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人 各 色

              吳營洲 

小序

 這位長者，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新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後便在一家農場度過了他一生最可寶貴的二十來年……

 

談胡適

 如果胡適留在了大陸，五七年的整知識分子，當會拿胡適開刀的。章伯鈞、羅隆基等不夠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適，其實許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們把握不住胡適，也不清楚為什麼批胡適。到1957年反「右派」時，一切都明白了。

　　其實，而今看來，胡適並沒有被批倒。發起者批胡適的目的並沒有達到。

　　胡適的兒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慘（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殺），太可惜。胡思杜當年太年輕。年輕人難免會幹出一些糊塗事。

 

談李大釗

 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共黨史一直迴避李大釗。這自然是不客觀的，也是不正常的。

　　李大釗與胡適一樣，都在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適傾心歐美，李大釗仿效蘇俄。

　　李大釗認為，只要能拯救中華民族，走什麼樣的路並不重要。但在當時，他認為蘇俄的道路不錯。

 

談蔣經國

 蔣經國目睹並親歷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獨裁統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決定放棄這種統治。

　　改變一種體制，是會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蔣經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過程中，沒有引發大的動亂。這是很不容易的。

 

談魯迅

 魯迅總是縱觀上下幾代人，特別是下一代；而當今的人們，只關注自己和兒子。

　　十九世紀的 俄國知識分子，清楚自己在整個歷史的進步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所謂的意義和價值，他們是一群歷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質由此提高。中國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 幾乎無所為，二十世紀初只有魯迅苦思冥想，尋求拯救中國民眾於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魯迅才是在歷史大進步中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閃電式地 消失了。追隨魯迅的，大多是學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風得其真傳。

 

談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導一個「愛」字。她的愛，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時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這樣。在她的一生中，各個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沒有難為她。在人們的心目中，冰心是個好人，難為了她，便是和一個好人過不去，便是容不得一個好人。似乎是誰都不願擔這個名聲。

 

談蕭紅

 蕭紅的《呼蘭河傳》，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的中國農村，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的中國農民。當時的中國農民麻木、愚昧、貧窮，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的。

　　蕭紅是個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運，代表了整個民族的命運。隨著時光的流逝，蕭紅的形象將會越來越突出，而她身邊的那些男人，將會越來越黯淡。

　　《生死場》是蕭紅的一部長篇小說。其實，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不過是生與死的演練場。

 

談王實味

 王實味終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義色彩。

　　王實味作為個案，並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著眼點也並不是這個人本身。

 

談胡風

 胡風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義色彩。

 

談舒蕪

 舒蕪大節有虧。

　　1955年，舒蕪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緊接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整胡風運動就開始了。致使無數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蕪感到痛心的是，並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麼多人，而是他沒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東西。

　　舒蕪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歲。真不容易啊！

 

談郭沫若

 不想談這個人，只說他幾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詩集——《百花齊放》，一種花一首詩，以配合黨中央提出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有位學生讀罷給他寫信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他讀後，感到「後生可愛」，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老少齊努力，學習毛主席！」

　 　他有一首獻給毛澤東的詩——《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其中寫道：「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還有一首《獻給在座的江青 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 雄形象。」

　　不過，他也夠可憐的，兩個兒子都慘死在「文革」期間。面對兒子的死，竟不能施於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筆，一遍一遍地抄他兒子的日記，其情可哀、可憫！

 

談陳寅恪

一般人遇到問題，尤其是歷史問題，輕易不敢開口。害怕說錯，害怕出醜，害怕徒留笑柄。陳寅恪則不同。陳寅恪隨便怎麼說都不會錯，還總是給人一種舉重若輕的感覺，因為他對歷史很通透。這也是人們欽佩他的原因之一。

 

談張中行

 張中行晚年風行一時。

　　張中行的《負暄瑣話》也風行一時。其後他又有了《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等。張中行自己稱他的《負暄三話》是不三不四。不過，這幾本書依次讀來，是有點「一蟹不如一蟹」。

　　有人稱，張中行的「行文特點」是：有話則短，無話則長。該說的話，戛然而止，不說了。

　　張中行那些「沒用的」話，絮絮叨叨，但讀來並不覺得煩，而那些「有用的」話，到到了嘴邊，偏又不說了，但讀者也已「心知肚明」了。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說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談梁思成

 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聲痛哭。

　　在梁思成的構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個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狀似扁擔，「日月同輝」。但他的構想被否定了。

談老舍

老舍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層，對底層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寫出《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等優秀作品。

　　老舍有點曹雪芹的流風遺韻。

　　新中國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興，也是真心擁護。他開始用自己的筆來謳歌新社會，諸如《龍鬚溝》等。也試著去理解共產黨、歌頌共產黨，寫了一些作品，頗有圖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諸如《西望長安》等。

　 　老舍的思想轉折，是在反右之後。反右期間，老舍在國外，無緣參加，所以也就倖免罹難了。然而，他回國后，發現他的許多朋友、許多好人，全都成了「右 派」，他和冰心一樣，想不通。這事對他觸動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說話了，什麼話也不敢說了。反右之後，老舍的創作漸漸回到了寫自身，開始寫起了自己的過去， 諸如《正紅旗下》等，不再寫「時新」的「應酬」的東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時候，老舍終於受到了直接的衝擊。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牽連，總是抬不起頭來。在當時的那個氛圍下，他的家人對他產生些不滿乃至怨 恨，恐怕也不是誰憑空捏造出來的。為什麼這樣說呢？舍先生的凄然離世，自然是因為他受到了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從批鬥現場直接去的太平 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僅連口熱乎飯都沒有，甚至連口熱水都沒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這個世界委實沒有什麼值得留戀或牽掛的東西 了。這種幻滅感，可能痛徹心肺。於是才走出家門，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邊坐著。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後半夜。如果在此期間，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誰來勸勸他，和他聊幾句，也許他就不會死了。這樣的假設自然欠妥，但無論怎樣說，老舍死得並不決絕。老舍自殺妻子、兒女也有責任。

　　舒乙關於諾 貝爾獎的最新講話在大陸文壇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譏諷他酸葡萄心理，有人為他與當局一唱一和嘆息，也有老一輩作家大談舒乙的歷史，說舒乙講這些話不足為 奇，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在北京文壇經歷過「文革」的老一輩的作家中，人盡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潔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責任。因為在老舍被斗被批，處境最 困難、最險惡、最需要親人諒解扶持以熬過關的時候，他的妻兒也棄他不顧，與他劃清界限。一位老作家還記得看過胡潔清當時揭發老舍的一篇大字報，內容是提老 舍與他過去一位紅顏知己趙清閣的舊事。趙清閣是一位女作家，抗戰時期老舍一度與她在重慶同居，在北平的胡潔清聞訊后跑到重慶找到老舍大鬧。后老舍雖與趙趙 清閣閣中止往來，但胡潔清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但大 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捨身處政治危境的時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這一段感情舊賬。

這位老作家說，當時有些人能活下來，就是全靠親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種情況下眾叛親離，走投無路而被迫自殺是可想而知的。

使 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實還不是「文革」中他們與老舍劃清界限的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們說，「文革」過後舒乙母子寫了許多文章回憶老舍，從未 表示過悔恨，胡潔清回憶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與老舍劃清界限、寫老舍大字報之事，字裡行間還暗示她當時對老舍頗有情義。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 革」后，老舍又紅起來，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應混飯吃。舒乙本是學化學的，現憑著「老舍之子」的頭銜己儼然成為中國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壇中吃老 子飯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細的人，有的直罵「無恥！」

 

談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話，卻經得住反覆咀嚼。

　　1954年對俞平伯的批判，聲勢浩大，當時好多人都不明就裡，也跟著一起痛批，但隨著歷史迷霧的逐漸淡去，人們方有些如夢初醒，原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適才是真。

 

談周揚

 周揚在自己挨了整之後，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懺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諒周揚，就是周揚往死里整人家。

　　周揚是文藝界、理論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揚與胡風的分歧，始自理論上的。周揚認為啟蒙與救亡是對立的，胡風則認為，啟蒙是長期的，救亡是暫時的。（因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揚的懺悔，不僅僅是對個人行為的懺悔，而是對那個時代的懺悔。他意識到了那個時代是錯的。他是在否定那段歷史。這一點難能可貴。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等等問題，也是長期反思的結果。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揚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談夏衍

 夏衍整起人來，跟狼一樣。

　 　反右時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長的身份來到中央美術學院，在全體師生大會上說：「中美院是什麼？就是小台灣。」這樣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懼。「小台灣」 什麼意思啊？「小台灣」的意思就是說中美院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了，是一幫國民黨在統治，中美院已成國民黨的天下了。這是什麼性質啊？是敵我矛盾啊。一時間 人人自危。包括院領導。

　　當時中美院的領導班子，在批胡風、反右時，特別積極，整了許多人，他們沒有想到，螳螂撲蟬黃雀在後，後來被來了個一鍋端，全給燴了。

　　然而，「文革」一來，夏衍也開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說他是「電影藝術反黨黑綱領的炮製者」。其實這就跟他說中美院是「小台灣」一樣，純屬捏造誣陷。夏衍開始被遊街，大會批、小會斗、被侮辱，被毒打，後來又被投進了秦城監獄，長達8年7個月。在獄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卻不給治療，以致造成終生殘疾。

 

談吳晗

 吳晗的最終命運，自然很悲慘，但他得勢時、在位時，整起人來卻是一點都不手軟，非常狠，幾近瘋狂。諸如「反右」期間，吳晗在民盟召開的對章伯鈞和羅隆基的批鬥會上，做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發言，火力十足。

　　其實，吳晗當時的所作所為，不能歸結為「形勢所迫」，而是他一點廉恥都沒有。他不配稱作「知識分子」。

　　吳晗的死，自是悲劇，但也符合因果。

　　吳晗的寫作，「意向」太明顯，明眼人誰都清楚。

　　吳晗的《海瑞罷官》，本來是「遵命」之作，或說是「逢迎」之作，連他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會因此獲罪。

 

談丁玲

 曾經見過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後。當時的感覺，她長得很醜、又老，就像個河北農村的老娘兒們。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憫之處，其實也「活該」。她在台上時，整別人也同樣狠。諸如建國初她就起勁地批判沈從文，比郭沫若批得還厲害呢！憑她和沈從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該啊！！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榮獲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但在當時，比《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更優秀的小說很多，但沒人向「斯大林」推薦啊。

 

　　

談鄧力群

 鄧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喚作「左王」。

　　其實，鄧力群在他的晚年，應該客觀、公正地看待一些問題了，但他不。一些被歷史證明明明是錯了的東西，他還堅持，這就有點像偽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經歷，形成了他寧「左」勿右的性格。

　　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

 

談曹禺

 多次見過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覺不大像個作家，更像個商人。

　　曹禺的戲劇，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積而薄發的東西，其餘的就乏善可陳了。而《雷雨》，似有剽竊之嫌。它脫胎於戲劇大師易卜生的名劇《群鬼》。

　　曹禺寫《雷雨》時，只有22歲，其天賦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 一樣，建國后，也十分地緊跟政治，積極地投身建設，體驗生活，其結果則是，「收穫甚多，頭緒全無。」（曹禺語）周恩來讓他寫「民族大團結」，他便寫了《王 昭君》，但《王昭君》實屬下品；周恩來讓他寫「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後來痛苦萬分，無從下筆，最終竟交了白卷！

 

談巴金

 對巴金的總體感覺是：一個本不該懺悔的人，卻在一個勁兒地懺悔；而最該懺悔的那些人，則總是裝聾作啞。

　　這，或可稱作是「巴金現象」。

　　巴金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思來想去，委實找不出哪個「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種類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妨礙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從有了政府後，我們的自由全然失去，一舉一動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國哲學家戈德爾曾寫過另外一句話：「無論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惡，越少越好。」平心而論，這些話雖多少有些道理，卻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為寫了《隨想錄》，而使他的整個人生升華了。

 

談韋君宜

 韋君宜的《思痛錄》，很有價值。比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深刻。

 

談孫犁

　　孫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懷人之作，融進了他自己對塵世對人生的諸多感慨。

 

　　

談流沙河

 流沙河不錯。人、文都不錯。

　　他的「右派」被改正後，所反思的，不是個人的苦難，而是民族的興亡。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從那些碎的撿不起來的小事寫起，讀的時候，也覺得那事兒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讀著讀著，便恍然意識到，他寫得其實並不是小事。

　　這一點和沙葉新恰恰相反。沙葉新往往著眼於大事。但這兩個人，殊途同歸。

 

談張賢亮

 經歷了「反右」，張賢亮被扭曲了。他認為誰都欠他的，他需要社會或他人為他補償。

　　若「反右」再晚幾年平反，可能就「沒有」張賢亮了。

　　在張賢亮的作品中，虛構了一個世界，但那個世界，非常骯髒。張賢亮無論是為人還是經商，所缺乏的，都是誠信。

　　張賢亮與「中國第一美婦」宮雪花的交往，則是真實的他。

　　

談曲波

　　曲波從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寫了能寫的，隱去了許多不能寫的，這和《紅岩》類似。《紅岩》里，只有甫志高一個叛徒，且地位極低，無足輕重，其實這與史實是不符 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市委副書記冉益智。《紅岩》的作者卻不敢實話實說。《紅岩》的作者將烈士們生前強烈的要求、真誠的希望寫成八 條意見，交給了黨組織，但也一直不願公諸於世。

　　曲波曾帶一文工團去深山老林慰問軍墾戰士，去后，那些女團員就被搶了。

　　曲波個頭不高，身體瘦削，腿有殘疾（是戰爭時負傷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見到曲波的人都很納悶：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談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實是場悲劇。

　　浩然晚年對此也有所悟，但他不願承認也不敢承認。承認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認，同樣痛苦。

　　浩然晚年 稱：「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相反，我為之驕傲。」其實這樣的話，聽來令人不由地想起某個死刑犯臨刑時說的一 句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是真瀟灑還是故作瀟灑？是真愚昧，還是真漢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難以置喙。

　　一個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該得到的東西，或者說他突然得到的東西超出了他的預期，難免會發昏。

　　浩然在北京作協時，對一些老作家極不尊重，譬如對老舍就極不尊重。

　　

談王蒙

 就個人而言，不喜歡王蒙。

　　王蒙談《紅樓夢》的文字，沒有紮實的考證，學術價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學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從維熙，不如鄧友梅，甚至還不如張賢亮。

　　王蒙的經歷，成就了他的文學。他的小說政治氣味很濃。

　　讀王蒙的文字，確實能感覺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談黃永玉

 黃永玉聰明，但多是小聰明，他筆下的許多文字、故事，多是從古代筆記小說里脫胎出來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處來。

　　沈從文落難時，黃永玉並沒有看望過沈先生，也不對誰說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從文的聲名得到普遍認可后，他便一有機會，便稱沈先生是他的表叔，彷彿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親人。

 

談黃苗子

 黃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於他的「人品」，如當「卧底」的「告密」之類，不便多說什麼。在當時那種大的形勢下，他可能也有著他的無奈，具體情況不清楚，很難置喙。

 

談徐悲鴻

 中央美術學院是徐悲鴻親手建起來的。

　　新中國成立后，中美院的許多領導，都是從延安來的。

　　延安來的人，對所謂淪陷區的舊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對徐悲鴻也如此。

 

談江豐

 建國初期，江豐主持中央美術學院的工作，任院長。

　 　江豐為人很好，很和藹，但很左，不過，不如周揚，周揚更左。可這兩個老「左」，偏又合不來。一次，周恩來把江豐叫到了中南海，臨進門時，江豐脫掉大衣， 用胳膊挎著。周恩來見江豐進來，站起身對江豐說：「坐吧坐吧，這次請你來，是想解決你和周揚的問題。」江豐一聽，立時就火了，他對周恩來說：「我有嘛問 題！」說罷，掉頭便往外走，周恩來很尷尬，也很生氣，周恩來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周恩來不能不彙報。毛澤東十分看重江豐，曾對江豐說：「我就把新中國 的琴棋書畫交給你了。」聽了周恩來的彙報，毛澤東也很生氣，他對周恩來說：「你去問問他，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其實毛澤東能不知道江豐是共產黨嗎？

　　後來，即1957年，江豐等一批從解放區來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談張光年

　　張光年（筆名「光未然」）等人，是從解放區（延安）出來的，終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幾個中國作家隨張光年先生出訪日本。當遊覽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溫泉時，面對冒著熱氣、翻著浪花的溫泉，張光年突然對從維熙耳語說：「維熙，這就是你，還有王蒙、劉紹棠……終於從地層下邊，涌動到地面上來了。」

　　從維熙回憶說：「難以想象，張光年會在這兒突發這種奇想，把我們五七年蒙難的一代作家，比作為奔涌而出的地泉。」

　　接下來的話就更牽動從維熙的中樞神經了，張光年說：「當年，我雖然沒有直接處理過你們的划右問題，但作為一個負責文學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責任——因而在歡迎你們歸來的同時，我常常有一種內疚和負罪之感。」

　　其實，張光年反右時是沒有「直接處理」過從維熙，可他處理別的「右派」，非常狠。

 

談吳冠中

 吳冠中總是說：「筆墨等於零。」可是，如果沒有筆墨，吳冠中的所有畫作，不都等於零了。吳冠中的筆墨，其實很到位，也十分講究。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吳冠中的畫，都是些小品，將他奉為大師，難以服眾。從美術史的角度看，也很難說他有什麼值得記住的作品。吳冠中原是搞油畫的，沒搞出名堂，就改畫國畫了。

　　吳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寫得確實不錯。

 

談華君武

 華君武太滑。

 

談顧准

 顧准非常了不起。他把人們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徹底地顛覆了，或者說，從根本上給扭過來了。

　　可惜他活的時間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響可能會更大。這一點，顧准本人更清楚，他在臨終時說：感覺眼前，全是金燦燦的麥子，等著收割呢，只是沒機會了。

　　顧准死時很凄苦：妻子已先他離世（自殺）了，孩子們又不認他，想見一面的願望都得不到滿足。

 

談資中筠

 資中筠是從根本上關心我們這個民族或國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