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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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自由之惡

作者：楊立勇於 2020-11-21 07:2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1評論

(楊老師讀書筆記：約翰斯圖爾特密爾《論自由》)

論自由之惡

西方民主體制的設計者們，最關心的是如何防止社會公權力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過度壓迫而形成獨裁暴政，因而在設計政府架構和設定個人自由上不厭其煩地作了細緻的論述。密爾的《論自由》就是其中的一部奠基之作。

讀密爾成書於1859年的《論自由》，聯想到的卻是2020年民主世界的現實，如美國的「BLM」運動和總統大選。對比一下密爾的先知預言式論述與現實，就會猛然驚覺：自由之惡，竟然可以甚於專制。

密爾書中所說的「自由」分兩方面: 政府的自由和個人的自由。

政府的自由，實質就是權威的許可權；個人的自由，實質就是不受權威管制的權利。

歷史進步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政府的自由越來越少，個人的自由越來越多。

這既是人類的福祉，也可能是人類的禍根。正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曾經是民主社會的幾大標杆---言論自由，集社自由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卻由於自由濫觴的結果，而正在蛻化成另一種暴政獨裁：輿論和大數據獨裁，暴民情緒獨裁和金融資本獨裁。換句話說，自由的濫觴會釀成我所說的「自由之惡」。

自由濫觴，主要表現在無原則無限制地鼓吹」多元化」。美國引以為榮的「大熔爐」和加拿大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激進自由主義者最擅長用「政治正確」給多元化戴上「不同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桂冠。其實，頭腦稍為清醒冷靜的有識之士都很清楚地看出，無原則無限制的多元化會削弱一個國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各種利益集團你爭我奪各自為政，造成國家一盤散沙的局面。

密爾語錄：「人民的意志實際上只是大多數人的意志，或者是人民中最活躍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而所謂大多數又或者只是使他們自己成功地被接受為大多數的那些人而已；結果就是，人民也會要求壓迫總體中的一部分人。」

「人們最初認為並且庸俗地認為，多數者暴政之所以像其他暴政一樣可怕，主要是因為它是通過公共權力的措施來施行的。但是深思之士已經察覺到，當社會本身就是暴君時，即當社會集體地凌駕於組成它的個別個體之上時，暴政的實施就並不限於藉助政治機構之手而行的各種措施。社會能夠並且確實在執行自己的命令，而如果它執行了錯誤而非正確的命令，或者對它根本不應干涉的事發號施令，那麼它便是實行了一種比其他各種政治壓迫更為可怕的社會暴政，它雖然不常以嚴厲的懲罰為支撐，但卻由於更深入地滲透到了人們生活的細節之中，甚至束縛了人們的心靈本身，從而使人們更加無法逃脫。因從，僅僅防範各級官府的暴政是不夠的，還需防範優勢意見和大眾情感的暴政，防範社會即便不用民事懲罰，也能有法將自己的觀念和做法作為行為準則強加於異見者的趨勢，防範社會束縛與自己不相一致的個性的發展，甚至有可能遏止其形成，從而使所有人都必須按照社會自身的模式來塑造自己的那種傾向。集體意見對於個人獨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個限度的。發現這一限度並維護其不受侵蝕，對於使人類事務進至良善之境來說，正像防範政治上的專制一樣，是不可或缺的。」

自由濫觴的另一個主要特徵是，無原則無限制地鼓吹「民主」。曾經被奉為民主圭臬的「一人一票」，漸漸蛻化成密爾在書中所稱的「多數者暴政」。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已經是「微弱多數的暴政」，即50.01%的選票就可以剝奪另外49.99%的人的意志。

密爾語錄：「要想給每人本性任何公平的發展機會，最主要的事是允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

「在與整個人類相比之下，只有少數的人其生活試驗如經他人採納，可能會在行之有素的做法上算是一點什麼改進。但是這些少數人好比是地上的鹽，沒有他們，人類生活就會變成一池死水。這不僅要靠他們來倡導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們。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數，但是為了要有他們，卻必須保持能讓它們生長的土壤。」

自由濫觴的第三個特徵是，無原則無限制地鼓吹「平等」。曾經被譽為法治社會基石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漸漸蛻化成打土豪分田地的「均貧富」，追求的不是天賦人權的平等，道德標準的平等，禮儀學養的平等，而是分享權力和社會資源的平等。

激進自由主義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不承認「人性惡」，不接受「差異性」，不服從「社會秩序」。結果就是助長滋生無政府主義的「烏合之眾」，在「自由」，「平等」的幌子下恣意放縱自己的慾望，只要權利不要義務，只想索取不想給予。結果是，日益膨脹的個人自由排擠驅趕政府權威的自由。自由的沃土上，盛開的是一片片放縱慾望掠奪資源的惡之花。

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苦口婆心誨人不倦，目的就是要在政府的自由與個人的自由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劃出明確的界限。如果他能預見到當今西方社會的政府權威已經被個人自由衝擊得潰不成軍的狼狽局面，密爾寫的可就不是《論自由》，而應該是《論自由之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