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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毛文革 6---

作者：dld 於 2014-1-26 11:3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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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高壓下抗爭的「４１４串聯會」（１９６７．４—１９６７．５）

第一節　「４１４串聯會」首次行動是強奪總部廣播台，極不光彩

    在整風和幹部問題這場大論戰中，有一批隸屬於縱隊派的戰鬥組，如沈如槐的
「千鈞棒」、陳楚三的「戰地黃花」、孫怒濤的「第一湘江」、汲鵬的「輪機兵」
、倪振偉的「二萬五千里」、尹尊聲任彥申的「刺刀見紅」、黃瑞和的「不怕鬼」
、周泉纓的「雲水怒」、段雲富的「巴黎公社」、高季章的「鍔未殘」、宿長忠的
「翻騰」、張雪梅的「八八探照燈」、劉萬章的「紅色小老虎」、郭仁寬的「暴風
驟雨」、任敦渭的「第一紅五星」、李貴芝李伯川的「人民萬歲」以及「從來急」
、「風雷激」、「爭朝夕」、「鷹擊長空」、「曙光初照」、「八八春雷」、「１
３５６」、「開新宇」、「第一靠舵手」、「第一換新天」、「第一高舉紅旗」等
，他們觀點鮮明、影響較大，成為縱隊派的代表。

    由於觀點比較接近或一致，因此就常常聚在一起討論形勢、交流信息、分析動
向、切磋對策。

    當時大家一致的感受是，儘管這些戰鬥組的能量很大，戰鬥力很強，已經在一
定程度上對全校運動的大局有影響，也得到相當多師生的支持和贊同，但是，與已
經上台掌權，既得到中央文革支持和社會承認又掌握了學校全部資源的總部相比較
，那就顯得勢單力薄，無法抗衡了。

    "28團」和縱隊派的「四縱一團」（「天安門縱隊」、「八八縱隊」、「東方紅
縱隊」、「毛澤東思想縱隊」、「毛主席警衛團」）是在「井岡山兵團」成立前後
成立的。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要求解散跨車間、跨班組
、跨系、跨班級的組織，按行政系統實現大聯合的社論。兵團總部以此為契機要求
解散縱隊，回班級鬧革命。「２８團」率先響應，「天安門縱隊」、「毛主席警衛
團」跟隨其後也宣布解散。其他「三縱隊」硬撐了好幾天，到３月１１日，不得不
也宣布解散。

    從３月中到４月中這一個多月里，沒有縱隊支撐的「縱隊派」與兵團總部在干
部問題上的激辯，都是以戰鬥組形式進行的。「縱隊派」一方面深感兵團總部對清
華運動的領導特別是對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很不得力，有時成了運
動深入發展的阻力，另一方面又痛感「縱隊派」自從各縱隊解散以後，力量分散，
單體弱小，難以協調，無法用一個聲音發出最強音。怎麼辦？經過多次串聯協商之
后，認為唯有再走聯合之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最初密謀搞一個串聯會的是原「八八縱隊」、「東方紅縱隊」、「毛主席警衛
團」的頭頭和骨幹。他們商量有了初步意見后再找「毛澤東思想縱隊」和「天安門
縱隊」協商。就這樣，由二十多個戰鬥組作為發起單位，決定成立「徹底批判幹部
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串聯會」。

    因為串聯會的名稱實在太長，而成立的時間定在１９６７年的４月１４日下午
，所以有人提議這個串聯會簡稱為「４１４串聯會」，獲得大家的一致通過。

    廣東話「８」就是「發」、「４」就是「死」之類的彩頭和忌諱都是八十年代
以後才流行開來的。以日期作為組織名稱，這在當年是常見的現象。至於４１４成
立以後有人把「４１４」寫成是「四幺四」、「死要死」、「試一試」等等，都算
是派戰時期或調侃或貶義的４１４別稱吧。為什麼不選更早一天或晚一天，別無更
多深意，是水到渠成而已。

    在西主樓３－２０８教室，出席「４１４串聯會」成立大會的「有７００餘人
，代表２５０餘個戰鬥組。陳楚三主持大會，劉萬章、譚浩強、傅正泰、魏洪波、
唐偉、孫怒濤等人輪流發言」，並順利通過了預先準備好的《４１４串聯會第一次
大會決議》。

    當晚，總部在大禮堂召開「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阻力來自何方」
的辯論會。「４１４串聯會」參加了辯論會並在會上宣讀了第一次大會決議。散會
后已近夜深。之後又在北院的一間教室里召開４１４發起戰鬥組組長會議。

    那段時間，大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怎樣推動幹部問題上的大辯論，怎樣應對
兵團總部的壓制上。在成立「４１４串聯會」的過程中，許多問題都是以協商辦法
決定的。串聯會本來就是一個雖然規模比縱隊要大，但是比縱隊更為鬆散的組織。
這次戰鬥組長聯席會議上，這個會上，有沒有討論「４１４串聯會」的領導班子，
或者討論到什麼程度，這點存疑。我並不記得討論「４１４串聯會」的一把手問題
。當時的形勢、氛圍以及時間都沒有討論這個問題的條件。

    但有一個議題肯定討論了。會議過程中，有人提到了總部廣播台拒絕廣播「４
１４串聯會」成立的公告和海報。一說起這事，大家心裡都憤憤不平，很是有氣。

    在大字報區，「縱隊派」完全可以與兵團總部相抗衡。「縱隊派」大字報的質
量與數量常常佔優。但是大字報一定要有人前去觀看才有效果。而且，有些精心寫
作很有分量的大字報，貼出去不到一二天甚至才幾個小時就被人用粗製濫造的大字
報或者直接用大標語覆蓋了。這是大字報的短處。一想到這，非常鬱悶。

    大會辯論，也要由總部組織才能開得起來，因為場地和擴音設備全掌握在總部
手裡。曾經有過幾次辯論會，總部往往處於下風，所以，有時總部對「縱隊派」要
求大辯論的叫板，寧願縮頭，也不開辯論會。

    最有影響力的當然是全校的廣播系統了。廣播可以從清晨一直到深夜不間斷地
叫喚。即使在吃飯時，休息時，那高分貝的喇叭聲直灌耳朵，你不想聽也得聽，無
處可躲，無處可逃。

    總部手裡有廣播，４１４手裡沒有廣播。總部獨霸著最強有力的輿論宣傳工具
，發出的都是總部這邊的聲音。

    所以，會上一說起廣播，與會的人莫不情緒激動，認為兵團總部的廣播台應該
播發不同觀點的稿件，不能只有代表總部的一種聲音。

    有人提議：把總部的廣播台奪過來（名曰「暫時接管廣播台」），以此向總部
表達要求徹底改組廣播台的強烈訴求。這提議像是一針興奮劑，大多數人都很感興
趣，表示這是個好主意。

    我想，要是從總部手裡把廣播台強奪過來，肯定要引起嚴重衝突的。這隻能激
化矛盾，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我明確表示反對強奪廣播台。

    馬上有人將了我一軍：「老孫，那你說怎麼辦？難道我們就這樣忍氣吞聲永遠
被總部壓制著不發聲嗎？」

    強奪廣播台是不對的，是不應該這樣做的。要是強奪，就是我們在用不講理的
辦法對付總部的不講理。這是我的直覺。但是我想不出有什麼好的主意既能衝破總
部的壓制又不至於激化矛盾。既然我提不出一個能讓大家都接受的比強奪廣播台更
好的方案，於是只好閉嘴不再講話。

    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要能集中正確的意見，說服貌似有理的不正確意見，會出好
的點子。我只能辨彆強奪廣播台不是一個好主意，但是我說服不了大家，也想不出
好的點子。所以，我不是一個有能力的頭頭。

    多數與會者都支持這一行動。我印象中，沈如槐等先前是「三縱隊」的那些戰
斗組長最積極。只有極少幾個先前是「天安門縱隊」的戰鬥組長表示反對或沒表態
。串聯會的議事決策規則就是按多數人的意見辦事，多數同意了就算通過。既然大
多數同意，於是就開始具體行動的策劃。

    我聽著他們的策劃，既沒有再吭聲，也沒有退席以示不滿。對於他們即將實施
的行動，我當然不會參加。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強奪廣播台的行動是會上的臨時動議，還是有幾個戰鬥組事
先已經有過密謀拿到會上來討論的。總之，這是一次由「４１４串聯會」多數戰鬥
組長同意、以「４１４串聯會」的名義組織實施的第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
的行動。

    會議最後決定在第二天中午趁人不備之時，派一支小分隊強行接管在明齋的總
部廣播台。會上落實了要接管的人員以及準備要廣播的稿件。

    這個會議一直開到很晚才結束。

    儘管我不贊同這次行動，但畢竟是「４１４串聯會」的第一次行動，而且是極
有可能發生衝突的行動，我非常掛心，惴惴不安。

    第二天中午時分，我一直在三院后西大操場東的那塊操場上徘徊。這天中午我
沒心思吃飯就跑過來了，眼睛不時地瞄向明齋，遙望著那裡的動靜。我心神不寧，
十分忐忑。我不知道今天的衝突會是什麼樣的程度，什麼樣的結果。我甚至不知道
我到底希望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但是我知道我不希望什麼樣的結果，那就是不希
望打鬥、不希望受傷、不希望流血。我當時還閃過盼望這次行動因為某個意外的原
因而取消了的念頭。

    突然，全校的大喇叭中斷了正常的廣播。接著，傳來了另一個廣播員播出的《
４１４革命串聯會就暫時接管井岡山廣播台告全校革命同志書》。這是「４１４串
聯會」強佔廣播台前預先準備的廣播稿。稿子還沒廣播完，又戛然而止。過不了一
會兒，看到明齋東南門口圍著一大群人，不斷有人從門裡踉踉蹌蹌地被擠推出來。
我知道這次偷襲、強奪廣播台的行動已經失敗，我不忍心再繼續旁觀慘不忍睹的失
敗，懊喪著回１２號樓的宿捨去了。

    接下來的一幕我沒有看到，也沒有參加，是後來有人繪聲繪色給我講述的：

    這支失敗了的偷襲隊伍並沒有灰溜溜地做鳥獸散。在現場的４１４負責人把這
支凌亂的隊伍集合起來，先在明齋前開了４１４第二次串聯會，接著以悲壯之師的
形象在西大操場、大禮堂區遊行，一路高喊反對總部壓制言論自由要求改組廣播台
的口號。沿途有不少同情４１４的師生加入，最後居然集結起一二千人，再沿著二
校門前的東西幹道一路遊行到主樓前廣場，開了一個頗有聲勢的４１４第三次串聯
會以後才結束。

    事後，４１４的頭頭們沾沾自喜地用壞事變好事來總結這次行動。雖然具體的
行動沒有達到目的，但是在鍛煉隊伍、擴大影響、凝聚人氣上得到了意外的收穫。
我在以後的一次４１４會議上，也說「４．１５行動是一個失敗的行動，但卻是一
個革命的行動」

    顯然，我當時是站在派性立場上，用「革命的行動」為４１４群眾鼓氣，只是
掩蓋錯誤的一種自我安慰。

    自文革開始以來，衝突已經多次。８。２４的紅色恐怖，那是自稱最革命的「
清華大學紅衛兵」針對「妄圖翻天」的「階級敵人」的。主席台上爭搶話筒、彼此
推搡，那也都是在公開場合情緒激動時的過分表現。一個下屬的群眾組織對其上一
級組織的要害部門進行偷襲強佔，這在清華文革史上還是第一次，在團四兩派的關
系史上也是第一次。就性質而論，是極其惡劣的。

    幸虧當時還沒有武鬥的氛圍。４１４是赤手空拳去強奪的。廣播台沒有設防，
團派也是赤手空拳把４１４的人擠兌出來的。這一次事件，有人說是武鬥，有人說
是衝突。這肯定不是文斗，硬要說是武鬥也未尚不可。但實事求是地說，我認為這
是一次嚴重的群體衝突。我這樣說絲毫沒有要故意減輕這次衝突性質的惡劣。武鬥
不就是這樣一點點一步步地升級，從徒手到器械，從長矛到真槍實彈演變而成的嗎
？

    這次衝突的原因和責任，雙方各有各的說法。４１４聲言，總部的高壓政策是
造成這次衝突的根本原因，總部應承擔全部責任。總部當然把原因和責任全歸於４
１４方面。

    我認為總部對不同意見的群眾實行高壓政策是極其錯誤的。但是這並不構成４
１４強佔廣播台的理由。４１４要求總部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它屬下的每一個群眾組
織，不得歧視，更不得壓制。４１４的要求是合理的、正當的。但是，如果以不合
理、不正當的手段來表達合理正當的訴求，那麼要求的合理性、正當性就會大打折
扣，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４１４企圖以過激的方式達到改組廣播台的目的，也就
是想以暴力手段實現一個具體的政治目標。這樣的思維是完全不可取的。

    以暴制暴，其結果是暴力升級、矛盾激化。想以這樣的方式讓蒯大富改正壓制
不同意見的錯誤，效果恰恰相反。蒯大富當天就宣布「４１４是非法組織，反革命
復辟逆流的一部分……命令廣播台不準廣播４１４一切文章」。４１４以自己的錯
誤「引導」蒯大富去犯更大的錯誤。這雖非４１４的主觀故意，客觀效果看上去很
像是如此。

    這件事情也驚動了中央文革。４１４要求向謝富治彙報而遭拒絕。４１４成立
后的第一次行動就讓自己在中央首長面前丟失了印象分。

    這次衝突是誰挑起的？是４１４！誰該負主要責任？也是４１４！

    長久以來，許多團派群眾始終對４１４強奪廣播台這件事耿耿於懷。這也難怪
，因為「４１４串聯會」的成立標誌著「井岡山兵團」內部組織上公開出現了一個
反對派，４。１５強奪廣播台的行動開創了用暴力解決政治問題的極壞先例。

    ４１４方面，在其後的派戰中對強奪廣播台的錯誤行動，沒公開承認過，檢討
過。對這一事件的嚴重後果和深遠影響認識不足，沒有深刻的反思。這是很不應該
的。

    老實說，在「４１４串聯會」成立的當天所組織的第一次行動竟然是強奪廣播
台，這是我事先沒想到的，也是我心裡一直極不舒服的。我當時雖然表示了一個反
對的態度，也沒參與這次行動，但是事後我為了４１４的派別利益竭力美化這一行
動。長期以來，我的認識一直是很膚淺的。

    ４１４沒有自己的廣播台，猶如一個人沒有喉舌般的痛苦。此後十幾天，參加
４１４的一些老師自發捐款購買廣播設備籌建４１４廣播台，有的捐幾十元（相當
於一個年輕教師一個月的工資），有的甚至捐幾百元（相當於一個家庭多年的積蓄
）。５８這讓我們這些沒有工資收入的學生們極為感動。就這樣，４月３０日，４
１４終於有了自己的廣播台。

    我在４月１４日那晚想不出的辦法做不到的事情，４１４的群眾就這樣幫我們
解決了。

    這件事情以後，我的一位朋友曾經這樣評論蒯大富、沈如槐和我的表現：

    說蒯大富：受壓的時候講理，掌權以後就常常不講理。
    說沈如槐：你講理我也講理，你不講理我也敢於不講理。
    說孫怒濤：你講理我也講理，你不講理我只好閉嘴不再講理。

    對蒯大富、沈如槐如此這般的評論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適，感覺是有點過分了。
但是對我的評論，我覺得雖不是全部至少在不少時候確實是這樣，很形象、蠻到位
的。當然，具體到強奪廣播台這件事情上我後來閉嘴不說話，並不是因為主張強奪
的人對我不講理，而是我的理不足以說服對方的理因而我只得閉嘴了。

第二節　身兼三重身份，同是兩派要員

    從「井岡山兵團」成立以後，在清華的政治舞台上，我成了一個活躍分子。

    我有三重身份：

    我的第一重身份是「第一湘江」的組長以及「天安門縱隊」的主要負責人。這
是我的「山頭」，我的根基。「第一湘江」和「天安門縱隊」因為經常發表一些篇
幅較長、觀點不太偏激、態度比較平和、較為說理的大字報，因而在校內有比較大
的影響。３月初，積極響應總部的要求，「天安門縱隊」解散了。在「４１４串聯
會」成立以後，我們把原「天安門縱隊」的戰鬥組又串聯起來，成立了「三七戰團
」，與「三縱隊」解散以後又成立的「東方紅戰團」相呼應。

    我的第二重身份是兵團總部核心組委員。凡是通知了我的總部會議我都參加了
。這使我與其他總部委員之間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了解，對總部的各項決策的背景和
過程也知道得比較清楚。我經常在全校的大會上露面，或主持會議，或發表講演。
大字報、大喇叭上也經常看到聽到我的名字，偶爾還會成為某一事件的焦點或爭議
人物。

    我的第三重身份是「４１４串聯會」的負責人之一。不僅參與了「４１４串聯
會」的發起，也是「４１４串聯會」負責人中唯一的一位總部委員６０。因為在整
風問題上，在幹部問題上，我與「三縱隊」的觀點比較接近或一致，所以經常與「
三縱隊」的頭面人物開會討論，對他們的個性和為人有了比較多的了解。等到４１
４總部成立以後，我成了４１４總部的核心組成員。當然，到那時我就不再是兵團
總部的委員了。

    在兵團總部內部，我是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就是說，我的觀點與總部其他
委員的觀點，彼此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但是我又不是一切都與兵團總部對著干
的「反對派」。在不少事情上，我與總部的意見是一致的。譬如，我也堅決支持把
王光美揪回清華批鬥。當中央決定王光美回清華接受群眾批鬥后，我雖然沒負責具
體工作，但是總部每次開會討論研究批鬥王光美，我都參加了。４月１０日那天在
中央主樓前廣場召開的有三十萬人參加的揪斗王光美大會上，我就坐在主席台前排
最東邊的那個座位上。

    明知我已經與兵團總部離心離德了，明知我與「三縱隊」明來暗往、內外呼應
，蒯大富仍然把我留在核心組內而沒有一腳踢開，每次總部會議仍然通知我參加。
甚至當我成了「４１４串聯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蒯大富一直誤以為我是「４１
４串聯會」的一把手），總部的重大決策都沒有迴避我。在這一點上，蒯大富對我
還是顯得寬容有雅量的。

    幾十年以後，蒯大富當面對我說，那時總部對我的壓制是不對的。老蒯此話意
在反思。其實，平心而論，我當時在總部里雖然感到有點壓抑，但是並沒有被粗暴
地壓制。

    在總部開會議事的時候，有不同的意見，當然會有爭論的。我在兵團總部里是
明顯的少數意見甚至是個別意見。按民主集中制原則，不採納我的意見那也是很正
常的。隨著兵團總部與縱隊派、後來是與４１４的分歧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大，
我也慢慢地失去了在總部會議上與其他總部委員喋喋爭論的興趣。因為，一來，我
的觀點在大字報或者大會上都是公開的，彼此都明白，誰也說服不了誰，再爭論也
不會有什麼結果。二是我不擅長於即興辯論。這需要機敏。我腦子轉得比較慢，往
往需要思考後再想著怎麼去回駁，而且往往需要擬成提綱以後才講得有條理。一對
一的面對面辯論，我尚且應付不了，更別說我要與總部里那些特有辯才的同僚辯論
了。所以，在後期，我在總部開會的時候一般都把我不贊同的觀點盡量記下來，以
免忘記，以備反駁。鮑長康老是對我說：「老孫，你別光記呀！你也說話呀！」老
蒯也常說：「大家都別吵，先聽老孫說說。」所謂壓制，就是不允許別人說話，或
者說了后組織圍攻。少數意見不被採納，或者沒得到足夠的重視，這與壓制不同的
意見還是有很大差別的。與兵團總部對我的態度相比，對４１４的態度確實算得上
是打壓。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總部對我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對４１４則
是按「准敵我矛盾」處理的。

    幾十年以後我才知道，我後期在總部會議上只記不辨的態度引起絕大多數總部
委員的反感。他們以為我拚命記錄是為了向「三縱隊」頭頭（後來是「４１４串聯
會」頭頭）通風報信。這點上他們誤解了。我生性討厭偷偷摸摸的不光明做派，不
屑於　「里通外派」的勾當。作為公開的反對派（而非隱藏的內奸），在我參加的
總部會議上也沒有討論什麼不能外傳的秘密，我所記錄的都是一些其他總部委員觀
點的原話。但是話說又回來，其他總部委員的反感和誤解並非沒有道理，都是因我
的不當做法所引起。

    後來我到了４１４總部，因為在觀點上比較一致或相近，我所代表的「三七戰
團」成了與「東方紅戰團」並肩戰鬥的一支重要力量。沈如槐的工作作風也比較民
主，所以我在４１４總部里得到更多的尊重，意見也往往被採納。這比在兵團總部
里的感覺要良好。但是，我要說的是，在４１４總部里開會的時候，個別不民主的
粗暴現象同樣存在甚或要超過兵團總部。

第三節　兩位團委幹部，參加過「第一湘江」的活動

    在有關幹部問題辯論的過程中，被工作組轟上樓還沒有機會在群眾面前做深刻
檢查沒有被「解放」的清華幹部，特別是中層幹部，在辯論幹部問題的過程中紛紛
「亮相」。所謂亮相，就是以各種形式，主要是以大字報、公開信、發表談話等形
式表明自己的觀點。

    因為已經有兵團總部和縱隊派（後來是４１４派）兩種不同的觀點擺在那裡，
所以，亮相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表態自己比較贊同哪一方的觀點。由此，清華的干
部隊伍也基本分裂成兩派。

    ４１４看到亮相到自己這邊的幹部當然是熱忱歡迎的。人越多勢越壯也越表示
自己的觀點正確嘛。要是亮相到總部那邊，心裡總是有點不舒服，有時候還免不了
挖苦幾句諷刺幾下。對有辮子可抓的，一點都不客氣。譬如，對我熟悉的自控系黨
總支書記凌瑞驥，４１４曾開大會（我也參加了），揭他的老底，批他的罪行，聲
討他挑動群眾斗群眾等等。總部對亮相到４１４這邊的幹部也一樣，親疏分明。這
「疏」，就不是一般的冷淡和批判那樣的「疏」，而是打壓、圍攻，後來是抄家、
抓捕那樣的嚴酷了。

    亮相到４１４這邊的幹部，響應中央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的號召，主動要
求到學生戰鬥組裡去。向「革命小將」學習，與「革命小將」相結合成為一種時尚
。我們「第一湘江」就來了兩位很知名的原團委副書記譚浩強和賀美英。因為他們
是第一批參加到學生組織中去的校中層幹部，在當時曾是一件很震動的事情。以致
在「井岡山通訊」上曾刊登過這樣一則簡訊：「「第一湘江」公布成員名單，前團
委副書記譚浩強、賀美英已加入「第一湘江」」。

    我在入學后不久就知道譚浩強的名字，他原來是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畢業后
留校擔任團委副書記，在學生中知名度很高。在文革中，譚浩強是最早亮相的清華
中層幹部，受到全校的關注。他曾寫大字報公開反對蒯大富的否定一切、打擊幹部
、壓制不同意見的做法，而同意４１４的「文革前十七年紅線主導」、「幹部大多
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的觀點。很多４１４戰鬥組都支持譚浩強，歡迎他參加學生
的活動。可能是由於觀點與我們比較接近，他們倆選擇了「第一湘江」戰鬥組。他
們來了以後，與我們在同一間大教室里活動，參加我們的討論，大家相處比較融洽
愉快。我們的身份是學生、「革命小將」，敢說敢幹，說話做事沒有什麼顧慮。
他們的政治閱歷比我們要豐富得多，看問題也比較全面，我們樂於與他們討論一些
問題，聽聽他們的意見。但因為他們當時的身份是幹部，這與我們的學生身份是有
很大差別的。總部常把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幹部當做是「操縱革命小將的壞幹部」。
我們組裡也有個別組員比較左，訓斥過他們。他們在這樣的攻擊和壓力下，說話做
事自然都比較小心謹慎。當然，他們還有另外一份善良的心意：別給４１４小將添
了麻煩。

    記得有一次，我在大禮堂里作了一個發言，講的好像是對蒯派要作階級分析。
我是做了充分準備並且寫成比較詳細的提綱的。那次講演相當成功，台下的老四６
２一片叫好聲。４１４在大禮堂開大會，４１４廣播台當然也是全校直播的。大會
完了我回到新水教室，看見譚浩強、賀美英非常興奮激動，直誇我講得好。他們奮
筆疾書寫大字報支持我的發言，態度非常鮮明。那一幕，至今我還記憶猶新。

    譚浩強在清華中層幹部和「清華牌」幹部６３中，很有代表性。他能說會寫，
敢於亮自己的觀點，有很強的號召力。由他牽頭策劃、胡大忻執筆起草、１４６名
幹部聯署，發表了一封《致全體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幹部的公開信》，影響很大，不
幾天在公開信上面簽名的幹部多達３３１名。所以在解放幹部的時候，４１４是把
譚浩強作為清華中層幹部的典型來解放的（還有兩個典型是羅徵啟６４和呂應中６
５）。這個典型可不好當。因為明擺著，團派對４１４樹立的幹部典型是要竭力打
擊的。在二月份譚浩強剛貼出《跌倒了站起來，誓跟毛主席永遠幹革命》的最初表
態時，曾得到兵團總部的肯定和鼓勵。但當他明確亮相到４１４這邊的時候，團派
對他的態度來了一個１８０°的大轉彎，責罵他是「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是兩面
三刀人物」。蒯大富甚至發表了一封「致譚浩強的公開信」，說他牽頭的這封公開
信「是復辟舊清華、向革命小將開火的宣言書」。自譚浩強亮相到４１４以後，他
一直經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我看到，他表現得很堅強。

    文革以後，譚浩強成了我國最著名的計算機教育家。賀美英高升至清華大學的
黨委書記。兩位或從政或從教的成功人士在文革初期都曾經在「第一湘江」待過，
也算是與我的一段緣分。

第四節　「孫怒濤舌戰蒯大富」，是有點影兒但此說有點演義化

    "414串聯會」成立以後，我與總部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有一天，當著全校師
生的面，我與蒯大富在大禮堂發生了一次公開的衝突。

    那天晚上，兵團總部在大禮堂召開批判大會。

    那個時候大禮堂開會，往往是這樣的：在主席台的正中放一張齊胸高的演講台
桌，檯面上放著一隻麥克風。講台的東側靠後放一張條桌，再放二三把椅子，是大
會主持人坐的。主持人有一個很重要的職責就是即時處理台下聽眾遞上來扔在主席
台上的條子。根據條子內容的不同，有的要馬上轉送給講演者，有的要打斷發言宣
讀條子的內容，有的就壓下會後再處理。

    那天，我與劉才堂坐在主持人席位上。蒯大富正在做總結髮言。在他講話快要
結束的時候，老蒯離開正題把話鋒一轉，提到了我。

    老蒯說（大意）：「我們都知道孫怒濤同志身體不太好，剛生病不久，醫生要
他好好地靜養一段時間。老孫，你可要好好地注意身體哦……」

    聽到這裡，我心裡一陣感動，一陣熱乎，覺得儘管我與他矛盾不斷，他還是非
常關心我、愛護我的。

    老蒯話鋒一轉，接著說：「孫怒濤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你身體不好，奪
了權也掌不了權，還是聽醫生囑咐休息六個月吧……」

    聽到這裡，我才聽出味兒來。原來老蒯關心是假，警告是真。愛護是假，挖苦
是真！

    我籌建「天安門縱隊」的時候，老蒯就不放心，以為我要拉出隊伍另立山頭，
奪他的權，與他唱對台戲。後來雖然事實證明我確實是為了促聯合，而且真心愿意
在他的領導之下，但看來他的心結並未真正解開。這次我與縱隊派攪和在一起搞「
４１４串聯會」，他認定我也是與「三縱隊」一樣，又要向他奪權來了。真的是，
前嫌未釋，又添新疑。

    老蒯在大禮堂這樣正式場合的大會上對我譏諷挖苦，懷疑我的動機，我很生氣
。我作為「４１４串聯會」的一個重要負責人，他這樣說，已經不是只對我個人的
態度，而是與「４１４串聯會」直接相關的了。我真想馬上站起來，對他的話立即
予以反駁和回擊。但是我這個人思維比較遲鈍，反應也不夠敏捷。正當我想著如何
做出合適的回應，老蒯的演講結束了，接著大會馬上散了。

    第二天在大字報區，有不少大字報（當然都是４１４方面的大字報）對老蒯的
這次講話表示不滿，認為老蒯以這樣沒水平的話損一名持不同意見的總部委員，有
點不厚道。更有的說，這等惡俗之語充分暴露了老蒯自身心地的陰暗。

    我對老蒯的話也很氣惱。冷靜下來以後，我仔細地想了一想。我覺得我必須要
有一個正面的回應。如果不吭聲了，那就是示弱，就是默認，只能讓蒯大富和團派
看輕我，４１４群眾也會瞧不起我的。但是怎麼回應呢？直接說這是蒯大富的惡意
攻擊？或者也抓住蒯大富的過失來一個冷風熱嘲給予回敬？想想都覺不妥。我想，
最關鍵的還是態度要誠懇。我與老蒯畢竟是戰友，他是我的領導。我與他之間是有
觀點分歧，也存在一些他對我的誤解。只有以誠相待，才能化解誤會，減少矛盾。

    另外，蒯大富是在長篇發言中把我「捎帶」進去的。我也應該在一個主題發言
中「捎帶」著回應他的譏諷而不能直接簡單地回答。

    第二天晚上，總部繼續召開批判大會。我為在大會上的發言做了精心充分的准
備。

    那晚，我在大會的發言中「詳細闡明了４１４與團派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
的分歧。（我還）在發言中談到『將來「井岡山兵團」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文化
革命后又怎樣進行防修、反修？』（這話）引起團派（的）哄堂大笑。」我是聯想
到毛澤東曾經在不同場合好幾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何況是
我們這個小小的「井岡山」呢？沒想到我的問話竟引起鬨堂大笑。在這些團派群眾
看來，我是一個杞人憂天的傻子。「井岡山」是革命的山、紅色的山，怎麼可能會
出修正主義呢？

    在我發言的最後，我也是話鋒一轉，說（大意）：「昨晚，蒯大富同志在演講
中提到了我。我首先感謝他對我的健康狀況所表示的關心。」

    在淺淺的肯定之後，我接著說：「我們「井岡山」人造反、革命的唯一目的就
是為了讓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清華園、在全中國取得徹底的勝利。我希望蒯大富同
志能夠團結絕大多數群眾，能夠團結與自己不同意見的同志，真正為革命掌好權、
用好權，而不只是為某個小團體而掌權。至於我本人能不能掌權，那是微不足道的
小事。４１４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為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

    最後，我用「成千成萬的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們前頭英勇地犧牲了，
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這段我最喜歡最能激勵我的
語錄作為發言的結束語。

    這一大段話，顯得正氣凜然又情真意切，既有領袖偉言又充斥派性色彩。這段
發言引來坐在大禮堂的老四的滿堂喝彩。第二天的大字報區出現了許多支持我發言
的大字報，讚揚我的發言有理有節。

    幾十年後，我還聽到有人對我重提這件舊事，還冠以「孫怒濤舌戰蒯大富」這
樣誇張的標題。這，說到底，都不過是兩派頭頭在派戰中鬥智斗勇、唇槍舌戰的一
個小小花絮而已。

    我已經忘記這次口水仗是哪一天打的了。

    看到《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６６日記》１９６７年５月４日記，有這樣一段
記載：「晚上禮堂開辯論會，最後孫怒濤發了一個很好的言。昨晚蒯把孫譏諷了一
番，說什麼『你要注意身體，否則奪了權也掌不了權』，姿態很低。今天孫態度誠
懇，從革命利益出發對蒯提出忠告，姿態很高。」

    感謝孫維藩的日記！有這一佐證，我不僅得知這次「舌戰」的具體日期，也知
曉這次交鋒在兩派的群眾中確實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第五節　我對權的認識，感覺很重要但又不會抓

    蒯大富說我「奪了權也掌不了權」，這話說對了一半說錯了一半。說我掌不了
權，或者不會掌權，這點他看得很準的。他說錯的一半是，其實是我並不想奪權、
也不會奪權，更奪不了他的權。

    什麼叫權？權與我有什麼利害關係？我從來就沒有認真地想過這個問題。

    從高中到大學，我看到那些有權的職位，體現的是管理，是服務。譬如，班長
管我，書記管我，老師管我，領導管我，我覺得都是天經地義的，並沒什麼不應該
，也沒感受到權的力量。我也當過小小的學生幹部，並不覺得我手裡握有什麼權，
我只是想在領導安排給我的這個工作崗位上，付出自己心血，盡到自己的責任，為
大家服務好。

    每一個職位，我看到的都是一份責任，一個需要付出自己心血的崗位，而不是
像現在那樣是有油水可撈的肥缺。那個時候的青年學生，看問題想問題都非常單純
、非常簡單。

    儘管在學《毛選》的時候也看到「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樣的經典警
句，這個「政權」的「權」到底是什麼，還是很不清楚。權，似乎與我無關。潛意
識里，我一直只要求自己聽黨的話，在黨的領導下，在黨員幹部的領導下，好好學
習，好好工作。

    文革開始，校黨委轟然倒坍了，被奪權了。那權既不是被我奪的，也沒奪到我
的手裡。權與我還是不沾邊。

    在學生中，對「權」有深刻理解並且極其重視的，當數蒯大富。他在工作組剛
進校不久，就在一份大字報上寫下了引起工作組警惕的關於「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
權鬥爭」的批註。

    我不知道蒯大富在寫這段批註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很明確地認識到權的意義、作
用和威力。他能寫出那樣的話，有這樣的思想，說明他對權的認識起碼比我要高得
多。我在那個時候，就沒有他這樣的意識。不管蒯大富寫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很明確
權的實際意義，當他被工作組關起來失去人身自由，在全校批鬥，被打成反革命分
子的時候，我想他對什麼是權、權的威力有多大，必定已經有了切切實實的體會。
是殘酷的政治鬥爭教會了蒯大富真正懂得了權。

    我也是從工作組反蒯的時候，感覺到權的重要性。工作組手裡握著權，它就能
名正言順地調動一切力量，鎮壓它想要鎮壓的人。

    與蒯大富有很大差別的是：我只感到權的威力。而蒯大富不僅感到權的威力，
更感受到權的強制性，他在強制下不得不失去人身自由。

    此後，我對權的重要性的認識比以前要多了一點。權，不僅有服務、管理的功
能，更有強制、鎮壓的功能。但是，有這點認識，與體現在行動中，落實到鬥爭中
，完全是兩碼事。我雖然懂得了一點權的重要性，我還是沒有想過以後要去奪什麼
權、掌什麼權。

    與那些自詡為「最最革命」、「最最正確」的革命小將不同，我一直認為我是
要革命的，但是從來不敢說我是最正確最革命的。我所希望的是掌權的人是真正執
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能善待我而不是壓迫我的。我從來就沒想過我要
去掌什麼權，因為，我認為自己根本就不是掌權的料。即使我成了總部委員，我也
並沒有掌權的感覺。我在總部里從來沒分管過某個部門，從來就沒有具體的實權。
如果說有點權，那就是我有參加總部會議的權利，有議事的權利。

    在「天安門縱隊」開會討論的時候，雖然也有個別人說我們「天安門縱隊」也
應該當仁不讓地去爭權，但是主流論調是我們「天安門縱隊」不要爭什麼權，我們
所要做的是以大字報來影響全校的運動。我們認為，如能以正確的觀點引領全校運
動的方向，也就是實際上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我們對這樣的「虛權」看得相當重
。而對於「實權」，譬如爭名頭、奪職位，我們從心眼裡是鄙視的，不屑的。

    蒯大富在奪權掌權的實踐中不斷有新的體會，不斷地總結著經驗。他在１９６
７年初「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產階級大奪權萬歲》的文章。其中講到：「有了政
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不奪權，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傾；不奪權
，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義；不奪權，就是對人民極大犯罪。……我還要說，真正
的革命派，應該滿腦子裡想的是奪權，眼裡看的是奪權，雙手乾的是奪權……有人
笑我們滿腦子權權權，是一個念念不忘奪權的野心家。對！我們就是滿腦子權權權
，就是念念不忘奪權的野心家。……在政權問題上，我們就是毫不含糊，當仁不讓
！我們寧可做『野心家』，也不願當糊塗蟲、馬大哈」。

    當我讀到這樣「精彩」的文章，這樣「經典」的句子，我只能自嘆，我是永遠
達不到這樣高的「思想境界」，寫不出這樣深刻的「醒世警句」。我老老實實的承
認，對權的理解，對權的追逐，我永遠都趕不上蒯大富，我只能做一個蒯大富所說
的「糊塗蟲、馬大哈」。

    蒯大富在「權」字上不斷地下功夫，不斷地創造「奇迹」：他把他對權的感性
認識，經過提煉升華，上升到「權經」的高度。廣為流傳的蒯大富三十六條權經，
不一定全部都是蒯大富自己成文的。但是我確實聽他講過不少與權經相類似的言論
。什麼「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要善於引導對方犯錯誤」，「只要目的是革命
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左的錯誤是方法問題，右的錯誤是立場問題」，「政
治鬥爭一定要有後台」等等，這些都是蒯大富和他的親密戰友在總部會議上或底下
的閑聊中公開宣揚的言論。我當時聽了，感覺特別的刺耳，很不中聽。這與我的傳
統觀念，與我為人處事的準則格格不入。

    今天看來，蒯大富在我們那年代的清華人中確是一位頗有權謀的政治高手！他
把今天官場上流行的一些潛規則在幾十年前就條理化，提煉成在造反派中極為風行
的權經。

    蒯大富從一開始就把４１４看成是向「井岡山」奪權來的，並時時刻刻提防著
我和沈如槐向他奪權。實事求是地說，他提防「三縱隊」，提防沈如槐他們奪權還
有點道理。就我和汲鵬、王允方、高季章等人，就「天安門縱隊」而言，我們真的
沒有奪權的心思。我在這裡並不涉及權的觀念很重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奪權或反奪
權是對還是不對，我只是如實坦承，在我的周圍，在「天安門縱隊」里，就集結著
這樣一群心地上很真誠、很善良、很清高，但是在政治上很幼稚、很天真、很迂腐
的書獃子。在當年的政治鬥爭中，這正是「天安門縱隊」（後來是「三七戰團」的
致命弱點，團派和「三縱隊」（後來是「東方紅戰團」）遠比我們成熟得多。

第六節　籌建革委會，蒯大富的一著妙棋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井岡山兵團」的成立結束了從工作組撤走以後長
達四個月間多個紅衛兵「群雄割據」的局面。１２。２５打倒劉少奇的大遊行和１
。６「智擒王光美」的行動后，清華「井岡山」的聲名遠播，蒯大富躊躇滿志，准
備再立新功。

    唐偉的自動辭職和重立山頭給了蒯大富一個反唐、反托、徹底否定「八八」的
口實。這場造反派的內訌既使唐偉的形象受損，更讓蒯大富大大失分。三總部的裂
痕並沒因組織上的聯合而彌補，反而在加深、在擴大，形成總部與「三縱隊」的新
矛盾。

    整風中，「三縱隊」咄咄逼人，蒯大富忙於檢討、狡辯，左支右絀，十分被動
。

    在幹部問題辯論中，４１４既佔了制高點，又搶得先機，蒯大富疲於奔命，窮
於應付。

    蒯大富對縱隊派和４１４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以為只要把他們打成「非法組織
，反革命復辟逆流」，廣大中間群眾就能覺醒過來，跟著兵團總部走。沒想到高壓
反倒把中間群眾同情弱者的情緒給壓了出來了，猶如工作組對蒯大富施以高壓也曾
引來不少群眾的同情一樣。只是，這次角色換位了。

    １９６７年的頭四個月，兵團總部從成立時候的巔峰狀態一路下滑（只有４。
１０三十萬人批鬥王光美這件事風光了一陣），似乎一直都是渾渾噩噩地不在狀態
。

    總部終於意識到，繼續辯論幹部問題只能在這場辯不贏的口水戰中被４１４牽
著鼻子走。總部決定開闢一個新的戰場，變被動為主動。經過一番討論策劃，提出
了在５月底以前成立清華大學革委會的目標，並於４月３０日宣布成立「清華大學
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實事求是地說，這確實是一個極好的主意。當時，一些省市已經成立了革委會
，如上海的「一月風暴」、黑龍江的「東北的新曙光」、貴州的「西南的春雷」６
７等等。基層成立革委會的就更多了。北大、北航等也都在積極籌備革委會。所以
，成立清華革委會，確實是抓住了當時的大方向，緊跟了文革運動的步伐。一箭雙
雕的是，既為全兵團樹立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奮鬥目標，又可以甩掉４１４在幹部問
題上的死纏爛打，並將４１４推入被動應付的尷尬境地。

    對於這一招，「４１４串聯會」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壓力。

    現在的「井岡山兵團」雖然一統清華，但是它畢竟只是一個紅衛兵組織。一旦
「井岡山兵團」披上了一件「清華大學革委會」的外衣，那它就是一個合法的權力
機構。４１４在兵團內部搞點獨立，玩玩對抗，是派別之爭。要是在一個合法的政
權內，４１４的這些活動就有「破壞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嫌疑，活動空間會受到極
大的擠壓。

    ４１４面臨著生存考驗！

    明目張膽地反對成立清華大學革委會，這在大道理上是行不通。４１４隻能強
調，有關幹部問題的大辯論還沒有深入展開，廣大中層幹部還沒有解放，哪些是可
結合的革命幹部還沒有達成共識，團四兩派還沒有聯合起來，甚至４１４仍然是「
非法組織」的身份。面對這樣不正常的局面，清華大學要成立革委會的基本條件遠
沒有具備，時機遠沒有成熟。現時如果要強行成立革委會，不可能是一個真正實現
了革命三結合的、有權威的、代表全校革命師生意志的革委會，而是一個以兵團總
部為核心，以少數幾個同意團派觀點的幹部、教師做點綴的「團記」革委會。

    就這樣，圍繞著成立什麼樣的一個革委會，現在是不是適合成立革委會等重大
議題，兩派進行著激辯和爭鬥。對於「清華革委會」這一目標，團派打的是一場攻
堅戰——勢在必得，４１４打的是一場狙擊戰——志在必擋。

    兵團總部公布了由蒯大富領銜的革命群眾代表、革命教職工代表、革命幹部代
表共１１人組成「革籌小組」作為清華大學的臨時權力機構。蒯大富把我也拉進了
「革籌小組」，我想主要的考慮是因為我是總部里公開的反對派。從形式上說，蒯
大富不想讓「革籌小組」給人以清一色團派的印象。他肯定也考慮到我是「４１４
串聯會」的「總負責人」。但是我並不是以「４１４串聯會」的代表參加「革籌小
組」的，因為此時蒯大富還沒承認「４１４串聯會」是合法組織。

    那時我的派性已經很強了。我對蒯大富的好意沒有領情。與其他的４１４頭頭
商量以後，為了表示我不被蒯大富拉攏的決心，我發表了《孫怒濤嚴正聲明》以表
明我的立場：

    所謂「革籌」是沒有無產階級權威的，是沒有代表性的，是強加給群眾的，因
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它不能籌備革委會。透過現象看本質，成立所謂「革命委員
會籌備小組」的目的就是為了給高舉無產階級革命批判旗幟的「井岡山４１４」及
其他革命同志施加政治壓力，為草草地成立一個三湊合的班子鳴鑼開道。為此，我
嚴正聲明：在政治上不承認所謂的「革籌」，在組織上不參加所謂「革籌」。總部
的某些同志，無視於「井岡山４１４」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尖銳批評，在分裂的道路
上邁出了極其危險的一步！總部的某些同志，必須懸崖勒馬，否則，由此而引起的
嚴重後果，將由你們負一切責任！

    ４１４的許多戰鬥組隨即表態，堅決反對「革籌小組」，擁護我的聲明。４１
４第十一次串聯會也通過決議，「堅決不承認「革籌小組」」。

    ５月１０日，同為總部委員的王良生因為與總部某些負責人「存在著一系列原
則分歧」而在此時公開發表了參加「４１４串聯會」的聲明，這讓我在總部里不再
感到孤單。

    這段時間，除了在幹部問題、「紅教聯」問題等方面兩派依舊唇槍舌戰以外，
總部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加快了籌備革委會的步伐。

    蒯大富做了一個讓步動作，那就是在５月９日終於承認「４１４串聯會」是合
法組織。

    緊接著，蒯大富做了一個進攻動作，那就是「搬出」謝富治這尊佛來打壓４１
４（也可能是謝富治主動來關心清華運動的，所以我在「搬出」兩個字上打了引號
）。

    謝富治，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在文革前任命的
十幾個副總理中，與那些被打倒、被批判、靠邊站的其他副總理的處境截然不同，
他是唯一一個在文革中徹底投靠了江青，被毛澤東信任重用紅得發紫的副總理。

    作為北京市革委會主任，過問清華的文革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完全應該的。

    我最早知道謝富治的名字是在黨史上。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挺進中原，
拉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大反攻的序幕。「陳謝」就是陳賡、謝富治。對於包括
謝富治在內所有為新中國誕生而浴血奮戰立下赫赫戰功的將帥們，我一直都是深懷
敬意的！

    ５月１２日，謝富治來清華，接見兵團總部和４１４的負責人。據王良生回憶
，蒯大富向謝富治介紹我的時候，稱我是「「４１４串聯會」勤務站總負責人」。

    謝富治聽取了蒯大富關於學校運動的彙報，也聽取了４１４對總部的意見以及
我們的要求。從謝富治的指示中，我們明顯感覺到他對蒯大富的偏袒。他指責「４
１４大方向有問題。你們的小道理有些是對的，但大道理錯了」。當我們想提出聯
合方案時，謝富治傲慢地說：「我不看，你們的方案肯定通不過」。謝富治接見兩
派的時間長達７小時，但是對消除兩派分歧，促進兩派聯合沒有起到一點作用。

    蒯大富是毛澤東樹立起來的紅衛兵小將的一面旗幟，又深得江青和中央文革的
寵愛，謝富治要旗幟鮮明地支持蒯大富，這本來是也沒什麼可指責的。但是他不應
該用親團派、壓４１４的態度來支持蒯大富。這樣的態度，只能助長兩派的對立情
緒，無助於兩派通過通過協商求同存異，最終也不能幫助蒯大富實現成立革委會的
目標。

    謝富治對我們的無理指責，我聽了很反感，不服氣。我在給４１４群眾原原本
本傳達謝富治對我們的批評后，馬上加上了這麼一句話：「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
想。他的話對不對，大家自己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嘛！」這話用意很明白，效果也
很明顯。「４１４對謝的話極為不滿，當晚１２點，有６０人去《紅旗》雜誌和《
人民日報》告狀」。

    ５月２１日下午，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再次接見兵團總部與４１４負責人，主
持兩派的協商談判會議。代表４１４方面出席的有孫怒濤、沈如槐、宿長忠、劉萬
章、王良生、龍連坤等六人。我是首席代表。團派以蒯大富為首，鮑長康、任傳仲
、陳繼芳等參加，人數比４１４要多。

    會上，兩派都向謝富治告狀，互相攻擊，自我辯白，極少自我批評。謝富治聽
了很不樂意，要我們好好學習毛澤東思想，不做口頭革命派，多做自我批評，求大
同存小異，做大聯合的促進派。兩派都表示擁護謝副總理講話。謝富治說，你們都
贊成不打內戰了，那就把共同點達成一個協議，回去執行，慢慢創造大聯合的氣氛
。

    於是，在他的主持下，兩派達成了著名的《四項協議》：

    １、雙方停止一切「內戰」，不許相互攻擊。廣播、大字報、標語等不準攻擊
對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協商解決，或通過正常辯論來解決，尤其不要把「內戰」打
到社會上去。
    ２、雙方要整風，主要是自我批評，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整風要
達到大聯合大團結的目的，逐漸實現按班、系的大聯合；
    ３、調整和擴大「革籌小組」和總部，要儘快實現我校革命三結合。
    ４、「井岡山兵團」總部、「革籌小組」作出的決議必須執行。

    在協議協商的過程中，雙方的爭論極為激烈，都希望協議對己方有利的多一些
。除了龍連坤作為革命幹部不便講太多率直的話之外，我們其他五個都是學生，與
團派代表在言詞上你來我往，針鋒相對。沈如槐說話最多，最為力爭。我說話較少
，因為我是首席代表，我得表現得穩重一些。要麼不說話，要是說話，就表示了４
１４的最後意見。

    對《四項協議》的第一條，雙方都沒有異議。

    第二條，關於按班、系實現大聯合。團派堅決支持，因為那樣就可以名正言順
地解散「４１４串聯會」，然後化整為零地吃掉。４１４這方則深有顧慮。縱隊派
已經在三月初吃過解散縱隊的大虧了，當然不願意馬上就搞「按班、系的大聯合」
。心中雖有這點小九九又沒法公開說出來，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顯然是符合中央精
神的條款。團派認為非寫上不可，謝富治也堅持這一條必須寫上。最後，經過激烈
爭辯，４１４終於爭得了「逐漸」兩個字作為過渡，即同意「逐漸實現按班、系的
大聯合」。

    第三條，關於「革籌小組」。團派認為無需調整，主張原封不動。４１４認為
「革籌小組」里除了孫怒濤以外都是清一色的團派，而且裡面還混進了宋××這樣
的「壞人」，所以必須調整，增加４１４方面的代表。「革籌小組」的名額分配直
接關係到革委會的權力分配，所以雙方都堅不讓步。謝富治知道如果團派一點都不
讓步的話，這協議難以為４１４所接受。他表態說應該適當調整，團派這才不得不
同意調整。最後經過討價還價式的協商、談判，雙方同意調整擴大后的「「革籌小
組」名單共２２人，其中學生１３人，革命幹部５人，教職工４人。組長蒯大富，
副組長鮑長康、孫怒濤、韓銀山、韓啟明」。

    在１３名學生代表中，團派佔９人，４１４有４人。沈如槐對９：４並不滿意
，想再爭取多一點，最好是基本對等。這點上，我沒有說話。我覺得能佔據４席，
已經很有話語權了。比起我在兵團總部里處於極少數的境遇，我覺得９：４已經很
不錯了。

    ４１４方面推薦孫怒濤、沈如槐、汲鵬、王良生、龍連坤（幹部）、李振民（
職工）參加「革籌小組」。我、汲鵬、王良生的觀點在４１４中都屬於比較溫和的
，龍連坤、李振民是幹部，也不過激，這幾位蒯大富都表示接受。沈如槐是「東方
紅戰團」的，觀點比較激進。蒯大富對「東方紅戰團」、對沈如槐的成見很深，對
他參加「革籌小組」表示強烈反對，堅決不同意。我們堅持沈如槐必須參加「革籌
小組」，因為沈如槐代表了「東方紅戰團」，代表了４１４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群眾
。僵持不下，最後還是由謝富治拍板，同意沈如槐參加「革籌小組」，蒯大富生氣
也沒辦法。

    照理說，《四項協議》中，最關鍵最有實質意義的是第三條，因為這一條涉及
到權力分配。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雙方爭議最激烈的居然是第四條，即「
「井岡山兵團」總部，「革籌小組」作出的決議必須執行」這一條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