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為林： 整肅 --- 羅瑞卿

批鬥羅瑞卿內幕

羅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原名其榮。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要職，授中國人民解 放軍大將軍銜。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羅瑞卿事件」而被批判，后跳樓負重傷。毛澤東在1973年12月21日參加中央軍委會議時，表示「聽了林彪一面之辭， 錯整了羅瑞卿」。關於此事，中共開國上將楊成武接受作者陳虹採訪時講述了羅瑞卿在文革期間被批鬥內幕。

原文如下：                      一　小引

文革中，許多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英勇鬥爭、功勛卓著的優秀兒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傷。1965年冬，所謂「羅瑞卿問題」，就是事例之一。

十 多年前，筆者曾就此事請教過當年親身參加揭批羅瑞卿的上海會議的楊成武將軍，探討過發生這種鬥爭的緣由。羅瑞卿大將早已故去了，但人們並沒有忘記這位對中 國革命和建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領導人。楊成武將軍也已西去了。這位文武雙全的戰將，也曾被「革命」重重「咬」傷。近日我翻閱那時向他請教這些問題的談話記 錄，將這些記錄以第一人稱整理成文，留給歷史，獻給讀者。

二　從看望劉亞樓司令員說起

「您能否談談中央上海會議的緣由？」筆者先向楊成武將軍提了這個問題。

「你說的中央上海會議，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的揭發羅瑞卿問題的會議嗎？」楊將軍反問了一句。   「是的。」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楊成武想了想，平靜地說：「要談這個問題，我還得從那年春天說起。」

1965年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因患肝癌住在上海華東醫院治療，那時病情已經很嚴重。2月底，羅瑞卿總長專程去上海向林彪彙報工作。林彪見到羅瑞卿時，沒有立即聽取他的彙報，卻安排羅先去醫院看望劉亞樓。

自 然，羅瑞卿與劉亞樓的關係，不僅是上下級，而且他們個人之間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劉亞樓由福建老家參加紅軍，不久就編到紅四軍，羅瑞卿在四軍任 支隊政治委員。有次劉亞樓的父親來部隊看望兒子，不巧，劉帶部隊外出執行任務，沒有見到。臨回家時，羅瑞卿給了他父親一些銀元，讓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劉亞 樓的父親來北京探望兒子，五一節晚上在天安門觀禮台上看煙火，老人問劉亞樓當年給他銀元的高個子首長在哪裡？由此劉亞樓對羅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為友情很深，所以儘管羅瑞卿對林彪的安排感到有點不合常理，但他還是先去看了劉亞樓，並安慰他好好養病。

劉亞樓見到羅瑞卿時說：「林總說了，現在幾個大將，論能力，論身體，我不用羅瑞卿用誰呢？林總叫你不要有誤會。」

羅瑞卿當時對劉亞樓傳給他的這個信息，並沒有立刻領悟到林彪在背後的用心所在，也沒有把這些話放在腦子裡認真地去思考。所以當看望回來，林彪問羅瑞卿與劉亞樓談得怎樣時，羅瑞卿回答說：「沒有談什麼要事，只是簡單地聊了聊。」

林彪見此情景，意識到沒有達到他預想的結果，隨即轉了話題，說：「去年（指1964年）的軍事訓練有四好，即用心好，內容好，方法好，效果好。

以後打仗或準備打仗時，也許還要搞突擊的訓練。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壞東西、庸俗的東西都會出來。」談話就這樣平平淡淡地結束了。

到 了夏天，5月2日，劉亞樓在上海報病危，羅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約我們夫婦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劉司令。我和劉亞樓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們不僅是福建同鄉，而且 劉亞樓在蘇聯學習期間和我黨「五大」政治局候補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的女兒蘇麗娃結婚，生了一個男孩，回國后，他們離婚，劉和翟月 英戀愛時，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將兒子托給我，由我幫他照看，直至後來送八一小學讀書。所以當羅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劉亞樓時，我們是很樂意的。

到了上海，我們住在錦江飯店南樓。

3 日下午，我們兩家一起去看劉亞樓，那時，劉已經神志不清醒，是醫生打了一針，使劉恢復了意識的。我們在病房裡看到他不久即要離開人世的痛苦狀況，除了告訴 劉亞樓我們特地由北京來看望他了，就是盡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說話，讓他休息，以便延長一點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裡默默地坐了許久。

晚上，羅瑞卿約我在錦江飯店花園裡散步，他對我說：「昨晚我沒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總，林總見到我發了一通脾氣，批評我，罵我，說我一是封鎖他，總參封鎖他，辦公廳、總參作戰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給他。」

「二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電影片子的解說詞中，只提了在周總理和羅總長的領導下，沒有提毛主席、劉少奇主席，沒有提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其他老帥。自然也沒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為慶祝原子彈爆炸成功舉行的宴會上，將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帥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總對我說，今後要加強通氣。對如何向他通氣，規定了五條，主要精神是：如果林總在北京，要×日彙報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彙報一次，我到他那裡彙報，用不著聯繫，也用不著打電話，隨時可去，等等。」

羅瑞卿還說：「林總在批評我向他封鎖時，還引用黨章和毛主席的話，一句句念給我聽。這使我當時感到他這一次態度並非一般。」

聽羅瑞卿講完后，我琢磨著林彪的那些話，感到對羅的批評是很嚴厲的，很有分量的。羅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於是就主動分擔羅的責任，說：「如果總參的文件沒有送給他，有不妥的地方，我應負責，因為我是做具體工作的，是管常務的副總長，我應作檢討。」

「不，我要負責，我是總長。」羅瑞卿堅持由他承擔責任，並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對我說：「要注意這個問題，同總參有關單位講一講，打個招呼。」

5月4日上午，我們四人又一次去醫院看望劉亞樓，這時劉已昏迷不醒，臉如黃蠟，醫生正在忙於搶救，我們等了一些時候，見劉亞樓尚未清醒過來，想和他再說一句話已感到無望，大家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離開了醫院，回住地去了。

當晚，羅瑞卿對我說：「明天我們回京。」

5月5日，我們決定回北京。我向羅瑞卿建議：「在離滬前是否去林總那裡看一看。」

羅瑞卿因為剛挨了林彪的批評，有點情緒，不大願意去。我向他說：「正因為林總發過脾氣，你還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則他又抓住把柄，批評我們總參不辭而別，更被動。」我之所以這樣做，總希望能和緩一下他們之間的矛盾。

羅瑞卿聽后，想了想，說：「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隨即商定兩位女同志由錦江飯店直接去機場，我和羅瑞卿同車去林彪那裡。一進林彪住的房子，就見吳法憲獨自在那裡坐著。吳是什麼時候來上海的？我們不得而知。

林彪見羅瑞卿到了，馬上拉他到另一個房子里，獨自談了三四十分鐘，說了什麼，羅瑞卿始終沒有告訴我。我們出門時，吳法憲仍留在那裡。

羅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飛機回到北京。

上班不久，我向總參有關單位，特別是作戰部、政治部的領導同志打了招呼，要他們以後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們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經失調和迷走神經亢進複發了。羅瑞卿批准我7月回來去青島休假。在那裡，住了3個月，因病不斷複發，決定轉杭州療養。9月29日，我和蕭華同乘一架飛機抵達上海。我準備30日去杭州，蕭華擬在上海過國慶節。

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裡，鑒於5月羅瑞卿挨批評的教訓，不看他，怕說我失禮，所以晚上向林彪辦公室打電話，說：「第二天早晨要離滬，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總。」

「可以去。」半夜12點多，林彪住處回了電話。我和趙志珍立即趕到那裡，但沒有見到林彪，說他已經睡了，只看到了葉群和秘書郭連凱。我們在那裡閑聊了一陣子就回來了。第二天，按原定計劃，一早我就飛往了杭州。

三　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軍療養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來電話，說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並派車來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來車將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 在總參工作已有多年，毛主席接見外賓或開會時也見過多次，單獨找我談話問情況也有的，但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麼？談工作？自己養病已4個多月沒有上班，手 頭也沒有什麼現成資料。而徐秘書在電話里又隻字未提，因而想作點準備也無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準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竟是什麼事情？想來想去，也 拿不準。因此自己抱著毛主席叫辦的事一定認真去落實，問什麼，就我知道的如實回答的態度，去見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樸典雅很幽靜的房子里，我到那裡，徐秘書讓我先在客廳里坐著，然後他去報告毛主席。

毛主席一走出來，我趕緊站起來向他行了一個軍禮，並說：「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著說，一面用手指了指沙發，示意著：「坐下，坐下。」

毛主席走到我的對面，在一個大沙發上坐下，中間放著一個圓茶几。服務員隨即端來兩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點燃一支煙，他一面吸煙，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說話。這時使我心情平靜了許多，來時腦子裡想這想那的猜測，頓時消散了。

毛主席親切地問我到總參工作幾年了，情況怎樣？軍隊的情況怎樣？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問：「各位老帥怎樣？」

「老帥都有分工，劉伯承元帥負責軍委戰略小組，我協助他，賀龍主管航空和常規武器的研製，聶帥管尖端技術，徐向前任民兵組長，葉劍英抓訓練。林彪由於身體不好，在北京時間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蘇州等處。

軍委的日常工作，根據您的指示，由賀老總和聶帥主持。」我如實向毛澤東作了回答。

「羅瑞卿的情況怎樣，你們熟嗎？」毛主席換了個話題。

「熟。都是紅四軍的，開始他當支隊政委，後來任縱隊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說多少。

「羅瑞卿和林彪的關係怎樣？」毛主席進一步問。

「我沒有看出他們之間有什麼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長啊！」我向毛主席報告了5月3日羅瑞卿同我談的那些情況。

毛主席聽后說：「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許世友談過。」談完后我即回療養院。當時我根本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正在為揭發和處理羅瑞卿的問題做準備。

四　毛主席鼓勵羅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用8個月時間寫成的，上海市委組織有關人員討論過多次，討論時據說關鋒、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發表后，上海各 種報紙都刊登《海瑞罷官》的文章。在半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央和北京各大報紙都沒有轉載姚的文章。

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在上海，毛主席對此很不滿意。他對上海的人說：「他不轉載，你們出單行本，看他轉載不轉載。」主席還交代：「對什麼人都不要講」。

11月25日，羅瑞卿到達上海后，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市公安局長黃赤波將這些情況告訴了羅。羅隨即要秘書找了一冊單行本，當晚給北京打電話，要《解放軍報》寫一篇旗幟鮮明的按語，加以刊登。

26日下午，毛澤東接見柬埔寨的朗諾將軍，羅瑞卿在接見時見到毛澤東，說：「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還沒看。」

毛澤東只向他笑了笑，沒有說什麼話。

當 晚，江青見到羅瑞卿又說：「北京各報至今都不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為什麼？」還說：「現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羅瑞卿聽江青講的這幾句話后，回到駐 地即給彭真打電話，說：「姚文元寫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時，主席笑了。估計毛主席是看了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軍報》轉載，請你也考 慮，如果北京的報紙不能同時轉載的話，就先指定一家報紙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11月29日，《解放軍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

《軍報》轉載時，根據羅瑞卿的指示，寫了一篇540多字長篇按語。

《解放軍報》是中央軍委的機關報，代表軍委的喉舌。這篇編者按語，將《海瑞罷官》 定性為「大毒草」，「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並提出「這究竟是為了什麼？」要「大家認真讀一讀」「好好想一想，議一議」，這種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態說 得很嚴重的導向性按語，對於並不了解真情又忠於黨的軍隊廣大指戰員來說，所起的號召和鼓動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北京日報》同日也轉載了姚文，並寫了一篇按語。按語把問題限制在「學術界、文藝界」「有不同意見」可以「展開討論」的範圍之內，壓根兒就沒有提到什麼「階級鬥爭反映」的問題。

11月28日，羅瑞卿要離開上海去蘇州看望林彪，行前將他這一想法報告了毛澤東。毛主席一再鼓勵說：「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羅瑞卿離開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澤東就在蘭州軍區52師的一個報告上寫了如下一段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這短短的49個字的批示，就使羅瑞卿在黨和國家那樣重要的領導崗位上跌落下來，並由此經受了難以想象的精神與肉體的折磨和苦難。這確是關鍵的一擊。儘管他有幾十年的革命生涯，經歷過數以百計的戰鬥鍛煉，還是經受不住這49個字轟擊！

五　出席上海中央會議               12月6日深夜。

我的秘書朱欣接到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由上海打來的電話，說：「毛主席那裡有事，讓楊副總長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時以前趕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決。」朱秘書接完電話隨即報告了我。

什麼事那麼急？是東南沿海有什麼軍事行動？還是帝國主義對我們進行武裝偵察？我心裡頓時產生種種疑問。        「交通工具怎麼解決？」朱秘書問。    「坐火車去來得來不及？」我反問了一句。

「在這段時間內，沒有到上海的車次。」       「坐汽車怎麼樣？」         「時間更長，不能按時趕到。」

「有飛機沒有？」        「我去聯繫。」朱秘書了解后告訴我：「南京空軍有一架犁二飛機空著。」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飛機來杭州。」我向朱秘書交代。

7日早上我們乘南空的專機準時趕到上海，在虹橋機場著落。走下懸梯時，徐業夫已站在那裡等我。他一見到我就說：「主席要召開一個會，請你參加，你就住在錦江飯店。」是什麼會？研究什麼問題？徐業夫一個字都沒有吐露。

當時毛主席住在虹橋賓館。我進去一看，主席、周總理、劉少奇、葉劍英、謝富治等人已在那裡了。

住進飯店后，見到幾位老同志，他們也不知道開會的內容。賀龍來上海時，帶來了地圖，可見他原以為討論的也是軍事問題。這和我來前的想法有共同之點。

這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會呢？就當時參加的人來說，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書記處成員，還有軍委委員和軍隊的負責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擔任任何職務的人， 如林彪辦公室主任葉群和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所以這次會既不是政治局會議，也不是書記處會議，更不像軍委會議。當時主持會議的同志也沒有明確宣布會議 的名稱，但就會議內容講，就是揭發所謂羅瑞卿的問題。因此，我們姑且稱這為中央上海會議。理由很簡單：地點在上海，召集的是黨中央主席毛澤東。現在也有人 稱為「上海中央常委擴大會」。

會議在1965年12月8日舉行。會議分為三個小組，我們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參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賀龍、陳毅、陸定一，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和我。還有林彪的老婆葉群。其他兩個小組組長分別由劉少奇和鄧小平擔任。

小組會由周恩來主持。他宣布開會後，葉群首先發言，她是作了充分準備的，講得有聲有色，說：「羅長子反對突出政治，他胡說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軍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義。」

「翟月英對我講，劉亞樓在病重時要她把羅瑞卿的四條意見轉告我葉群。四條意見是：

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總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顧好林總身體，勸林總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隊的事情讓他羅瑞卿負責；

四、這件事辦好了，羅瑞卿不會虧待我葉群。

我當時就把她的話頂了回去，沒想到後來劉亞樓又找101（林彪代號）當面談。」

「還 有一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裡彙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好，沒有聽完就讓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道呢！』 這完全是逼林總交權、讓位。他這是存心折磨林總，氣林總。」葉群聲色俱厲，心情激動，一下子講了幾個小時，硬說羅瑞卿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使別人聽起 來似乎都是真的。

雷英夫也揭發了所謂羅瑞卿反對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我聽了之後，腦子裡產生另一種怎麼也弄不通的想法：說羅 瑞卿反對林彪，這怎麼可能呢？從歷史上看，羅瑞卿與林彪在紅四軍，紅一軍團，以後長徵到陝北，進「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雖然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但 「抗大」的具體組織工作，都是任教育長的羅瑞卿乾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懷被打下台，將黃克誠打成「軍事俱樂部」成員，撤掉了總參謀長的職 務。林彪當了國防部長，提名羅瑞卿當總參謀長。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協調的，配合是默契的。

羅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總參的一次幹部會議上，講到他和林彪的關係時，對我們說過：「我跟林總是跟定了，彈打不飛，棒打不散，骨頭燒成灰也忠於林總的。」然而會議上確是揭發羅瑞卿所謂反對林彪的。

還有，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事實果真是那樣嗎？

1965年林彪對軍隊工作的《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的指示，它的主要內容，雖然是總政治部劉志堅副主任和葉群在廣州軍區127師調查後向林彪彙報時說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卻是羅瑞卿親自召開軍委辦公會議，主持討論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並送林彪審定后簽發的。

總參謀部機關1965年7月召開的「突出政治落實四好」座談會，就是羅瑞卿要我為進一步落實林彪的指示而舉行的。

如果他真的反對突出政治，在行動上能有這麼認真並用那麼大的精力去抓落實嗎？！

至於說劉亞樓講的四條，我5月份在醫院見到他時，劉已不省人事，是醫生打了一針才蘇醒過來的，根本沒有談此事。二三月份我在華東看地形，路過上海，去醫院看望劉亞樓，同去的有王尚榮，在場的有翟月英以及醫生護士，劉也根本沒有提到這四條。

所 以我對葉群的所謂揭發，既不敢苟同，又無法否定，只是聽著。還有小組裡的雷英夫當時揭發羅瑞卿是很積極的，他憑什麼資格出席這樣的會議，我很納悶。因為作 戰部已有一個部長王尚榮出席，為什麼還要有一個副部長來參加呢？而總參其他業務部，又沒有一個負責人出席這個會。這樣的情況，也使人感到內中必有蹊蹺。后 來的事實表明，雷英夫確是投靠林彪，為打擊羅瑞卿出了大力的。會議期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分別找我談話，問我羅瑞卿與林彪之間的情況，我講的與在杭 州同毛主席談的一樣。因為其他方面我確實不知道。

會議始終是在小組裡進行的，沒有開大會，毛澤東也沒有將到會的人召集在一起講個話，見個面，合個影，更沒有看見發會議簡報。會中的情況都是由各組組長去向毛主席彙報的。

會議開始時，羅瑞卿正在廣州、昆明軍區視察部隊工作，進行到第三天，通知他來上海出席會議。羅瑞卿12月11日下午2時到達上海，沒能住進大多數到會人員住的錦江飯店，而是住到建國西路618號一個小院子里，一進小院實質上就被看管起來了。

羅瑞卿像絕大多數參加會議的人一樣，事前根本不知道開會的內容。他來上海原先也以為可能是研究軍事問題。也許因為是軍人，帶有職業病似的，領導上一通知開會，首先想到的就是軍事問題。

羅 瑞卿一下飛機，看到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空軍司令吳法憲，沒有他熟悉的中央辦公廳的一般工作人員，頓時心裡產生了疑慮。因為按中央那時的規定： 開會是不需要派負責人接送的。陳丕顯在車內同羅瑞卿僅談上海工農業生產的一般情況，對開會的事，一字不吐。吳法憲一反常態，過去見到羅瑞卿時，開口「總長 您好」閉口「祝首長健康」那種令人厭惡的獻媚狀態不見了，在車內還用他那眯眯眼不時地盯著他們。這使羅瑞卿感到有些茫然。

車飛快進城時，陳 丕顯告訴他這次不住錦江飯店，羅瑞卿覺得和以往來上海確實有點不同，心裡只是沉默地想著，很少有興趣說話。當車子快到目的地時，陳丕顯說，周總理和鄧小平 總書記在房子里等他，羅頓時感到很吃驚。他一下車就急忙走進了小樓的會議室。周恩來和鄧小平待羅瑞卿坐下后，嚴肅而又平靜地將羅的問題揭開了！

他們三人談了很久，到當晚7時左右，周總理和鄧總書記才離開那個小院。羅瑞卿對於這個突然襲來的致命一擊，精神上毫無準備，儘管他是個很堅強的具有高大身軀的男子漢，談話后出來時怎麼也沒有力氣登上二樓的卧室了。他被這當頭一悶棍打蒙了！

當時給羅瑞卿列的「罪狀」，概括起來有三條：  

 

  一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        二是反對突出政治；             三是向黨伸手。

羅瑞卿根本不承認，說他沒有伸手，工作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沒有封鎖林彪，該向林彪講的都和他講了。有些問題他向周總理、毛主席講，聽他們的指示，這是應該的，也是屬於他職權範圍內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後來，周總理和鄧小平又一次向羅瑞卿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沒有這三條，有別的，可以檢查別的。」

「別的有什麼呀？」羅瑞卿不理解別的究竟指什麼，反問了一句。

「你和別人的關係不好。」周總理和鄧小平回答了他。「關係不好！關係不好！」羅瑞卿凄然地重複著這句話。

是啊！「關係不好！」那麼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標準是什麼？難道就憑這麼一句可以做各種理解的中性語言，就能夠將一個中央領導同志打下去嗎？！

會議是15日結束的，那時只說羅瑞卿不在軍隊任職，專做政府工作。

16日，周恩來、鄧小平再次向羅瑞卿傳達毛主席的談話，說：

「主席對林彪講，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這是一。

第二，主席說，如果沒有這三條，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中國有很多問題都是掛起來的，掛幾百年不行，還可以掛一萬年。有什麼就檢查什麼。

還說，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主席講，這個事，我們也有責任，沒有發現，及時教育。然後就說，告訴羅總長回北京，回北京再說吧。」         毛主席說的這些話，當時沒有在會議中傳達。

羅瑞卿聽了周總理、鄧小平的傳達，自然想不通。

後來他又給周總理打電話，要求去見毛主席，去見林彪，他相信毛澤東是了解他的，能夠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釋清楚的。當周總理表示不能見面時，羅就馬上給林彪打電話要求見面。周總理見此情景，感慨地說：「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誰都知道，毛澤東走到哪裡，當公安部長的羅瑞卿總是跟著保駕，負責毛主席的安全。應該說毛主席對他是了解的。既然「沒有三條」，還要把問題掛起來，掛幾百年到一萬年，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規呢？然而又確實出於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

六　我當代總長，德才資不夠，難以勝任

在揭發羅瑞卿問題的會議中間，12月12日，中央軍委開了一次會。毛澤東主席沒有出席，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賀龍、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諸位老帥和林彪都參加了，劉伯承、聶榮臻兩位軍委副主席因為有病，沒有出席中央上海會議。

軍委會上要我代理總參謀長。我當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夠，經驗不足，資歷也淺，難以勝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選。最好由葉劍英元帥兼任。」

劉少奇副主席說：「中央、主席已經定了，就這麼辦了，不變了。」

我說：「如果一定要我代總長，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戰的那一攤子交給王尚榮同志，建議提他當副總長。」會上原則同意這個建議，少奇同志說：「命令以後再下。」

會後，我反覆琢磨，還是覺得搞不了，確有難處，也怕給黨造成損失，因此，在12月16日，我向周總理、鄧總書記並報毛主席、劉副主席呈中央、中央軍委寫了一個報告：

聽了周總理12月12日在軍委會上說，要我當代總長職務，心情一直緊張，反覆考慮，我認為不適宜擔任這一重要的工作。我德才資不夠，政治思想水平低，有一點經驗一般也是下層的一些經驗，全軍幹部中比我德才資更好的很多，身體也不好，擔心難以勝任。

21日，我將報告送給軍委葉劍英副主席，並請他指示。葉副主席閱后，在上面寫了如下批語：

成武同志：信我看過了。我考慮：此件以緩發乃至不發為好。因為這不是個人問題。請再加考慮。

葉劍英12月22日          遵照葉帥的批示，報告也就壓下來了。 上海會議結束后，我繼續回杭州療養。

七　講到羅的問題時掉淚了

中央上海會議精神，總參謀部是由李天佑副總長和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回北京后，召集各部局領導同志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進行傳 達的。這個會的結束前夕，我由杭州回到北京，到會即席講了幾句話，當我想到過去和羅瑞卿一塊工作的情景時，曾說羅很有能力，工作了那麼長的時間，是我的老 首長，這次出了這樣的事，就從那麼高的位子上全撤下來，很是可惜！講著講著一時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掉淚了。後來這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條「罪狀」。林彪罵 我是「地地道道的羅瑞卿分子。」在那個年代，同志間情誼友愛儘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謂政治問題就該忘卻，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沒有劃清界限、立場沒有轉過 來、是什麼「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壓得你站不起來。

1966年3月，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有各中央局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繼續揭批羅瑞卿的問題。

會議成立了三人領導小組，由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是彭真和葉劍英。為了開好這次會，軍委決定設會務組，葉劍英兼組長，成員有蕭華和我。

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開幕那天鄧小平主持並講了話，羅瑞卿也天天出席。

會 議的中心是揭發批判羅瑞卿，各人的發言都是有準備的，有的發言是很激烈的。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在發言中都是堅決主張要開除羅瑞卿黨籍 的。吳法憲在會上宣讀了一萬多字的發言稿，他聲嘶力竭地當面誣陷「羅瑞卿有野心，反對林副主席，向黨伸手，陰謀奪取軍權，你跑遍全國看地形，幹什麼？就是 為將來你自己指揮軍隊，你準備……你……」致使羅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發生了3月18日的跳樓事件。

在這之前，羅瑞卿給夫人郝治平寫了一份遺書：「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由於發生了「跳樓事件」，這就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那時人們一般認為這種舉動是自絕於黨和人民的行為，因而激起到會一些人的發言升溫。葉劍英副主席當時為此還填了一闋詞，表示婉惜：

將軍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望，          故人長絕。

八　「跳樓事件」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 央從3月18日後，決定會議背靠背地進行，到會的人都得表態、發言。許多同志發了言，我和王尚榮、雷英夫作了聯合發言，稿子是王尚榮、雷英夫寫的，那時不 表態是不行的。這個發言有過頭話，但還是留有餘地。對會上有人提出要開除羅瑞卿的黨籍，我明確表示不贊成，並說不能這樣提，那是中央決定的事。

到了1968年3月24日所謂「楊余傅事件」時，溫玉成說我包庇羅瑞卿，林彪據此在大會上說我「實際上袒護羅」，「本來就是一個羅瑞卿分子」。

會議結束后，由蕭華去武漢向林彪彙報，而後林彪帶著蕭華去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彙報后，蕭華留在杭州，出席了批彭真的會議。

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組，寫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上報黨中央。

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在這個文件里，中央明確表示：「同意這個報告」，並寫了一大段批語：

中央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

中央認為，這次小組會議開得很好。貫徹執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耐心教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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