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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毛文革 3章---1節

作者：dld 於 2014-1-26 11:2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5評論

孫怒濤清華文革回憶（選載）
〔編者按：作者孫怒濤，本名孫銀基，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８０年在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現計算機系）上學、任教。在清華文革初期任「井岡山兵團４１４總部」第二把手。他的文革回憶錄《良知的拷問》於２０１３年２月在香港出版。感謝作者惠賜該書電子文本，本刊自本期起選載其重要章節。〕

第三章　文革爆發蔣南翔倒台工作組反蒯（１９６６。６—１９６６。８）

第一節　保蔣還是反蔣？都有道理很難抉擇

　　就在離我畢業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６月１日，從這天開始，中國進入了十年文革動亂，我的人生軌跡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篇第一句話，就是「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佔世界人口１／４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當時的中國，經過共產黨十七年的經營，是一個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一個領袖（毛澤東）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這些青年學子，經過黨的多年培養和毛澤東思想的熏陶，為做一個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時刻準備著向階級敵人猛烈開火。

　　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有這麼一群青年學生做先鋒，只要領袖劃一根小小的火柴，革命的烈火就會立即被點燃，迅即在中華大地成燎原之勢。

　　現在，通過《人民日報》的社論，我們聽到了這是黨的號召，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召喚！我心中的一腔熱血在沸騰！

　　就在幾天前，風聞北大有人貼大字報了。清華北大是近鄰，人員往來很便捷。哪個學校有點重大的事件發生，另一個學校基本就在第一時間知曉了。我到北大去看過熱鬧。不過沒看到什麼大字報。聽說都移到室內去了，不對外開放。

　　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矛頭是對著北大黨委的。《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明確地把北京大學定性為「三家村」黑幫１３的重要據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新改組的中共北京市委決定：派出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大革命，並代行黨委職權。

　　這些消息，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爆炸在北大的上空，也震撼了消息紛傳的清華。未名湖鬧翻了天，清華園也如炸開了鍋。

　　每一個清華師生都會很自然地聯想到：北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那麼清華呢？陸平這個北大的校長被罷官了，那麼清華的校長蔣南翔呢？清華究竟是「延安」１４還是「西安」？蔣南翔是姓「馬」（馬列主義）還是姓「修」（修正主義）？

　　一個從來就沒有思考過的尖銳問題，突然擺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必須馬上作出抉擇。

　　學校里陸續出現了一些懷疑蔣南翔姓「修」、懷疑清華黨委是「西安」的大字報。

　　清華是蔣南翔１９５３年擔任校長后苦心經營了１４年的根據地，號稱是「一架不漏氣的發動機」。黨委依靠其強大有效的政工系統，組織力量對一切懷疑蔣校長姓「修」懷疑清華黨委是「西安」的論調，堅決地予以迎頭痛擊。輔導員們、各級幹部們、黨團員們、還有數量眾多的積極靠攏組織想入黨的積極分子們，立即被動員起來，馬上貼出了一批保衛校黨委保衛蔣校長的大字報。聲勢浩大，頃刻就把那批懷疑的大字報給壓了下去。

　　那幾天，沒有人來找我。可能是黨團幹部們太忙了，忙得似乎忘記了我的存在。可能是他們認為像我這樣思想認識本來就非常模糊的人，在緊要關頭怎麼能作為積極分子來依靠來使用呢？他們壓根兒就沒指望過我。或者，他們瞄著的眼睛也並沒有完全忘記我？

　　雖然沒人找我，我自己一點也沒閑著。我成天在看別人寫的大字報。

　　大字報上的兩種觀點截然對立，我看了覺得似乎都有理有據，都很有說服力。

　　那些保蔣的大字報，列舉了清華在黨委在蔣校長的領導下所取得的種種偉大成績，以說明清華黨委是紅色的「延安」，蔣校長是堅定姓「馬」的。這些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親身經歷切身感受到的。

　　我一直受到黨的恩惠、組織的培養、老師的教導。學《毛選》、「學雷鋒」、學焦裕祿等等活動，都使我覺得我是在社會主義的陽光下成長的。儘管在「九評」學習的時候，心裡有些委屈，那也是因為自己的思想認識有問題，立場上不夠堅定，多虧了組織的及時幫助、挽救，才不至於犯更嚴重的政治錯誤。我從來不認為這是黨委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我這個工農子弟的政治迫害。我從我這個例子中正說明清華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那些懷疑的大字報也舉了不少實例來說明清華黨委執行的是一條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正在培養著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這些事例我相信也是真實的。但我總覺得那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是前進道路上正在克服著的問題。多年來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及用辯證的方法分析問題在此時不知不覺中發揮著作用。

　　所以，我的基本傾向是相信校黨委，是保蔣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我無法迴避又難以想通的。清華與北大，同是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同在北京，同受高教部蔣南翔部長的直接領導，執行的是同一條教育路線，在我看來，清華與北大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既然北大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堡壘，清華怎麼可能不會像北大那樣爛掉而獨善其身呢？從這樣的理性推導得出結論，我覺得清華黨委和蔣南翔都應該有嚴重的問題，都難保的。

　　學校里，懷疑校黨委與堅信校黨委，反蔣與保蔣，開始了拉鋸戰。保衛校黨委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沒幾天，懷疑的反對的大字報又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

　　過不了二天，聽說錢偉長這些老右派們看到反蔣的大字報，笑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是一句大家熟知的毛主席語錄。既然反蔣是讓敵人高興的事情，那肯定是錯了。那些保蔣的人藉此大做文章，把當前學校的形勢與五七年右派進攻聯繫起來。反右展覽對大家的教育實在太深刻了。於是，保蔣大字報的氣焰高漲起來，反蔣大字報收斂了不少。

　　還有的大字報認為黨委是正確，但是蔣南翔可能變修了。我想，蔣南翔作為清華黨委書記，他要是變修了，這個黨委的班子肯定也爛了，即使有好的也是極個別的。要是蔣南翔是姓「馬」的，那麼黨委應該是「延安」，這個班子里即便有壞的，同樣也是個別的。所以，清華黨委究竟是「延安」還是「西安」與蔣南翔是姓「馬」還是姓「修」，這兩個問題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那幾天的形勢變化實在太快，簡直是一天一個樣。

　　我忙著看各種各樣的大字報，沒寫什麼大字報。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應該表什麼樣的態。感性上的保蔣與理性上的懷疑蔣一直在糾結著。

　　儘管我一直搖擺著，但是慢慢地，我覺得校黨委、蔣南翔都是應該保的。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要是清華黨委都信不過，那相信黨就是空談的了。五七年的右派不正是用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的手法來反對黨的領導的嗎？

　　大概是到６月８日，我終於傾向保蔣了，我準備要寫表態的大字報與那些誓死保衛校黨委的主流派站在一起了。

　　正當全校師生在有關清華黨委和蔣南翔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問題辯論得熱火朝天不可開交還沒有形成基本統一認識的時候，６月９日，從高教部傳來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蔣南翔被停職檢查了，他被罷官了！

　　這一下子，保蔣派全蔫了，反蔣派都笑了，搖擺不定的中間群眾呆了，而像我這樣剛剛拿定主意就要選擇保蔣立場的人懵了。這形勢發展得實在太快了，也太突然了！我在最後的時刻，儘管還沒來得及行動，但在思想上已經站錯隊了！

　　蔣南翔真的倒台了，清華黨委真的「修」掉了。有些上個月剛參加完研究生考試的「准研究生」們把准考證燒掉了，以示與蔣南翔的舊清華劃清界限。我聽到這個消息，也毫不遲疑地把那張原來珍藏起來作為紀念的准考證拿出來當眾燒掉了。原以為報考研究生是組織的培養，在走又紅又專的道路。這時忽然感覺是上了蔣南翔的當，是在邁向修正主義的白專道路。我以絕大多數同學無法模仿的舉動表明我堅決擁護上級決定蔣南翔停職檢查的政治立場和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徹底決裂的決心。

　　在大字報區我看到有這樣的大幅標語：熱烈歡呼「蔣」家王朝覆沒了！當然，這是指盤踞清華的蔣南翔王朝覆沒了。

　　蔣南翔是被清華師生揪出來的嗎？當時有人提出這個疑問也有爭論但是沒有答案。到後來才知道，蔣南翔顯然不是被群眾揪出來的。那時候學校里保蔣的勢力還大得很，絕大多數師生都不相信反右時候的堅定左派、高教戰線上的掌門人怎麼可能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蔣南翔是被上面什麼人拋出來的。什麼時候把他拋出來，取決於時機。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寫明了「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大概這個時候蔣南翔的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倒台是遲早的事。當熊熊的革命烈火往上燒烤的時候，捨車保帥成了一些人慣用的伎倆。

第二節　貼了同班同學的大字報，羞愧難當

　　那些天，全校師生思想混亂、人心浮動、小道消息滿天飛，清華園，如同經歷了一次十二級地震。很快，北京新市委給清華派來了工作組，替代校黨委領導清華的文化大革命。

　　一個基層單位出了嚴重問題，按照慣例，上級總是要派工作組去處理的。我剛從四清工作隊回來不久，對派工作組的做法接受起來十分自然。

　　既然上面宣布了蔣南翔停職檢查，工作組進校代行領導權，清華原有的黨政機關團委學生會等等像是失去了主心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

　　於是，批判蔣南翔、批判校黨委、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大字報，呼啦啦地佔據了壓倒優勢。保蔣南翔保校黨委的大字報，幾乎絕跡。在形勢完全明朗化的當下，前幾天還在使勁保校黨委保蔣的，現在不敢再吭一聲。那些反蔣的，還有大批中間群眾，這個時候爭先恐後地寫大字報，以表示對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緊跟。

　　我與班裡的幾個同學在一起議論應該寫點什麼樣的揭發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大字報。議論過後，他們叫我執筆起草。在他們的印象中，好像我是很能寫點文章似的。我不知道怎麼會給他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可能是我在「九評」學習做檢查的時候用心寫的那篇發言稿，寫的有點條理？其他場合，我好像並沒有表現出有這方面的長處。

　　本沒有什麼文才，聽到幾句慫恿我的好話，我那好表現自己的衝動和慾望被激發出來了。既然叫我執筆，我就不再推辭，欣然受命。於是一篇洋洋數張的大字報很快就被我炮製出來了。

　　現在已經記不清這篇大字報寫了點什麼內容了。但是其中有一個細節我至今記憶猶新。

　　作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階級路線方面的表現，我在大字報上舉了一個這樣一個例子：說我班上有一位出身高級職員的上海漂亮小姐來清華上學的時候，穿著布拉吉，拉著手風琴，抱著洋娃娃，一派小資產階級的情調。這裡指的是我班一位姓冉的女同學。雖然沒點名，但是我班上海來的女同學就她一人，班裡的甚至同一年級里的同學都知道這是在說她。這素材是別的同學提供的。入學的時候我與這位女同學並不在同一班，根本不知道她的這些事情。我把這事描寫得繪聲繪色，活靈活現，就像是親眼看到似的。

　　這篇貼在１２號樓附近的大字報，我們系裡的同學可能都看到了。我現在想來，這篇大字報當時對這位當輔導員的女同學肯定造成了很重的思想壓力和很大的精神傷害。

　　為這件事，我心裡一直感覺愧疚。在畢業以後的幾次同學聚會上，只要我一看到她，就會想起這件讓我臉紅的事情。

　　當然，如果要為自己辯解，「理由」很多，俯拾即是。最冠冕堂皇的一條就是，我本意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沒做好，傷害了同學。

　　工作組陸陸續續進校以後，學校里發生了一些學生揪斗各級幹部的現象。

　　職位比較高的幹部肯定屬於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上的黑幫，是首先被衝擊的對象。

　　還有不少做學生工作的黨團幹部，有的與學生的關係比較緊張，也往往被當做黑幫爪牙衝擊批鬥。

　　我親眼看到一位電機系的女老師，可能也是個輔導員吧，被剃了陰陽頭，臉被打得鼻青眼腫的。她戴一副高度近視的眼鏡，臉腫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線，睜不開。

　　１２號樓東邊是一條通往主樓的大馬路。在與１１號樓之間有一個七八平米大小廢棄的水泥板平台，這時成了天然的「斗鬼台」，不時有幹部被當做「牛鬼蛇神」拉到這裡進行批鬥。

　　戴著紙簍做的高帽子，脖子上掛著小木板，上面寫著打了叉叉的名字，臉上塗滿了黑墨水，有的剃了陰陽頭，被一群人押著，呼喊著革命口號游「街」示眾。這是當時清華園內常見的現象。熱衷於這樣革命行動的，以低年級的學生為多。

　　我心裡有點懷疑，難道這真的是革命行動嗎？

　　我知道這都是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鬥爭土豪劣紳的辦法照搬過來的。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誰也不敢懷疑用在這裡是不是合適、有沒有錯。但我總覺得這麼照搬幾十年前的做法，把幹部都當作土豪劣紳來揪斗，似乎有點不適當。但是，疑慮歸疑慮，哪敢說出來？

　　我曾經參加過一次教研組老師對教研組領導的批鬥會。

　　大概是因為看到別的教研組都在批鬥的緣故，我們教研組的一些老師串聯了一下，也要過過場，要不，顯得太跟不上形勢了。這個批鬥會，通知我們部分高年級學生參加了。

　　教研組主任做了檢查。下面有老師領著呼了幾句口號。沒有什麼過激的行動，最多是敦促老老實實檢查交代之類的話語。會開完了，這個場也就過了。畢竟是同一個小單位的，領導與群眾的關係也不是很緊張，教師的政策水平也要比同學高得多。

第三節　蒯大富的「干擾」，引起工作組的警覺

　　在高教部宣布蔣南翔停職檢查以後這幾天，北京市新市委派出以葉林１５為組長、周赤萍楊天放為副組長的５００多人的龐大工作組陸續進駐清華大學，代行黨委職權，領導文革運動。

　　僅僅幾天功夫，要從中央和北京市各機關抽調近萬名幹部進駐北京那麼多的大專院校，工作量夠大的，任務夠緊急的，效率也夠高的，真的如消防車救火、救護車救命一般。

　　問題是，這批工作組到清華，怎麼開展工作的呢？

　　我們下鄉搞「四清」的時候，準備工作做得相當充分的。既有中央文件可指導，又有先前的典型能借鑒。我們這些工作隊員只是因為沒什麼工作經驗感覺心裡沒底，上級領導是胸有成竹的。

　　而這批工作組來清華之前，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如暴風驟雨般的文革運動，他們也是一頭霧水。有哪些中央文件可指導他們？他們掌握了哪些方針政策？準備執行什麼樣的任務？對清華情況有什麼樣的了解？等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他們能回答一二嗎？

　　劉少奇後來（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在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上說：「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１６指派工作組的最高長官都不知道如何搞文革，下面的人就更是天曉得了。

　　周恩來在８月４日的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也老實承認：「我們是倉促決定、倉促上陣，倉促派了工作組，沒有仔細考慮工作組的根本任務是什麼，沒有很好的交待工作組的根本任務是什麼，甚至黨的政策也沒有交待。整個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單位的工作組將近一萬人，從各地各戰線各部門、全國調來，也沒有經過學習討論，又沒有詳細的交代過政策，交待任務。」

　　從學生方面說，在校黨委垮台以後工作組陸續到校之前，沒有人直接領導他們了，他們當然更不知道下面的運動該怎麼搞。游斗幹部是部分學生無組織的自發的「革命」行為。

　　工作組打的是一場遭遇戰，一場大兵碰到秀才的遭遇戰。新市委給學生派來了一個「婆婆」，一個不知道如何當「婆婆」的「婆婆」。

　　那些工作隊員，大多數都是原來單位大大小小的頭兒，既看不慣號稱斯文的大學生那種有點野蠻的行為，也對同為基層幹部遭批鬥有一種自然的同情。有的工作隊員怕挫傷了學生的革命積極性，隱忍不說，有的工作隊員就直言不諱了。

　　「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戴高帽是國民黨作風，農民可以這樣做，你們不可以這樣做。」這些話一經個別工作隊員說出口，就迅速公布在大字報上，在校園裡流傳。工作組進校沒幾天就與部分激進的學生發生了頂牛。

　　校園裡馬上出了一些大字報，如《北京市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現工作組不可信任》、《我們要建立什麼樣的革命秩序》等等，颳起了一股小小的對工作組不滿的、懷疑的風潮。

　　在這股風潮中，蒯大富（工化９）也參與其中。他說不上是最早最積極的，但也是相當早的。６月１６日，他就貼出了《工作組往哪裡去》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犯了嚴重的錯誤」。

　　實事求是地說，這股風潮只是少數思想比較激進的學生對工作組沒有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表達的不滿情緒，既不代表大多數學生的意見，也沒有達到反工作組那樣嚴重的程度。不過，這確實標誌著危險的火苗已經冒出來了。

　　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黨的代表，真理的化身，那容得學生對工作組表示絲毫的不滿？要是聽任這樣一種不滿情緒蔓延，工作組還怎麼能領導清華的文化大革命？退一步說，連能否在清華站得住腳也成問題。於是，工作組毫不示弱，在把全校幾百名幹部轟上「樓」（打倒或靠邊站）的同時，組織大字報對這股「歪風」進行反擊。工作組進校沒幾天就陷入了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作戰的窘境。

　　６月２１日，王光美以一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正式成為工作組的一名『普通工作組員』（自稱）」。這是她的「謙虛」之詞。她的正式職務是工作組的顧問。所以，她是劉少奇在清華的眼線，也是清華工作組幕後的實際操縱者。十分湊巧的是，她蹲的點正是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從此，王光美與蒯大富，成為一對難解難分的冤家對頭。

　　更湊巧的是，本來那天下午王光美要去蒯大富班參加座談會的，不知是因為什麼原因，王光美沒去。蒯大富錯把另一名來參加座談會的工作組員當做王光美了。蒯大富感覺是上了當受了騙，懊惱得很，認為這是一個陰謀，於是貼了大字報，質問「葉林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幾天，對工作組貼大字報的，還有不少。為什麼擁護工作組的人獨獨挑蒯大富在大禮堂進行大辯論？我想，那是因為又是在這個湊巧的６月２１日，蒯大富在劉才堂（工化９）的大字報上寫了這樣的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段批語夠厲害的。這種涉及到奪權的話，在其他對工作組不滿的大字報上都不曾提過。

　　對於工作組來說，學生提點意見，表示點不滿，已經是很傷面子難以容忍的事情了，要挑戰工作組的權威性，妄圖向工作組奪權，那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絕對不能退讓半步的。

　　蒯大富的這段批語觸到了工作組最敏感的神經。工作組認為，以蒯大富為首的這批人就是想奪工作組的權，而且背後極有可能有後台。蒯大富後來說，「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

　　６月２４日，由工作組策劃、由校革籌主任賀鵬飛主持的一場大辯論在大禮堂舉行。一方是蒯大富及他的兩個同伴，另一方也是三位同學，代表要與蒯大富辯論的那些同學。這一天是一個標誌性的日子，表明只經過短短十餘天的時間，工作組就傾全校之力，對蒯大富一夥進行嚴厲的批判。工作組的鬥爭矛頭就此從「斗黑幫」完全地轉向「反蒯（大富）」。工作組沿著這個錯誤的方向踏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第四節　６。２４大辯論，工作組色厲內荏敗給蒯大富

　　６。２４辯論那晚，我也想到大禮堂里看現場辯論的。大禮堂里人滿為患，我不願意戳著擠著聽，就回宿捨去了。

　　那晚，蒯大富邀集了兩個同學，目標是為追尋「王光美沒有參加蒯大富班座談會的真相」而來的。這本是一個並不複雜的小問題。雙方只要把各自所掌握的情況往檯面上一擺，事情就很清楚了。因為這裡面並沒有什麼陰謀，僅僅是一些誤會和某些巧合而已。

　　工作組方面似乎對澄清真相併不感太大興趣，也沒花多大力氣去澄清。他們組織人找蒯大富辯論的目的是為了重現五七年反右鬥爭時「引蛇出洞」的故伎。工作組在這個時候開始耍陰謀了。因為他們已經把蒯大富定性為向黨奪權的右派學生、反革命分子。辯論會只是一個借口，目的是為了打掉他的「囂張氣焰」，　殺一儆百，樹立工作組的絕對權威。。他們集中了全校的力量，足足準備了一整天。工作組方面大權在握，人多勢眾，蒯大富這邊勢單力薄，看上去，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辯論會。但是，在大禮堂這一方舞台上，倒是蒯大富顯得侃侃而談，毫不膽怯。工作組雖以勢壓人，甚至工作組領導輪番上陣，仍然捉襟見肘、窮於應付。

　　台下的絕大多數同學都是抱著想弄清楚事情真相來的。看到工作組揮舞著大帽子想壓服蒯大富，多有不滿。尤其是周赤萍的一句「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這樣大言不慚的話，讓他在滿腹經綸的清華師生面前丟了顏面。俗語說，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這次是反過來了。一個統領千軍萬馬的大兵（後來才知道周赤萍１９５５年被授於中將軍銜）碰到清華這群咬文嚼字的秀才們，即使自以為有理也說不清了。

　　第二天，我看到在禮堂的大字報區，貼滿了評論這場大辯論的大字報。嘲笑周赤萍發言的大字報比比皆是，力挺蒯大富的大字報明顯佔了優勢。不過，到下午，情況發生了逆轉。《無限信任工作組》、《工作組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這類工作組組織的大字報佔了壓倒多數。清華開始了「反蔣（南翔）必先反蒯」的運動。

　　上級發話了，說「葉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賴的。蒯大富的批語是反革命的。」蒯大富被定性為向工作組奪權的反革命分子。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葉林要求全校師生表態，究竟是站在工作組一邊還是站在蒯大富一邊。這成了當時革命與反革命的一塊試金石。

第五節　我對工作組不滿意，對蒯大富也不信服

　　想想自己「四清」分到幾十戶的小隊里，熟悉大致的情況也要十來天。現在工作組進清華才那麼幾天，我覺得工作組一開始說的做的並無大錯。譬如，低年級學生的那些過火行為就應該勸阻的嘛。當然責怪的話不要那麼直白。這裡是大學生，不是工人或社員。譬如，把清華所有的幹部統統趕上樓，先靠邊站，我認為也沒錯的。我們搞「四清」的時候，對一個「爛掉」了的單位（即領導班子有嚴重問題），也是這樣做的。即使沒「爛掉」，幹部也是先「上樓」（先掛起來，僅保留安排生產的權力），再「洗澡」（檢查的意思），然後再「下樓」（解放的意思）的。

　　我甚至對那些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還有點反感。工作組才來了不幾天，情況還沒怎麼熟悉呢，事情還沒做多少呢，怎麼就可以懷疑工作組的大方向錯了？怎麼就輕易說工作組不可信任？

　　在６。２４大辯論之前，我對工作組的處境是同情的、體諒的、理解的，對那些不滿工作組的大字報不以為然。我並不認為那個時候就開始懷疑工作組是路線覺悟高。

　　本來嘛，學生這邊，對工作組應該多一點耐心，應該接受工作組正確的批評意見。工作組方面，要允許學生對自己貼大字報，對各種意見要認真、慎重的對待，確有錯的地方要認錯並改正，對個別比較激進的學生要多溝通。

　　事實上是兩方面都是有對也有錯。但是兩方面都認為自己有理對方有錯，都不認為自己有錯。工作組自以為是新市委派來的黨的組織，哪容得學生說三道四？學生認為自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心要用毛澤東思想的放大鏡來檢驗工作組的一舉一動。

　　在６。２４之前，我對蒯大富並沒有好印象。我參加運動只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關心國家大事，反修防修，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奪權什麼的。權是什麼？權有什麼用處？為什麼要奪權？奪誰的權？這些懵懵懂懂不明白的問題，我甚至沒有認真的去想過。工作組剛進校沒幾天，它是新市委派到清華領導文革的，這點沒什麼可懷疑的。你蒯大富大談奪權幹嗎？難道真的沒安好心想奪權？我覺得蒯大富有點張狂，這是我所不喜歡的。

　　看了許多評論６。２４辯論會的大字報，我對蒯大富不膽怯的勇氣和雄辯的口才心裡佩服。

　　而對工作組在６。２４辯論會上的表現，我很不滿意。辯論會上，工作組以勢壓人，這一點就不能讓我心服。周赤萍的講話明顯就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嘛！尤其是對「反蔣必先反蒯」的口號，感覺特別類似於蔣委員長的「攘外必先安內」，更使我反感。學生中有少數幾個人對工作組不過有點不滿、有點懷疑而已，並沒有要向工作組奪權。即便是蒯大富，他談到了奪權，但是他說得很策略，也沒說立即必須向工作組奪權。工作組馬上採取高壓做法，把蒯大富那段批語上綱上線到是向工作組奪權的鐵證，把蒯大富定性成反革命分子，實在無法讓我信服。所以，當班上同學在工作組的組織下揭批蒯大富，還有一些人參加了擁護工作組的校內遊行的時候，我都沒有參加。要我高喊「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把蒯大富當做反革命分子來圍剿，我心裡通不過。

　　於是，在那些擁護工作組的同學的眼裡，在「不堅決支持工作組就是反對工作組」的邏輯下，我就被劃到支持蒯大富這一邊了。

　　我一向對黨組織的話是非常信任不去懷疑的，這個時候卻表現出與工作組不同心的思想。細細想來是有原因的。

　　就在６。２４大辯論的這一天，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傳到校內。我第一次聽到「造反有理」這一振聾發聵的口號。而據說，「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的語錄！

　　小時候，我聽說過「造反」這個詞兒。那是聽老人講「長毛」造反的時候聽到的。「長毛」者，就是指太平天國那些起義軍。他們都留著長發，在我們那一帶，他們被稱為「長毛」。老人們說，造反，就是犯上作亂，就是大逆不道，是要殺頭的！

　　所以我對「造反」這個詞，一直認為是貶義詞。在新中國，造反，那是造共產黨的反，當然就是反革命啦！

　　現在，我居然聽到了「造反有理」這樣新鮮的道理。我瞪著眼睛，暈了半響都沒回過神兒來，還以為自己聽錯了呢。

　　儘管我的思想一時還沒轉過來，但一聽說是毛主席說的，那肯定是真理，還錯得了嗎？這個新思想新觀念我要趕快接受。

　　文革初期，既是思想混亂又是思想解放的時期。人們舊有的思想觀念一次次地被突破，經受蛻變。過去連對基層的黨組織黨員幹部都不敢提意見的，現在也敢貼大字報了。過去認為清華黨委是固若金湯的龐然大物，現在居然轟然倒塌了。這一個個剛剛發生的不可思議的事件告訴了我，造反並不可怕，造反確實有理。像我這樣過去在心裡沒有一點點造反念頭的人，也開始敢對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在心裡小聲地說半個「不」字了。這個「不」，是不再輕信工作組，不再緊跟工作組。

　　「造反」成為報紙廣播、大字報和日常交談中最常用的一個流行詞。「造反有理」慢慢地為大家所接受，並逐步付諸行動。

　　一股對什麼事都敢於懷疑，對什麼人都敢於造反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即「懷疑一切」）也悄悄地在滋生著、蔓延開來。

　　在這股思潮下，我對工作組表現了一點不緊跟，不堅信，但是我並沒有反工作組。即便這樣，我還是成了蒯派１８。當然，比起其他堅定的蒯派，我是一個極其軟弱的小蒯派。

第六節　一個軟弱的蒯派，一份不服氣的檢查

　　６。２４大辯論以後，工作組在全校範圍里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蒯鬥爭。斗黑幫被擱在一邊。鬥爭矛頭向下指向群眾，運動的大方向完全錯了。

　　蒯大富作為反工作組向黨奪權的代表人物，在全校範圍受到批判和聲討。從各種揭發材料來看，這麼一個才二十齣頭的大三學生，儼然已是一個老奸巨猾的野心家、陰謀家、反動學生、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團首領。工作組通過外調內查，深挖了蒯大富和他家的老底。蒯大富成了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聲名狼藉。

　　在工作組的統一部署下，那些在６。２４大會上為蒯大富鼓過掌的、寫大字報支持蒯大富的、對工作組有過懷疑表示不滿的、甚至對「無限信賴工作組」的遊行發點牢騷的師生都被檢舉揭發出來，作為「蒯式人物」進行批判鬥爭。１９

　　有的學生並沒有公開支持過蒯大富，也沒有公開表示過對工作組的不滿，只是因為沒寫反蒯的大字報，沒參加擁護工作組的遊行，有的也成了蒯派。

　　我有個朋友是電機系的學生，他成為蒯派的原因讓人有點哭笑不得。那天晚上他們班裡組織擁護工作組的遊行，只因為他已經上床了，懶得爬起來參加，於是就成了班裡的小蒯派。

　　工作組的邏輯三部曲是：「懷疑工作組就是反對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客觀上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客觀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主觀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因為動機與效果完全統一的。」

　　「工作組接二連三地組織校、系、年級、班級的辯論大會，一步步把蒯派搞臭，並公開對他們實行『專政』。取消他們行動自由，不許他們寫大字報，私拆他們的信件，沒收他們的日記，甚至進行『隔離性』保護，寫交代材料，按手印。」［４－P２４］當然，根據每一個蒯派問題性質的嚴重程度，工作組給予的「待遇」也是有所區別的。性質極其嚴重的蒯派才被隔離被「專政」。

　　工作組把蒯派按錯誤的性質、嚴重的程度、罪行的大小分成四類。一類、二類屬於思想認識問題，即人民內部矛盾，教育教育就過關了。三類的性質要嚴重一些。要是能認識錯誤、痛改前非的，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若堅持錯誤、態度惡劣，性質就要發生轉化，按敵我矛盾處理。第四類，則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按敵我矛盾處理。

　　很不幸，我被工作組定為「四類蒯派」。

　　我並沒有明目張膽地反對工作組，我只是對工作組在６。２４辯論會上表現不滿意。對工作組不滿的話對同學說過，不太支持的行為同學也看到過。這差不多已經夠得上蒯派的條件了。如果僅僅是這些，我也只夠得上一二類蒯派，不會劃為四類的。關鍵是我不僅有對工作組不滿的「現行問題」，　還有「近期問題」，更有「歷史問題」。所謂「歷史問題」，那就是我在「九評」學習的時候就暴露出有那麼多嚴重的政治思想問題，那就是「前科」，說明我對黨的離心離德是一貫的。所謂「近期問題」，就是不久前在批判「三家村」的時候我又散布了一些不合時宜同樣是有違黨的立場的言論，有些人記憶在心。

　　像我這樣同時有「現行」、「近期」、「歷史」問題的，相當稀罕。不要說在班裡，即使在年級里，也已經是很冒尖很典型的了。這樣的「蒯派」不整，還整誰去？

　　對我批判的大字報貼在九飯廳前和１２號樓的牆上。

　　我那個時候的膽子很小。一看到我的名字醒目地出現在大字報上，我差一點嚇得半死。那種膽戰心驚怦怦亂跳的感覺，至今還沒忘記掉。一年以後，在團四兩派的互攻中，我的名字有時被團派同學寫得斗大一般，還受到過名字被打叉叉的「待遇」，那個時候已經是臉皮厚厚、見多不怪了。

　　６號樓與７號樓之間有一塊比較大的空地，那時被開闢為東區學生宿舍的大字報區。我常常經過這片大字報區到大禮堂那邊看大字報。反蒯那段時間，我看到許多批判陳繼芳（焊０）的大字報，那種尖刻嚴厲的字眼，讓我覺得這個「蒯式人物」好可怕好厲害。後來在總部里見到陳繼芳，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個個子不高的低班小姑娘。

　　說句實事求是的話，我班對我的批判是非常溫吞水的，比陳繼芳這些大蒯派受到的批判要溫和得多多了，更不用說比全校一萬多師生員工對蒯大富那種狂轟濫炸的批鬥架勢。要不，我是肯定挨不過這一關的。所以，我至今心裡還很感念我班的同學們手下留情。

　　幾乎所有的蒯派在這種從未經歷過的政治高壓下做了檢討。也有個別忍受不了的，選擇了自殺。我認識我系的史明遠老師，一位英俊有為的年青教師，不堪批鬥跑到「十三陵服用敵敵畏自殺」了。

　　自從「九評」學習狠狠地摔了一交以後，我對自己的政治辨別能力已經喪失了自信。全校一開展反蒯鬥爭，我就知道自己錯了。領導一找我談話，我就馬上認錯檢討了。我是一個非常軟弱的蒯派。

　　班裡同學說我會寫點東西。這點寫東西的小才，除了寫大字報，似乎就是用來反覆寫檢查了。看來「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有點道理的。

　　我還保存著一份１９６６年的７月６日寫的檢查底稿（已經忘了這是第幾次的檢查了）。巧合的是，一直非常堅定並以絕食相抗爭的蒯大富，也是在這一天「寫出檢查《向黨、向人民低頭認罪，徹底坦白交待》」。蒯大富寫的是假檢討，真對抗。我寫的是真檢討，假認錯。

　　我的檢查一開頭，就承認這一個多月來，連續犯了二次很嚴重的立場性錯誤。前一次，保校黨委，保錯了。這一次，懷疑工作組，又懷疑錯了。

　　我檢查了種種根源，從政治立場、階級感情、思想方法等等方面做了檢查，給自己戴上了立場錯誤、不相信黨不相信群眾只相信自己、個人自由散漫、好出風頭等等帽子。

　　檢查的套路已經比較熟了，無非是承認錯誤、認清危害、深挖根源、改正措施等幾大塊。

　　如果檢查到此為止，能不能矇混不知道，但也算是正常的檢查。我呢，有點不太識相，或者說，心裡還是有點不太服氣，於是在最後又多寫了好幾段我還沒有想通的問題：

　　我說，校黨委也是黨組織，我相信黨，保衛黨，怎麼會錯了呢？我吸取了保蔣保錯了的教訓，對工作組想用毛澤東思想去衡量它，怎麼又錯了呢？我確實是想站在黨的立場上的，只是最後，保也錯了，懷疑也錯了，怎麼老是站錯隊了呢？我很痛苦。

　　我說，工作組比起新市委比起黨中央來，犯錯誤的概率總要大好多，這「無限信賴工作組」的口號就是絕對化了嘛，對工作組怎麼可以「無限信賴」的呢？

　　我說，「工作組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信任不信任工作組就是信任不信任黨的問題」，這種提法在６。２４的短兵相接中，在蒯大富的猖狂進攻面前可以這樣說，但是在一般情況下，這兩句口號是不對的。因為局部不能代替全局，個別不能代表一般。

　　我說，毛主席說過，「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毛主席的這些語錄應該怎樣理解、怎麼執行才是正確的呢？

　　我一連提了八九個沒想通的問題。我最後寫道：「以上謬論種種，希望組織和同志們批判。」

　　在這份交給工作組預審的草稿上，對上面這許多我想不通的文字，審稿的領導用波浪線重點劃出，有幾處還打了大大的問號，在邊上還批註著這麼一句話：「信任群眾信任黨是具體的不是空洞的。黎」。這位姓「黎」的領導是班裡的還是年級里的或者是工作組裡的，我就分不清了。這無關緊要。我能想象得到，這位姓「黎」的領導對我的檢查是多麼的不滿和生氣，一邊看一邊忍不住就在我的草稿上旁註批駁了。

　　我不知道工作組看了我的這份檢查稿以後是怎麼討論我的問題的。是認為我對組織很老實心裡有什麼就說什麼？還是認為我態度不老實表現很猖狂借檢查之名行向黨反撲之實？

　　與我同宿舍的有一位老章，他也是從農村來的，是我比較信任的黨員，我們一直相處得不錯。在這段時間裡，他常常來找我個別談心。我對他毫無戒備，心裡想什麼就談什麼。他套我什麼我就如實說什麼。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是來「火力偵察」的，他們在整我更多的材料呢。

　　我父母一貫訓導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說我這個人，沒有害人之心是好的，連防人之心也沒有，特別缺心眼。我在「九評」學習后曾經發誓要牢記「禍從口出」的古訓，但是，事到關鍵時刻又都忘得乾乾淨淨。

　　工作組接下來打算如何更嚴厲地整治我，我當時並不清楚。工作組撤走以後，有個知道內情的同學悄悄地告訴我，我被定為「四類蒯派」，本打算在年級的範圍里批判的。只因為反蒯緊急剎車，工作組匆忙撤走，我才只遭受了小難躲過了大劫。

　　我當年也想過，要想保險點、安全點，就得隨大流，隨主流。組織上叫我怎麼說怎麼做，我就怎麼說怎麼做。那樣肯定不會有大錯，肯定不會挨整。工作組要反蒯，大家都跟著工作組反蒯了，我也應該跟著反蒯。即使最後錯了，最多也是認識問題。大多數人都錯了，法不治眾嘛，挨整也整不到我這樣的群眾頭上。

　　這個明擺著的現象我是看到的，這個淺顯的道理我也懂得的。可是，為什麼每次運動一來，每到關鍵時刻，我總是憋不住要想說一些與多數人、與主流不太一樣的東西呢？為什麼明明知道這樣會挨整而不接受教訓呢？幾十年來，我一直在琢磨自己，一直沒有完全想明白。

　　像我這樣一個政治上幼稚可笑書獃子氣十足的人來談什麼堅持真理之類的大話，肯定會讓人笑掉大牙的（儘管我自己確實認為是在堅持真理）。從小父母親就教育我要做一個忠厚老實不說謊話的好孩子。小學里的老師教導我們要做誠實的好學生。到了高中大學組織上要求我們忠誠老實對黨交心。我把誠實看成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品德。我覺得，在我思想上還沒有完全想通的時候，要我違心的去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我會感到很憋氣，很難受。我每每都有一種難以抑制的講真話衝動，一定要把自己心裡的真實想法說出來，說了真話才安心，才順氣。每次挨整以後，就痛定思痛，告誡自己今後千萬別這樣了。但是，過了一陣，好了瘡疤忘了疼，每當大事來臨，又是控制不住自己。

　　還有一點，我比較認死理。這可能與學工科的有點關係。習慣邏輯推導，習慣理性思維。在政治的角斗場上，這肯定是要碰壁的。

　　參加文革才兩個月，就喝了兩口水。打擊很大，信心受挫。偉大領袖要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面的號召激勵著我。我沒有氣餒，我還要繼續戰鬥。

第七節　「怒濤」戰鬥組，被指責是「地富反壞右」的大雜燴

　　在工作組進校一段時間以後，班裡的同學三五成群自行結合組織起了戰鬥組，以戰鬥組的名義寫大字報。

　　對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我發自內心的擁護，積極地參加。我還有一個小小的秘密，就是想在偉大的革命實踐中經受鍛煉，好好表現，以實際行動改變組織上對我的不良印象，做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能參加一個戰鬥組肯定比單槍匹馬的個人單幹要好得多。我盼望著有人來找我，把我吸收到他們的戰鬥組裡去。但是沒人來招呼我。

　　環顧四周，大多數同學都已在戰鬥組裡了，全班只剩下不多的幾個人，有點形單影隻。

　　儘管我知道自己已經很落伍，但是我多少也是有點自尊心的。要我主動去問「你們要我嗎？」萬一吃個軟釘子，我面子上下不來。我又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既然別人不願意來找我，那我就去找那幾個剩下的人去。這麼一串聯，很快，一個由我和老許、老賀、老史、老林共五位同班同學組成的戰鬥組成立了。既然是由我串聯起來的，我也就不客氣了，以組長自居。

　　那個時候想當個組長之類的綠豆芝麻「官」，自封就是了。本事全看你能招募到幾個人，別人願不願意做你的「兵」。

　　我給戰鬥組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叫「怒濤」戰鬥組。寓意就是文化大革命猶如洶湧澎湃的怒濤，蕩滌著一切「封資修」２０的污泥濁水！我們就在這大風大浪的怒濤中，跟隨著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奮勇前進！

　　我在大學期間比較喜歡寫日記。往往在晚自習開始前，隔三差五的總要寫點東西。所以，雖然文筆不怎麼樣，沒什麼文采，但是出手比較快，這方面比其他的幾位同學要強一些。

　　大家討論后，如果觀點比較一致，想要寫點什麼了，多數都是由我執筆起草，然後再謄寫到大字報上，用「怒濤」戰鬥組的名義貼出去。如果討論的意見統一不了，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在大字報上署名。

　　當時學校里已經陸陸續續湧現出幾百個戰鬥組。我這個戰鬥組並沒有寫過什麼有分量有影響的大字報，貼的數量也不多，是個不起眼的不為大家所熟悉的戰鬥組。

　　倒是在班上，在年級里，我們這個戰鬥組引起了一些階級覺悟很高敏感性很強的同學的「重視」。「重視」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們寫的大字報觀點多麼新穎或偏激，而是我們這個戰鬥組的成分觸動了他們的神經。

　　很快，我聽到了一種議論，說我們這個戰鬥組是集「地、富、反、壞、右」之大成的大雜膾。

　　聽到這樣的風言風語，大家都感到很大的壓力。開始我也很氣惱，後來琢磨了一下，果真有那麼一點兒影子。情況原來是這樣的：

　　老賀，他是一位早在高中時就入黨的老黨員，也是班裡的幹部。照理說，我們這個戰鬥組裡就數他的政治條件最好的了。他怎麼也會孤單的呢？原來他的家庭成分是富農。因此，這麼多年來他為人處事一向小心謹慎。他與「富」字沾上邊了。

　　老林，聽說曾經有過私「拿」別人飯票的不良行為，是班裡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們重點幫扶的對象。是不是因為這就認為他有點「壞」？

　　老史，他家是農村的，父親是大隊幹部，聽說在「四清」運動中受到了衝擊。是不是真的有問題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對這件事很有點想不通。要是他爸爸真有問題，就是「四不清」幹部了。

　　還有老許，他來自上海，出身好像是高級職員或小業主什麼的，我不敢肯定，能肯定是他不是紅五類出身。那麼他與「資」沾了一點邊兒？

　　最後是我。雖然我的出身是這幾個人中最過硬的，但是我在組織的眼裡是認識模糊思想「右傾」，與「右派學生」相差無幾了。

　　五個人，要完全套上「地富反壞右」，肯定有點牽強附會。但是，我班以工農子弟占絕大多數。我扳著手指數了一下，家庭成分差一點的或者本人毛病多一點的，真的都集中在我這個「怒濤」戰鬥組裡了。也難怪我們這幾個人都沒人主動要我們，都感到有點孤單。現在，成立了戰鬥組，不孤單了，但是一看到別人用異樣的眼神看著我們，心裡就特別的鬱悶。可是，又沒地方可以傾訴的。

　　其實我們這幾個人，討論問題的時候觀點經常不一致的。我們並不是因為志同道合而組成的戰鬥組。我們更多的是因為感到像個棄兒，害怕孤立的狀態，害怕孤獨的感覺。所以，並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把其他的幾位召集在一起，而是我們此時的處境和心情相差不多。結成一個戰鬥組以後，就有一種抱團取暖的熱度。在這個「家」里，一起討論形勢，對學校的時局發表看法和評論，交換各自得來的消息，儘管不一致的看法很多，但是總比孤魂野鬼似的一個人遊盪要好得多。

　　當然，我們之間還是有不少共同點的。最大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是聽從毛主席的號召，想積極參加文革，在運動中經風雨見世面的。這一點，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別人可不管這些。我們這個戰鬥組存在的本身，就引來了一些人的議論和警惕。他們可能在想：這樣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是不是要趁著文化大革命來造共產黨的反呀？尤其是我這個戰鬥組長，更受某些人的非議。

　　有次，我從外面回到１２號樓，走上樓梯，快到四樓的時候，從靠樓梯口開著門的那個套間宿舍里（即４２７／４２９），我聽到有個很響的聲音傳出來：「那個孫銀基又寫大字報了！哼！太猖狂了！」

　　我聽出那是兄弟班的一個姓王的革乾子弟（該同學後來是「自控系紅衛兵」的主要骨幹）正在激動地對別人嚷著。這一聲「哼」的粗重鼻音中，我聽到的全是鄙夷和不屑。

　　我沒吭聲，因為我不習慣面對面的質問和對罵。但是我心裡非常憤慨！我貼大字報又怎麼啦？我寫大字報是毛主席給我的神聖權利，你管得著嗎？你有不同的意見可以貼我的大字報來與我論戰呀！你何必在背後指責我啊？

　　我心裡實在氣不過，回到宿舍，我就奮筆疾書，用小楷寫了整整一張大字報，貼在四樓西頭樓道口的牆上。

　　我的這張大字報，儘管沒有漫罵，但是用詞也是尖刻激烈的。我好像是一隻被激怒了的公雞，雞冠毛都高高聳立起來，向著對我背後中傷的這些人狠狠反擊。

　　這是我在文革中措辭最為激烈的一張大字報，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這張大字報貼出去以後，上面有不少同學的留言和批註。有指責我的，也有比較公道替我說話的。過了幾天，我把這張大字報揭下來保存了好一段時間，可惜現在已經不知所蹤了。

　　我聽到的非難，我可以反擊。但並不是所有的暗箭都能預防的。譬如，當我被人揭了老底的時候。

第八節　被揭老底，我的「癩瘡疤」全校皆知

　　那個時候的大字報上，除了以戰鬥組署名的以外，個人署名一般都是真姓實名，極少用化名的。經常能在大字報上看到一些批註。誰看了某篇大字報后，如果有話要說，有感想發，只要他願意，他可以在這篇大字報的任何空著的地方（往往是在文章的最後）寫上一段話。「好得很」、「對極了」、「狗屁不通」、「堅決支持」等等都是最常用的簡潔批註語。

　　凡是以我的名字署名的大字報貼出去以後，過半天一天回過頭再去看看，也會有一些人在我的大字報上批註。其中總能見到這樣的一些批註：「此人在『九評』學習時對『三面紅旗』認識模糊」、「此人『九評』學習時在全班做過檢查」等等。這批註用一個大大的箭頭指向我的名字。

　　那個時候，這種揭老底的手法是慣用的。甚至還有取名為「揭老底」的戰鬥組。祖宗三代、小偷小摸、檢查處分、個人隱私都是揭老底的內容。所以，一般出身不好的同學都不敢也不願寫大字報，就是因為怕被知情人揭了老底，自找不自在。

　　我出身沒問題，所以我敢於寫大字報。但是，「九評」學習是我心頭永遠的傷痛，就像那塊阿Q頭上的癩瘡疤。我也非常害怕別人揭我這個老底。

　　這些批註都是同一個人寫的。這筆跡我非常熟悉，因為這是我同宿舍的老祝寫的。他寫的字與眾不同，我一眼就能認出來。

　　批註並沒有造謠，所以我沒法向他「興師問罪」。但是，這樣的批註讓我非常難堪。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臉面沒有了，又無處發泄，你說窩火不窩火？我心裡的無名火無處可發。

　　我也是在響應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的偉大號召，難道我寫大字報我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行動有錯？要是你不同意我的觀點，你也可以寫大字報與我辯論呀！幹嗎老是揭我的老底？我也像阿Q一樣，心中忿忿不平。

　　「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把大字報貼到你找不到的地方去！」我心裡暗自思量。

　　寫大字報，當然是希望看到的人越多越好。貼到沒人看到的地方，還有什麼意思呢？所以我寫的大字報，最早貼在１２號樓附近，後來就貼到大禮堂區。那是清華大字報的中心地帶。

　　既要貼在禮堂草坪周圍的大字報區讓更多的人關注，又不想讓老祝找到，我就「打一槍換個地方」。我有意識地今天貼在東南角，過幾天貼在西北角，在不同的地方貼。讓我驚奇的是，我寫的大字報無論貼到哪裡總能被老祝找到，總能看到他諸如此類的批註。我懊惱不已。我想，我是被他死死地盯上了。

　　真像個可恨的小特務，像個無聊的大喇叭，像個甩不掉的小尾巴，像個《悲慘世界》中那個窮追逃犯的討厭警長。我搜刮所有解氣的字眼在心裡罵他。本來嘛，我對「三面紅旗」認識模糊，也只有班上同學、教研組老師，最多還有同年級的少數同學知道。這是我最怕提起、最想保密的隱私。現在，經他一宣揚，變成全校不少人所共知的醜聞。我氣憤、我鬱悶、我也無奈。我不知道這僅是他個人的愛好所為，還是他受工作組指派的受命之舉。

　　絕大多數同學對這種揭老底刨祖墳的手法是很反感的。一段時間以後，我看到在我的大字報上出現了這樣的批註：「幹嗎老是揭別人的老底呀？」、「四大２１是毛主席給的權利，你這樣是不是不讓人家說話呀？」、「老揭別人的短，可恥！」這些批註的箭頭又指向老祝的批註，表達對他這樣做法的不滿。我心想，世上畢竟還有講公道的人。這讓我心裡感到一絲溫暖、一點慰藉。

　　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大字報，你寫的批註被他人批註了，他人的批註又被別的人再批註。箭頭指來指去的，有好幾重，很像一幅攻防的軍事地圖。這也是當時清華大字報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久而久之，我也慢慢習慣了老祝的批註。我的老底也就是這麼一樁，這麼一件破事情。他的批註沒有更多的新意。醜事既然已經公開了，就得慢慢地習慣、適應。我還得革命，我不能因此而畏縮不前。度過了最初一段有點驚恐的日子，慢慢的我不再像剛開始的時候那樣害怕、擔心、慌亂了。但是，我精神上所受到的壓力，始終在心頭，感到沉甸甸的。我對「三面紅旗」認識模糊這件「不光彩」的事情第一次從班級走向全校，全拜老祝批註之託。至於第二次，後文還要提到。文革以後，我覺得老祝那時的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早已不再介意這樣的小事一樁了。

　　文革中，不全都是煩心之事。偶爾，也有可樂之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