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意義——從莫言的《蛙》想到的

               小說、戲劇、詩歌常被人們認為是陽春白雪，不著邊際，甚至無病呻吟。其實不是那麼簡單。好的文學作品往往蘊含者深刻的道理，和哲學相通。莫言的《蛙》讀完了。在幾翻細細咀嚼體味之後，停留在內心的是揮之不去的對文學的思考。究竟什麼樣的文學作品是人類的精神營養？

            《蛙》這本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豐滿、真實，在他們身上，我們能看到人性的善惡美醜，同時我們也認識到社會、文化、和政治體制對人的塑造。做婦產科醫生的姑姑是小說中的主人公，她在五十年代中國的生育高峰時期，用她的雙手為山東高密縣東北鄉的千家萬戶迎來了新的生命，被人們無限愛戴地稱為「送子娘娘」。但在國家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年代，她又成為一名嚴格的政策貫徹者和實施者，為男人節扎，為孕婦做人工流產，對於無視政策和法律的人們，她圍追堵截，甚至採取極端手段強行逼迫孕婦引產，成了人見人恨、人見人躲的瘟神。姑姑一方面熱愛小生命，另一方面又把他們扼殺在母腹中，她的職業在中國計劃生育的特定歷史時期對她的道德歸屬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以致於最後神志失常，一邊在家裡供奉許許多多的泥娃娃以贖罪，一邊又幻想自己殺死的嬰兒都重新投胎到更好的家庭，試圖尋求心靈的慰籍。

            這樣的人物很難讓人用一種是非標準去衡量她的對和錯。姑姑是一個有血有肉、愛憎發明、精力充沛、熱愛自己事業的醫生形象。她的所作所為是她生活的那個年代早就的。但有意思的是，《蛙》並不意於批判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莫言在第三部序言中說：中國在二十年內用極端的方式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長，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為全人類做出貢獻」。這或許就是小說耐人尋味的地方。人的命運在歷史的舞台上變化無常，究竟誰對誰錯，誰是誰非，又如何用唯一的標準去衡量呢。

            但小說又不僅僅停留在這樣一個無著無落的局面，小說的敘事者蝌蚪又清晰地表達了莫言對文學意義的理解。蝌蚪是高密的劇作家，小說以他和曾經到訪高密的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先生的書信形式展開。在第二部的序言里，杉谷在回信中說到自己的父親曾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罪行，蝌蚪對先生敢於正視歷史，敢於承擔的精神非常感動，不禁發出感慨：「當今這個世界最欠缺的就是這種精神，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歷史、反省自我，人類就可以避免許許多多的愚蠢行為。」這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發出另人深思的吶喊。正義是無國界的。文學讓我們批判地思考愛國主義和其它許多習以為常的東西，引領我們突破習慣的桎梏，在自由的境界中翱翔。

            蝌蚪還從作家的角度說明了文學的救贖意義。第四部序言中，蝌蚪寫到：「既然寫作能贖罪，那我就不斷地寫下去。既然真誠的寫作才能贖罪，那我在寫作時一定保持真誠。」文學對於這個劇作家來說，是一種以心傾訴的方式，只有真誠地面對寫作，面對讀者，才回獲得心靈的寧靜。因此，他認為，寫作不僅僅是歌功頌德，「寫作時要觸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寫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記憶⋯⋯ 還應該寫人生中最尷尬的，寫人生中最狼狽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鏡下。」這就如同杉谷先生在蝌蚪面前勇敢地承擔父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一樣，作為作家的蝌蚪認識到，反省自己的弱點和不光彩的一面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從另一個角度說，文學應該讓人懂得放下自我，懂得自我反省，這是真誠地對待自我，只有真誠地對待自我才能真誠地面對他人，面對世界，才能最終為自己的心靈找到一個寧靜的居所。

           二十多年前，蝌蚪是為自己寫作，但他現在意識到，這還不夠：「我想，我還應該為那些被我傷害過的人寫作，並且，也為那些傷害過我的人寫作。我感激他們，因為我每受一次傷害，就會想到那些被我傷害過的人。」如果為被他傷害過的人寫作反映他贖罪的心理，那麼為傷害過他的人寫作，便是一種徹底的寬容，是對敵對的化解，我一種崇高的無我的、包容的境界。真正的好的文學或許應該讓讀者領悟這種境界。

           第四部的第十章似乎是一個很好例子。蝌蚪同情陳鼻在街頭乞討，在他只有些許零散錢的討飯碗里放了一百元錢，同時感到自己在施捨時的虛偽和虛榮。當看到一個小孩偷了那一百元鈔票時，他奮力追趕，結果被小孩用竹籤刺傷，然後又被街人誤解、責罵和唾棄。 在這一弱勢的狀態中，蝌蚪的靈魂似乎得到了救贖。 他在被別人施暴和圍追堵截時，想到自己兒時對小蟲子的虐待，開始為自己曾有的殘忍心態和行為懺悔。原本他想花重金收買陳鼻，讓他女兒陳眉引產她通過人工受精懷上的他的孩子，通過這次經歷，他放棄了這一自私的想法。從自我到對自我的一定程度上的放棄，蝌蚪這個人物在這一章的結束時得到了升華。

           讀到小說的最後一部時，蝌蚪讓自己孩子存活的決定又生出了新的意義。這一部是以劇本的形式出現，劇中的人物也用現實中人物的名字。在劇中，陳眉是受害者的形象，她受人欺騙，生出的孩子被人抱走，為了找孩子，她已經神智不清。全劇結束時，蝌蚪和眾人一樣，參與搶走陳眉孩子（雖然也是他的孩子），成為陳眉悲劇的製造者之一。

           蝌蚪的角色在不同的藝術空間中轉換，讓他成為一個非常立體的人物形象，他既是一個對文學創作有深刻見地的作家，又是一個被人打罵、嘲笑的街頭無名者；他既懂得真誠、無我的生命意義，又似乎脫離不了對他人的傷害。莫言似乎在展示人和他生存環境的複雜性。一種判斷，一種結論在特定的環境下是正確的，但在另一個環境中卻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不知這是不是對莊子道家思想的一種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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