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414的外戰和內鬥(1967.6--1968.9)
在清華團四兩派一年多的爭鬥史中,影響最深遠後果最嚴重的重大事件有兩件
。一件是414的分裂和革委會的流產,一件是百日大武鬥。這兩件既有聯繫也有
因果的大事,留給我們太多的教訓,也留下不少的疑團,至今仍然是我們這一代清
華人饒有興趣的話題。譬如,兩派分裂的原因究竟是什麼?414到底有沒有後台
?兩派主要頭頭又是些什麼樣的人?
在敘述我在414總部的活動之前,我先就這些話題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節 粗淺印象,團派的主要頭頭們
自「井岡山兵團」成立,我就是兵團總部的委員(後來進入核心組)。在將近
半年的時間裡,我常與團派的主要頭頭們在一起議事,對他們有相當的了解。從1
967年4份開始,我是「414串聯會」和414總部的重要負責人,核心成員
,與414的主要頭頭們相處一年有餘,對他們更為熟悉。在兩派頭頭中,有較長
時間對兩派主要頭頭有過近距離觀察和親身接觸的,我是唯一的一人。
儘管我有這樣有利的條件,可惜我看人往往是不太準的。這裡,我不可能對每
個頭頭做全面的點評,我只談點我在與之交往的這段時間內的直觀印象和粗淺感受
。
為了忠實於歷史,我把當年與這些頭頭共事的印象,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都直書於筆下。顯然,這並不表示我現在還有這樣的印象。經歷了幾十年的歲月
,我對當年的印象已經有了許多修正。我也明白,當年有的負面印象,並不是對方
有錯,其實是自己的看法太片面,有問題。
涉及到那麼多的頭頭,留給我的好印象寫出來,別人不會有太大意見。要是我
現在再說一些不太中聽的話,難免給人添堵,讓人不開心。在這裡,我先致歉了!
我想強調的是,無論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印象,我現在對這些朋友們從心裡都是很
尊重的。
先說說團派的頭頭們:
蒯大富(工化9)是團派當之無愧的核心人物,更是靈魂人物。他威信的「原
始積累」是在他與工作組不屈不撓的勇敢鬥爭中完成的,中央文革的肯定和信任則
把他推上更高的一層樓。當蒯大富已經成為清華「井岡山」的代表人物,成為全國
紅衛兵的學生領袖,他在團派中的地位就變得無人可替代無法可撼動般的穩固。蒯
大富有很高的政治熱情,政治嗅覺很敏銳,也很有權謀。他聰明能幹,能言善辯,
很有組織能力。外面的人以為他在總部會議上一定是搞一言堂很霸道的。其實並不
盡然。一般地,他都是讓大家先發表意見,由大家討論,允許別人對他發表不同的
意見,他也會參加爭論。當然,一錘定音的結論是由他做的。總體而言,總部會議
還比較民主。就觀點而言,老蒯在總部里並不算是最極端的。作為一把手,他要協
調比他左的和比他右的各種觀點立場,這確實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我在總部會議
上從來沒與他發生過正面衝突。可能是因為我比他大幾歲,他對我的態度也比較尊
重和友好。我與他的關係,如果說在「井岡山紅衛兵」期間是「蜜月期」的話,從
「井岡山兵團」成立以後,我們開始在觀點上有比較大的差異,我對他的個人誠信
也打起了問號,對他的一些處事行為的觀念我也不太苟同。從工作組反蒯到蒯大富
掌權這半年時間裡,他有從地獄到天堂般的大落大起。他沒有被工作組棒殺,卻被
喝彩的掌聲捧殺得暈暈乎乎沒過好掌權關。
鮑長康(工化9)是團派的二把手。他為人一貫低調,遇事冷靜,思維縝密,
講究說理,形象上溫文爾雅,不顯強勢。他有上海人特有的聰慧。在觀點上他與蒯
大富很接近。他對團派理論的闡釋、團派觀點的創新、團派利益的捍衛都作出了重
要的貢獻。在討論或爭論中,他往往能從一個別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提出
問題,這點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是蒯大富得力的信得過的好副手。蒯大富不在校的
時候,都是委託他全權負責的。因為他曾經邀請我參加「井岡山紅衛兵」的籌備會
,對於這樣的「引薦人」,我對他多了一份別樣的親近。後來得知他在百日武鬥中
擔任了團派的武鬥總指揮,這令我十分意外。因為在我的印象中,他並不是崇尚武
力解決問題的那種人。不過想想也是,在蒯大富不便親任這一職務的時候,作為二
把手,他無法推卸這個職責。
劉才堂(工化9)是蒯大富最親密的戰友之一。他與蒯大富、鮑長康等都是化
9年級與工作組堅決鬥爭的那十幾個經歷生死考驗的人。這些人,有的名正言順地
進了總部,有的隱身於幕後做著高參。以我的感覺,這個小圈子才是蒯大富真正依
靠並影響決策的「影子內閣」,而總部核心組可能只是第二層的。劉才堂其實是一
個思想比較單純、性格很爽直、心計不多城府不深的人。這點上,我是很欣賞的,
因為我害怕與心思過於綿密的人打交道。但是,似乎又感覺他的思維方式、思想方
法過於簡單直接,常常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非革命就是反革命,似乎不存在中
間的過渡色帶。因此,有時候對他觀點的左和態度的極端讓我很無語,有一種無法
與他爭論的感覺。不過,我始終認為,劉才堂是個心地透明的人,為人正直,在人
品上我信得過他。也因此,即使在觀點上我與他相距實在太遠,我對他並不反感。
陳繼芳(焊0),她的性格和觀點與劉才堂十分相仿,也是嫉惡如仇,個性鮮
明。我對她在工作組高壓下的堅定不屈非常佩服。我那時想,如果是在戰爭年代,
她肯定是又一個劉胡蘭式的英雄。她是一個做事踏實的人。在總部里,她主管「二
辦」負責幹部問題。不像我,在總部里是個甩袖掌柜,不管事情也沒什麼實權。只
是因為我們彼此之間的觀點太不一致,我在她的眼裡是極右的「老機」,她在我的
眼裡是很激進的女將,所以彼此很少交流,也沒興趣交流。
馬小庄(焊0)為人謙和,真誠樸實。那份農村小夥子的憨厚,第一眼就給人
以值得信賴的印象。他很有涵養。與人討論或爭論,態度平和,平等待人,從不高
聲,也沒見他發過脾氣。到底是黨員、學生幹部,談吐間顯示出很高的政策水平,
與我這樣的群眾就是不一樣,讓我不得不佩服。在團派中,他是與414打交道的
最佳人選:既能維護團派的核心利益,又能提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我知道連「
東方紅戰團」的頭頭對他都有良好的印象。就觀點而論,他也是堅定的團派,但我
願意與他展開討論。儘管意見難以統一,並沒有影響我對他的好感。後來在「聯合
總部」,1967年的國慶節,「兩派成立「國慶聯合指揮隊」,由孫怒濤、馬小
庄等人組成。」這是一次我與他的愉快合作。在眾多團派總部委員中,我對他帶有
一份尊敬,儘管他比我小好幾歲。
陳育延(力00)是一位極有個性、很有思想、很有主見、性格爽直、喜好外
露的總部委員。在「八八」時期,我一直把她視為唐偉的副手,「八八串聯會」的
女中豪傑。這麼一個低年級的小姑娘,能有這樣非凡的見識和作為,真了不起,我
很佩服。到「井岡山兵團」成立的時候,蒯大富對「八八」的兩個主要負責人採用
了拉陳(育延)壓唐(偉)的分化政策。陳育延打響了反唐第一槍,又第一個提出
對「八八」必須全盤否定,這讓我對她的做法十分反感。那段時間,我與她公開沖
突過,彼此鬧得不可開交,心存芥蒂。所以此後我與她互不搭理。因為她始終以永
遠正確的左派形象示人,縱隊派就給她封了一個「陳常左」的「雅號」,當然,這
並非是個美譽。我離開總部以後,陳育延成了團派中的鴿派,一貫反對武鬥,與鷹
派常有衝突,這又是很出乎我的意料。
王良生(水9)是我在總部里觀點最相近的委員,一直是團派中的鴿派。因為
有他,我才不至於有太孤立的糟糕感覺。「414串聯會」成立一段時間以後,他
旗幟鮮明地站在414這邊,也成為414的負責人。作為414派出的學生代表
之一,他參與了《四項協議》的談判。414對他是信任和器重的。在414分裂
的時候,我堅定地參加了414總部,他則留在「414串聯會」里。等到「41
4串聯會」併入到414總部的時候,414的負責人中,唯有他沒有參加414
總部。是蒯大富讓鮑長康、馬小庄出面做了他的工作,挽留他繼續留在團總部里。
就這樣,我與他基本一致的觀點,都曾是「天安門縱隊」的一員,卻分屬於兩個不
同的營壘。沈如槐說起「這位可愛的王良生又隻身離開了414、回到了井岡山」
。我想,這中間的抉擇各人有各人的考慮。人各有志,只能互相尊重各自的選擇。
我對王良生的選擇雖然感到很遺憾,但是也能理解,因為我自己也曾經在這個關口
斟酌過,糾結過。「三七戰團」中就有許多與王良生一樣想法的人,既同意414
的政治觀點,又反對414的組織分裂。我與王良生的差別僅在於:我堅決地向前
走了一步,他猶豫地向後縮了一步。多年以後,我與他從不同的地方又飄落到同一
城市,相距不遠,常有往來,我們依舊是相交甚歡的好朋友。
潘劍宏(機7)是總部辦公室主任,我們都叫她「潘總管」。她既負責掌管清
華的財物大權(譬如我在兵團總部期間凡去外地的人要借款都得經她批准),替蒯
大富管好家,又保管著井岡山兵團與中央聯繫的電話號碼。周恩來或中央文革要與
清華「井岡山」聯繫就直接找她。而她也可以隨時打電話到總理辦公室或中央文革
辦公室。可見,她的地位十分關鍵、機密、重要。她盡心盡職、任勞任怨,有很強
的組織能力。像批鬥王光美的三十萬人大會,具體的事務都是由她主持操辦的。我
要特別說一句的是,她以及團派中許多具體掌管錢物的經辦人,都是清廉無私,經
得起審查的。哪像現在的那些大小官吏,幾乎無官不貪腐。由於她主管的是行政方
面的具體事務,就政治影響力而言,她在總部里並不很大。
最後,我想談談任傳仲(自00)。把他放在最後,並不是說他最不重要,而
是他最特殊。他在總部里的能量和影響都很大,所以不能不談到他。而他又是一位
我在總部里最有看法最不待見的同僚,這讓我在如何談論他時很有點顧慮。尤其是
,他早已故去了。中國向來有為尊者諱為逝者諱的傳統。對一位已經故去多年的熟
人評頭論足說三道四,那是很不厚道的。我思量再三,決定還是直言不諱。他如地
下有知,敬請原諒我的大不恭。
任傳仲是與我同系的低班同學。他不僅是我系也是全校很出名的蒯派。他在全
校的出名主要是因為他在批鬥蒯大富的全校大會上對蒯大富反戈一擊的驚駭一幕。
這讓不少蒯派都在背地裡罵他是「叛徒」。他這樣的表現雖然不足稱道,但多少還
是可以諒解的。因為那個時候工作組對蒯派的政治高壓是極其厲害的。幾乎所有的
蒯派都做檢查交代認錯認罪了。我認為,認錯認罪是可以的,但是要公開站在工作
組的立場,對蒯大富的「反黨」罪行揭發鞭撻,這樣的「立功」表現就有點過分了
,一般人是做不出來的。事後,蒯大富不計前嫌,在「井岡山兵團」成立的時候仍
然重用他,讓他做了總部核心委員。我對蒯大富寬宏大量的氣度和敢於用反對過自
己反對錯了的人的魄力感到驚奇和佩服。從中,我也看出蒯大富是一個政治人物,
非我等常人可比。我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但是,我對蒯大富重用「大節有虧」的
人暗暗擔心。我認為這樣的人可使用,但不宜重用。而任傳仲因為重新獲得蒯大富
的信任和重用,對蒯大富就表現得格外忠誠,甚至是死心塌地的忠心耿耿。這就是
蒯大富很有政治手腕的馭人之道。
上面這點「變節」還不是我對他最有看法的主要原因。我最看不慣的是他從說
話腔調到行為舉止一身的痞氣。414罵蒯派是痞子,在總部里,能夠對號入座的
,就他一人。我非常反感他的痞氣,所以我從來沒主動與他說過話打過招呼。我始
終都沒弄清楚他的政治觀點是偏左還是極左,他似乎只對抄家打鬥沖會場等「革命
行動」感興趣。他是武鬥的主戰派,七二七那天,「僅作戰部部長一人就用長矛刺
中7名工宣隊員73的腰或腿或臂部」,這位「作戰部部長」就是指他。到清查五
一六的時候,被蒯大富視為心腹的得力幹將任傳仲再一次對蒯大富反戈一擊。蒯大
富後來說:「任傳仲這個人真正是個叛徒,搞武鬥最凶的。他上台說:蒯大富!你
是五一六,你在搞陰謀!在清華髮展龐大的五一六集團。……回想文革時身邊的極
左分子,往往就是投降派。」當蒯大富再次品嘗到同一杯苦酒的時候,才算對他有
了比較清醒的認識。
第二節 粗淺印象,414的主要頭頭們
再說說414的頭頭們:
沈如槐(力0)的「千鈞棒」比他先出名。總部開門整風中,「千鈞棒」因堅
決抵制蒯大富的錯誤、堅決批判極左思潮成為聞名全校的戰鬥組。由此,沈如槐如
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在「東方紅戰團」的擁推下脫穎而出,成為414的一
把手。因為資歷較淺,他在414總部里的權威性沒有像蒯大富在團派里那麼強。
這點上,沈如槐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格外地兢兢業業、以身作則、尊重大家,
作風也更為民主。作為414的一把手,他捍衛414群體的利益。他又是「東方
紅戰團」的核心,典型的「東方紅戰團」觀點,所以他更堅定地捍衛「東方紅戰團
」的利益。在414總部里,「東方紅戰團」佔據著主導地位。但是他深知,要是
沒有「三七戰團」的幫襯,一旦「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發生內訌,414
將不攻自破,陷入危機。所以他對我的尊重勝於我在團派里的禮遇。沈如槐為人正
直,敢於擔當,堅韌不拔,既有主見,也有魄力,原則性很強。他很能思考,常常
提出新穎的觀點,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有些觀點也常引發爭議。他人很聰明,演講
的口才雖不及老蒯那樣出口成章滔滔不絕,但是筆杆子相當厲害,文思敏捷,條理
清楚。雖是低班學生,畢竟是學生黨員,做過團支書,有過歷練,領導414總部
這一班人有章有法。在414中,有資格和才能做一把手的,起碼還有三四位,但
是既然沈如槐成了一把手,大家就都尊重他,擁戴他,誰也沒有想去挑戰他、取代
他,所以414里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爭奪領導權的內鬥。作為一把手,總部討論時
最後的拍板定奪都是由他做出的。與蒯大富在團派里的地位不同,414總部里沒
有離了誰就一定不行、離了誰就群龍無首的靈魂人物。沈如槐不是,其他如外界一
些人猜測的陳楚三、周泉纓等更不是靈魂人物。但是414里有核心人物、決策人
物,那就是沈如槐。他也不負眾望,殫精竭慮,一直盡職盡守地領導著414。有
人以為沈如槐只是形式上的一把手,是傀儡,是替身,那就大錯特錯了。很可能是
沈如槐自己說過他作為414這個團派「反對派的一把手,沒有絲毫的權力」這句
話給人以誤解。僅就沈如槐倔強的性格而言,他也不是甘為傀儡的那種人。我對沈
如槐最不滿意的地方是他對《必勝》的態度,這在下面再詳盡敘述。
汲鵬(壓00)是我交往最密的朋友,並肩戰鬥的戰友。「第一湘江」與「輪
機兵」宛如兩兄弟。「天安門縱隊」和「三七戰團」,我們都是發起人和代表人物
。我們從新水相遇為鄰一直互相支持親如一體,首先是因為我們倆在各種問題上的
觀點一致或接近,其次還在於我們在為人處事上都不喜歡走極端。他看問題有前瞻
性,相當深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性格豪爽、為人仗義,這些都是我這個南方
男人所欠缺的,因而也為我特別欣賞和佩服的。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句「君子坦
蕩蕩、小人長戚戚」就是從他那裡聽來的(可見我的知識是多麼的貧乏)。他本人
就是一個坦蕩蕩的君子。汲鵬演說家的天分不僅令我,也為兩派的頭頭和群眾所折
服,所傾倒。有位好友曾評說,如果把汲鵬那些獲得滿堂喝彩的演說逐字逐句記錄
下來,其實從字面上看也不過是一些平常稀鬆的詞語。然而,他永遠不打草稿上台
即興發揮的演說,居然具有那麼大的煽動性和蠱惑力,排除派性的因素,全在於演
說本身的魅力。也不能說汲鵬的演說內容全是常人常言。好多閃光思想,不少至理
名言,都是在即興講演中脫口而出的。「歷史,就是歷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
!」已經成為燴灸人口的名句,幾十年來,一直為我們這些清華人所津津樂道。
宿長忠(水7)是一位出色的組織家,具有極強的組織才能。我這種人,是屬
於書生空議論的,不懂得怎樣去組織群眾、動員群眾。正因為我的組織能力很弱,
所以對宿長忠在這方面的天賦就格外欽佩。414能從一個很鬆散的串聯會到一個
擁有七千人的從總部到分部體系完整組織嚴密的群眾團體,宿長忠勞苦功高,貢獻
至偉。在「八八縱隊」里,宿長忠是頭頭。沈如槐是他的副手,聲名在他之下。但
是在「東方紅戰團」推舉沈如槐成為414一把手以後,宿長忠甘居沈如槐之下,
毫無個人雜念,依舊辛勞勤勉,那種不計職位高下的無私精神令我肅然起敬!在4
14的所有行動中,宿長忠不僅決斷果敢,而且總是身先士卒,身體力行,全力護
衛其他的同志。所以,宿長忠在414的上上下下,享有極高的聲譽。畢業后他遭
遇了太多的不公,英年早逝,令我萬分悲痛!
陳楚三(力6)思想敏銳,風度儒雅,舉止穩重,才華出眾,人品上佳,是「
東方紅戰團」的核心人物。他寫的文章,觀點鮮明,邏輯嚴密,有理論水平,富有
征服力。他也是最能提出新穎觀點的414頭頭,這些觀點大部分都能為414的
多數群眾所接受,成為四一四思潮的組成部分。陳楚三是一位既讓我敬重又讓我不
敢過密交往的朋友,原因就在於他的身份。他是陳潭秋烈士的兒子。陳潭秋是中共
一大代表,與毛澤民同時犧牲在新疆軍閥盛世才的屠刀之下。他不可能再像瞿秋白
那樣會從烈士變成「叛徒」。對於這樣的革命先烈,我打心眼裡敬重敬仰!因此,
我對陳楚三也格外多了幾分敬意。但是,我又風聞他是康生的養子。其時康生身居
中央文革顧問要職,正紅得發紫。而我對陳楚三的這一個背景,卻極為忌憚。我不
希望414因為陳楚三而與康生有撇不清的關係。414不企望因為康生的背景而
紅得發紫,更不想因為康生的萬一倒台而被殃及池魚。我寧願與蒯大富、沈如槐這
樣平民出身的人交往,而對陳楚三這樣有高幹背景的人物,我反而採取敬而遠之的
態度。我之所以會這樣,很可能是因我的眼界比較窄、膽子比較小、顧慮比較多、
對高幹子弟的成見比較深的緣故。後來,隨著交往的日漸增多,我對他本人了解也
深了一點。經過「414戰歌事件」,他被北京市公安局抓去又放回來之後,我對
他不再存有戒心,平添了幾分對他堅貞不屈的敬佩。
劉萬章(工物6)是個勤勉踏實的人,組織能力也相當強,是414里的實幹
家。他的組織能力在大型活動的組織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414舉行的集會、辯
論會、進城遊行等大型活動,他往往都擔任總指揮的角色。許多具體的事務工作都
要靠他去落實,他都盡心儘力去做好它、完成它。劉萬章也是「東方紅戰團」的核
心之一。就觀點而論,相比較其他的「東方紅戰團」核心,我的感覺要稍微溫和一
些。他脾氣很好,很有涵養。有一次大會上,他因口誤把「小小寰球」說成「小小
銅環」,我們調侃他,他也不生氣,笑笑了之。
張雪梅(水0)是414總部里唯一的女學生委員,因此格外搶眼。她個性爽
直外向,有話就說,不模稜兩可。做事幹練,不拖泥帶水。在對《四項協議》及陳
楚三被抓這些大事上,她觀點鮮明、態度堅決,有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氣概。
她也是「東方紅戰團」中的核心人物。
蔣南峰(無6)是個極具另類個性的人。他既沒有組織一個戰鬥組,更沒有拉
什麼縱隊、戰團,完全是單兵作戰。他寫的大字報,往往只有一二張紙,短小精幹
,簡明扼要,觀點表明就止,不像我寫起來洋洋洒洒羅里羅嗦的好幾張。他從來都
是以蔣南峰署名,不用筆名化名。最開始我還以為他是蔣南翔的弟弟呢。他既不屬
於「東方紅戰團」,也不屬於「三七戰團」,是414總部學生委員中唯一的「無
黨派人士」。他獨往獨來,天馬行空,個性倔強,很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跟誰都敢
頂嘴、反駁,不太顧及別人的臉面。他的動手能力是超一流的強。
高季章(水9)是總部的一般委員。我之所以要介紹他,不否認我與他私交甚
好這一因素,更因為他是《井岡山414報》的負責人。這是一個由「三七戰團」
掌控並基本代表「三七戰團」觀點的414部門。《414報》的觀點一向比較溫
和,與團派《井岡山報》比較極端的風格截然不同,與414廣播台的風格也有較
大差別。在經費緊張物資匱乏條件非常艱難的條件下,能把《414報》堅持辦下
去實屬不易。我與汲鵬雖是「三七戰團」的代表人物,但很少過問實事,高季章才
是「三七戰團」的實際主管。他在「三七戰團」的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多次
組織了以「三七戰團」名義出面的重磅大字報以及與「東方紅戰團」聯合署名的聲
明和發言稿。他勤于思考,思維嚴密,觀點平和,態度誠懇,對理論問題尤感興趣
。如果說四一四思潮是廣大414群眾的集體創造,「東方紅戰團」與「三七戰團
」對四一四思潮的形成、發展、完善都有極大的貢獻,那麼在「三七戰團」中高季
章無疑是最大的貢獻者之一。
周泉纓(動6)也是一位不能算414核心頭頭但是非得詳細介紹的總部委員
。他思想敏銳,觀點獨特,很會分析問題,很能邏輯思維,而且引經據典有一定理
論深度。在「414串聯會」成立前後,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也比較正面。每有
聚會,他都很喜歡發表演講,一套一套的,常常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那個時候我就
有一個感覺,他那些標新立異的見解,給人以新鮮的刺激,讓人耳目一新,甚至振
聾發聵,聽著過癮,很有啟發。但是有些觀點說著說著就會過了頭,因此覺得有點
偏激。為此,我與汲鵬等「三七戰團」好友常在一起議論周泉纓的觀點。後來,每
當聽到他有些觀點豁了邊,過了頭,我們就在底下相視一笑,偷偷地小聲說,周泉
纓又「尖端放電」了。「尖端放電」本是電學現象。我們說他「放電」,那是誇他
的觀點新穎、獨特、很有啟發性,我們被電到了。說他「尖端」,就是過頭了,偏
激了。正確的思想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謬誤。那時我們說他「尖端放電」,是善意
的調侃,並非諷刺,更無惡意。那段時間,我和「三七戰團」的朋友對他的評價是
肯定的,而且是比較高的,關係也是比較融洽的。周泉纓雖然只是總部委員,從未
進入414的核心層,但因為他是「東方紅戰團」的核心成員,在總部里又比較活
躍,所以很有影響力。關於周泉纓,我沒想到這之後不到半年,我與他的關係會急
劇惡化,我對他的印象會那麼糟糕。這起因,全是因為他的《必勝》。
革命幹部的代表,團派里是韓銀山、張修身,414里有龍連坤、李振民。這
些工農出身的清華中層幹部本身的素質都是很好的。414總部里還有譚浩強這樣
的清華牌幹部。這些幹部在各自的總部里,即使參加最核心的會議,其作用也不過
是參謀或顧問。那時,「革命小將」掌實權。在決策層,不僅「小將」在數量上占
絕大多數,說話的分量也遠超「革命幹部」。儘管414高舉的是解放幹部的大旗
,在解放幹部上做了許多工作,但是,在幹部的使用上,雖然比團派要好得多,除
了幹部辦公室等少數機構幹部確有實權外,其他也只是一般參與和使用。像龍連坤
、譚浩強這樣的中層幹部,在414總部里,不能說是陪襯,但也只能算是配角。
沈如槐是414的一把手。那麼誰是414的二把手呢?414從來就沒有正
式明確過誰是二把手。要是我說我是414的二把手,我想不管是414的頭頭和
群眾還是團派方面,都不會對此有異議的。至於414的「老三」是誰,既沒有明
確過,也沒有公眾一致的認可。宿長忠、陳楚三、汲鵬這幾位都有可能,難分伯仲
。團派慣用的「沈孫汲之流」代表著他們的看法。
上面我簡單地談了對團派和414主要頭頭的印象。我在本書中提及到的這些
人,據我所知,在這幾十年來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盡職地貢獻,都有顯赫的成就
,遠非我能比能及的。
在1967年年中的清華政治舞台上,出現了2個總部、5個代表人物這樣的
政治格局。假如投射成一條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兵團總部佔據著光譜的左邊,人
多勢眾,能量最大,受中央文革支持,是掌權派。414佔據著光譜的右邊,勢力
稍遜於團派,還常被中央首長批評,是在野派。兩個總部的核心人物是蒯大富和沈
如槐,佔據著各自總部的中心,亮度最高。比蒯大富更左一點的代表人物是劉才堂
,比沈如槐更右一點的代表人物是周泉纓。集合在劉才堂、周泉纓周圍的人數不多
,但能量可觀,往往影響著蒯大富、沈如槐的決策。在蒯大富與沈如槐之間,還有
一個代表人物,那就是我。我代表的是人數超多、能量超弱、但體現了人心向背的
大批中間群眾。在兵團整風期間,以我為代表的「天安門縱隊」與蒯大富之間的距
離相對較近。到「414串聯會」時期,與蒯大富越來越偏離,與沈如槐越來越靠
近了。到414總部成立,我代表的「三七戰團」完全脫離了蒯大富,而與沈如槐
的「東方紅戰團」結成了緊密的同盟,但是還保持有一定的距離。我在這條政治光
譜上,是由左往右慢慢移動的。
很遺憾,在這條政治光譜上,左,並不代表正確;右,也不代表正確。左與右
之間的中間點,同樣不代表正確。在左傾路線指導下的文革,團派的「極左」與4
14的「極右」其實都是左的,離正確的那點都很遠。差別僅在於,團派比414
更左而已。
第三節 堅持「三不」原則:不尋靠山、不找外援、不炮打中央首長
在做頭頭期間,我一直很明確地堅持「三不」原則:不尋靠山,不找外援,不
炮打中央首長。這一原則,是我與汲鵬及「三七戰團」的核心人員共同商量定下來
的,也與「東方紅戰團」的主要頭頭交換過意見,為他們所贊同。
一、不尋靠山
當時的政治形勢瞬息萬變。今天紅得發紫的大人物,說不定明天被江青或康生
一點名,就倒台了。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陶鑄。
文革前,陶鑄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
、中宣部長。因劉少奇、鄧小平的倒台,在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
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有中央文革顧問等顯赫頭銜,地位如火箭般的直升至
黨內第四號交椅。轉眼之間,在1967年1月份,又淪為黨內最大的「保皇派」
,迅即被打倒。
要是找了這樣的靠山,他炙手可熱的時候可能也跟著春風得意,一旦他倒台了
,也跟著一起玩兒完。把一個群眾組織的命運捆綁在一位中央首長身上,聽命於他
的指示,隨著他的沉浮而沉浮,那就失去了自我,就是政治投機。這不是我所熱衷
的革命。
我所欣賞的是這樣的:始終堅持用毛澤東思想辨別是非,識別真偽,指導我們
的一切言行。如果做對了,那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也是我們活學活用毛主席
著作的結果。我們有成就感,也有自豪感。要是做錯了,那是我們沒有學好毛澤東
思想,沒有深刻領會、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的後果。我們不怪任何人,輸也輸
得心服口服。
這,就是我們不找靠山的理由。
二、不找外援
在1967年的上半年,社會上已經普遍出現了兩派對立甚至分裂的現象。
我不太了解外校和社會上的兩派,也沒認真研究兩派產生的根源和規律。清華
的團四兩派,因為觀點比較鮮明,力量相差不是十分懸殊,再加上清華的特殊地位
,所以兩派的影響都比較大。於是,那些被掌權派壓製得喘不過氣來的少數派在野
派,往往會找上門來,尋求我們的支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師範學院75的少數派,他們拉著隊伍到清華來,既是
聲援414,也是希望尋得414的支持。他們呼的口號是誓與414「戰鬥在一
起、勝利在一起」。
我們既感動於他們的熱誠,但是也不敢與他們有過深的交往。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並不了解他們。
我們無法對他們提供實際的幫助和指導,我們也不想萬一有一天他們出事了而
累及我們。我們並不想拉外面的勢力來壯自己的聲威,那是一時的、虛假的、靠不
住的。我們只想在清華園裡踏踏實實地把本校的文革搞好,吸引更多的師生同情、
支持、參加414,這已經夠讓我們費心費力的了。
北京後來出現了天派、地派。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屬於天派,譚厚蘭、王
大賓屬於地派。
在我們看來,他們都是中央文革的寵兒,都是全國聞名的響噹噹的造反派,都
是掌權派。我們搞不清天派地派的分歧究竟在哪裡。所以,在私底下議論時,我們
常用「狗咬狗」這樣的不恭用詞來形容。據說天地派的後台是不同的。即使後台不
同,這些後台也都是位高權重的中央首長,我們攀不上,我們也不想攀。從我們內
心講,我們不想介入天地派的紛爭。
僅僅因為414是蒯大富的對立派,所以社會上的人們就把我們劃為地派。我
們完全是「被地派」的。平心而論,414並不熱心地派,地派對414也有不少
看法。
相比較北大和北航,地質對我們態度要友善一些,我們當然不會拒絕他們的好
意,我們對他們也是友善的。韓愛晶是蒯大富的鐵杆盟友,我們並沒有因為這一點
而故意與「北航紅旗」交惡。相反,因為聽聞北航搞得很不錯,我們對韓愛晶還帶
有一份好感。當然,外面任何讓蒯大富碰一鼻子灰的事情,我們是偷著樂的。至於
他們的活動,不管是天派組織的還是地派組織的,能不參加的就不參加,樂得做一
個旁觀者。
然而,想雖然是這樣想,碰到具體的事情,往往就不見得一定堅守這條原則了
。因為天地派的格局已經形成,我們參加過一些地派組織的活動。譬如「揪劉火線
」,「火燒英國代辦處」,這些都是地派組織的活動,我們都參與了,都犯了錯誤
。當然,我們並不是因為是地派組織的活動才去參加的,而是因為認為這些活動都
是正確的才去參加的。這裡很重要的一點是受派利益的驅動所致。
看來,414也只能在清華園這一畝三分地上鬧騰鬧騰,一參與社會上的活動
,也立即犯錯誤,與蒯大富毫無二致,最多是有點程度上的差別。
三、不炮打中央首長
所謂炮打,最常見的形式是公開貼中央首長的大字報,隱秘一點的是暗地裡整
材料為公開炮打做準備。炮打的程度輕一點的,是質問的口氣,或者把問題往劉少
奇上聯繫。厲害一點的,就不客氣地用「打倒」、「揪出」之類的字眼了。
那個時候中央文革的人,特別是江青、康生等,他們要麼明著指示要麼底下透
風某某某在歷史上有問題,某某某是反對毛主席的。於是,某某某就成了被炮打的
對象,被革命群眾揪出來示眾了。如果某個造反組織率先炮打了,而且炮打對了,
那麼這個造反組織就立了一大功,撈了一票政治資本,在鎮壓或對抗另一派的時候
,也就增加了厚厚的籌碼。所以,許多造反派抱著投機的心理,對炮打樂此不疲。
我們既沒有高人指點,也沒有過硬後台,全憑著自己的判斷行事。
對於中央首長,我們既不了解他的歷史功過,也不清楚他的現今是非。那些被
無產階級司令部點名了的,肯定是「犯事」了,我們就跟著歡呼一陣。至於他們為
什麼被炮轟被打倒,除了知道一點罪名,詳細的依舊不清楚,稀里糊塗的。
僅憑小報上真假難辨的小道消息,是很難判別他是不是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里
的人。如果我們隨便炮打,萬一要是炮打錯了,那就犯下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
大罪,414也會因此而被牽連,實在犯不著。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知道我能力
有限,態度很保守。寧可不犯錯誤,也不想爭這個頭功。
我認為絕大多數的炮打實際上是一種政治賭博。炮打對了,那是因為正好符合
中央文革的政治需要,於是就大紫大紅,立了新功,賺了一票。要是炮打錯了,也
就是炮打了中央文革不希望打倒的人,那輕則是被批打了橫炮,干擾了毛主席的戰
略部署,重則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立馬被抓起來,送進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籠
子里。有哪一個大人物是因為群眾的炮打、揭發而下台的?沒有!那些被打倒的人
,都是上面有人成心要打倒他們,炮打是那些要打倒他們的人利用造反派造的輿論
和聲勢。
我們實際接觸過的中央首長中,有好幾位我們心裡是有很大意見的。即便如此
,我們也只是在極小的範圍內發發牢騷表示不滿而已,並沒有炮打的打算和實際行
動。唯一的一次是,1968年春天,我們對謝富治的積怨實在太深了,社會上正
好有一股倒謝風潮。414也蠢蠢欲動,準備猛烈地炮轟一頓,巴不得把謝富治打
倒,出出這口惡氣。最後,中央出面保了謝富治,我們趕快做了縮頭烏龜。
另外414里曾經發生過反康生、炮打陳伯達的事情,這都是414里個別戰
斗組的行為,並非414總部在底下鼓動。身為414總部委員的周泉纓曾經炮打
陳伯達,這一做法連沈如槐也不支持,414總部更是反對。像陳伯達、江青、戚
本禹等人我們心裡是有看法、有不滿的,但是414總部並沒有公開反過他們,炮
打他們。
「三不」思想也可以說是四一四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上靠毛澤東思想,下靠
414廣大革命群眾,努力走一條特立獨行的路,這就是414核心層的基本共識
。
(未完待續)
yangharrylg |
2013-10-09 14:58 |
良知的拷問(選載之九)
·孫怒濤·
〔上接Zk1308c,第七章 414的外戰和內鬥(1967.6—1968.9 )〕
第四節 414究竟有沒有後台?疑似康生、周恩來、林彪
到底414有沒有後台,這在兩派爭鬥時是個特別吸引眼球的話題。
團派的一些朋友一直強烈懷疑414是有後台的。最合情理的邏輯是:明明知 道中央文革是堅定地支持團派的,蒯大富作為反劉少奇有功的學生領袖是為毛澤東 所欣賞的,414要是沒有強有力的後台做支撐,敢這樣頑強地明目張胆地對抗團 派嗎?還有一種最沒頭腦的邏輯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要是沒有後台連一天都生存不 了,414要是沒有後台是不可能的,只不過這個後台太厲害了沒有被揭露出來而 已。
對於414有沒有後台,當年有些老四也心存疑慮。有人曾當面問過我,要我 向大家老實交底414究竟有沒有後台,不得有任何隱瞞。
如果說當年團派從上到下都懷疑414有後台,我還能理解的話,在四十餘年 后的今天,還有那麼幾位團派朋友一口咬定414是有後台的,這個後台的目的就 是指使414搞垮蒯大富,進而破壞文革。他們被這個臆想中的後台搞得神魂顛倒 ,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尋這一歷史「真相」,想挖出414的後台。就在幾年前, 有位團派朋友曾當面向我徵詢:「老孫,現在都過去那麼多年了,你說一句實話, 414究竟有沒有後台?如果有,現在說出來已經無關大局了,只是讓我們知曉了 謎底而已。」
我除了吃驚和好笑,真的是無言以對。
什麼是後台?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沒有一個準繩,就無法討論,只能各說各的 。我心裡有一個自定的標準。我認為,一個大人物要成為一個派別組織的後台,至 少應該同時符合下面三個條件:
1、這個大人物要有巨大的政治能量足以對這個派別支持、保護、甚至庇護; 2、這個派別對這個大人物基本上是言聽計從的; 3、這個大人物與這個派別之間有著某種比較直接的或緊密的聯繫以及有相互關 聯的政治利益。
當年,團派沒敢公開挑明他們所懷疑的414後台是誰。因為要是被414抓 住把柄,那是很被動的事情。我從團派的議論中,感覺他們懷疑的414後台,主 要集中在康生、周恩來、林彪身上。我要一一談談他們與414的關係,他們對4 14的影響,414對他們的看法。他們三位都有巨大的政治能量,符合做後台的 第一個條件。那麼他們是不是414的後台呢?
康生——
之所以懷疑康生是414後台的主要依據是因為414總部核心陳楚三是康生 的養子。此外,1967年初,社會上(如中央黨校的「紅戰團」)有一股反康生 的暗流。兵團總部支持「調查」康生問題,「28團」反康最為積極,還有好些戰 斗組也參與其中77。團派懷疑康生是不是因為此事記仇因而暗中支持414。康 生時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顧問,地位顯赫,確實完全具備做後台的資格。如果 他是後台,當時也是紅後台,不是黑後台。正因為「陳楚三是康生養子」在清華是 一個路人皆知的「秘密」,所以我對陳楚三的言談特別注意,也保持著足夠的警覺 。無論在總部會議上,在公開集會上,還是在底下的交談,我從來沒有從他嘴裡聽 他提起過康生哪怕一次。退一步說,即使康生對他有過指示,他沒提這是康老指示 ,而是用他自己的話說的,我都把這當做陳楚三個人的意見來決定我是贊同還是保 留的。也就是說,在我眼裡,康生是康生,陳楚三是陳楚三。我從來沒有因為「陳 楚三是康生養子」這個身份而要額外考慮陳楚三的話是不是康老的指示什麼的。
懷疑康生是414後台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傳說康生是地派的後台,而4 14被划入地派陣營了。即便康生是地派的後台,因為414與地派的關係非常疏 遠,硬要把康生說成是414的後台,顯然是過於牽強附會了。
我本人對康生並沒多大好感。原因很可笑。在我第一次受中央首長接見的時候 ,我看到康生的第一印象就是這個人太陰沉了,太有城府了,深不可測,我的感覺 很不舒服。當然,我對這位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中央首長,完全沒必要為這點「 理由」反他或保他。
2011年4月下旬,在兩派頭頭和骨幹參加的宛平聚會上,我與陳楚三都被邀參 加了,並同處一室。那晚,我問了他與康生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這也是幾十年來 我第一次這麼直白地詢問他。陳楚三也是多年來第一次參加兩派聚會。在會上會下 ,我這個問題同樣被其他的老團朋友問了不下四五次。4月26日下午,他在會上 給大家作了一次詳細的解釋。他說他上學時住在康生家,與康生一家很熟。曹軼歐 (康生夫人)曾向他提起過想認養他,但是他沒回應,此後他與康生一家都不再提 起這件事情了。文革中,他確實通過康生家的門衛提交過幾次材料,但康生從來沒 有給他回復或迴音。這是陳楚三親口對與會者所做的最權威解釋。他後面說的這點 我也從他在414期間從來沒提起過康生得到印證。我聽到身旁有位團派朋友喃喃 自語地說:看來老四真的沒有後台。陳楚三的親口解釋終於讓他釋了疑。
其實,陳楚三的說法早就在沈如槐的回憶錄中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了世人:「 陳楚三明確地跟我說,他不是康生養子,雖然曾經給康生寫過幾封信,可從來沒有 迴音。」看來,團派的朋友只有親耳聽到陳楚三的親口說法才真正相信了。
周恩來——
在周恩來親來清華接見蒯大富,與他長談幾小時並在全校大會上親自為他公開 平反的時候,我想蒯大富對周恩來肯定是感恩戴德的。後來隨著中央文革越來越密 地插手清華文革,周恩來慢慢地淡出了。
激進的蒯大富親江青而遠周恩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對周恩來不滿的第一次 公開暴露是在揪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的問題上。周恩來一是恪守中央決定始終不放 王光美回清華,二是嚴厲批評蒯大富騙斗王光美「是背後搗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 治鬥爭。」蒯大富心裡是一百個不服氣,以「智擒王光美」的大吹大擂來發泄他對 周恩來批評的嚴重不滿。
當然,這件事發生在414之前,與414無關,但是種子已經種在後來成為 老團老四們的心上。
蒯大富破釜沉舟鐵了心要在5.30成立革委會。他對革委會可能流產的思想 準備一點點都沒有。鑒於414宣布成立總部,分裂局面已經形成,原本答應來參 加清華革委會成立大會的周恩來不來參加成立大會了,建議革委會延期。這對蒯大 富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如「當頭一棒,一盆冷水」。78打擊之大,可謂空前。
5·30革委會的流產,在蒯大富的心裡結下了兩個大大的仇。一個是對內,對 414的。另一個對上,對周恩來的。如果說,之前的蒯大富只是對周恩來的思想 太保守,沒有像江青那麼激進有看法的話,這一次是在重大的切身利益上受到嚴重 的創傷。
我原來一直以為,周恩來不來參加大會是革委會無法如期召開的唯一原因。現 在才知道,即使周恩來不來參加大會,謝富治參加大會的態度依舊沒變。也就是說 ,如果蒯大富決心如期成立革委會的話,這個慶祝大會還是開得起來的。謝富治陪 著蒯大富思前想後糾結了一晚上,最終蒯大富選擇了推遲。這一推遲,就推到遙遙 無期,清華革委會再也沒有在蒯大富的手裡成立起來。
不管怎麼說,周恩來決定不來參加成立大會是革委會流產的最重要外因。41 4的感受是「天神相助」,客觀上是幫414扭轉了危局。但是周恩來絕非為了幫 414才把革委會攪黃了的。他的決定是從對大局的考慮出發的。至於414因此 而掙脫困境,僅僅是他這一決定的副產品。
蒯大富認定周恩來在關鍵時刻不動聲色地給414以最有力的支持和最默契的 配合,這就是414後台的「鐵證」。團派的其他頭頭、骨幹和群眾,從上到下都 深度懷疑是周恩來利用414搞垮了蒯大富的革委會。有一位團派朋友勾勒了這樣 一張「路線圖」:在414與周恩來之間的關鍵人物是張廣友。是他代表周恩來的 意圖支持414分裂。我認為,作為一種想象,無論聽起來是多麼的「合情合理」 ,只能是想象,而不是事實。414分裂是團四深層次矛盾發展的結果。內因是根 本。作為414分裂的決策者之一,我確實沒有感覺有什麼外在因素對我產生影響 。
用不著否認,414與周恩來之間是有上下互動關係的。這種互動體現在思想 上,體現在情感上。
414對周恩來的態度,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親」。我們自認為四一四 思潮與周恩來的思想體系是很合拍的、一致的。他的一言一行,我們十分關切。他 的困難處境,我們十分同情。他在上層與中央文革這幫人艱難周旋,我們在清華園 與團派的極左思潮艱苦抗爭。我們自我感覺就是與他上下呼應。
我們「親」周恩來的另一個因素是帶點派性的。在中央首長中,除了不過問清 華文革、對清華兩派都沒表過態的那些以外,凡是表過態的,都是站在團派這邊打 壓414的。對414公開指責,敲敲打打,那是家常便飯。唯有周恩來,沒有公 開指責過414,這就足夠令我們心存感激了。我猜想,周恩來的內心對蒯大富這 樣的極左勢力也是不抱好感的。對於414,他不參與江青等壓制414的大合唱 ,我們感覺是他對414所能做的最大支持了。
至於周恩來對414的態度,我們只能從蛛絲馬跡中去感覺。對於清華的41 4與團派,乃至全國的溫和造反派與激進造反派,顯然,周恩來對前者的好感更多 一些。周恩來儘力保護老帥、副總理這些他在中央的支持者,那麼他也會儘力照顧 作為他的社會基礎的溫和造反派。414參與「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行動後傳來消 息,說周恩來說了一句「沒想到清華414也參加了。」這是一句批評的話,夾雜 著失望和惋惜的情緒,也可以解讀成他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對414一直存有的好感 並寄予希望。我們聽到以後,因沒能為總理爭光反而給總理添亂感到非常的內疚和 慚愧,著實難過了好一陣子,懊悔無比。
作為中國政壇的第三號人物,周恩來有做任何一派後台的實力和資格。但是, 周恩來是個努力緊跟毛澤東、按黨性原則辦事的大人物。他知道蒯大富是毛澤東欣 賞的,中央文革支持的,所以他絕對不敢也不會違背這個大原則公開支持414。 在「414串聯會」成立半個月後的4月28日,當有人問他知道不知道清華有個 414時,周恩來說:「不知道,清華我就知道有個井岡山,只認識一個蒯大富。 」是周恩來確實不知道清華冒出了個414,還是他佯作不知,這無從考證。從周 恩來的絕妙回答中,我們看到了他的過人之處,他是絕對不會在這樣的事情上授人 以柄的。
周恩來對清華兩派的態度,表明了他堅持不親一派打一派的黨性立場。他對團 派、414都有過批評。而態度明確的支持,他只給了「井岡山」,起碼錶面上是 這樣。
如果說,我們對毛澤東是敬畏的話,那麼對周恩來是敬仰,是敬重,帶點親切 感。我是反對找靠山找後台的。但是,如果周恩來敢於做、願意做414的後台的 話,我是心甘情願擁戴他這個後台的。414上下也會非常樂意的。但這終究不是 現實。我可以這樣說,在我們的心目中,周恩來只是414的精神後台。
林彪——
說實話,當年,及以後的幾十年來,我從來沒想過老團中居然會有人懷疑林彪 是414的後台。近年才知道,有為數極少的幾個團派朋友認為林彪是414的后 台。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所有的造反派唱的都是毛主席的語錄歌,唯有414選 用林彪語錄作為414戰歌,說明414對林彪崇拜到何種程度。二、兩派為這段 林彪語錄的真偽互相激烈爭辯。正當因吳法憲、戚本禹否認這是林彪語錄,414 處於十分被動地位的時候,林彪辦公室為這段未正式出版的林彪語錄證實,從而替 414解圍,而讓團派顏面掃地。團派朋友說:「這樣的做法不是令人深思的嗎? 可見414與林彪之間的關係是何等的密切!」以此證明林彪就是414的後台。
我看了,不禁啞然失笑。林彪在文革中深居簡出,幾乎沒有插手過地方上的事 情。414與林彪,簡直是八竿子都打不著的關係。我只是想說,如果哪個大人物 曾經說過幾句並非主觀故意對414有利的話或做過某件有利的事,他就成了41 4的後台,或者414就認他做自己的後台,那這個「後台」的桂冠也太不值錢了 ,以這樣來認定後台也太小兒科了。
因為絕大多數老團都認為懷疑林彪是414的後台是可笑的,所以我也簡單略 過,不再多議。
團派曾經強烈懷疑林傑79是414的後台。沈如槐的《清華大學文革紀事》 專門有一節「後台風波」記述此事,我不再贅述了。
儘管團派只能懷疑而不能確證414的後台是誰,團派還是堅信414是有后 台的。這樣的執迷不悟幾乎達到走火入魔的程度。當毛澤東派出三萬首都工人來清 華制止武鬥的時候,正常人的思維是在毛澤東的眼皮底下誰也不敢蒙著毛澤東調動 工人來清華的。蒯大富在無法從謝富治的北京市、江青的中央文革處求證是誰派出 這龐大的工人隊伍的情況下,認準是414的黑後台所為,公然武力抗拒工人。某 種意義上說,蒯大富是被自己臆造的「414後台論」斷送的!
除了後台外,團派還懷疑過張廣友、羅徵啟等人是伸向414的黑手。尤其是 對羅徵啟,被團派列為「羅文李饒」80之首,認為只要把這些亮相到414的干 部打成「反革命集團」,是他們在背後操縱著414,414就會不攻自破了。
說到底,團派對414從根本上還是不了解。可以那麼說,即使團派所說的那 些後台真的都倒台了,團派所說的那些黑手真的是反革命的黑手,414也不會因 此而垮台、而瓦解的。因為我們心裡非常清楚,414的重大決策都是我們自己決 定的,外界的影響有,但絕不是主要的。與414多少有點關係的黑後台打倒了, 或者黑手揪出來了,這最多會讓414有點一時的被動,但是想要以此整垮414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那個時候重提一件蒯大富的往事,可能對團派是會有所啟發的。
當蒯大富和蒯派們挑戰工作組權威的時候,當工作組憑藉黨的名義傾全校之力 圍剿他們的時候,他們沒有後台,沒有背景,沒有援手,憑什麼這樣硬氣和無畏? 那是因為他們敢於獨立思考,他們堅信自己沒有大錯,更沒有罪,工作組這樣整群 眾是方向錯誤,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憑著這樣的信念,他們才堅持到了「解放」 。
多數414頭頭在工作組時期的政治勇氣和獨立精神顯然不如蒯大富和這些蒯 派們。但是過了不到一年,兩者互換了位置。已經成了414頭頭的沈如槐等人, 他們明知道蒯大富是毛澤東所欣賞的紅衛兵領袖,明知道清華《井岡山》是中央文 革支持的造反派典型,但是他們更知道蒯大富等人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不斷違背著 毛澤東思想。他們不畏江青、謝富治等人的權勢和高壓,敢於獨立思考,表現了極 大的政治勇氣。曾經英勇的處於掌權派地位的蒯派們,此時卻迷信和依附中央文革 ,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當年沒有後台敢冒犯工作組的蒯派們,為什麼就不相信 沒有後台的414因為同樣的理由敢於與團派抗爭到底呢?
第五節 我認為的團派後台:謝富治、江青、毛澤東
團派有後台嗎?
當然是有的,而且都是強大給力的紅後台。至於有的後台後來顏色變了,由紅 變黑了,那是在兩派都消亡以後的事情。
團派的後台是誰呢?在我看來有三個:
一是謝富治——
作為北京市黨政軍一把手,更兼公安部長,清華又在他的直接管轄之下,具有 足夠的政治能量對團派支持和保護。謝富治的屁股坐在蒯大富一邊,蒯大富沒有理 由不聽謝富治的話,他也是很看重謝富治這個後台的。只是,蒯大富自恃是毛澤東 的「寵兒」,並不從心眼裡完全服了謝富治。對於謝富治不順自己心意的話也是不 聽的,因為蒯大富有比謝富治更硬的後台,所以只有在合意時才言聽計從。謝富治 從支持蒯大富中向偉大領袖邀功表忠心,蒯大富需要由謝富治出面向414施壓, 他們各有政治利益所圖。
謝富治在蒯大富成立革委會以及抓陳楚三、周泉纓這些事情上把他的後台角色 表演得淋漓盡致。
二是江青——
江青不僅是中央文革的實際掌門人,更有「毛澤東夫人」這一無人能及誰都忌 憚的身份。蒯大富對江青是敬畏的,完全做到了言聽計從。對蒯大富來說,聽江青 同志的,就等同於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同是後台,謝富治見到江青,那是小巫見 大巫,他們兩者不在一個檔次上。
蒯大富在打倒劉少奇上建立了奇功。蒯大富兩次批鬥王光美,讓王光美出盡了 丑,江青快意無比。所以江青對蒯大富猶如自家孩子一樣的呵護和疼愛。
怪就怪在,我們都明明白白知道團派有江青、謝富治這樣權高位重的中央首長 做後台,我們還是公開與團派對抗。為什麼有這個膽量?因為我們以自己理解的毛 澤東思想來衡量團派的所作所為。團派有許多錯誤,我們反對的是團派和蒯大富的 錯誤,並不是團派和蒯大富的全部。因為我們只是對江青、謝富治庇護蒯大富錯誤 的言行表示不滿,而不是反對江青、謝富治,更不是反對中央文革、反對北京市革 委會。這是我們牢牢掌握的原則。團派以為我們有後台才敢於反對蒯大富,這完全 是錯誤的判斷。我們是因為自認為站在真理一邊,我們的所作所為是符合毛澤東思 想的,我們才敢這樣理直氣壯地對抗蒯大富,儘管我們也清楚地看到了蒯大富的背 後站著江青、謝富治。
除了謝富治、江青,想做團派後台的,還大有人在。如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就 是其中之一。1967年6月26日,他帶戚本禹來清華找兩派做工作,竟然對團 派說「要承認414(總部)么,承認了對你們主動。……(團四兩派要)以對等 原則召開聯席會議,採用聯席會議的形式共同決定一切問題」。當我們終於從他非 常難懂的福建話中聽明白他的意思時,我們欣喜若狂,猶如天上掉下了一個大餡餅 。這「承認414」、「對等原則」都讓團派老大不高興,因為這把他們的核心利 益全出賣了。陳伯達來清華的本意是想幫團派忙的,只因為事先不了解情況,結果 幫了倒忙。後來陳伯達忙著為自己的失誤補救,團派心裡依舊有氣,414也沒領 他什麼情,心裡罵他搞兩面派。陳伯達似乎也是很想當團派後台的,但他這樣笨拙 和迂腐,團派豈能看得上?
至於戚本禹這位曾經紅得發紫的人物,也應該算是團派的後台。但是在蒯大富 眼裡,真沒把他當做一回事。即使是後台,也是小小不言的小角色。
每當與團派多多少少有點牽連的大大小小人物,譬如像王、關、戚,楊、余、 傅81倒台的時候,414都要鼓噪一陣,說這些人是團派的後台。其實,這些人 與團派即使有一點關係,相比較江青、謝富治這樣的真後台,也是比較淺表的。
三是毛澤東——
毛澤東對蒯大富的寵愛和支持,這點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也是我們心知肚明的 。但是這種支持,是對造反派支持的體現,屬於比較正常範疇。所以,我在兩派爭 斗期間,一直都沒有認為毛澤東是團派的後台。如果那個時候就確定毛澤東已經是 團派的後台,起碼我是不會再搞414的了。跟以毛澤東為後台的團派爭鬥,豈不 是自己找死?
直到看到毛澤東7.28召見談話之後,我才猛然明白,原來團派的背後真還 站著一個巨無霸的後台——毛澤東。
毛澤東對包括蒯大富在內的五大領袖說:「我都是護你們的,包括蒯大富,我 們有偏向」。
對於派工人進清華一事,毛澤東對蒯大富說:我這是來為你解困,「我們搭梯 子讓你下來。」
召見結束,毛澤東離開了又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 整蒯大富。」他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
而對於414,毛澤東的表態和定性是:「我才不高興那個414。那個41 4是反對我的。」
作為所有造反派的領袖,毛澤東對某個具體的造反派組織極少公開表態。他表 面上是維持一碗水端平,不給外人留下抬一派壓一派的印象。但是這次,毛澤東的 態度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支持。犯下嚴重錯誤的團派得到他無原則的庇護,歡 迎工宣隊制止武鬥的414則受到他毫無道理的指責。在團派開槍打死了工人、蒯 大富犯了罪行的危難關頭,關鍵時刻,毛澤東不得不拉下公允的假面,放下高貴的 身段,把團派後台的身份暴露得一覽無遺。
團派真的好「幸福」!有那麼大、那麼多的紅後台的堅決支持,著實令我有一 丁點兒「羨慕嫉妒恨」,外加巨大的壓力。
在文革之前,我們津津樂道於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 (雲)林(彪)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是多麼的英明團結。文革開始后,鐵幕洞 開,神話破產,我們震驚地發現他們之間有那麼大的矛盾那麼深的裂痕已經達到你 死我活的白熱化程度。
文革爆發前夕,毛澤東林彪已經結為同盟站在一起。劉少奇鄧小平並非是同盟 但客觀上被劃為一起。既敬服又畏懼毛澤東而思想上卻與劉少奇有更多共鳴的周恩 來最終站到毛澤東這一邊。
中央高層的分歧必然會「投射」到社會基層。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這三個 代表人物必然會有三種相應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代表人 物都是他們相應的社會基礎的「後台」(指利益代表和精神層面而言的後台)。在 全國,劉少奇是保皇派的總「後台」,毛澤東是激進造反派的總「後台」,周恩來 則是溫和造反派的總「後台」。在清華,劉少奇是「清華大學紅衛兵」的「後台」 ,毛澤東是團派的「後台」,周恩來則是414的「後台」。
派別以「後台」作為政治利益的代表,因而衷心擁護、積極支持。「後台」以 派別作為他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因而悉心呵護、全力支持。這方面,劉少奇、毛 澤東、周恩來與清華的老紅衛兵、團派、414之間的關係莫不如此。但是,因為 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在政治勢力和能量上並非是等量級的,所以,他們與派別 之間關係的表現形式上是有差別的。劉少奇通過王光美、劉濤這樣一條線成為「清 華大學紅衛兵」真正的後台。毛澤東通過江青(中央文革)這樣一條線成為團派真 正的後台。周恩來與414之間沒有這樣一條線。周恩來對414的支持只能在力 所能及且有充分正當的理由下才做那麼一點點(最經典的一次是以清華沒有實現大 聯合為由拒絕參加革委會成立大會客觀上給414以極大支持)。414對周恩來 的擁戴也都在擁護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口號下呼應的。
團派始終強烈懷疑周恩來是414的後台。相比較懷疑康生、林彪等是414 的「後台」,團派懷疑他是414後台算是最靠譜的。但是,靠譜也只是靠近一點 譜,並不是真的就等於譜。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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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2013-10-09 14:59 |
·孫怒濤·
〔上接zk1308d,第七章 414的外戰和內鬥(1967.6—1968 .9)〕
第六節 團四分派根本原因:政治觀點分歧和群體利益矛盾
清華「井岡山兵團」已經分成團四兩派,由同一個兵團組織內部的兩派徹底分 裂成兩個完全獨立互相對立的兩個總部。不管是當年清華文革的親歷者還是當今研 究清華文革史的學者專家都在分析探究清華兩派產生的成因和鬥爭的實質。
政治觀點的分野顯然是形成團四兩派的重要原因。
我在給《倒下的英才》一書作者唐金鶴的郵件中有這樣一段話:「團四最初的 觀點分歧是在幹部問題上。清華師生中認為清華中層基層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或比 較好的經過文革洗禮應該及早解放的那部分人,慢慢地都集合到414的大旗下了 。這些人的內心深處是想善待幹部儘快轉入『鬥批改』儘早結束文革動亂這樣簡單 而樸素想法。」
陸小寶曾經評論這是「政治觀點決定論」。我承認,幾年前我確實認為政治觀 點的不同是導致兩派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從兵團總部整風開始,繼而在幹部問題上 展開的大辯論,更延伸到對文革前十七年的評價,慢慢形成兩種對立的觀點。凡是 同意「紅線主導」論的,結成了414派。反之,凡贊成「徹底砸爛」論者,即為 團派。團派與414派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涇渭分明、清晰對立。這是清華派別斗 爭的顯著特點之一。
有意思的是,儘管兩派的政治觀點分歧巨大而明顯,兩派卻都說自己是最符合 毛澤東思想的。也就是說,兩派的爭論,似乎是兩個毛澤東在爭吵:一個是文革中 的毛澤東,強調的是繼續革命理論。一個是文革前的毛澤東,突出的是他的一貫紅 線。前者以團派作為代言人,後者以414作為辯護者。
政治觀點的不同是造成團四兩派的重要原因,對這一點幾無異議,所以我在這 里不多贅述。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為什麼414的這些人會持有「紅線主導」論,而團派的 那些人會持有「徹底砸爛」論呢?
經過這幾年的思索,我認為團派與414派是兩個在組成成分和利益訴求上有 明顯差別的群體。
在這裡,我要引入「優質生」以及由優質生組成的「優質群體」、「差質生」 以及由差質生組成的「差質群體」的概念。
為了說明這兩個群體的差別,我以我所在的自604班作為示例分析它們的成 分和形成過程。
我班有36人。入學的時候,有三四位高中就入黨的同學馬上被組織看中,擔 任班上和年級里最重要的職務。在我們新生的眼裡,他們都是最優秀的同學。全班 只有一位同學的出身是富農,但因為本人是黨員,顯然比不是黨員的一般工農子弟 顯得更優秀些。其他所有的同學,儘管各人情況有點差別,但也各有所長,沒有明 顯差勁的。
可以這麼說,進校之時,我班的同學幾乎全都是優質生。要說差別,也僅是優 秀還是優良的程度差別。沒有明顯的差質生。我高中時期的同班同學,已經形成明 顯的優質群體和差質群體(不是團體)。凡政治可靠、思想進步、出身好、成績優 秀的這些優質生,通過高考,送到清華、北大、軍工院校及其他一些知名的大學。 家庭出身不好的這些差質生,落榜了,個別幸運一點的也只能上不入流的大專。高 考,就像是一架甑別「優質生」還是「差質生」的篩選機,把不同的兩類人送上不 同的人生軌道。能進清華這樣名牌大學的,絕大多數都是品學兼優的優質生。
需要說明的是,當年清華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學、自動控制、無線電、數學力 學。這五個新系都是1958年前後新籌建的,其中有不少與國防工業有關的專業 涉及保密,因而在招生的時候對考生的政治條件要求比較嚴格。總體而言,清華招 生時對考生的出身看得不是很重。在電機、水利、土建、動農、精儀、冶金這六個 老系裡,出身有點問題的比例要高得多。王良生是水利系的,1962年入學。他 說他這個班裡,家庭出身成分高、家庭有政治歷史問題或有海外關係的,竟然高達 到74%。這與我班(1960年入學)的情況差別巨大。
大學六年中,各種政治運動和繁多的活動從沒間斷過。揀其重要一點至今還有 印象的,有紅專辯論、學《毛選》、憶苦思甜、「學雷鋒」、評功擺好、學「九評 」、農村「四清」、批「三家村」等等。這些運動和活動,基本上以正面教育為主 ,多數比較溫和,偶爾也有點激烈。逐漸地,班上同學分成了兩個界線不很分明但 是大致有點輪廓的群體:優質群體和差質群體。優質、差質的差別主要在政治表現 方面的不同。
對黨忠心耿耿,對毛主席無比熱愛,無產階級立場堅定,階級鬥爭觀念強,階 級感情深等等,都是政治表現好的重要標誌。出身於雙革(革命幹部、革命軍人) 及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當之無愧地成為優質群體的主體,政治輔導員、黨員、 黨支部委員、團支書、班長等學生幹部則是其中優秀優質生,是優質生中的佼佼者 ,優質群體的核心和中堅。
而思想反動、對黨不滿的右派學生是最差質的差質生。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認識 模糊、立場動搖的學生肯定也屬於差質群體。出身於地、富、反、壞、右、資本家 、小業主、四不清幹部家庭的學生,有個性、有稜角、善於獨立思考、不大愛聽組 織話的學生,都有成為差質生的可能。在政治上表現不上進、不緊跟,以致給組織 上留下政治落後印象的,個人品行(譬如有點小偷小摸)、思想意識(譬如受西方 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比較嚴重)有點問題的學生,還有極端散漫、弔兒郎當、不求上 進的學生,也可能屬於差質群體,雖然這些與政治思想上犯錯誤有問題是有程度上 差別的。
在優質群體與差質群體之間,有不少既算不上優質生也不算差質生的同學。所 以在兩個群體之間有一片模糊的中間地帶。這兩個群體也是動態存在的。本屬於優 質群體的優質生如果犯了政治錯誤,就會掉入到差質群體中去。差質群體的差質生 ,尤其是僅僅因為出身不太好的,但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現,積極靠攏組織,能徹底 背叛剝削階級,就會上升到優質群體中去,甚至有可能入黨。這叫做「重在表現」 。
組織上對優質生的政策是信任、培養、重用。毛澤東說「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 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那是對優質生說的。毛澤東說你們要成為革命事 業的接班人,那也是對優質生說的。優質生的前途光明、前景美好。所以,已經處 在優質群體中的學生想的是要不斷的為黨立新功,以確保在優質群體中的位置不斷 上遷,至少不能往下跌。
組織上對差質生的政策是幫助、團結、教育,使之脫離差質群體,上升成為比 較優良的優質生。對於極少數性質嚴重的差質生就要進行批判、監督、改造,以防 再往下滑成為敵對分子。因為差質生都明白自己的前途暗淡、命途多舛,所以總是 想方設法地抓住機會(特別是政治運動的機會)表現自己,以求掙脫差質群體的苦 海,改變差質生的悲慘命運,力求進入優質群體。
這就是當時兩個不同群體人的心態。
很顯然,優質群體,他們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也是強勢群體,而差質群體必 然是政治上受歧視、精神上受壓抑的弱勢群體。
雖然從沒有明文公布過優質生差質生的標準,雖然誰也沒有給哪個人貼上優質 生或差質生的標籤,但是組織上(輔導員們、黨團幹部們)實際上是有一個潛標準 的。他們不斷地在給學生們摸底排隊,進行動態管理。到底是優質生、差質生還是 不優不差的中間生,他們的心裡很清楚,其實每個學生自己也能感覺得到。
在我臨近畢業,也就是在文革之前,我班的情況是這樣的:
1、黨員約有19人,超過全班人數的一半(老系班級的黨員就沒有這樣高的 比例了),其中政治輔導員4名。這說明經過大學六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優質群體 中優秀優質生的數量明顯增加,質量也有極大的提高。 2、有三四名同學因各種原因成了差質生,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差質群體(老系 班級的差質生可能要多一些)。
我在大學前四年一直處於優質群體里的。在「九評」學習后非常不幸地掉到差 質群體中,成為班上第一號差質生。
文革前學生中的差質群體,有如下幾個特點:
1、這個群體比較小。根據我班的情況推算,約佔學生總數的10~15%左 右(老系裡,這個比例可能要高一些)。 2、差質生與優質生之間有矛盾,但表現得不是很尖銳。 3、由差質生上升變成優質生的通道儘管很小,但是沒有完全被堵死。所以差 質生面前並非是漆黑一片,絕望到底。當然,從差質生變成優質生的道路是漫長而 艱辛的,能成功的幾率也很小,而變成更差的差質生的可能性倒是蠻大的。 4、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時候的差質生還沒有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團體。 差質生散落在各系、各年級、各班中,互不認識,互不聯繫。所謂差質群體,只是 一個概念,並沒有抱成團形成一個實際的團體。
文革開始了。那場校黨委是「延安」還是「西安」的大辯論,本來是會引起優 質群體和差質群體一次大分化大重組的。如果大辯論最後證實校黨委是「延安」, 蔣南翔姓「馬」,那麼,保蔣的優質生將更優質,保蔣的差質生也會因為站對了隊 在轉變成優質生的天平上增添了砝碼。而反蔣的都犯了立場錯誤,反蔣的優質生將 變成差質生,反蔣的差質生將更差質。當然,如果證實校黨委是「西安」,蔣南翔 姓「修」,那情況就完全是翻了一個個兒。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當時無論反蔣的還是保蔣的,都是出於保衛黨中央、保衛 共產黨政權的目的,只是在認定校黨委、蔣南翔是不是變修這點上,觀點截然相反 罷了。不管反蔣還是保蔣,幾乎每個人都有讓原本優質的更優質,原本差質的變優 質的真誠動機。可以想象,要是校黨委最後勝利了,那麼,其結果就與五七年的反 右一樣,又將有一大批優質生跌落到差質群體里。以前歷次政治運動,反基層黨委 的都沒有什麼好果子吃的。
實際情況是,這場辯論剛開始沒幾天,謎底就揭曉了。反蔣反對了,保蔣保錯 了。於是,這一次立場站對了的反蔣學生揚眉吐氣。保蔣的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挨了悶棍,垂頭喪氣。
工作組進校,反蔣的還來不及受表揚,保蔣的還來不及挨批評,反蒯運動就開 始了。這不到十天的保蔣還是反蔣,並沒有對優質群體或差質群體的變動產生多大 的影響。保蔣的優質生們並沒有因為保蔣錯了而掉到差質群體中去,反蔣的差質生 們也沒有因為反蔣對了而上升到優質群體中來。也就是說,實際上,並沒有因為保 蔣還是反蔣發生優質群體與差質群體之間的遷動和重組。最多,只是心理上的影響 而已。這樣的結果,解放以後十七年來還是第一次。
在這場由工作組指揮組織的全校反蒯運動中,反工作組的蒯派中有相當一部分 是優質生,而跟隨工作組反蒯的主力也是優質生。反蒯運動使得優質群體發生了嚴 重的分化。最終,那些原本是優質生的因為反工作組而成為蒯派全都跌落到差質群 體里!
蒯派處境凄慘,一片哀號。蒯大富說:「實在地說,後來我是有點絕望了。我 當時想,1957年右派的陰影又回來了,我估計我肯定又是個右派頭子,我無論 怎麼樣,他們肯定都要處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這種下場。我 當時已經做這個思想準備了。」陳繼芳深夜面對奔流的河水,「一剎那,我想到了 死。跳進去么?跳進去就一切都結束了。」蒯大富、陳繼芳這些原本是優質群體中 的佼佼者,一下子掉落到差質群體的最底層。如果文革最後以劉少奇的勝利而結束 ,那麼運動後期,這些蒯派全都會定成反動學生、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命運與五七 年的右派分子一樣的慘。
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被打擊的對象,沒有一次是能平反的。1950年的 反革命分子、1955年的胡風分子、1957年的右派分子、1959年的右傾 機會主義分子、「四清」中的走資派,不管是整對的還是整錯的,總體而言,整了 就整了,絕不認錯,絕不平反。
十七年來,唯有劉少奇派工作組整學生這一次,不到兩個月就平反了!被工作 組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破天荒地由共和國的總理出面平反了!這當然不是因為毛 澤東這個時候突然心生慈悲,換了一副菩薩心腸。但是對蒯派而言,能不能平反卻 是性命攸關的大事。命運就這樣出現了戲劇性轉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反蒯期間及以後的差質群體,有如下特點:
1、差質群體猛然間膨大了許多,全校一下子新增蒯派700多人。 2、以前的差質生是零零落落產生的,情況各異。而蒯派是一次性產生的,全 是犯了反工作組這一嚴重的「政治錯誤」。這些蒯派中的大多數都是出身比較好、 思想比較活躍、富有鬥爭精神的原優質生。現在的差質群體中,既有文革前的老差 質生,也有蒯派這新差質生。新產生的蒯派成了差質群體中最主要也是最有政治能 量的差質生。 3、非常重要的是,文革前的差質群體是以個體形式存在的,而反蒯以後,蒯 大富組織了「井岡山紅衛兵」,這實際上是一個以蒯派為核心、為骨幹、為主力的 全校性的差質群體組織。「井岡山紅衛兵」理所當然地要反映差質群體的政治訴求 ,代表差質群體的切身利益。 4、蒯大富平反了,蒯派也平反了。慢慢地,不只是平反,蒯大富和蒯派都成 了革命左派,也就是說,成了新優質生。十七年來,有哪一次政治運動中,差質生 翻身成為優質生的?沒有!一次也沒有!這一次,完全是奇迹,是反常。蒯大富不 僅成了響噹噹的革命左派,不僅是「井岡山紅衛兵」的頭頭,後來竟然成了實際掌 管清華大權的「井岡山兵團」的一把手,差一點成為清華革委會的一把手。蒯大富 從反蒯前的優質生,在反蒯中變成最差最差的差質生,反蒯以後成了最頂尖的優質 生。這是一個U字形的人生軌跡。他猶如從人間掉入到十八層地獄以後又騰飛到高 高的天堂!蒯大富及其蒯派,從工作組反蒯時候的差質群體變成「井岡山兵團」掌 權時候的新優質群體。
這個時候,原來的優質群體在反蒯以後,也有如下特點:
1、優質群體向來是最聽黨的話的。只要跟著黨走,永遠不會犯錯誤。但是這 一次老黃曆不靈了。工作組是黨派來的,反蒯是工作組指揮布置的,優質群體是反 蒯的主力軍。這一切似乎與歷次政治運動一樣。沒想到,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 錯誤。優質群體緊跟工作組起勁反蒯,最後不僅沒立功,反而站錯了隊,也跟著犯 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隨著蒯派成為新優質群體,跟著工作組跑的優質生就不再是優 質生了,他們成為相對比較差的差質生了,他們形成了新差質群體。 2、優質群體發生了極大的分化。絕大部分優質生(跟著工作組跑的)整了一 小部分優質生(反工作組的)。最後,這些原本都是優質生的,因為整人和被整, 他們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落差和情感鴻溝。這在短時間內是很難癒合的。 3、優質群體向來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他們前途似錦,光輝燦爛。反蒯運 動后,那些跟著工作組跑站錯了隊的優質生,突然發現他們似錦的前程蒙上了陰影 。他們的接班前程被橫刀奪愛。因為那些蒯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搖身一變成為 堅定的革命左派,成了主流派,成為掌權派,成為新優質群體。 4、在優質群體中,本來最牛氣的是革干革軍子弟,尤其是高幹子弟。這次文 革的對象就是走資派,所以幹部首當其衝受到衝擊。昨天還是不可一世的高幹子女 ,今日成了黑幫子女。他們的身價一落千丈,成了新差質群體中的最差生,被文革 運動所邊緣。他們的政治地位已經落在工農子弟後面。 5、文革前,在校黨委、校團委的領導下,優質群體是有嚴密的組織系統的。 他們寄生於這一組織系統得以生存,依靠這一組織系統得以發揮作用。蔣南翔一倒 台,龐大的組織體系頃刻瓦解,工作組撤走後,優質群體如一盤散沙,只能各自為 戰。但是他們的思想基礎、組織意識仍在,很容易抱團形成新的群體。在批判工作 組中誕生的「八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那些跟工作組跟得不緊、對反蒯也 反得不力的這些原優質生挑頭的不自覺集合。
文化大革命對所有人的政治地位產生了衝擊和影響,優質群體和差質群體發出 了重組和變遷。不僅如此,更嚴重更長遠的影響是,對什麼是優質、什麼是差質的 標尺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這標尺,最基本的方面,如聽毛主席、黨中央的話,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等 等,還是沒變。但在文革前後,甚至在文革的不同時段,這一標尺的具體內容也會 有所變化。
在文革初期,凡是能深刻理解繼續革命理論的,能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的 ,能向著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革命造反精神強路線覺悟高的,都 是優質生最主要的標誌。他們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反之,對繼續革命理論不理 解的,對戰略部署跟得不緊的,對劉少奇的反動路線開火不猛烈的,缺乏革命造反 精神路線覺悟低的,就是保守派,甚至是保皇派,就要淪落為差質生。
文革前的差質群體是隱形的,優質群體是有合法組織的。經過文革初期的激烈 變動,有分化,有擴充,有重組,最終形成了兩派。以新的標尺來衡量,蒯派成了 革命左派,團派成為新優質群體。而原來優質群體中的大多數,這個時候成了新差 質生。這一新差質群體的組織形式就是「八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它們最 后演變成414。
沈如槐在《清華文革紀事》115 ̄118頁中記錄了幾組很有意思的數據可 以為我的上述分析佐證:
學生幹部黨員在414中的佔62。6%,在團派中只佔27。4%。這說明 文革前最優秀的優質生大多數都跑到414這邊去了。
學生中的反工作組分子團派佔65。6%,414佔29。3%。「反工作組 分子」也就是蒯氏人物。可見蒯派主要集中在團派,蒯派是團派的核心。
反蔣分子團派佔60。3%,414佔33%。這說明對舊清華表示不滿的絕 大多數在團派。
「八九」分子團派佔20%,414佔68%。可見保工作組的「八九」分子 絕大多數都跑到414這邊來了。這與多數蒯派跑到團派去了是同一回事。
這幾張統計表都是著眼於團派與414派的成分比例,沒有反蔣與保蔣、反工 作組與保工作組、「八八」與「八九」的比例及人數統計,這是很遺憾的。以我個 人的觀察,保蔣積極的,一般保工作組也比較積極,一般會參加「八九」,後來成 為老四的會比較多。反蔣積極的,一般也是反工作組或者對反蒯保工作組不很積極 的,一般會參加「井岡山紅衛兵」或「八八」,後來成為老團的會比較多。
群體與觀點,這是一物兩面的關係。同一群體的人,因為以往的經歷和目前的 處境基本相同,所以有著基本相同的政治觀點。反過來也一樣,因為政治觀點相同 或相近,有共同語言,所以彼此接近、吸引,容易共存於同一群體。
「紅線主導」論,既是原優質群體的切身感受,也是為肯定原優質群體的過去 歷史所需要的。所以,「紅線主導」論最容易為原優質群體所接受。它是414最 核心、最基礎的理論,甚至可以說是414賴以生存的生命原動力。
蒯派切身體驗到到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迫害,因此提出「徹底砸爛舊清 華」的口號也是非常自然的。唯有如此,蒯派才能避免再退回到過去挨整的地位, 保持新優質群體掌權的地位。
學生是清華文革的領導力量和主力軍。學生的觀點和群體影響著幹部隊伍和教 工隊伍,幹部和教工必然隨之分群分派。
清華的幹部,特別是中下層幹部,基本上都是「清華牌」的,也就是說,都是 優質生留校的。最具典型的是,譚浩強是歷次政治運動表現積極突出的政工幹部, 呂應中是蔣南翔號召走「呂應中道路」的紅專典型,羅徵啟是舊黨委的宣傳喉舌。 沒有比「紅線主導」這樣的理論更得這批「清華牌」幹部的歡心了。教職員工中的 黨員,亮相到414的佔47。4%,亮相到團派的佔30。5%。整個清華幹部 隊伍,也是亮相到414這邊的人數要多得多。
簡而言之,以原優質群體為主的414派基本上代表了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的 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們都擁戴「紅線主導」論。而以蒯派為主的團派則代表了歷次 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受歧視者,所以他們更傾向於「徹底砸爛」論。他們之間的根 本分歧,既表現在對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的評價上,更表現在對今後政治命運和政 治前途的爭取上。
所以,我認為,團派與414派是兩個不同群體的利益代表。群體利益的矛盾 是造成分派的一個重要的、內在的原因。因為「文革不同群眾的利益表面上看似是 觀點與觀點的衝突、思潮與思潮的交鋒、理論與理論的對峙,而背後無不深藏著廣 大群眾的利益淵源、利益要求和利益關係。」
對於分派,除了政治觀點和群體屬性的主要影響外,另外還有兩個比較重要的 因素在人們選擇派別時也起著一定的作用。
一個是政治風險的考量:
歷次政治運動讓人們明白了一個最淺顯的道理:政治上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政 治上栽了跟斗,人生一輩子就完了。
在保蔣還是反蔣、反蒯還是反工作組這兩件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站隊站錯了的人 很多。他們心裡想著,再也不能站錯隊了,再也輸不起了。團派不僅是多數派,更 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主流派、在朝派。414不只是少數派,更是被中央首長批 評、打壓的在野派。這兩者強弱分明,前景也大不同。明擺著,參加團派的政治風 險幾乎沒有,參加414,面臨的兇險要大得多。
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鬥爭的幹部和教師,對政治風險的考慮顯然要 更多一些。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學生中,也有不少這樣的同學。我班裡有一位姓厲的桿兒老團曾這樣說過: 「414垮掉的可能性極大,最好的前景也只能得到清華的半壁江山。蒯大富是毛 主席支持的,絕對垮不了,最壞的前景起碼還能得到清華的一半江山。清華肯定是 以團派為主坐江山的。」他在利弊得失上的透徹分析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另一個因素涉及到價值觀的認同感:
自從團派掌權以後,團派一些核心人物的價值觀取向頗受爭議,蒯大富的政治 品行也屢遭惡評。許多老四對我說過,他們對團派一些核心人物信奉的「政治鬥爭 無誠實可言」、「為了革命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等等在道德層面有悖於常理的言行 非常反感,無法認同。蒯大富在誠信方面的缺損也使他的個人魅力大打折扣。相比 較414這邊的頭頭,看起來似乎要讓人放心一些。這也使得受傳統教育很深的一 部分師生因此而選擇了414。
我認為團四分派的主要原因在於政治觀點分歧、群體利益矛盾、政治風險考量 和道德價值差異。至於具體到某個人參加了某派,究竟是哪個方面看得更重一些, 哪個因素起的作用更多一些,那是因人而異的。甚至,有些偶然的、可笑的因素都 會影響一個人的決定。譬如,看到一個挺討厭的人參加了這派,心裡即使贊同這派 的觀點也不再參加。當然,這些都是個別的。
第七節 兩派主要頭頭的群體屬性,我是一個特例
一個人所處的群體與這個人所持有的觀點,對大部分人來說是一致的。
兩派的主要頭頭,有一些我至今都不清楚他們在文革前和工作組時期的表現。 我只以比較了解的蒯大富、馬小庄、陳繼芳、陳育延、沈如槐、陳楚三、汲鵬這幾 個兩派的主要頭頭來分析它們的群體屬性。
團派中,政治觀點與群體歸屬完全一致的有蒯大富、馬小庄、陳繼芳。在文革 前,他們都是優質生。蒯大富是入黨積極分子,離跨進黨的大門只差一個腳後跟。 馬小庄和陳繼芳在文革前就入了黨,都是學生幹部。這三位都是優質群體中的佼佼 者。在工作組時期,他們都被整得死去活來,是全校或全系出名的大蒯派。他們是 團派總部的核心人物,持有堅定的團派觀點。
414中,政治觀點與群體歸屬完全一致的有沈如槐和陳楚三。他們也都是黨 員。沈如槐是團支部書記、黨小組長,陳楚三是烈士子弟,他們兩位也全是優質群 體中的佼佼者。我不是很了解他們在工作組時期的具體表現。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 ,他們不是蒯派,沒挨整。他們對工作組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所以很快成了「八八 」派,陳楚三還是「八八」的負責人之一。他們是414總部的核心人物,持有堅 定的414觀點(更準確一點說,是414中的鷹派,堅定的「東方紅戰團」觀點 )。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
1、這幾位在文革前,全部都是出身很好、政治表現優秀的優等優質生。他們 都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具有同樣的接班前景。那時他們處以同一群體中,互相之 間當然沒有什麼群體利益的矛盾。 2、工作組時期,他們被分化了。蒯大富等不要說接不了班,而是要當反革命 了。沈如槐等仍在優質群體里,未影響前程。 3、「井岡山兵團」成立,蒯大富等成了新優質生,奪取了清華大權。沈如槐 等相對於新優質生而言反倒成了新差質生,接班前景渺茫。如不力爭,將只能做蒯 大富等的臣民。 4、蒯大富是團派一把手,沈如槐是414一把手,其他幾位都是派內最有影 響力的頭頭。由這幾位而言,他們的政治觀點和群體歸屬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 在兩派的總部委員中,還有不少與他們一樣,也是政治觀點與群體歸屬一致的。
事情總會有例外。有少數頭頭,他們的群體歸屬與政治觀點是背離的。
在團派中,陳育延就是一個背離的例子。她出身幹部家庭,黨員,是優秀的優 質生。在工作組時期,不是蒯派,沒有跌落成差質生,但也不是堅決跟著工作組反 蒯的。後來是「八八」派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也就是說,到1966年年底以前, 陳育延與沈如槐、陳楚三、唐偉等人的經歷和狀況幾乎一樣。從她的群體屬性講, 陳育延應該歸屬於414派的。但是陳育延卻持有團派觀點的,是團派總部核心要 員。
在414中,汲鵬也是一個群體歸屬與政治觀點背離的例子。汲鵬也是黨員, 是蒯派,與陳繼芳同系,各方面情況與陳繼芳非常類似。從群體屬性上講,汲鵬本 應歸屬於團派,但他持414觀點,是414總部核心委員。
在兩派的主要頭頭中,我是一個最特殊的例子,群體歸屬與政治觀點背離的程 度,超過了陳育延和汲鵬。
兩派的主要頭頭在文革前幾乎全都是優質生,唯有我是差質生。一個差質生在 文革中敢於跳得那麼高,折騰得那麼厲害,是極為少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出身 好,從中學到大學前幾年一直是優質生。優質生的影響和思維讓我的膽子比那些出 身不好的一直是差質生的同學要大得多。而且,我雖是差質生但不是非常差質的。 另一個原因是我太想改變自己的政治地位了,渴望從差質群體蹦回到優質群體中去 。
蒯大富等是在工作組時期才跌入到差質群體中去的。他只跌入過這一次。他成 為差質生的時間充其量也不過幾十天。我是在「九評」學習中成為差質生的,已經 當了二年的差質生,是老牌的差質生。工作組時期又成了蒯派,在差質群體中往下 又跌了一次,成了「雙料」的差質生。隨著蒯派成為新優質群體,我也跟著沾光成 為新優質群體中的一份子。在蒯大富的提攜下,成為「井岡山兵團」的總部委員。 那時的我與蒯大富是屬於同一群體同一觀點的。
團派是維護從文革前各個時期到文革中反蒯時期的差質生的利益的。從群體利 益出發,我應該是團派,而且應該是鐵杆團派,一直的團派。
但是,最終,我成了老四,而且是414總部的核心委員。
我與汲鵬都是觀點與群體背離的,但我背離得更厲害,因為汲鵬文革前是優質 生,而我不是。
為什麼我本該屬於團派陣營的,反而成為414陣營的一個頭頭呢?多年來, 我一直這樣問自己。
主要的原因,我在群體利益與政治觀點之間,我更看重政治觀點。我認真比較 過「徹底砸爛」論與「紅線主導」論的不同,我內心還是贊同「紅線主導」論的。 一個在「九評」時被「幫助」過的人,怎麼不把這當做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迫害 、怎麼不想著要去徹底砸爛,反而贊同用這樣方法對待自己,認為這也是「紅線主 導」呢?那可能是因為我與出身於剝削家庭的子女還有所不同,也由於清華的政治 思想工作是那麼的強大和有效:整了你,還把你整得心服口服,整得你不怪整人的 組織,只怪自己不好。如我,真心地認為「九評」學習中組織的幫助是為我好,而 不是迫害我。我始終認為是自己的覺悟不高,認識模糊才導致政治上掉隊,才需要 幫助。我做夢都想著重返優質群體,變為一個受組織信任的人,並且最終能成為黨 員。所以我反而認為這也是「紅線主導」的一個具體體現。
我之所以在414這個群體里,更深層次的還有一個原因,我對於不少團派總 部委員接受的「為了革命可以不擇手段」、「左的錯誤是認識問題、右的錯誤是立 場問題」、「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等等觀點很反感。在價值觀和人品方面,我更 認同在414陣營里的那些原先的優質生們。
據我所知,414頭頭中,只有我和汲鵬是蒯派,是本該在團派卻跑到414 來了。有意思的是,我和汲鵬雖然都在沈如槐為首的414陣營里,但是與沈如槐 等人還是有點距離和差別的。沈如槐、陳楚三都是屬於「東方紅戰團」的,而我與 汲鵬都是「三七戰團」的。看來,這不是巧合,有一種內在因素在起作用。這裡, 群體屬性還是有不小的影響。我與汲鵬脫離了團派,都贊同414觀點,但是沒有 完全融入「東方紅戰團」,與「東方紅戰團」的觀點也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於是我 們成了「三七戰團」的人。「三七戰團」對團派比較溫和,與我和汲鵬等都是與團 派同一屬性是很有一點關係的。
因為我與汲鵬都曾經「失身」掉入過差質群體,與蒯大富在群體屬性上是一致 的,這就從群體屬性上解釋了,為什麼沈如槐他們是決不會讓我或汲鵬當414一 把手的。這不是沈如槐個人的意願或好惡,而是沈如槐代表著原優質群體切身利益 和集體意志。他們擔心我或汲鵬當了414的一把手,會很容易與群體屬性一致的 蒯派妥協,會損害原優質群體的利益。
我與汲鵬的群體屬性與蒯大富一致,這也從群體屬性上解釋了,為什麼蒯大富 對我和汲鵬在態度上要溫和一點,沒有像對沈如槐他們那麼「恨」和「狠」。當然 ,這與我們在觀點上也不如沈如槐他們那麼強硬也有很大的關係。
某個人的群體屬性與群體歸屬背離的現象正說明了團四分派並不簡單地由群體 屬性決定的,政治觀點會影響一個人本該是在某一群體,但實際上卻處於另一群體 。
第八節 所謂414的隊伍「純」,團派的「路線覺悟」高
414在論戰中,除了大力批判團派的極左思潮外,最喜歡拿起「階級分析」 的武器,拿團派的階級成分說事(我也是其中頗為積極的一員)。414總是說團 派隊伍嚴重不純,痞子多,有政治問題的多,並為自己這邊黨員多,學生幹部多, 階級成分純而驕傲。
團派在論戰中,除了攻擊四一四思潮是右傾的否定文革的思潮以外,也最喜歡 說414的隊伍里保蔣的多,保工作組的多,修正主義苗子多,最自豪於自己的造 反精神強,路線覺悟最高。
當年的派戰夾雜著嚴重的派性。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鬥爭學說 ,最普遍使用的階級分析方法,都是違背中國社會實際的,因而是必須揚棄的。
今天我們應該以新的視角來觀察、分析兩派在這些問題上的爭論。
蒯派最早反工作組,受工作組迫害最甚,對劉少奇在文革五十天所推行的資產 階級反動路線和十七年來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批判最力。他們瞧不起以原優質生為 主的414在十七年裡受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最深,在五十天中則成了工作 組壓迫蒯派的幫凶,最起碼也是不敢吭聲。
414當然是不服氣的。414認為在十七年裡,在毛澤東思想紅線主導下的 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這批優質生們老老實實聽黨的話,一心一意跟著黨走,勤勤 懇懇為黨工作,一直是黨的正確路線的最忠實的擁護者和執行者。至於在五十天里 ,蒯派反工作組並不是因為他們路線覺悟高,而是他們自己身上有許多小辮子被工 作組抓住了。他們個個都寫檢查了,投降了,一點也不勇敢,更不是英雄、左派。 批判工作組的時候是「八八」帶頭抗擊著「八九」的。總之,蒯派的路線覺悟也不 咋的,都是投機投對了的政治暴發戶。
這就是所謂的五十天與十七年之爭。團派強調的是五十天的路線覺悟,414 強調的是十七年的階級覺悟。這其實就是「紅線主導」論與「徹底砸爛」論激烈爭 辯的又一反映。
因為五十天的路線覺悟相對是現實表現,十七年的階級覺悟相對是歷史表現, 而且當時更看重路線覺悟,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414落在下風,辯論起 來有點理虧心虛。
於是,414就專攻團派隊伍不純的軟肋。
414里黨員、學生幹部所佔的比例比團派的要高許多,這已經由數據說明了 。414就是以原先的優質生為主體的。這是組織上的純。
還有一個原因:414從「井岡山兵團」分裂出來的時候,參加414的人, 都經過自己的反覆思考後,明確表態自己持有414觀點,願意在組織上脫離兵團 總部參加414的。所以,六七千人的老四,在政治觀點上都是贊同414觀點的 ,對蒯大富都是持no而不是yes的。雖然程度有差別,方向基本一致。這是政 治上的純。
因此,414隊伍就顯得相當純,而團派隊伍相形之下就顯得不那麼純了。
六七千人的老四堅決「下山」去了,留在「井岡山兵團」的還有八九千人。這 其中,有不少同情或贊同414觀點但是不贊成414組織分裂而留在團派里的。 如王良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有好些既不贊成414觀點也不同意團派觀點的中間群 眾,因為無處可去,也留在團派了。還有一些逍遙派,無所謂觀點,閑得慌,也偶 爾參加一下團派組織的遊行之類的活動。有一部分幹部,在「再也輸不起了」的心 態下,參加了政治風險小的團派。有一部分學生,他們對蒯大富的不少做派也看不 慣。只是因為蒯大富是毛主席樹立的一面旗幟,從這樣的「大局」觀出發不願意公 然與蒯大富分裂。在414分裂前,有一個兵團總部委員曾叫我別搞414了。他 親口對我說:「老孫,現在老蒯不能倒。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來的時候,那時老 蒯早就變修了,我們第一個就打倒他!」
總之,有好些老團是「被團派」的。也就是說,留在團派的人員,看似龐大, 人數超過414,這支隊伍,準確的名稱應該叫做「非414派」。真正持團派觀 點經常參加團派活動的老團,只是「非414派」中的一部分。現在把「非414 派」統稱為團派,就給人造成了團派隊伍里觀點參差不齊的印象。
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因為,上述觀點上的不純,最多只是團派隊伍在人數上的 縮水罷了。譬如說,號稱有近萬人的團派,「有效團派」實際上也只有八九千人或 七八千人,並非比414多得很懸殊。
更嚴重的是,團派隊伍在成分上確實也是不「純」的。
我已經說過,在文革之前,學生中已經有一定數量的差質生。只是因為差質生 散落在全校各個班級里,沒有形成團體,所以差質群體是隱形的。工作組的反蒯斗 爭,不僅一下子增加了那麼多的新差質生,而且,這個差質群體以「井岡山紅衛兵 」這樣的組織凸顯在全校師生的面前。「井岡山紅衛兵」剛成立的時候,以「井岡 山兵團」作為「井岡山紅衛兵」的外圍組織,不問出身成分,均可加入。這一政策 可能是蒯大富出於招兵買馬的需要,也可能是蒯大富自身受過迫害而對同類的同情 。不管哪種情況,大量的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其中好些都是老差質生),在對比 「井岡山紅衛兵」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在執行階級路線上的差別後都上了「山 」,成為「兵團戰士」。到三總部合併時「井岡山兵團」成立的時候,全校師生員 工(除五類分子和沒有解放的幹部)被囊括進「井岡山兵團」裡面了。等到414 分裂的時候,這些老差質生,情感上與原優質生要疏遠一些,在觀點上對「紅線主 導」論也有一定的抵觸,所以他們大多數都留在團派里而沒有投奔414。譬如, 我的「怒濤」戰鬥組,他們都是差質生或者接近是差質生,除我之外多數都留在團 派了。
在教師隊伍中,也有差質教師。在反右運動中犯錯誤的,在大躍進的時候發過 牢騷被組織教育過的,困難時期對黨不滿的,在中蘇論戰中因為曾經留過蘇對蘇聯 有好感的,家庭出身很差的,對組織頂牛怪話連篇的,等等,這些都可以算作是教 師隊伍中的差質生。
正因為學生和教師隊伍中的差質生比較多地集合在團派里, 414用最厲害 最拿手的「階級分析」方法,給團派扣上了「組織不純」的帽子,團派也是有口難 辯。因為,這是事實。
414中,有一些根正苗紅自視階級覺悟高的人,,最喜歡攻擊團派里痞子多 ,對痞子口誅筆伐,表現得深惡痛絕。他們認為團派掌權就是痞子掌權。
我最早知道「痞子」這個名詞是在學《毛選》的時候,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報告》中讀到的,鄉紳蔑稱貧農叫「痞子」。
儘管毛澤東為「痞子」正了名、平了反,說他們是「革命先鋒」。但是「痞子 」這一稱謂實在太不雅了,沒人自稱痞子或喜歡別人叫自己是痞子的。
在兩派爭鬥中,414口裡說的痞子究竟是哪些人,好像沒明確地界定過。我 的感覺,言語舉止有點痞氣的那些人,大家往往叫他們痞子(有些是不帶惡意的調 侃味道)。但是,痞子絕不僅僅是指他們。家庭出身不好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表現 差的,舊社會過來有歷史問題的,其他劣跡斑斑的,都屬於痞子的範疇。痞子,主 要所指是政治意義上的。
「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 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 ……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這段文字寫得極其精彩生動。把從未跌入過差 質群體的優質生比作紳士,把老差質生和曾經跌入過差質群體的前優質生比作貧農 ,當然是極不合適的。但是,農民運動時紳士們的心態與現在這些老優質生的心態 ,倒是惟妙惟肖地相似。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差質生比優質生矮人一等,沒有多少 發言權,抬不起頭來,更別提什麼接革命的班、掌革命的權了。而到了1967年 上半年,過去的差質生們搖身一變,混跡於新優質群體里,儼然成了掌握清華大權 、接革命班的新優質生。而原來的優質生身不由己地成了相對保守、右傾的新差質 生,本來名正言順的革命接班也成了泡影。這種身份的變化、地位的變化、前程的 變化,是向來居高臨下的老優質生們所沒法接受、口不服心更不服的。
蒯大富、陳繼芳等蒯派,原來就是優質生中的佼佼者,他們與沈如槐、陳楚三 等都是同屬於優質群體的。這些在工作組時期當了幾十天短暫差質生而今成為新的 優質生,成為掌權者,414中的老優質生們對他們的掌權是無法指責的。因為他 們本來就屬於革命接班人行列的。對於他們的掌權,最多僅僅是對他們的個人品行 有點微詞(如對蒯大富)。所以,414所說的痞子,並不是指他們這些人。
414所說的痞子,主要是指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老差質生。痞子,就是對這 類人的蔑稱。因為蒯派掌權,老差質生又多跑到團派里來了。所以,團派(蒯派) 掌權,也就是這些痞子得利、痞子翻身、痞子掌權了。
縱觀兩派頭頭,就我所知,老牌的差質生就我一個。我如果一直在團派總部, 很可能,我就是最易被414攻擊的痞子掌權的典型。
我參加414以後,也曾在大禮堂的講台上用派性的「階級分析法」為414 賣力地鼓噪過。只是,我在文章中、講演中,竭力避用「痞子」這一稱謂,因為我 心虛。我心裡既否認自己是真痞子,又懷疑在別人眼裡我就是痞子。我對「痞子」 稱謂有一種過敏的迴避。
沈如槐、陳楚三等414頭頭和群眾對我一直都是很尊重的。但是每當414 批判團派痞子掌權的時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對號入座。
看過我的回憶錄初稿的許多朋友都說,當年無論老團老四,誰都不認為你老孫 是痞子,這痞子是你自己臆想的,痞子的帽子是你自己戴上去的。確實,我身上並 沒有痞氣,相反,留給大家的是謙和、講理等不錯印象。但是,「痞子掌權」中的 「痞」,並非只是形象談吐上的「痞」,而是政治上的「痞」。
我想起我班的那些黨員、輔導員等,他們太了解我了。像我這樣政治上一貫認 識模糊,是他們曾經幫助的對象,現在成了總部委員,成了他們的領導,他們嘴上 不說,心裡能服氣嗎?不管我是團派的總部委員,還是414的總部委員,就我現 在成了總部委員這級別的「領導」,僅此一點,他們心裡也是難以服氣的,心態上 的不平是可以想見的。我這樣說,並非瞎猜,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畢業的時候, 班上那些過去的優質生們,不管是老團老四,他們共同給我做了一個讓我欲哭無淚 的畢業鑒定。我在他們的眼裡,依然是政治上的痞子。當然,這是后話。
(未完待續)
□ 摘自《良知的拷問》(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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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2013-10-09 15:00 |
·孫怒濤·
〔上接zk1309a,第七章 414的外戰和內鬥(1967.6—1968 .9)〕
第九節 兩派爭鬥的三個關鍵詞:思潮、權力、利益
在此我對清華兩派產生的成因和爭鬥的實質做一個比較簡潔的表達:
團四兩派的爭鬥,基本上是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新優質群體與原優質群體) ,成立各自的政治組織(兵團總部和414總部),為了維護各自群體的利益,提 出各自的政治觀點(「紅線主導」論和「徹底砸爛」論),形成各自的思潮(團派 思潮和四一四思潮),目標是為爭奪清華文革領導權和革委會政權權力的一場鬥爭 。
這裡有三個關鍵詞:思潮、權力、利益。
思潮是派戰的大旗,權力是派戰的目標,利益是派戰的目的。
思潮,即思想潮流。每派中,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主流觀點的集合形成思潮。 414思潮的核心觀點是「紅線主導」論,團派思潮的核心觀點是「徹底砸爛」論 。兩者闡述充分,表達清晰,涇渭分明,發揮到極致。
兩派為了表白自己的高尚,都一再強調清華兩派之爭是思潮之爭,路線之爭, 不是你爭我奪的權力之爭,更迴避背後的利益之爭。但是,否定也好,淡化也好, 都改變不了兩派爭鬥的這一實質。
圍繞幹部問題的大辯論,主要是一場爭奪文革領導權的鬥爭。縱隊派與團派各 自亮出自己的觀點,打出自己的旗幟,以求吸引更多的群眾,引領清華文革的方向 ,並為未來三結合的革委會中爭取更多的權力做準備。
到了要聯合,要成立革委會的時候,圍繞著實實在在的權力分配和今後的權益 ,兩派的爭鬥進入到白熱化的狀態,遠比爭奪相對比較虛的運動領導權要激烈得多 。
團派要建立以蒯派為核心的佔壓倒優勢的革委會。對於保守右傾的、原先一直 視為非法組織的414,讓到9:4已經是底線了。團派絕對不肯退讓到與414 平分秋色的對等。
414對權力的渴望在這個時候同樣是毫不掩飾的。對於9:4,414並不 是很滿足的。414力爭的是對等。414容不得在革委會裡團派佔有壓倒多數的 權力。《四項協議中》中沒有加「正確」兩個字給了414一個撕毀協議的借口。 最根本的是,即使魚死網破,414也要阻止由團派主宰的革委會成立。
蒯大富必須爭權。如果說,蒯大富在工作組剛進校的時候寫在大字報上有關權 的那段批語,還沒深刻領會權意味著什麼的話,被工作組整成反革命以後的蒯大富 ,是真正了解了權就是生存的命根子。蒯大富這個人有私權的慾望,但他主要的、 更多的是為新優質群體而爭權、而掌權。蒯大富反唐、反「八八」,表面上看起來 是觀點之爭,本質上是不願讓「八八」分享權力,只想要「井岡山」(蒯派)大權 獨攬。蒯大富要權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當仁不讓地爭權。
沈如槐也必須爭權。縱隊派被迫解散,414處處受壓,這些都教育了沈如槐 沒有權是多麼的痛苦。對權的渴望,為權而爭奪,沈如槐一點也不遜於蒯大富。沈 如槐也並不是為個人而爭權,他完全是為原優質群體的翻身而爭權。沈如槐要權的 口號是要讓更加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414掌權。
連向來對權迷迷糊糊恥於談權的我,此時似乎也清醒了不少,大談權的問題。 4月18日,「孫怒濤貼出《兩大政治派別鬥爭實質的探討兼評「權」》」。文中 提出「左派分化論」,指出當前左派內部鬥爭的實質是「由誰來掌握領導權」的問 題。
在權力的背後,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什麼?那就是利益。誰掌權,或者說,誰在 權力機構中獲得多數或絕大多數,誰就爭得話語權、決策權,它所代表的群體利益 就能得到保障。
關於利益,現在有兩種觀點各執一詞。不少文革的親歷者都否認自己積极參加 文革有私利的考慮。都認為自己一心跟著偉大領袖鬧革命,只是,文革錯了,自己 受騙上當了,但是參加文革的動機是純潔的、高尚的、無私的。而在不少沒有參加 過文革的後人們看來,參加文革的人都是為利而去。文革中的種種因果,都是利益 的驅動所致。
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是帶片面性的。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參加文革的人,既 非全是動機純正思想高尚的無權欲無私利的「完美主義者」,也非都是利欲熏心追 名逐權之徒。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確實都有很高昂的革命熱情,為革命事業的 獻身精神以及相當純潔的革命動機,同時也有在革命外衣包裹下的強烈的政治利益 訴求。
文革年代的利益,主要不是經濟上的利益,而是政治上的利益。那個年代的人 ,對金錢,對物質利益,遠沒有像現在的人們那麼看重。在文革年代,甚至可以說 從建國以來到改革開放前,普通人對政治利益是極其看重的。
有誰願意成為右派?有誰不願意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右派的命運就是沒有 尊嚴、沒有地位的賤民,就是貧病交困、難以自保的社會棄兒。革命事業接班人的 前途就是得到黨的信任和重用、受人尊敬、有好的工作和生活。在從優質群體中的 佼佼者到差質群體中的落魄者的多個階梯中,絕大多數人都有想通過文革,通過積 極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通過以實際行動向偉大領袖表忠心,達到改善政治處境 提升政治位能的目的。所謂「要求進步」,不就是優質的想變得更優質,差質的比 以前少一點差質?所謂「害怕掉隊」,不就是怕慢慢地或突然地掉到差質群體里, 甚至成了右派學生?當我們經常說到「要求進步」、「害怕掉隊」的時候,除了為 黨為國的純正動機外,就沒有一些為己的利益考慮?
我不是說,爭取或捍衛個人的(政治)利益是可恥的、見不得人的。我也不是 說,參加文革的人都是以此作為最主要原動力的。不少人說自己參加文革純粹是響 應毛主席的號召,是因為強烈的關心國家大事民族前途的責任感,是純真樸素的理 想追求和為了捍衛自己的政治觀點。他們不承認自己有絲毫的利己動機和利益考慮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強烈的權力意識,更不是想當什麼山大王。我相信, 絕大多數人沒有經濟方面的利益考慮。甚至,我也相信,確實存在一點私利都沒有 考慮的很純粹的一些人。但是,我還是要說:對大多數積极參加文革的甚至包括逍 遙派的人而言,誰能否認與一生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的政治利益絲毫都沒考慮過?
就說我自己,臨畢業前,文革爆發了。才不過幾天,反蔣保蔣的驚心動魄,讓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我「九評」學習中落下的政治「 污點」只有在新的政治運動中才能洗刷清或洗刷得白一些。我積極地投入了運動。 那種積極性曾引來根紅苗正的優質生的側目,引來「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的警告。我參加文革,有沒有私心?捫心自問,有!我既有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 反修防修的純正動機,內心也有將功補過的願望。反蒯的時候,沒與工作組站在一 起,又被迫做檢討。我非常難過,既為自己沒有在打退蒯大富猖狂進攻的戰鬥中為 黨出力而自責,也為又一次犯了錯誤、前途更加暗淡兇險而恐怖。我寫了檢討,總 想檢討得好一些,那樣在運動後期就會網開一面,避免做右派學生的可悲下場。但 是我沒有灰心失望。《少數贊》中「什麼委曲、誤會呀,什麼打擊、帽子啊,什麼 前途、命運啊,……都會冒出來。」也「恨不得自己多長十雙眼睛十張嘴,十個腦 瓜子十條腿,便於多看、多問、多聽、多想。他恨不得一天等於四十八小時。」這 些都是我那時內心獨白和真實寫照。我非常想通過積极參加文革,把自己從差質群 體中撈出來,回到優質群體中去,回到如高中和大學前幾年受信任被依靠的政治狀 態。說實話,作為一個差質生我感受到無聲的蔑視、鄙夷實在太壓抑、太難受了。 我害怕今後漫長的人生都要在這樣的狀態中度過。文革給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 翻身機會。
當總部委員,那完全是偶然,得益於《少數贊》的出名。文革前的差質生當總 部委員的,可能就我一個吧?我知道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也不是做「官」的料。 做不做總部委員,當不當革委會副主任,對我來講真的無所謂。我最在乎的是能不 能重新成為一個黨所信任的優質生。做革命事業接班人,對我來說就是做個黨員, 有尊嚴受信任地做點我喜歡做的技術工作。
團派罵414是「右傾複辟」,本質上沒有罵錯。這批紅旗下長大的優質生, 少則已經乖乖地聽黨的話苦心修行了幾年十幾年。那些出身於雙革家庭的,把上一 輩老子的政治積累也算上,足有幾十年了。這些原來的優質生才經過短短的半年時 間,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掉入到新差質群體。原來鐵板釘釘、無人敢搶的接班人位 置也被新優質群體(團派)取而代之。他們不甘心淪落,他們努力要再攀爬到優質 群體的願望非常強烈。如果團派一派掌權,414中這些過去的優質生今天的差質 生,不是能不能做接班人的問題,很可能處境將會進一步惡化。他們不願意在團派 的統治下忍氣吞聲、苟延殘喘。他們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文革讓他們的 利益受損。他們拼了命也要阻止團派一派掌權。他們確實有回復(難聽一點的說法 就是「復辟」)到文革前美好日子的強烈願望。
414罵團派(主要是蒯派)是政治暴發戶,本質上也一點沒錯。這些已經成 為反革命或反動學生的蒯派,要按照以往的政治運動,最後是要打入到十八層地獄 的。可是他們才經過幾十天時間就平了反,才不過三四個月就戴上了革命左派的桂 冠,接著又掌了權,成了名副其實的革命接班人。連那些老牌的差質生也混跡在團 派中成了革命左派,不再低眉順眼了。在414眼裡,這些政治上的暴發戶,哪裡 有什麼真正的路線覺悟可言,純粹是政治投機投對了而已,更別說十七年的階級覺 悟了。這些政治上的暴發戶,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拚死也要保衛文革帶給他 們的勝利果實。所以,他們不能再被原先的優質生趕下台重新淪為差質生的願望非 常強烈。如果414一派掌權,蒯派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再次淪為差質 生。這是團派(蒯派)堅決不能容忍的。
本來,優質群體與差質群體是客觀存在的。優質群體的利益與差質群體的利益 的矛盾也是客觀存在的。如果這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懂得在維護自己利益的同時還 能考慮、照顧到另一方的利益,那麼他們在協商、妥協之後,是能夠找到一個利益 平衡點,獲得如現在所說的雙贏結果。
遺憾的是,在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理論中,只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你死我活 的鬥爭,只有一分為二永無止境的鬥爭哲學。所以,團派的上台必然要讓414變 成受壓的差質群體,414的上台必然要讓團派重新回到受壓的差質群體。代表新 優質群體的團派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不會讓414分享它的既得利益。代表原優質 群體的414為了奪回原有的既得利益不能讓團派一派掌權。雙方不會妥協,也不 願妥協,這兩個群體之間的生死惡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們寧願做一場零和遊戲 同歸於盡,也不願共贏共存、聯合相處。
對於文革,有一種「新文革、舊政府」的說法。中央開大會時,在莊嚴的主席 台上,左邊坐著清一色的「新文革」,即中央文革中央軍委辦事組這批左派,右邊 坐著清一色的「舊政府」,即老帥、副總理等。中央也是兩個群體。這兩個群體絕 不混坐,界線分明,形同水火,生死不容。清華的兩派、兩個群體,就是中央兩派 、兩個群體在基層的反映。他們爭鬥的激烈和不可調和,本質上是一樣的。
第十節 「東方紅戰團」與「三七戰團」,414這輛三輪戰車的前後輪
414總部成立以後,一整套完整的組織體系很快建立起來,從各系建立的分 部到總部的各職能機構。因為「414串聯會」在兩個月的發展過程中,組織體系 已經初成雛形,414獨立成總部后,再加以擴充完善,組織體系就比較完整了。
在我決心拉著「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搞414獨立的時候,根本沒想 過在414總部里與「東方紅戰團」怎麼分配權力的問題。那時頭等大事是414 獨立出來以後能不能生存的問題。
革委會的流產標誌著414總部生存下去已經沒有問題。我和汲鵬既沒有權力 的慾望,也欠缺組織能力。而「東方紅戰團」做組織工作的人才濟濟。尤其是宿長 忠,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在總部、分部和職能部門,「東方紅戰團」的人佔優, 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不屬於兩個戰團的教師、幹部和學生。既然已經是同舟共濟了, 我又不擅長搞組織工作,所以沒去過問分部和職能機構的組建。而沈如槐、宿長忠 也是擇優選用人才的。
「三七戰團」的人數,也就十幾個戰鬥組一百多號人。「東方紅戰團」有「三 縱隊」合併而來,估計人數會超過「三七戰團」。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瞎 估計可能有二三百人吧。也就是說,在414里,絕大多數群眾是既不屬於「東方 紅戰團」也不屬於「三七戰團」的。
就團派與414派相比較,團派是造反派中的鷹派、強硬派,414是造反派 中的鴿派、溫和派。而在414內部,「東方紅戰團」是414里的鷹派,觀點比 較激進,態度比較強硬。「三七戰團」是414里的鴿派,觀點比較保守,態度比 較溫和。
「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都認同「紅線主導」論,都反對團派的極左思 潮。這是414的基本觀點,也是「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結為同盟的政治 基礎。但是「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還是有所差別的。
從組織成分上講,「東方紅戰團」是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演變過來的,他 們與「井岡山紅衛兵」沒什麼淵源。「三七戰團」是由「天安門縱隊」演變而來的 ,而「天安門縱隊」由隸屬於三總部的戰鬥組為促進三總部聯合而成立的。「三七 戰團」里有屬於「井岡山」的戰鬥組(如「第一湘江」),有蒯派(如汲鵬、王允 方等)、有我這樣擔任過「井岡山兵團」總部委員,所以「三七戰團」對「井岡山 」是有相當感情的。
從政治觀點講,差別主要有兩點:
在幹部問題上,「三七戰團」比「東方紅戰團」要保守得多。「東方紅戰團」 的膽量與步伐顯得更大。沈如槐等在解放幹部問題上不斷提出一些新觀點、新舉措 。有些觀點很有新意,我們很支持的。有一些觀點,我們一時也難以接受,於是就 保留。還有解放幹部的一些舉措,如樹立呂應中、譚浩強這樣的典型,我很支持。 但是對劉冰這樣的校級「走資派」,雖然我經了解後知道他是工農幹部出身,歷史 上沒問題,但我認為在條件不成熟,超越了414大多數群眾的接受程度,解放他 的步驟操之過早、過急,反而會陷414於被動之中。總之,在解放幹部的問題上 ,「東方紅戰團」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行動上,一直起著衝鋒陷陣的帶頭作用。 414在解放幹部上所取得的成績,主要應當歸功於「東方紅戰團」。「三七戰團 」努力緊跟、積极參与、適度牽制。在團派極左的強大壓力下,「三七戰團」對「 東方紅戰團」在幹部問題上的右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周泉纓在《必勝》中說: 「你們口中『極右』的叫聲愈高,我們愈是感到還『右』得不夠!等我們解決了黨 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問題,再『右』個樣子給你們看看!」他所說的「你們」 ,主要是指團派這樣的激進造反派,也多少捎帶著是對我們說的。對於「東方紅戰 團」為了與團派的極左劃清界線而拚命向右的傾向,我們是十分擔心的,生怕41 4過於右傾被團派坐實了「右傾複辟」的罪名。
在對團派的態度上,「三七戰團」比「東方紅戰團」要溫和得多。「東方紅戰 團」對蒯派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對蒯派掌權從心眼裡不服氣。周泉纓「團派 上台就是蔣介石上台」這樣極端的觀點,在「東方紅戰團」的核心層中居然也有一 定的市場。「東方紅戰團」的大多數頭頭都是原來的優質生,他們對蒯派這些政治 上的暴發戶,對原來的差質生似乎有著一種斜眼瞧人的輕蔑感。團派與414的對 抗,實質上是蒯派與「東方紅戰團」的對抗。他們之間是互不妥協的。「三七戰團 」對團派的判斷和態度,遠沒有「東方紅戰團」那樣的嚴厲和強硬。
正因為有這樣兩點主要的差別,我,還有「三七戰團」,常被個別「東方紅戰 團」的朋友調侃成是「團老四」,意思就是觀點和情感都偏向老團的老四。
儘管414絕大多數群眾沒有在組織上參加「東方紅戰團」或者「三七戰團」 ,但是在觀點上,不是傾向「東方紅戰團」就是傾向「三七戰團」。一個團體中, 中間群眾總是佔大多數的。414的大多數中間群眾的觀點都是偏向「三七戰團」 的。但是因為「東方紅戰團」的頭頭和戰鬥組,他們的政治能量和影響力都非常大 ,在414總部和機構里又占著大多數,所以414的基本走向是由「東方紅戰團 」決定的。「東方紅戰團」明白「三七戰團」這一同盟軍對它的極端重要性,所以 ,對我與汲鵬一直比較尊重。對於「三七戰團」所代表和反映的414大多數群眾 的意見也能傾聽一部分,並在行動上做適當的調整。
雖然「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之間有分歧、有爭論、有時候甚至偶有爭 吵,但是有一點最基本的共識。大家都明白的,在團派這個外強的巨大壓力下,「 東方紅戰團」與「三七戰團」已經同坐到414這條船上。風雨同舟,休戚與共, 彼此的政治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共性大於差異。所以414內部,整體而言是團 結的。
414總部成立以後,我不知道「東方紅戰團」是怎麼運作的。我對「三七戰 團」過問得更少了,管理工作都是由高季章、王允方他們在負責。儘管有時候會以 「三七戰團」的名義發表一些聲明或者文章,但是活動已經遠不如414總部成立 之前了。因為我認為,「三七戰團」在觀點上與「東方紅戰團」之間保持一定距離 是必要的,但是在組織上,「三七戰團」沒有必要過多的獨立活動,這樣對於維護 414內部的團結是有利的。
一個組織的核心層里有不同意見甚至有公開的不同的兩派,只要處理得當,是 利大於弊的。當然,首要的一點是這兩派的共同利益要遠大於各自代表的利益。其 次,佔優的這派不能以勢壓人,要儘可能照顧到少數派的利益訴求。少數派也不能 處處發難事事計較,更不能面和心不和,搞陽奉陰違的小動作,應該是起建設作用 的少數派。我當時就想過,要是414全按「三七戰團」的去做,肯定就是前怕虎 后怕狼似的溫吞水一碗,永遠不會有大的作為。要是全按「東方紅戰團」的去做, 也可能脫離了大多數414群眾的接受程度,會陷於孤立冒險的危險境地。
如果把414比作一輛戰車的話,「東方紅戰團」與「三七戰團」是這輛戰車 的前後輪。「東方紅戰團」是前輪,衝鋒陷陣,基本決定著414前進的方向,「 三七戰團」是後輪,承載者414的大多數群眾隨著前輪前進。當然,這裡說的前 後輪只是一個並不完全貼切的比喻。414的方向,「三七戰團」同樣是參與決策 的;414的群眾,「東方紅戰團」也同樣承載著。
第十節 「東方紅戰團」與「三七戰團」,414這輛三輪戰車的前後輪
414總部成立以後,一整套完整的組織體系很快建立起來,從各系建立的分 部到總部的各職能機構。因為「414串聯會」在兩個月的發展過程中,組織體系 已經初成雛形,414獨立成總部后,再加以擴充完善,組織體系就比較完整了。
在我決心拉著「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搞414獨立的時候,根本沒想 過在414總部里與「東方紅戰團」怎麼分配權力的問題。那時頭等大事是414 獨立出來以後能不能生存的問題。
革委會的流產標誌著414總部生存下去已經沒有問題。我和汲鵬既沒有權力 的慾望,也欠缺組織能力。而「東方紅戰團」做組織工作的人才濟濟。尤其是宿長 忠,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在總部、分部和職能部門,「東方紅戰團」的人佔優, 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不屬於兩個戰團的教師、幹部和學生。既然已經是同舟共濟了, 我又不擅長搞組織工作,所以沒去過問分部和職能機構的組建。而沈如槐、宿長忠 也是擇優選用人才的。
「三七戰團」的人數,也就十幾個戰鬥組一百多號人。「東方紅戰團」有「三 縱隊」合併而來,估計人數會超過「三七戰團」。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瞎 估計可能有二三百人吧。也就是說,在414里,絕大多數群眾是既不屬於「東方 紅戰團」也不屬於「三七戰團」的。
就團派與414派相比較,團派是造反派中的鷹派、強硬派,414是造反派 中的鴿派、溫和派。而在414內部,「東方紅戰團」是414里的鷹派,觀點比 較激進,態度比較強硬。「三七戰團」是414里的鴿派,觀點比較保守,態度比 較溫和。
「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都認同「紅線主導」論,都反對團派的極左思 潮。這是414的基本觀點,也是「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結為同盟的政治 基礎。但是「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還是有所差別的。
從組織成分上講,「東方紅戰團」是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演變過來的,他 們與「井岡山紅衛兵」沒什麼淵源。「三七戰團」是由「天安門縱隊」演變而來的 ,而「天安門縱隊」由隸屬於三總部的戰鬥組為促進三總部聯合而成立的。「三七 戰團」里有屬於「井岡山」的戰鬥組(如「第一湘江」),有蒯派(如汲鵬、王允 方等)、有我這樣擔任過「井岡山兵團」總部委員,所以「三七戰團」對「井岡山 」是有相當感情的。
從政治觀點講,差別主要有兩點:
在幹部問題上,「三七戰團」比「東方紅戰團」要保守得多。「東方紅戰團」 的膽量與步伐顯得更大。沈如槐等在解放幹部問題上不斷提出一些新觀點、新舉措 。有些觀點很有新意,我們很支持的。有一些觀點,我們一時也難以接受,於是就 保留。還有解放幹部的一些舉措,如樹立呂應中、譚浩強這樣的典型,我很支持。 但是對劉冰這樣的校級「走資派」,雖然我經了解後知道他是工農幹部出身,歷史 上沒問題,但我認為在條件不成熟,超越了414大多數群眾的接受程度,解放他 的步驟操之過早、過急,反而會陷414於被動之中。總之,在解放幹部的問題上 ,「東方紅戰團」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行動上,一直起著衝鋒陷陣的帶頭作用。 414在解放幹部上所取得的成績,主要應當歸功於「東方紅戰團」。「三七戰團 」努力緊跟、積极參与、適度牽制。在團派極左的強大壓力下,「三七戰團」對「 東方紅戰團」在幹部問題上的右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周泉纓在《必勝》中說: 「你們口中『極右』的叫聲愈高,我們愈是感到還『右』得不夠!等我們解決了黨 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問題,再『右』個樣子給你們看看!」86[2-P335] 他所說的「你們」,主要是指團派這樣的激進造反派,也多少捎帶著是對我們說的 。對於「東方紅戰團」為了與團派的極左劃清界線而拚命向右的傾向,我們是十分 擔心的,生怕414過於右傾被團派坐實了「右傾複辟」的罪名。
在對團派的態度上,「三七戰團」比「東方紅戰團」要溫和得多。「東方紅戰 團」對蒯派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對蒯派掌權從心眼裡不服氣。周泉纓「團派 上台就是蔣介石上台」這樣極端的觀點,在「東方紅戰團」的核心層中居然也有一 定的市場。「東方紅戰團」的大多數頭頭都是原來的優質生,他們對蒯派這些政治 上的暴發戶,對原來的差質生似乎有著一種斜眼瞧人的輕蔑感。團派與414的對 抗,實質上是蒯派與「東方紅戰團」的對抗。他們之間是互不妥協的。「三七戰團 」對團派的判斷和態度,遠沒有「東方紅戰團」那樣的嚴厲和強硬。
正因為有這樣兩點主要的差別,我,還有「三七戰團」,常被個別「東方紅戰 團」的朋友調侃成是「團老四」,意思就是觀點和情感都偏向老團的老四。
儘管414絕大多數群眾沒有在組織上參加「東方紅戰團」或者「三七戰團」 ,但是在觀點上,不是傾向「東方紅戰團」就是傾向「三七戰團」。一個團體中, 中間群眾總是佔大多數的。414的大多數中間群眾的觀點都是偏向「三七戰團」 的。但是因為「東方紅戰團」的頭頭和戰鬥組,他們的政治能量和影響力都非常大 ,在414總部和機構里又占著大多數,所以414的基本走向是由「東方紅戰團 」決定的。「東方紅戰團」明白「三七戰團」這一同盟軍對它的極端重要性,所以 ,對我與汲鵬一直比較尊重。對於「三七戰團」所代表和反映的414大多數群眾 的意見也能傾聽一部分,並在行動上做適當的調整。
雖然「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之間有分歧、有爭論、有時候甚至偶有爭 吵,但是有一點最基本的共識。大家都明白的,在團派這個外強的巨大壓力下,「 東方紅戰團」與「三七戰團」已經同坐到414這條船上。風雨同舟,休戚與共, 彼此的政治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共性大於差異。所以414內部,整體而言是團 結的。
414總部成立以後,我不知道「東方紅戰團」是怎麼運作的。我對「三七戰 團」過問得更少了,管理工作都是由高季章、王允方他們在負責。儘管有時候會以 「三七戰團」的名義發表一些聲明或者文章,但是活動已經遠不如414總部成立 之前了。因為我認為,「三七戰團」在觀點上與「東方紅戰團」之間保持一定距離 是必要的,但是在組織上,「三七戰團」沒有必要過多的獨立活動,這樣對於維護 414內部的團結是有利的。
一個組織的核心層里有不同意見甚至有公開的不同的兩派,只要處理得當,是 利大於弊的。當然,首要的一點是這兩派的共同利益要遠大於各自代表的利益。其 次,佔優的這派不能以勢壓人,要儘可能照顧到少數派的利益訴求。少數派也不能 處處發難事事計較,更不能面和心不和,搞陽奉陰違的小動作,應該是起建設作用 的少數派。我當時就想過,要是414全按「三七戰團」的去做,肯定就是前怕虎 后怕狼似的溫吞水一碗,永遠不會有大的作為。要是全按「東方紅戰團」的去做, 也可能脫離了大多數414群眾的接受程度,會陷於孤立冒險的危險境地。
如果把414比作一輛戰車的話,「東方紅戰團」與「三七戰團」是這輛戰車 的前後輪。「東方紅戰團」是前輪,衝鋒陷陣,基本決定著414前進的方向,「 三七戰團」是後輪,承載者414的大多數群眾隨著前輪前進。當然,這裡說的前 後輪只是一個並不完全貼切的比喻。414的方向,「三七戰團」同樣是參與決策 的;414的群眾,「東方紅戰團」也同樣承載著。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