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旨： 走後門不都是壞人.......

本文摘自《傳記文學》2006年08期  作者： 朱維毅 原題為：三次插隊的人生

朱維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紀實文學《留學德意志》、《尋訪二戰德國兵》以及《三次插隊的人生》、《珍愛北京衚衕》、《德國歸來》、《我的德國導師》等。

我從來不把自己稱為「海歸派」，而是「雙根派」。這雖然是一個自創的概念，但目前中國的確存在著這樣一個群體。同時在兩個國家落地生根的人有條件成為兩個國家交流的使者，但我的「主根」是在中國。祖國者，祖宗之國也。

1992年在柏林工業大學完成博士學業后，我又做了半年科研項目。說得好聽些這叫作「博士后」，說白了就是待業博士打點兒零活兒。待業結束后，我開始轉向經商，離工科越來越遠。我現在的這家德國公司是做特種機械設備的，不過我並不負責技術，而是負責管理。因為我酷愛文學創作，朋友們喜歡叫我「儒商」，而我自己只能把自己看作是「雜家」。因為我學的是工，經的是商，愛的是文，徹頭徹尾的一個「雜耍」。

從很多方面看我都很另類。小時候學系鞋帶時沒人教，方法是自創的，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樣。削水果皮和數鈔票時手的操作方向都和常規相反，我凡事都使用右手，但打籃球時卻只能用左手運球，投球卻仍是右手，因為剛開始玩時沒人教，自己琢磨這樣做在進攻時有動作突變性，結果就成了這個怪樣。我在「老三屆」里的遭遇也比較另類，走著走著就脫離開原本屬於自己的群體，一頭扎進另一個社會圈子。不過，說到底我的經歷還是沒有脫離「老三屆」的背景和基礎。沒有「文革」和插隊的經歷，也就沒有我的今天。

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是初二的中學生，大批判、破四舊、大串連、複課鬧革命……一連串「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激烈行為在兩年內跌宕起伏，直到1968年，我才開始想到了出路問題。學習不再繼續，就業沒有可能，我面臨的惟一選擇是那塊能夠吸納全部城市剩餘勞動力的廣闊天地——中國廣褒而落後的農村。

1968年8月，在毛澤東發動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之前的4個月，我自行選擇了插隊。我的目標原本是山西省榆次縣黃彩公社的貧窮山村杜家山。當時北京長辛店鐵路中學的女紅衛兵蔡立堅已在那裡豎起了一桿插隊的大旗，吸引了四個熱血沸騰的校友「哨聚山林」。蔡立堅的事迹打動了我和幾個「老初三」的紅衛兵朋友，也促使我們把杜家山當作了插隊目的地。當時我不到16歲，母親反對我出走。於是我偷出了家裡的戶口本，一個人跑到月壇派出所銷掉了自己的北京市戶口。我留給父母一個紙條，假稱當晚「護校」不歸，然後帶著一個柳條行李包去北京站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車。此舉詭秘，如當時有今日遍布京城的攝像探頭偷拍到我的出走，定然是一副賊頭賊腦的嘴臉。

由於全國性的大規模插隊尚在醞釀之中，我們到達榆次縣的時候，當地還沒有開設「插隊辦公室」這一級行政單位。接待我們的是負責安排復轉軍人和大學生工作的榆次縣安置辦公室。「安辦」的老趙神秘兮兮地告訴我們說：榆次縣還有一個比杜家山更貧窮，更偏僻，更需要知識青年落戶的小山村，叫作杏林塔。是選擇杏林塔，還是杜家山，你們自己決定。面對這種選擇，無異於今天的經理人面對改造一個低靡企業的挑戰，我們為自己能夠找到這樣一個人跡罕至的艱苦去處興奮不已。

很明顯，榆次縣不會再推出第二個杜家山式的插隊標竿，我們這一去不僅不可能沽名釣譽，而且註定要付出更多，但在那種以奉獻為社會主流觀念的年代，我們選擇了杏林塔。這是我第一次插隊，這次插隊用去了我4年多的時光。

德國人習慣把偏僻的地方稱之為「被上帝遺忘的角落」，杏林塔就是這樣一個角落。

在太行山頁岩裸露的群嶺環繞下，這裡鬼斧神工地露出了一面被厚土層覆蓋的向陽山坡，這就是杏林塔。山上並沒有塔，卻長滿了各種杏樹。入春時分，在村頭望去，藍天白雲，杏花滿山，芳草茵茵，群山奔涌，果然大氣磅礴，令人蕩氣迴腸。在今天，這裡如稍加開發，必定是一個令都市人心馳神往的度假世外桃源，但在我們插隊的時候，立足杏林塔卻意味著與世隔絕般的孤獨和艱辛。

這裡只有兩戶人家共5口人，他們是兩對年過七旬的老夫婦，其中一對帶著一個11歲的外孫。由於地處偏僻，水源貧乏，這裡的山民大都遷走了。為了拯救這100多畝即將撂荒的梯田，我們立志要在這裡紮根了。依靠什麼紮根？到哪兒去找對象？勞動所得能否養活自己？文化和精神生活從何而來？後代的前途何在？對這一系列問題，我們非但沒有像今天的青年那樣做過絲毫職業設計和論證，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過。沒兩天，村裡尚未坍塌的土牆上就被我們用大白刷滿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走一輩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之類的豪言壯語。

杏林塔是一片沒有任何現代污染的凈土，這裡不通電，不燒煤，沒裝有線廣播，沒有任何無機材質的垃圾，甚至連一張廢紙都不出現，老鄉們拉完屎就用土喀垃擦一下屁股了事。在這裡的務農沒有任何稱得上是機械的工具，靠的就是體力。農具的鐵頭是從山外買來的，木柄則要自己砍樹榦來製作。這裡連接外界的只有一條崎嶇的山路。半山腰上一個小土坑裡滲出的地下水每天只能提供給我們10桶左右的生活用水。沒有油，沒有肉，我們的食品是自己種植的粗糧、土豆和少量蔬菜，絕對純天然綠色食品，再有就是從山外買回來的一點粗鹽、黑醋和花椒了。炒菜時，我們通常先把幾個砸碎的杏仁投入熱鍋，鍋里沾上一點油斑后再潑上一勺醋，接著菜就下鍋了。不難想象，秦始皇時期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絕不會再比這裡落後絲毫。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以後還會有招工返城或推薦上大學的機會，但大家無憂無慮，甚至為自己終於能走進貧困興奮不已。為了改造杏林塔，我們紛紛寫信動員朋友和同學來這裡共謀大業，於是4個人的隊伍很快擴展到了11個人，清一色的老三屆，清一色的北京人，清一色的壯懷激烈以天下為己任。

我們曾經拚命般地從事著每天12小時的最原始的體力勞動，就連在例假中的女生都要和我們男生一樣挑起100多斤的穀物登山爬坡。我們曾經保持了一年之久的「早請示晚回報」儀式，天天早上面對一個印在鐵皮上的劉春華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做集體頂禮膜拜。我們曾經在接到北京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消息后星夜排演節目，然後下山到附近的大村子去把已經脫得精光的農民們從土炕上喊起來，讓他們看我們的宣傳演出，一起分享我們在政治衝動下的特大喜悅。為了打破與外界的隔絕，我們每周都要數次爬上15里山路去生產大隊領取縣插隊辦公室給我們訂的《人民日報》，然後一個一個地傳閱那份當時只有四個版面的黨報。人多報少，第一遍閱讀只能輪流粗翻，然後才可能精讀……

但是，時代使命感所激發的熱情是需要注入能源的。新鮮感過後，知青們開始厭倦枯燥、艱苦、看不到未來的生活，世外桃源般的杏林塔開始令人窒息了。有門路的

人回了北京，心眼活的人轉到平原地區插隊，剩下幾個的人開始吵架分家……一個景山學校的高中女生早早悟透人生先走一步，在回北京探家時懸樑自盡了。

信息的貧乏和生存的艱難常常會銷蝕人的激進心態，出於苦中取樂的目的，我暗中把杏林塔的幾位形象雖無姿色卻頗具特徵的女生用漫畫逐一進行了描繪。在知青集體出現紛爭的情況下，這套漫畫不幸落入眾女生之手。在縣知青辦的領導上山為我們調節矛盾的會議上，女生們把這些漫畫作為我破壞團結進行人身攻擊的鐵證交給了知青辦主任老趙。老趙看完后竟連連首肯：「畫得不錯，都抓住了特點……」

1970年秋收時，我的母親在北京去世。臨終時，我家的4個在外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人只有兩個守在她身邊：從幹校趕回來的父親和插隊的姐姐。而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哥哥和我都沒有趕上見她最後一面。從這時起，我的生活中開始有了陰影，也開始誕生了尋找出路的念頭，但接踵而來的是連續多年的挫折。

一年後，我所在的石圪塔公社徵兵。當兵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當時最好的出路。為了能「混入」革命軍隊，我兩次忍著鑽心的疼痛撕咬開食指上的肉寫下要求入伍的血書，因而連闖大隊和公社兩關，被送到榆次縣武裝部接受體檢，但終因肝脾偏大而被軍隊拒之門外。接下來，有一個號稱具有保密性質的軍隊通訊學校招生，縣插辦推薦我去上學，但當時的政審必須越過我的「革干」父親而審查我的「富農」爺爺，政審沒有通過，我被淘汰出局。

1972年初，北京的幾所大學來榆次縣招收工農兵學員，我在面試后被列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招生「正選」名單。招生的老師走後，我回到山上就是一個等，一直等到大學開學也沒有等到入學通知書。後來我才知道，黃彩公社的一個北京知青走了北大的後門，把這個本屬於石圪塔公社的惟一一個北大的招生名額佔有了。我被排擠出局，輸得無聲無息。

到1972年12月，我插隊已經4年多了。當村裡只剩下了兩個知青的時候，我終於離開了杏林塔。當時父親剛從中組部在河南的「五七」幹校分配到四川日報社工作，獨身的父親因身邊無子女而把我調到了成都。

2003年，我在離開杏林塔31年後重返故地，發現那裡已經荒無人煙，徹底地成為一座野山。知青的房屋如今只剩下一堵斷牆，而在我當年睡覺的土炕處，如今長成一棵大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荒山能夠傾訴，它一定會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激蕩過一群北京知青的夢想……我們沒有改造了杏林塔，但是杏林塔改造了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