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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

作者：dld 於 2012-12-7 13:2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已有3評論

【彭德懷】

【毛澤東與彭德懷在延安】

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後來卻成了被革命政權專政的對象。

廬山會議后飽受痛苦的元帥。

【醫生回憶：彭德懷臨終前高喊「不用毛澤東的葯」】

來源:羊城晚報發表時間：2011-03-22 http://msn.news.ifeng.com/history/midang/detail_2011_03/22/5291561_0.shtml

作者：楊漢勤，原題：《彭德懷最後的日子》本文摘自《羊城晚報》2011年3月12日B05版

【核心提示】：彭德懷因癌症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葯！」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楊漢勤】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癌症已轉移，他周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已完全不能說話，布滿著血絲的眼睛，卻從早到晚一直睜著，渾濁的眸子里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幹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

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

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裡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葯就用什麼葯，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里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彭德懷被批鬥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后，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

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儘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獃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吒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里，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

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裡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主席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著眼淚，念叨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後的日子裡，這些話他反反覆復地說，醫護人員雖然不便與他交談，但這些話大部分都記錄在病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