主義本身是右的，靠左的自由主義就是中右。也就是說，左派從右派學了一些東西，右派從左派學了一些東西，就變成這兩個派別。雷蒙·阿隆，法國一個非常有影響的自由主義學者，他有一句名言，一個人要是在40歲之前沒有信過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沒有心肝，不善良的意思；一個人40歲之後還信馬克思就是沒有頭腦，缺心眼！我把這個話引申一下，左派都是心腸好腦子壞，右派就正相反，腦子好心腸硬。所以左派要向右派學一些智慧，一些好的腦子，它就變成心腸好腦子也不太壞。右派就要反過來，要從左派學些好心腸。小布希第一任時候的競選口號「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實際是個非常好的口號。不過共和黨可不是自由派，不是自由主義，它是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就比自由主義還要右。但它大體就是這個意思——我腦子好但我要有好心腸。於是乎天下太平，兩邊都是腦子好加好心腸。所以這兩個，中左中右是主流，兩個主導力量。然後在一個基本的制度和遊戲規則下面，它們合法競爭，誰能得到多數選票，誰就執政。另外那個就做在野黨去監督它，但你永遠有機會在下次大選時上台執政。就是這個虛線方框a所表示的。這就會有一個了不起的東西——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即所謂人民的利益，盧梭所講的「公意」，公共意志，亞里士多德講的「公益」，公共利益，大家的一個共同的利益。請注意，「人民」和「全民」並不一定是一個東西，「人民」經常是指一部分人，居人口多數的窮人，底層民眾、「勞動人民」，於是，「人民利益」就不是「公益」，是那多數人、一部分人的「私益」。這個公益到底怎麼知道呢？一個好的政治制度，肯定大家都說一定是要滿足公益的。但你怎麼知道公益是什麼？現代這麼發達的調查技術，我們可不可以通過民意調查來知道所謂人民的利益，所謂的公益是什麼呢？不可能，不信你試試。你做1000個民意調查，你也不可能得出來人民的利益是什麼。我認為唯有一個辦法，請看圖二： （略）

 中左、中右這兩個主導力量輪流執政，於是就像這樣一條一條波動的曲線一樣，中左上台就往左跑，但是不會跑太遠，有一個內在平衡機制把它拉回來。它要跑太遠跑到共產黨極左的位置上是做不到的，選民不同意，一定會把它拉回來。不光選民不同意，制度也不同意，傳統也不同意。所以說它這個左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左派都有盡量左的衝動，當它跑得太左了之後，一大堆的毛病全出來了，選民就不滿意，把它選下台。於是右派上台，就往右跑，也同樣不能跑太遠。就這樣互相交替之後，你發現它是圍繞一個中線在波動，「人民的利益」就是這條中線。沒有這套機制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人民的利益是什麼。它是個非常抽象的東西，只有通過這個中左、中右平等競爭，然後長期來看，發現它有一個波動的中心C，這叫人民的利益。它是在一個不大的幅度L和R之內一左一右往前跑，就像我們開車一樣，不是一條直線往前跑，一定是你往左偏了一點趕緊往右打回來，這樣圍繞一個中線往前開。

 我們中國倒霉在正好相反。我們是極左加上極右，極左是共產黨，孫中山死後國民黨成了極右，這兩種勢力在做長時期的殊死搏鬥，中國整個就是一個極端主義的絞殺場。於是中國就在一個非常大的震蕩幅度A和B之內來回絞殺。這就別說自由民主，基本的經濟發展什麼都談不上。所以我這個課題的副標題就叫做極端主義批判。對中國來說，最危險的是三種極端主義。1這是一種，就是新毛派。極右5包括市場萬能論,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次金融風暴跟它有非常大的關係。像哈耶克，弗里德曼，諾齊克等也是極右，但他們是在星號*的位置，極右的主張，但不用極端的手段。激進民粹民主也可以放到這裡，因為中國情況很特殊，我們就勉強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把它放到這，實際上是有問題的，它在西方是極左，正相反。激進民粹民主不光是認為可以把西方很成熟的那一套制度照搬到中國來，只要推翻一個反民主的壞政權，民主馬上可以速成。從根本上說，它的致命問題是觀念里根本就沒有人權保障、有限政府、自由憲政和法治這整整一套東西。還有一個7,是在這個位置，它實際上是一條線，它可能偏左一點，7-1，也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形態屬性，成為一種中派極端主義7-3。這叫做成「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實際上是非常有害的害國主義，新法西斯。當它站在中間立場的時候，作為民族主義，它認為我們民族是一個共同體，大家利益完全一致，我們一致對外。所以它非常反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把國民一條線劃開，這邊是自己人，對面是敵人，它主張不要在內部搞分裂，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要一致對外，富國強兵，「實力決定一切」，爭取最大的生存空間。極端民族主義不是愛國主義，是害國主義。我也是愛國主義者，但我是親西方的，親英的愛國主義，絕對不是反西方反美的。我對美國有很多批判，但我承認美國有非常多的好東西我們要學過來。它那個憲法非常了不起。

 這三種極端主義一定要把它控制住，消滅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一定不能成為主流，要讓這兩個溫和中派成為主流。

 還有2是鄧派，是現在共產黨的主流派。它實際上是從1這個極左立場開始轉變的。請注意，我這個是政治生態圖，不包括經濟因素。從政治上來說，我認為共產黨未來的前途就是走到3,社會民主主義。因為它作為一個左翼黨是不可能走到右邊去的，否則它就一定瓦解，四分五裂了。它一定要變成中左，千萬不要變成7,新法西斯！就我所見，共產黨往中左走，中左加中右，培育這兩個主流，這個觀點是我最早提出的，趙紫陽還特地兩次讓人傳話給我，說他非常同意我的觀點。很高興，現在已經開始有陸陸續續的結果，《炎黃春秋》謝韜先生從去年開始，然後一大撥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跟上來了。同時要讓中右在體制外充分發育起來，中左中右這兩個成為主流之後，中國的問題基本就解決了。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鄧派２推到中左3，讓中右4迅速發育起來，然後把1、５和7這三個東西壓住。

 還可以加上一個6,當年的胡和趙，胡耀邦趙紫陽。他們是往中左走的，比鄧更接近中左，本來是完全可能走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很可惜，被保守勢力妄加罪名拉下馬，於是政治體制改革停滯倒退了十幾年，以至於形成今天權貴資本主義黑惡勢力大泛濫的局面。

 至於具體操作方案，可以提幾個要點。首先要達成精英的共識，這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則，其中的司法獨立至關重要。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這個「政治權利」起初並不包括在「基本人權」之中），政治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精英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台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多黨制發育之路，像17世紀英國托利黨輝格黨，19世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大眾的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的時候了，否則，「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擴大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非現實性、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儘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官員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文官），執政黨任命政務官，文官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當然也包括執政黨的黨員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遞進的民主化機制。「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個興旺發達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合法有序參與，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總而言之，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民主化的大原則，有利於、有助於實現既定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都可以嘗試，並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業的商業計劃書那樣完全理性、邏輯化的精確操作方案。

 第六件工具，「共和中庸主義」，是進一步從不同的角度——當代系統論－控制論的，中國傳統政治經驗的，西方政體類型學說的角度，來說明「自由民主」從本質上說，就是以多元動態平衡、利益兼顧的中庸原理為基礎的共和主義混合制度。「幸福的家庭都相似」，高明的智慧從根本上都是相通的——都是對於紛亂多變，看上去茫無頭緒的萬千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永恆的齊一性、規律性的認知和感悟。「中庸」不是機械地在兩個極端之間取中，更不是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無原則的抹稀泥，它的基本涵義包括「目標」和「手段」兩個方面：一，目標盡可以高遠，但這理想目標必須是現實可行的，而不是不可能實現的「人間天堂」；二，力求「帕累托改進」 ，所謂「增量改革」，盡量爭取在不損害任何人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增進社會利益總量，而不是從某種教條式的「正義」原則出發，把不經全民充分協商同意的片面主張強制施之於一部分社會成員。正義目標的實現應當朝前看，不應當是朝後看的算歷史老帳，因為正義的追懲可以沒有止境，往往弄到每個人都成為受害者的地步。建立在開放的、自由平等的討論和協商而達成的社會共識、社會契約基礎上的，自由民主基本制度和遊戲規則，顯然不可能經由偏袒社會某一部分成員——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強者或弱者，靠著在社會各群體之間煽動鬥爭與仇恨，通過暴力和「專政」方式達成。毋庸置疑，「和諧社會」與「中庸共和主義」是一回事，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髓」則完全對立。

 最後，第七件工具，「文化保守主義」或「文化精英主義」，說的是一個好社會除了要有好的政治制度，好的經濟機制和好的社會結構之外，還必須有好的文化——信仰、價值體系、哲學、倫理道德、思想理論、文學藝術……，必須有判定文化好壞的標準，必須獎勵好的文化、鼓舞人民去努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或者，換個時髦的說法，中華民族的振興，除了發展硬實力，經濟和軍事實力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培育軟實力，制度和文化的感召力、影響力。硬實力令人畏懼，軟實力使人愛敬，我們中華民族的主流——儒家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崇尚「王道」、以德服人即軟實力，貶低「霸道」、以力服人即硬實力的，這也正是中華文明在歷史上曾經具有如此強大的感召力、說服力，具有融合異民族異文明的凝聚力的秘密所在。中華文明的再次輝煌，一定要回歸這個「令人愛敬」的偉大傳統。肯定中華文明有一個偉大傳統，這就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基本立場，正和「五.四」全盤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相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其積極的正面的貢獻，沒有它對當時極為強大的極端保守勢力的強力衝擊，中國的現代化和社會進步就可能寸步難行。「五.四」的問題在於，它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而為激進主義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打通了道路，與法國啟蒙運動激烈反傳統的「理性僭妄」打通了導向法國大革命的道路如出一轍。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知識界才知道，除了法國啟蒙運動之外，還另有一個蘇格蘭啟蒙運動，兩者分別為法國的激進革命和英國的漸進改良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辯護。法國啟蒙學者推倒上帝，把人類推上神座，以為有了科學理性，人類便無所不能——不僅有資格審判全部人類歷史和文明，按照一個完全脫離實際的純理性邏輯推演出來的全善全美的天國理想，把前現代的整個人類文明判定為不合理、不道德而一筆抹煞，進而，認為人類有能力在徹底拋棄這些「過時、陳腐」的歷史垃圾的一片空白之上，按照一套自以為是的理想藍圖創造一個十全十美的人間天堂。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與此相反，它強調人類文明是像生命體一樣有機生長的，各個成長發育階段之間是密不可分的渾然一體，絕不能理解為截然對立、相互取代，一個接一個的所謂「徹底革命」。

 好的文化，說到底就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這就要求我們對於「人性」有一個全面、深切的，科學的了解，這門科學就是心理學。科學心理學自1879年創立至今，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行為主義和人本主義心理學。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主要代表馬斯洛堅決反對弗洛伊德和行為主義學派把人僅僅看作與其它動物沒有本質區別的一個動物種類，反對排除價值觀、撇開是非觀念來研究人的行為，反對文化相對論和道德虛無主義。馬斯洛認為，整個人類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準則，而這些準則是可以用科學來證實的——通過深刻剖析人類當中「出類拔萃之輩」的生活，通過科學地描述處在最良好的社會條件下的最出色人物的價值觀，就可以得出結論：這些價值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人的生物性質中的一部分，是本能的而非後天獲得的。「人性」即人的本性，最充分地體現在這些潛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人格得到最完善發展的，「自我實現」的最優秀分子的身上，而不是體現在人的動物式的低劣本能和精神病態者，或者處於中間水平的大多數平庸者的身上。一個好社會，無非就是能夠為每個人的「自我實現」提供最良好條件的社會，而好的文化，就是由這些「自我實現的人」所創造、所分享的文化。

 具體而言，這個「好的文化」當然必須是和好社會的其它子系統相適配的，它的核心價值，應當是自由、平等、博愛、人道、法治、民主……這些人類普適價值。其次，它的內容，應當是能夠充分滿足如馬斯洛所歸納的全部人類低級和高級需要的。第三，它應當是多元的、豐富多彩的，不能是和專制主義相配合的文化大一統。第四，在多元文化之中又應當有核心、有主流、有引導，而不是價值虛無主義，無好壞高下之分的文化相對主義那一套。第五，這種主流文化不應當是由某一部分人，更不應當是由政府強加給全社會的，只能通過類似科學共同體形成「範式」（paradigm）的方式，以開放的、自由平等的討論來形成。第六，為了開展這樣的文化討論，首要前提是要對我們目前的文化現狀作出不懷偏見的分析判斷。依照我個人的意見，我們現有的多元文化包括1.正在發育成長的現代性主流雅文化；2.以儒、釋、道為主體的傳統精英文化；3.傳統民間草根文化；4.遊民痞子文化（參看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5.民粹主義文化（系統闡述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6.激進主義革命文化（「樣板戲」為其代表作）；7.大眾商品娛樂文化；等等，它們之間不是無高下好壞之分的，那種「多元文化之間沒有高下好壞之分」的立場僅僅是文化激進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的一家之言。一個平鋪的、甚至是向下看齊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好社會。好社會一定是鼓勵人們向上升華的，因此，什麼是「上」、什麼是「下」，我們首先就要有一個充分說理的、有堅實論據的分析評判。我的初步看法是，上面所列舉的七種多元文化當中，前三種經過適當的取捨之後大體上是好的，后四種是不好的或不夠好的。很多同學喜歡追時尚，他們不知道，實際上那不過是「唯新是尚」的文化激進主義，和商品娛樂文化雜交出來的偽貴族趣味，塗上貴族油彩的暴發戶趣味而已。你們不要以為舊的東西全都是壞的，新的東西才是好的，而且越新越好。錯，非常錯！我就堅持認為，科技是新的好，文化卻是老的好。所謂時尚，那些東西99%都是泡沫——可能有1%或是千分之一將來能留下來。文化保守主義的基本立場就是這樣一個態度，就是說文化精品，人類所創造的最寶貴的文化精神財富，一定要經過一個時間的考驗。時間是一個最權威的篩子，會把沙子篩掉，把真金留下。沒有經過這個篩子，通常都是泡沫，十之八九是泡沫。當然不全都是泡沫，新的東西最終一定會有東西被篩選之後會留下來。比如說現在這些歌星巨星，也許像Michael Jackson,50年之後可能在音樂史上有關於他的一句話。其他不會有任何痕迹留下來，一定的。但是貝多芬，肖邦，莫扎特，勃拉姆斯，一萬年以後仍然是大師，受萬人景仰。不信你活一萬年以後看看我這話對不對。

 好了，我就講這麼多，一堆謬論。歡迎大家提問。任何問題。=======================================

 學生提問：周老師，我想就剛才的民族主義提問。我覺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界限不是很清楚。可不可以這樣理解，愛國主義是一種癥狀比較輕的民族主義？

 周舵：你作為一個記者，向老百姓這麼說是可以的，但是不嚴格。愛國主義是一種情緒、情感，民族主義不光是情感，還有一套理論。實際上民族主義這個東西，就是我剛才講的，由於我們學西方亂學……哦，剛才忘了講一點，我之所以反覆強調這個「工具」之重要，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這套工具，那麼我們只好學西方那套工具。而西方那套工具是他們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發明的，不是為我們發明的。我們只能把西方的工具拿過來后，根據中國自己的問題加以改造才好用。因此，那種「食洋不化症」，學不好亂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回到你說的民族主義，中國就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民族主義是有了nation state之後，主張單一的民族要建立自己的國家，每個民族建立一個政治共同體，才會有民族主義。它是從法國大革命才有的東西。中國歷史上就不是這一套。中國從來就是一個文明的中心，周圍都是文明落後的部族，ethnic group,不是nation。中華文明不斷往外輻射擴展，是一個一個的同心圓。「中華民族」根本是個大雜種，一個民族大熔爐，哪有什麼單一民族？中國就沒有像西方那樣，不同的,規模大小和文明程度差不多的nation states互相之間打來打去，因此必須要產生一套民族主義的號召來凝聚自身。中國是完全沒有的。而且中國也沒有種族主義，沒有封建，也沒有奴隸制。中國人曾經有非常強烈的優越感，但那是文化優越。中國有文化優越這個東西，沒有種族優越。你什麼膚色根本不重要，你認同我的文明，你向我的華夏文明學習之後，你就是自己人。中國只有天下主義，沒有民族主義。「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就是孫中山誤導中國人，把這套西方式的民族主義或者說種族主義拿過來煽動漢族。歷史上，當漢族遇到強大的外族入侵的時候，它由於在跟外族發生激烈衝突，需要有個東西來凝聚漢族人，這時候就會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類東西，但是跟西方的民族主義還不是一回事。照我看，「民族主義」翻譯成「國族主義」比較好，我們的「少數民族」最好翻譯成「少數族群」，族群是ethnic group，「民族」或「國族」才是nation,專指包括各族群的全體國民。不然的話，我們將來會有大麻煩，藏獨，疆獨，台獨，層出不窮。

 周舵：非常好的問題。觸到要害！民粹民主這個東西，它的理論和實踐是完全脫節的。我剛才講的是它的理論。它理論上講的是多數窮人要直接統治，工農兵要掌權等等這一套。但是這些東西一落到實踐當中是一定失敗的，它根本是一小撮精英弄出來的幻想，不可能實現的。它最後要麼變成無政府狀態，文革打內戰就是這樣。要麼就變成一個人統治。你讀一些古代希臘的歷史，古代希臘的城邦民主就有大量的這個問題。有學者把這個叫作「民主和僭政（僭主制）的陰鬱交替」。僭主就是非常類似陳水扁這樣的人，利用一套蠱惑民心的手法把民眾煽動起來，來擁護他上台，等他上台之後，搖身一變，變成一個獨裁者。所以民粹民主非常容易滑到這裡，變成僭主制，然後僭主制又被推翻，又變成民粹民主。非常不理想，一個「陰鬱」的，陰沉沉的循環。

 學生：周老師，我想問一下，阿倫特在《極權主義起源》裡面研究猶太民族，她就覺得當時幫助希特勒殘害猶太民族的是他們本身，是猶太民族的領袖引起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說代表下面民眾一些利益的領袖，他們本身就利用極權主義來殘害民眾本身。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周舵：你的概括好像不太準確。但是無論如何，她的解釋我認為並不深刻。因為她關注的重點，她本身是個猶太人，關心的就是猶太人的情況，對於中國人並不十分適用。我們的問題是另外一套。另外，我個人很不喜歡她那種德國人的表述方式，做作，故作高深，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語義含混晦澀，浪費讀者的時間。不讀也罷。

 學生：周老師你剛才說西方文明當中有最好的東西和最壞的東西，我想問一下這兩個東西分別是什麼。然後中華文明裡面也有最好的東西和最壞的東西，這兩個分別是什麼？

 周舵：簡單說你這個問題太大了，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西方文明當中最好的東西，我剛才已經講了，憲政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民主革命。這就已經夠多了。壞的東西就是馬列毛，我也已經說過了。文明當中有很大一塊根本無所謂好壞。西方人用刀叉吃飯，我們用筷子吃飯，西服和唐裝，這沒有什麼好壞。不是說文明都要分出好壞來。我們區分好壞一定要根據你的問題。我們面對什麼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就是壞的，有助於我們解決問題的這些文化資源就是好的。中華文明有太多好的東西，至少唐詩宋詞——這麼說吧，你隨便拿一本講中華文明的書，你看裡頭從古到今，那裡基本上都是好東西。中華文明裡頭最不好的就是從秦到清的皇權專制主義，以及相關聯的父權專制，歧視婦女，三妻六妾，裹小腳，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清理乾淨。

 學生：周老師，你能不能用六分法模型解讀一下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軌跡。它應該是從極左往中左的區間在挪動，但是同時並沒有一個制衡它的力量。你認為是什麼樣的力量推動它進行這樣一個軌跡？有沒有可能一直呆在這個軌跡里不能往前推動？

 周舵：我先回答你是什麼推動它的。危機。文革造成的嚴重危機。它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共高層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實際上就是陳雲路線和鄧小平路線。陳雲路線就是要回到「一五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正統的斯大林模式，官僚制的極權主義。就是靠一個黨政官僚的系統來推行工業化。它是重視專家和知識分子的，雖然知識分子在它的理論裡頭仍然是異己，但是它知道不用他們不行，不用你工業化、富國強兵的目的都達不到。而毛恰恰和這些完全相反，他不要黨政官僚，不要知識分子，就靠最沒有知識的工農大眾。鄧小平不一樣，鄧小平知道那條路是走不通的，不能回到那條路上去。鄧小平路線，實際上說穿了，改革開放這四個字，重要的是「開放」而不是「改革」，因為改革是沒有方向的。只是說原來的東西不好，什麼好呢，它是完全不明確的。開放是非常明確的，向誰開放呢？當然是向西方開放，不可能向非洲開放，對不對？這是非常清楚的。而為什麼鄧小平會作這個選擇，跟他的經歷有很大關係。早在八十年代，我就曾經把中共高層分成三個大山頭。一個是毛澤東的本土派，山溝里的土八路。一個是親蘇派，計劃經濟加一黨極權。一個就是親西方派，是以留法勤工儉學的那一批人為核心的。這是相對而言的，當然他們共同的地方可能會更多。文革的一個非預期的結果就是，毛把親蘇派基本消滅了，同時也讓自己這一派聲譽掃地，這才給鄧這個親西方派騰出了一大塊政治舞台。我覺得鄧小平在法國呆了6年多將近7年，對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知道西方文明是什麼東西，除了蘇聯那一套之外，世界上還有另外一套好的東西。再加上文革，他自己受了那麼多的磨難，最器重的一個兒子跳樓跳出一個截癱。在文革期間他作了一個很長時間的思考，然後作了這個選擇。問題就在於，他向西方開放，同時他又並不是一個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他還是像我們1840年之後，自強運動那個主張，就是把西方的科技，先進的軍事技術，「四個現代化」，這四個裡面沒有一個提到自由民主，把這些東西學來，但是自由民主我不要。基本就是這個路子。但是到了江澤民時代，就發生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他不但不往這個自由民主的主流方向走，他變成意識形態極左，經濟社會政策極右，變成這麼一個非常奇怪的混雜物。極左的意識形態加上極右的經濟政策，他是拚命在培育權貴資產階級。他只是照顧少數富人，而這些少數富人就是利用他們手裡的政治權力非法致富的，各級政府官員和他們的子弟親友，不是一般的商人企業家。所以可以說，江李政權就是這些權貴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同時他在意識形態上是極左的，這個極左實際上已經把其中的社會主義、平等主義全都拋棄掉，只留下一個東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極左的意識形態完全是他鎮壓人民的一個工具而已。這是現在胡溫上來之後面對的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我應該說他們是開始從這樣一個江李體制開始轉向了，經濟政策往左走，意識形態往右轉。所以我對「胡溫新政」相當肯定，它基本上符合我所指的那個方向。但是，它可能走得太慢了，走得太慢會有問題。走得太快要翻車，走得太慢，你別以為開慢車就不會翻車。你走得太慢了，那些激進勢力就要崛起，最後還是逼著你開快車，還是要翻車。你慢慢騰騰堵著大家的路，早晚有個急性子壞脾氣的上來把你頂翻到溝里去。現在就是太慢了，承諾得多，做得太少，「胡溫新政」差不多成了「裱糊舊政」。李鴻章晚年悲嘆，說他自己一輩子就是個裱糊匠，哪兒破了窟窿就糊塊紙，最後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太慢變成什麼呢？我們80年代的時候，錢鋼一定記得，我們北京的改革精英圈裡流行的一句話，叫做精英和痞子賽跑。說穿了其實就是體制內外健康的、建設性的力量，和體制內外腐朽的、破壞性的力量賽跑，改良和革命賽跑，看誰跑在前面。你現在如果改良太慢，痞子會跑在前面。

 學生：您說的痞子是民族主義者還是激進民主主義者？

 周舵：革命黨。一切極端分子。我這個文化保守主義，講到我們現在有7種亞文化，其中一種就是遊民痞子文化。推薦你們看一本非常好的書，王學泰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他的主要意思是說，我們過去研究文化都是二分，雅文化俗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等等，他說實際上有第三種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都被大家忽略了，就是遊民文化。什麼叫做遊民文化？就是每個朝代到了末世，將要大動亂的時候，大量的人就變成了邊緣人——知識分子沒官做了，手工業者破產了，農民失去土地了，等等，這些人從他原來的正當的社會職業和社會角色中被擠出來，擠到一個完全沒有位置的地方，這就叫做邊緣人群，就是王學泰所說的遊民。這些遊民就構成了亂世當中最危險的一股力量，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幾乎沒有任何的建設性。余英時先生有一篇文章，我記不得它的題目了，也專門談到類似的問題。他講到，革命黨是什麼呢？革命黨就是兩部分人組成的，一小撮理想主義的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首先出來宣傳、鼓動和組織底層民眾造反。而真正的底層民眾是不喜歡這些東西的，不喜歡拎著腦袋去造反。這不是老百姓願意乾的事。什麼叫老百姓，我這個講稿里一開始就說了，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就叫老百姓。老百姓天經地義應該是這樣，你沒事別去攪擾他，別把自己一套精英的東西強加給他。西方很多的激進民主派就是乾的這一套，非要把老百姓全都變成跟自己一樣，自己的職業不在意，天天去關心天下國家的大事。政治是現代專業化分工社會的一種專業，你非要搞成全民的日常事務，那是一種政治瘋魔症。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必要呢？沒有什麼好處。老百姓的政治責任，公民義務，就是定期的選賢任能，和對於政府官員的日常監督，特別不滿意的時候上街遊行抗議。我們的老子講過，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就是小魚，你治理一個大國就要像炒小魚一樣，別來回翻，你翻兩個個兒它就全碎了。老百姓就和小魚一樣，你別去折騰他。你讓他去過他的小日子。我怎麼說到這兒來了？

 錢鋼：剛才說痞子。他們可能沒讀過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周舵：對了，這些真正的正經八百的老百姓，老實巴交的老百姓，他們對造反不感興趣。所以實際上這一小撮激進精英煽動起來，最後跟他跑的是什麼人呢？全是這些遊民。沒飯吃的，沒有前途的。他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亞文化，叫遊民文化。王學泰說，像《水滸傳》啊，《三國演義》啊，什麼《七俠五義》等等這些東西，就是遊民文化，是遊民當中的知識分子所反映的，遊民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心態和生活方式。你看毛澤東給自己兒子毛岸英開的書單，毛岸英當時從蘇聯回來，毛要錘鍊他，就給他開了一個書單，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這些東西，全都是這些遊民文化的作品。一開始這些激進知識分子是核心，遊民是他的外圍，是被他組織起來的。但是革命有它的內在邏輯，這個內在邏輯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比狠」，比誰心黑手狠。只有最心黑手狠的人才能稱王。知識分子哪會這一套，隨著革命的進行，結果就是這些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不斷邊緣化，然後邊緣人、痞子進入到核心。這就是革命的內在邏輯。

 學生：周老師剛才您說共產黨正在往中左那個框走。如果走到框里，制衡他們的是否是危機？如果是危機的話，會不會大到像文革那樣的危機？如果真的達到了，它會不會必然就意味著倒退？

 周舵：我所主張的這條路想要走得通的話，需要有很多條件。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執政黨他要有這樣一種心態，就是既有危機感又有安全感。沒有危機感就沒有變革的動力，我好好的幹嘛要變。但是沒有安全感，它就沒有變革的勇氣。我一變革就要垮台，幹嘛要變？所以它一定要既有危機感又有安全感。「六.四」之後，執政黨的心態非常缺乏安全感。這個有它的好處，他有非常強的反應性，對社會問題有非常強的敏感性。他天天盯著哪有動亂的苗頭，一出了問題，他馬上要想辦法解決。「六.四」那時候西方都說他要垮台，為什麼共產黨一直沒垮台，為什麼？日子還越過越好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有很強烈的危機感，但是沒有安全感。到現在他都覺得我要是走西方民主，三權分立、政黨輪替這條路，我就要人頭落地，什麼兩千萬烈士的鮮血就白流了等等。所以你要給他一定的安全感，不要搞正義的復仇追究那一套。

 學生：那如果他真的走到中左的話，會不會繼續往下走，走到那個3的地方？

 周舵：我講的這是一個理想，未來很可能不會完全按照我這個走。我只是說有這麼一個路線圖，你要往這兒走，順著這條路走，別走到別的地方去，別的地方是萬丈深淵，是地雷陣，千萬不要走那條路。但是最後它會不會走這個康庄大道，我沒有把握。我只能說，有這個圖一定比沒有這個圖要好。

 學生：通過您的講話，我可以強烈的感到您是一個支持改良而不是革命的人

 周舵：當然，我是反革命。

 學生：我們也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如果現在主要的鄧小平的力量如果瓦解，就會有極端主義出現，變成一種很糟糕的狀況。鄧小平的力量，您是說被危機感逼著這樣走的？

 周舵：不是，我是說文革結束那時候，改革開放初期是這樣。

 學生：那現在您覺得是怎樣的？

 周舵：現在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很多很多的問題，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對目標認識不清，中共他腦子裡是混沌一片。不要說共產黨了，中國精英你問問看，有幾個人腦子是清楚的。你問問他，你支持哪一派，你是左派還是右派？你是中左還是極左，你是中右還是極右？沒有幾個人說得清楚。大家都是混沌一片。所以我一直強調說，要達成精英的共識，讓大家腦子清楚起來，我們應該往什麼方向走，用什麼方式去實現這個目標。

 學生：現在我們感覺到黨內的一些頑固勢力，極左派，他們的目標倒是挺清楚的。

 周舵：沒錯。

 學生：它被徹底洗了腦。

 周舵：你可以說它腦子是非常清楚的。它信什麼，要什麼，是非常清楚的。只不過它要的那些東西是極壞的東西罷了。

 學生：它使得中國缺乏了成長右派的土壤。

 周舵：對。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他們極左派有非常強大的話語權。今天這一代中共領導人還在講四項基本原則，還在講「我們決不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還在講這種混帳話。你絕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我一定要搞腐敗」。你只有學會西方的三權分立，你才有對各級官員權力的監督制衡，才可以根治腐敗。它居然不知道，你「決不搞三權分立」，意思就是你決心要搞腐敗！匪夷所思。

 學生：我覺得我們現在相當於走到一個分叉口。看到底是能夠變成明治維新還是百日維新。

 周舵：沒錯。你說到這兒，我再多給你一個工具。 圖三.

 這是一個歷史路徑。任何一個文明它不會按直線走，它不是一直前進的，有時候是倒退的。然後，它有很多這種地方，ABCDEF,這叫分叉點。就像一條高速公路一樣，你從入口進去后，你只有順著車流前進，別無選擇。一定要走到下邊有個分叉口的地方，它有好幾條路了，這就是分叉口。它是一個可能性的集合，有限的可能性，不是無限的，很多合邏輯的選擇現實上是不可能的，不合邏輯的選擇當然更不可能。但現實上的可能性絕不只有一個。其中有一個實現了，變成歷史現實了。整個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你剛才講的就是這個地方，Ａ的前邊，快到這個分叉口了。在Ａ到Ｂ這段當中，必然性佔主導地位。1949年之後,你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毫無辦法。你再聰明，極端聰明，再有能力，除了乖乖的接受它統治，別無選擇。否則，你越聰明，死得越快。一定要到下一個分叉口，這個社會開始動起來，各種可能性開始出現。這個時候，偶然性，說不定一兩個人，兩三個人的思想觀念就可能使整個歷史的走向發生巨大的差別。這種時候，個人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陳婉瑩：It's very exciting.大家一起討論吧。剛才break的時候，我也跟同學說，如果大家看你的故事，你父母的故事，你怎麼樣走過來的故事，你去考高考的故事，然後八九以後，你怎麼把學生帶出來，然後朋友見到你就說，你怎麼這麼老了，你受到的打擊。然後你又去了美國兩趟，去了哈佛一年……

 周舵：去了美國三次。

 陳婉瑩：你去了美國三次，哈佛1年。而且你可以留下來。

 周舵：當然，我有一大幫親戚在美國，姨媽，舅舅，老淚縱橫的要我留在美國。

 陳婉瑩：你一幫親戚在美國。你不留下來，你又回去中國。And then you're so clear-minded. We may have disagreements. 他們都很希望跟你再討論。但是你很清醒，是一個很正常的人。這很重要。在這個時代做一個正常人不容易。我都有點扭曲的，因為在香港，我們都有點扭曲的。那就是，你怎麼走過來？我想同學都很想知道。我們break之前，你說我們到了拐點。所以我們有兩個大問題，一個到了拐點，是不是已經到臨界點，要爆發呢？比如西方有個書說「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周舵：中國要崩潰了。

 陳婉瑩：還有一些就說，The rise of China，中國崛起。都有點兩極。大家都好像有點盲人摸象一樣。你看得比我們清楚，你的看法怎麼樣？這個跟個人的命運怎麼連接起來呢？所以歡迎你就個人的命運先談談，然後再談談大局面。

 周舵：好的。我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我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時間把我的故事寫出來。我覺得會是挺有興趣的，特別是對於記者。我簡單回答陳老師的問題。實際上在「八九風波」之前我非常自覺的不問政治。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千萬別弄那個東西，那個太危險了。我從小就是一個志願，想當科學家。我的目標就是進北大物理系，非常明確，沒有第二個目標。結果文革一來把我的夢想打得粉碎。從那以後我就只好再重新尋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隨後的「八九風波」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徹底扭到了另外一個方向上去，是一個我從來沒想要走的一條道路。居然走到一個dissident,持不同政見者這樣一條道路，恰恰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所以我常常會想，可能這就是calling of God，神的呼召，可能跟我生在喜馬拉雅山上有點關係吧。一種使命，不由我決定。當然，「六.四」我做了這個事情，我覺得非常幸運，也非常偶然。沒有任何人事先估計到，我們能夠就憑我們幾個人的力量，把幾千學生和市民安全帶出廣場。而且我要實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說，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這件事——不信教的同學，你們信不信「鬼使神差」這句老話？意思是一樣的。是我倡議的，我設計的方案，我拉上的侯德健去跟戒嚴部隊談判。沒有任何人想到，包括我自己，這個事情到最後做得成。真是千鈞一髮，馬上廣場上就要大流血的時候，居然就能做成這個事。這不是奇迹是什麼，這就是miracle。

 那要講很長很長，沒有時間詳細講。簡單說，大概八九點鐘，具體時間不知道，因為那個時候一團混亂，也沒有功夫去記這個時間。那個時候四面槍聲乒乒乓乓就打起來了，真的就像春節放鞭炮一樣。非常恐怖。(以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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