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聲音――「紅色智囊」簡述

（楊老師時事筆記）

中國好聲音――中國「紅色智囊」簡述（1）

中國三十多年來天翻地覆的變化，讓世界看得瞠目結舌，尤其是讓西方發達國家百思不得其解：一個政治上不屬於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經濟上不屬於資本主義（capitalism ），有13億人口的大國，卻在經濟，軍事，外交上飛速崛起，成為國際社會不得不另眼相待，讓西方列強不得不小心對付的對手。「中國故事」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中國模式」是否已經形成其獨特的政治理論基礎，成為有別於世界近代史上「民主VS專制」的非黑即白二元論定式的第三種社會發展形態？這是讓國際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既困惑又著迷，也是中國政界學界急需完善的新課題。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一批「紅色喇叭」與「紅色智囊」應運而生。

我稱為「紅色喇叭」的，是指那幾位出鏡率很高，辯護士味道很濃的網紅，如胡錫進，金燦榮，司馬南等。

而「紅色智囊」，則是指一批具有東西方文化背景，有紮實的政治理論知識和有能力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為「中國模式」搭建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的中國學者。

張維維，李世默和高志凱，（我認為）是這批「紅色智囊」中的佼佼者。有別於那幾位「紅色喇叭」，「紅色智囊」以他們流利的英語，雄辯的口才和淵博的知識為「中國故事」背書。與那幾匹咄咄逼人的「外交戰狼」不同，「紅色智囊」以其謙謙君子的學者風度和學養，在國際社會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樹立了一種"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紅色智囊」具有相似的成長教育與職業背景，張維維與高志凱的背景極為相似，都是名校外語系高材生，考入聯合國譯員訓練班成為同聲翻譯；在被派駐聯合國前，都在外交部翻譯室呆過一段時間；都曾經是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翻譯。高志凱完成了聯合國同聲翻譯任期后，由基辛格親筆推薦進入耶魯大學完成法學博士學位，任職於美國和香港及中國多家大機構，如電訊盈科、恆基兆業、香港證監會、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中海油等，現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副主任。

李世默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斯坦福商學院MBA學位，及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及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博士學位。

他現在是一名風投資本家，還是觀察網創辦人。

他們都有在西方社會長期學習/工作/生活的經歷，既有流利地道的英語表述能力，又熟悉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與人文地理，還博覽西方著名政治家和公共知識份子的論著，並經常應邀出席世界各知名智庫/學術機構/媒體主辦的論壇，接受採訪和發表演講。他們都具備「舌戰群儒」的雄辯口才和臨場風度，在國際社會上展現了新一代中國政治理論家的學養，口才，風度與學養。李世默在TED TALK 的一場演講一鳴驚人，演講完畢全場起立鼓掌：張維維屢次在國際學術論壇上「舌戰群儒」，其謙謙君子不卑不亢的風度也可圈可點。最近，張維維還應邀為政治局委員們講課。普遍推測張維維有望成為王滬寧的接班人。

「紅色智囊」為「中國模式」奠定了幾大理論基調：

1. 政治基調

中國的「一黨制」向來是西方民主社會詬病中國的一塊軟肋。有鑒於此，「紅色智囊」為「一黨制」找到了這樣的歷史與文化依據：中國經歷了春秋戰國后自秦以降至今幾千年，都是以一個統治階級一統天下，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在延續中國這個歷史文化傳統。中國的另一塊軟肋，就是它的領導人不是通過選舉產生的。同樣，「紅色智囊三劍客」也為此找到了歷史依據：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製度。換言之，中國模式是「select and elect」。比如：想進入政治局常委，必須至少有過在兩個省擔任過省領導的經驗，也就是說曾經有領導過數億人口的經驗在先。而西方選舉制度推出的領導人，如小布希，奧巴馬，特朗普，連一天基層幹部的經驗都沒有。由選舉制度延伸出來的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紅色智囊」的理論是：評判一個執政黨的合法性，就是看它執政的政績與民意的滿意度。他們引用了西方一些權威民調機構的數據，用無可辯駁的數據證明了中國三十年來在脫貧，中產階級增長率以及人民滿意度方面都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2. 經濟基調

有些西方政治學家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稱為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對此，「紅色智囊」予以雄辯的反駁。李世默給「資本主義」國家的定義是：資本綁架政治。統治階級聽命於資本財團。他舉例說，美國前100名首富可以影響白宮的決策：與此相反，中國前100名首富對中南海的決策不能起一絲一毫的影響。換言之，中國不是一個資本說了算的國家。

「紅色智囊」緊緊抓住幾個關鍵的經濟指標大做文章，如GDP ，脫貧絕對人數，中產階級絕對人數，人均購買力平價，因為這幾個硬指標都可以媲美任何一個西方發達國家，是「中國故事」中的最亮點。

「紅色智囊」在為「中國模式」背書時採用了縱向比較，橫向比較以及縱橫向交叉比較等科學方法：

縱向比較：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的人均壽命率，家庭存款，中產階級人數的比較。這是變化最大最明顯的數據，因而也是最無可辯駁的。從冷戰後到現在，全球民主政體數目的增加以及他們政績的惡化，證明西方輸出民主的失敗。

橫向比較：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接近而政體不同的國家作比較，各種硬指標一目了然，優劣不言自明。

縱橫向交叉比較：自60年代至今，中美兩國在中產階級增長率，絕對貧困百分比，人均購買力平價，住房擁有率，基礎設施方面的比較，讓美國相形見絀。

另一方面，「紅色智囊」還不得不很小心翼翼地避開中國政治那些雷區和死穴，顧左右而言他。有時候，他們雄辯的自圓其說甚至已經臻於狡辯的化境。

畢竟，他們的使命不是為當局提供未來的國策，而是為當局的現有國策提供理論依據。

畢竟，曾經當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翻譯（interpreter）的「紅色智囊」，現在和今後也只能繼續「翻譯」（interpreting）, 充其量也就是「譯註」（paraphra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