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已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威脅。1905年8月,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成立。在同盟會的領導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發動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武裝起義,1911年4月爆發的黃花崗起義就是其中的一次。
1910年11月,孫中山在馬來亞檳榔嶼召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同盟會的重要骨幹黃興、趙聲、胡漢民等人。會議決定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廣州起義。他們計劃以廣州新軍為主幹,另選革命黨人500(后增至800)組成「選鋒」(敢死隊),首先佔領廣州,然後由黃興率領一軍入湖南,趙聲率領一軍出江西,譚人鳳、焦達峰在長江流域舉兵響應,然後會師南京,舉行北伐,直搗北京。
同盟會接受歷次起義失敗的教訓,在起義發動前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準備,籌款購械、組織聯絡都有專人負責。1911年1月,同盟會在香港成立統籌部,以黃興、趙聲為正副部長,下設調度處、儲備課、交通課、秘書課、編輯課、出納課、總務課、調查課,並陸續在廣州設立秘密據點。
4月8日,統籌部決定發難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進攻,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選鋒」之外,加設放火委員,預備臨時放火,擾亂清軍軍心。
就在統籌部開會這一天,同盟會員溫生才刺殺署理廣州將軍孚琦。廣州戒嚴。加上美洲的款項和由日本購買的軍械也未到,因此,發難日期不得不推遲。
4月23日,黃興由香港潛入廣州,在兩廣總督衙門附近的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指揮部。當時,廣州革命黨人已決定於26日舉義。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槍械稍遲方能運到,而準備響應起義的新軍第二標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將退伍的消息,這就使起義陷於既不能速發,又不能拖延的困難境地。
黃興等人臨時決定起義延緩一日,定在4月27日,將原定十路進軍計劃改為四路:黃興率一路攻總督衙門;姚雨平率軍攻小北門,占飛來廟,迎接新軍和防營入城;陳炯明帶隊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生帶隊守南大門。但胡毅生、陳炯明等認為清軍已有防犯,提議改期。姚雨平反對改期,但要求發槍500枝以上。黃興在喻培倫、林文(時爽)等人激勵下,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按期發難。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30分,黃興帶領「選鋒」120餘人,臂纏白巾,手執槍械炸彈,吹響海螺,直撲督署。督署衛兵進行頑抗,革命軍槍彈齊發,擊斃衛隊管帶,沖入督署。兩廣總督張鳴岐逃往水師提督衙門。黃興等找不到張鳴歧,便放火焚燒督署衙門,然後衝殺出來,正碰上水師提督李準的親兵大隊。林文聽說李部內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用打!不用打!」話未講完,被敵人一槍擊中,當場犧牲。劉元棟、林尹發等5人也相繼中彈。黃興被打斷右手中食二指第一節,便以斷指繼續射擊。隨後,黃興將所部分為三路:川、閩及南洋黨人往攻督練公所;徐維揚率花縣黨人40人攻小北門;黃興自率方聲洞、朱執信等出南大門,接應防營。
攻督練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繞路攻龍王廟。喻培倫胸前掛著滿滿一筐炸彈,左手執號筒,右手拿手槍,奮勇當先,投擲炸彈。戰至半夜,終因眾寡不敵,全身多處受傷,率眾退至高陽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壘,向敵射擊。后因敵放火,他們才被迫突圍,喻培倫被俘遇害。往小北門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軍。經過一夜作戰,打死打傷敵人多名。最後,張鳴岐放火燒街,徐維揚率部突圍,被敵逮捕
黃興所率一部行至雙門底后,與溫帶雄所率計劃進攻水師行合的巡防營相遇。溫部為入城方便,沒有纏帶白巾,方聲洞見無記號,便開槍射擊,溫帶雄應聲倒下。對方立即發槍還擊,方聲洞犧牲。戰至最後,只剩黃興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裝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起義前夕,曾通知惠州等地會黨於4月28日響應。屆時,順德會黨數百人豎旗響應,奪占樂同團練分局。4月30日,在李准進逼下,會黨解散。
這次起義,除黃興一部及順德會黨按期發難外,其餘各路均未行動。 起義成為黃興一路的孤軍作戰。
新軍子彈被收,沒有作戰能力;胡毅生、陳炯明事先逃出了廣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難,未能及時領到槍械,起義爆發后藏匿不出。
黃花崗起義失敗后,革命烈士被清廷下令曝屍。
廣州革命志士潘達微冒死發動廣仁善堂收集烈士遺骸72具,並以房契作抵押,購得東郊紅花崗,改原地名為黃花崗,是以秋日黃花喻烈士不屈的品格,最初該處只是黃土一抔的墓地,甚為荒涼。此後,黃花崗之名沿用至今。史稱「黃花崗72烈士」。

黃花崗起義起著基礎性作用是華僑。對於整個辛亥革命來說,孫中山評價說:「華僑是革命之母」。為了革命的勝利,他們協助孫中山籌建革命團體,宣傳革命主張,募集革命經費。這一次華僑捐了九萬七千多元,佔了總義捐總數十五萬七千元的絕大部分。而對於黃花崗起義來說,他們的付出更甚:華僑烈士中的工人11人和小資產階級16人不僅捐錢,而且還投身武裝起義,直至為國捐軀,在所不惜。他們的行為使更多的華僑覺醒,也使一些華僑大資本家感到震撼。
青年知識分子在黃花崗起義中是重要力量,留日學生佔了絕大多數。日本這個通過明治維新而迅速崛起的東方強國,毋庸置疑地成為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嚮往地。林文,方聲洞,林覺民,林尹民,陳可均等人,他們都曾到日本留學。東京成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則為他們提供實現理想抱負的政治舞台。黃花崗起義紀念日被民國政府定為青年節。
孫中山對此役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遇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隊伍役並壽。」